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与应当问题所要解释的是:关于应当做什么的主张,如何能够以关于实际情况的主张为依据而得到证成。这一问题尤其与大卫·休谟相关,涉及描述性陈述与规范性陈述之间的关系:前者报告事实,后者则规定行为、表达义务或确立标准。它通常被表述为:不能仅从“是”推出“应当”。也就是说,事实前提不能仅凭对世界的描述,就确立任何人应当做什么。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证成依据及其哲学意涵,至今仍有争议。
休谟的表述
相关经典段落见于休谟在1739至1740年出版的《人性论》第三卷第一部第一节。休谟注意到,道德论著的作者往往先陈述关于上帝或人类事务的事实,随后却不加解释地转向包含“应当”或“不应当”的命题。他追问:这种新的关系,如何能从那些并未表达这种关系的命题中推导出来?
这段文字篇幅很短,对它的解释也存在争议。它既可以被理解为对推论提出一种普遍限制,也可以被理解为要求解释道德论证中的某种特定转折,还可以被视为休谟关于理性、情感与行动之间关系的整体论述的一部分。现代口号“不能从是推出应当”将这些可能的解读压缩成一条原则,其鲜明程度超过了休谟在该段文字中明确阐述的内容。
休谟的这番讨论属于他更广泛的伦理学思想;在这一思想中,道德区分并非仅由理性产生。不过,承认是与应当之间存在鸿沟,并不意味着必须接受他的整套道德理论。
描述性主张与规范性主张
描述性主张把某种情况陈述为事实:
- 某项政策会提高平均收入。
- 某个行为会造成痛苦。
- 某个社群接受某种习俗。
规范性主张则把某件事表述为必须的、被允许的、被禁止的、好的,或可以依据某种标准加以评价的:
- 政府应当采纳那项政策。
- 不应实施那个行为。
- 那种习俗在道德上是可允许的。
这种区分并不只是含有“是”的句子与含有“应当”的句子之间的区别。“残忍是错的”虽然采用了“是”的语法形式,却仍是规范性陈述。反过来,“规定写明,申请人应当提交两份副本”可以只是在报告规则的内容,而不表示赞同该规则。
也并非所有规范性主张都是道德主张。推理标准、法律要求、技术性能和实践理性,同样可以用规范性方式表达。是与应当问题在元伦理学中最为突出,但凡是用事实描述来证成标准的地方,都会出现相关问题。
此外,还需要区分解释与证成。说明一个人为何形成某种道德信念,本身并不能确立这一信念是否正确。例如,以社会条件或演化压力解释某项禁令,与为这项禁令提供正当理由,是两回事。
逻辑结构
考虑以下论证:
- 拟实施的行为会造成可以避免的痛苦。
- 因此,不应实施这一行为。
按目前的表述,要得出结论,就需要在痛苦与义务之间建立联系。一种可能的重构方式是:
- 拟实施的行为会造成可以避免的痛苦。
- 不应实施会造成可以避免的痛苦的行为。
- 因此,不应实施拟实施的行为。
第二个前提提供了一座规范性桥梁。即使这一桥梁原则存在争议或需要加以限定,由此形成的推论仍可能具有逻辑有效性。有效性关注的是结论能否从前提推出,并不保证前提为真。
用符号表示,一种常见形式是:
其中, 是描述性命题, 是规范性命题。这是一种普通的有效推论。存在争议的问题在于,桥梁前提 如何得到证成。
这一表述并不意味着每个论证都必须明确列出其规范性前提。日常推理经常省略某些假设。找出被省略的假设,或许能补全论证,但也会揭示实质性分歧究竟在哪里。
对这一口号的限定
“不能从是推出应当”并不是一条仅凭句子所用词汇来分类,就能确立的、毫无限制的定理。在经典逻辑中,不一致的前提可以推出任何结论。逻辑真理也可以在没有实质性前提的情况下得出。这两种现象都无法为某项具体的道德义务提供有用的证成。
同样,纯描述性前提也可以推出包含规范性语言的析取命题:从“正在下雨”,可以推出“正在下雨,或者偷窃是错的”。但这并不能确立偷窃是错的。
因此,这一原则的严谨版本需要对前提、规范性结论的种类,以及所采用的逻辑后承理论作出限制。通常,它所针对的是一致且真正不含规范性的前提与具有实质内容的规范性结论,而不是有效演绎中仅仅出现了道德词汇的情况。
相关区分
事实与价值的区分
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涉及事实描述与评价之间的关系。它与是与应当问题密切相关,但范围更广:关于美、卓越和价值的判断,不一定直接规定行动。
是与应当问题尤其关注推论和证成。事实与价值的区分还可能涉及语言、客观性、科学探究以及属性分类。接受对推论的某种限制,并不会自动确立事实与价值分属完全隔绝的领域。
自然主义谬误
