《人性论》是大卫·休谟的一部哲学著作,于1739至1740年间分三卷匿名出版。其副标题为《在道德问题上引入实验推理方法的尝试》,旨在通过系统研究人性,解释人的思维、情感、行动和道德判断。全书三卷——“论知性”“论情感”和“论道德”——就经验、因果关系、人格同一性、动机和正义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论述。尽管问世之初未获成功,这部著作后来成为经验主义的核心经典,并对认识论、心灵哲学和伦理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写作、出版与结构
休谟在18世纪30年代旅居法国期间写成了《人性论》的大部分内容,其中有一段时间居住在拉弗莱什。前两卷于1739年在伦敦出版,第三卷于1740年问世,同时附有一篇附录,对前文的部分论述作了修正和重新思考。1740年匿名出版的《〈人性论〉摘要》通常被认为出自休谟之手,其中介绍了本书的一些核心论证,尤其是关于因果推断的论述。
本书产生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背景之中,但其直接目标并不限于任何一国的哲学传统。休谟希望使人性研究成为其他科学的基础:一切探究都有赖于人的理解能力,而其中许多探究更是直接关涉人的行为。
全书三卷按以下方式展开这一计划:
- 第一卷“论知性”:讨论知觉、观念、空间与时间、推理、因果信念、怀疑主义和人格同一性。
- 第二卷“论情感”:讨论骄傲与谦卑、爱与恨、欲望、意志,以及理性与动机的关系。
- 第三卷“论道德”:讨论道德判断、正义、承诺、政府,以及自然德性与人为德性的区别。
三卷的论证相互衔接。对认知的论述确立了解释情感所用的心理学框架,而对情感的分析又为道德和社会制度的论述提供了支撑。
人性科学
休谟的“实验方法”诉诸经验和观察,而不是对心灵终极本质的思辨性解释。在这里,“道德问题”广泛指涉人类事务,并非仅指是非善恶问题。
与操控物体的研究者不同,人性的研究者并不总能在不改变所研究行为的情况下安排受控试验。因此,休谟强调对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和历史经验的细致观察。他的方法将内省分析与对人类行为的概括结合起来。
这一研究计划延续了约翰·洛克和乔治·贝克莱所探讨的一些主题,同时否定了此前形而上学中的若干重要内容。它试图找出心灵实际运作所依据的原则,却不声称能够认识这些原则的终极原因。
知觉、印象与观念
休谟把心灵中的内容称为知觉,并将其分为印象和观念。印象包括直接体验到的感觉、情绪和情感。观念则是思考和回忆中这些知觉相对微弱的映像。
这一区分主要关乎强度和生动性,而不是将身体内容与心理内容分开:一种情绪可以是印象,而回忆中的感觉则是观念。印象和观念都可以是简单的,也可以是复杂的。
休谟的摹本原则认为,简单观念在最初出现时,都源于与之对应的简单印象。想象力可以将熟悉的材料组合成陌生的构造,但通常不能创造构成这些材料的基本经验成分。例如,金山的观念便是把经验已经提供的材料组合起来。
不过,休谟也承认一个棘手的例子:熟悉一系列深浅不同的蓝色的人,或许能够想象出其中缺失的一种中间色调,即使此前从未见过它。他将其视为例外,而没有因此放弃一般原则。
观念之间还通过反复起作用的联想原则相互联系:
- 相似;
- 空间或时间上的接近;
- 因果。
这些原则解释了思想如何从一种知觉转向另一种知觉,而不必每一步都由明确的推理支配。
因果关系与归纳
《人性论》对因果推理的论述,是本书最具影响力的贡献之一。休谟追问:人凭借什么,从一个已经观察到的事件,转而对当下未观察到的事物形成预期?
经验揭示的是先后次序和规律性:某一类事件反复跟随另一类事件发生。它并未进一步揭示某种可观察到的力量,使结果必然发生。同样,孤立地考察一个原因,也不能由此推导出它的结果。
然而,反复的经验确实会产生预期。当一个事件发生时,心灵便会自然地转向通常伴随它出现的事物的观念。休谟用习俗或习惯来解释这一转变,而不是证明自然必定始终保持齐一。
这一论证构成了后来所谓归纳问题的基础。从过去的规律推断未来的情形,无法通过演绎证明来确立,因为设想自然进程发生变化并不包含矛盾。经验也无法为这一推断提供辩护,除非它同样借助从过去情形推及未观察情形的推断。
休谟的结论并不是说,因果推理可以被轻易抛弃。它对于日常生活和研究不可或缺。问题在于其基础:预期来自人类心理的稳定特征,而非对自然齐一性的理性证明。
他对必然联系的解释同样转向了心灵。反复的结合会使人体验到一种心理上的趋向,即从原因的思想转向结果的思想。正是这种内在印象提供了必然性的观念。
对这一论述的解释至今仍有争议。一些解读强调有规律的相继发生和心理预期;另一些解读则区分了两个问题:休谟如何解释因果力量观念的起源,以及是否存在独立于人类理解能力之外的未知力量。
信念、怀疑主义与外部世界
对休谟而言,信念并不只是附加在一个命题上的另一种观念。它是一种构想观念的特殊方式,与单纯的想象相比,具有更大的强度、生动性或稳定性。记忆和因果推断有助于解释观念如何获得这种特征。
《人性论》还考察了这样一种信念:物体持续存在,并且独立于知觉。休谟认为,人们日常对这类对象的确信,不能直接由理性确立。知觉的恒常性和连贯性等特征,促使想象力赋予对象以持续的存在。
他的哲学怀疑主义还延伸到推理本身。试图评估判断的可靠性,似乎需要进一步作出判断,而这些判断的可靠性又可以受到质疑。然而,持续的怀疑性反思并不能永久支配日常生活:交谈、活动和自然倾向,会恢复那些被论证动摇的信念。
第一卷的结尾生动呈现了这一张力。休谟既没有为日常信念提供完整的理性辩护,也没有把全面悬置信念视为一种切实可行的状态。本书在进行怀疑性批判的同时,也解释了人为何仍会继续相信和行动。
人格同一性与附录
休谟质疑这样一种主张:内省能够揭示一个简单而持存的自我。向内审视所发现的是具体的知觉——感觉、感受和思想——却找不到一个可以单独辨认、作为这些知觉之基础的自我。
因此,他将心灵描述为一束或一组不同的知觉。归属于一个人的同一性,与知觉之间的关系有关,也与想象力的一种倾向有关:把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事物视作一个持续存在的事物。记忆揭示了这一连续序列内部的联系,因而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它本身无法解释所有关于同一性的归属判断。
附录使这一解释变得更加复杂。休谟承认,他对人格同一性的论述留下了一个尚未解决的严重困难。他无法令人满意地协调知觉之间的彼此独立性,与将它们统一于同一心灵中的联系。
这一承认对于理解本书十分重要。《人性论》并未把自己关于人格同一性的论述,当作一种完全定论、不会受到自身怀疑性论证影响的解释。
情感、理性与意志
第二卷运用第一卷确立的知觉框架来解释情感。休谟区分了直接情感与间接情感:前者包括欲望、厌恶、喜悦和悲伤,后者包括骄傲、谦卑、爱和恨。
间接情感涉及观念与印象之间的关系。例如,当某种令人愉悦的事物与自身联系起来时,便可能产生骄傲。这一分析将情感生活与比较、社会关系,以及通过同情而发生的情感传递联系起来。
休谟的著名论断——理性“是,而且也只应当是情感的奴隶”——表达了他对动机的理解。理性发现事实和关系,辨明实现目的的手段,并纠正错误信念。然而,理性本身并不能提供使某个目的变得重要的驱动力。
这并不意味着每一种冲动都同样明智或审慎。一种情感可能依赖错误信念,行为也可能采用不恰当的手段。理性可以纠正这些错误,却不能独立产生最终的动机。