乔治·爱德华·摩尔在《伦理学原理》(1903年)中反对用快乐等其他属性来定义善。他的开放问题论证认为,即便已经认定某物令人愉快,追问它是否为善仍然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摩尔所说的“自然主义谬误”经常与从“是”推出“应当”混为一谈,但两者并不相同。休谟的段落讨论的是不同种类命题之间的过渡;摩尔的论证则针对对善所提出的分析或同一性认定。一位哲学家完全可以接受对演绎的限制,同时主张道德属性就是自然属性。
同样,声称某物仅仅因为是自然的就是好的,也引入了一个额外的评价性假设。这既不等同于休谟的问题,也不是对摩尔论证的准确表述。
道德客观性
是与应当之间的鸿沟,本身并不能确立道德相对主义、道德怀疑主义,或道德判断仅仅表达情感的观点。道德实在论者可以接受这一鸿沟,同时认为某些规范性命题具有客观的真值。
反过来,证明某个道德结论需要规范性前提,也不意味着这些前提已经得到证成。这一问题指出的是论证内部的一项要求,而不是一套完整的道德知识理论。
主要回应
明确列出规范性前提
一种回应接受这一鸿沟,并将道德推理视为从事实和规范性原则共同推出结论的过程。不同伦理理论提供不同的原则。
功利主义将正确行动与其对福祉的影响联系起来。义务论赋予义务和约束以核心地位。德性伦理学则强调品格、实践判断以及人的繁荣。每种进路都必须解释并捍卫其评价性立场;仅凭经验信息,无法在它们之间作出选择。
这一回应仍为证据留下了大量发挥作用的空间。确定后果、识别可行的替代方案,以及评估某项原则是否适用,都需要事实调查。
伦理自然主义
伦理自然主义有多种形式,其共同主张是道德事实或道德属性属于自然世界。自然主义者可能认为,描述性主张与规范性主张之间看似存在的分离,是由于对相关概念或属性的说明尚不完整。
某些版本提出将道德术语与自然特征相联系的定义。另一些版本则主张,即使道德属性与自然属性的同一性并非通过定义确立,两者仍可能是同一的。
核心挑战在于解释:一种自然描述如何具有规范性权威,而不仅仅是与道德赞同相关联。批评者认为,即便描述了人类通常欲求什么、需要什么或做些什么,仍然没有回答这些欲望、需要或实践是否应当指导行动。
非自然主义与非认知主义
道德非自然主义者认为,至少有些道德真理无法还原为自然事实。他们可以接受推论上的鸿沟,同时主张规范性知识有其自身的根据。
非认知主义则主要从态度、指令或实践承诺的角度理解道德判断,而不是将其视为通常意义上的事实表征。按照这类理论,难以从描述性前提推出“应当”,反映的是两类主张在功能上的差异。不过,非认知主义者仍须解释道德分歧以及看似有效的道德推论如何运作。
这些立场说明,休谟的问题并不能唯一确定一套关于道德语言或道德实在的理论。
承诺与制度性义务
约翰·瑟尔在1964年的论文《如何从“是”推出“应当”》中,对这一通行禁令提出了挑战。他的例子从某人作出承诺这一事实出发,得出此人有义务履行所承诺行为的结论。
这一论证依赖于构成承诺行为的规则:在适当条件下实施相关行为,就算作承担了一项义务。因此,它引出了一个问题:制度性事实是否已经包含规范性承诺?
批评者回应说,这种解释要么已将规范性纳入前提,要么就需要进一步说明,为何应当把制度性义务视为具有道德约束力。即使承诺产生了义务,也不能由此推得,履行承诺就应压倒其他一切相冲突的考量。这场争论区分了制度内部所承认的义务,与在权衡所有相关因素后对应该做什么作出的判断。
实践意义
在政治哲学和公共政策中,是与应当问题有助于辨明:证据的作用止于何处,评价性立场又从何处介入。例如,发现某项政策提高了国内生产总值,本身并不能确立应当采纳该政策。还需要一些前提,涉及经济产出的重要性、收益与成本的分配,以及相互竞争的目标。
在科学中,解释一种行为的起源或普遍程度,并不能确立这种行为是否可以被允许。一种做法即便普遍存在、历史悠久,或具有适应作用,也不会因此就在道德上得到证成。同样,发现一种道德信念可以得到因果解释,本身也不能驳倒这一信念。
在人工智能领域,对行为的预测以及为优化指定目标而运行的系统,都不能独立决定应当追求哪些目标。必须区分系统在实现某个目标时所展现的效能,与该目标本身是否得到证成。
同样的区分也适用于手段—目的推理。事实或许能够确立,某项行动是实现某个目标的必要手段;但要提出无条件的建议,就必须说明是否应当追求该目标,以及相关手段是否可被允许。一项有条件的指示——“如果要实现这一目标,这一步就是必要的”——并不会自动成为权衡所有相关因素后仍应履行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