对自由意志的论述也承接了休谟对因果关系的解释。人的行动与动机、性格和处境之间呈现出规律性的联系。他认为,若通过规律性和推断,而不是某种可观察到的形而上学强制来理解必然性,那么必然性便与道德责任所涉及的自愿行动相容。这一立场通常被归为相容论。
道德判断与同情
第三卷主张,道德区分并非仅仅源于理性。赞许和反对涉及审视品格与行为时引发的情感。理性对于查明情境和后果仍然至关重要,但德性与恶德的区分有赖于情感上的回应。
同情在这一论述中居于核心地位。在休谟的专门用法中,它是一种心理机制,使他人的感受和利益能够触动观察者,并不只是怜悯的另一种说法。
直接的同情并不均衡:人们更容易对亲近的人作出回应。因此,道德判断需要通过更普遍的立场加以校正。观察者从共同的视角,而不仅仅从个人利益出发考察品格,便能形成相对稳定的评价。
休谟的立场并非将道德化约为个人碰巧喜欢的东西。他的论述解释了人类共有的倾向、社会交往和经过校正的视角,如何维系共同的赞许标准。
自然德性与人为德性
休谟区分了仁爱等自然德性与人为德性,后者尤其包括正义。“人为”并不意味着虚假,也不意味着在道德上可有可无,而是指它们依赖于特定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人类惯例。
正义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人的慷慨有限,而外在物品既没有丰富到足以消除冲突,也没有匮乏到使合作变得毫无意义。有关占有、转让和承诺的惯例,使稳定的合作成为可能。
这些惯例不一定起源于明确的社会契约。当人们认识到协调行为符合共同利益时,惯例便可能逐渐形成。随后,人们通过同情这些实践给公众带来的益处,而对它们产生道德上的赞许。
因此,休谟区分了正义的一般制度所具有的效用,与每一次孤立运用所产生的后果。某一次尊重财产权的行为,可能带来不幸的结果,但它仍属于一种有益的制度安排。
“是”与“应当”段落
在一段简短却影响深远的文字中,休谟指出,道德论著的作者常常从关于事物“是”怎样的陈述,转向关于事物“应当”怎样的陈述,却没有解释这一转变。这种变化需要得到论证,因为规范性关系似乎不同于此前已经确立的描述性关系。
这段文字后来成为是与应当问题的核心。其确切适用范围至今仍有争议: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逻辑上的警示、对理性主义道德理论的批评,或休谟关于道德区分依赖情感这一论证的一部分。不应把它视为对后来所有事实与价值关系理论的完整表述。
反响、后期修订与意义
《人性论》出版时受到的关注有限。休谟后来形容它“一出印刷机就成了死胎”。这一回顾性的评价,不应被理解为本书在当时确实完全无人注意。
休谟后来在《人类理解研究》(1748年)和《道德原则研究》(1751年)中,重新组织了本书论证的主要部分。这些著作并非仅仅是节本。它们改变了论证的呈现方式和取舍,并省略了《人性论》中一些重要的讨论,包括对人格同一性的详尽论述。
在后来的一则声明中,休谟要求人们将两部《研究》及相关的后期著作,而不是年轻时写下的《人性论》,视为其哲学观点的权威表述。尽管如此,这部早期著作仍不可或缺,因为它以最详尽且相互贯通的形式,呈现了他关于知性、情感和道德的理论。
本书的论证推动了后来围绕归纳、自我、动机和伦理学基础展开的争论。伊曼努尔·康德将休谟对因果关系提出的挑战,视为促成其批判哲学的决定性启发;不过,不应把康德与休谟思想发生联系的历史,简化为他仅仅直接依赖《人性论》。
当代对本书的阐释,往往围绕休谟的怀疑主义与其建设性的人性科学之间的关系展开。同一部著作,一方面动摇了那些自称能够获得理性确定性的宏大主张,另一方面又通过人类心理中相对稳定的原则,解释信念、情感和社会合作。这两个方面最终究竟相互支持,还是相互动摇,仍是本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