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论是以终点、目标、目的或功能来解释事物的方式。其名称源自希腊语 telos,意为“终点”或“目标”。它关注的问题包括:人为什么采取某种行动,器官对生物体起什么作用,以及自然过程是否呈现出某种可以理解的方向。目的论解释通过说明某事物是为了什么而存在或发生来解释它,而不只是描述产生它的事件。其核心难题在于,如何判断这种对目的的援引何时提供了真正的解释,何时只是将人的意图投射到世界之上。
自古以来,目的论在哲学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它是亚里士多德自然观的核心,后来与中世纪关于神意的论述交织在一起,并在机械论科学兴起期间受到激烈质疑。此后,进化生物学无需诉诸预见便能解释生物的适应性,从而改变了这场争论。当代讨论区分了意向性的目的、生物功能、工程设计中的目标,以及关于历史发展方向的主张。这些解释或主张不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否认宇宙具有目的,并不意味着否认可以用目标解释行动,或用功能解释器官。
目的、原因与解释的类型
目的可以通过几种不同的方式进入解释。建筑工人建造屋顶,是为了让房屋保持干燥;心脏泵送血液;恒温器调节温度。第一个例子涉及有意识地设定的目的,第二个涉及生物学功能,第三个则涉及人为设计的调控装置。它们都引出了“为了什么?”这一问题,但各自的解释基础并不相同。将它们等同起来,可能会掩盖意图、演化历史与控制机制的运作之间的区别。
经典的区分是动力因与目的因这两种因果关系之间的区分。动力因引发或造成变化,而目的因则是一个过程之所以发生所要达到的目的。划火柴通过一连串物理相互作用来解释起火;为了点燃蜡烛而划火柴,则通过行动者的目标来解释其行动。这两种解释未必相互排斥。只要明确区分它们各自的解释作用,同一事件既可以有物理机制层面的解释,也可以有意图层面的解释。
目的论还分为内在目的论和外在目的论。人造物的目的通常由制造者或使用者赋予:刀是为了切割而制造的。相比之下,在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论中,生物体特有的活动与发育源于其自身的本性。种子无须思考是否要长成成熟的植物。另一个区分是局部目的论与整体目的论:前者关注特定器官或活动,后者则认为自然或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具有终极目的。支持前者的证据并不能自动确立后者。
一种由来已久的反对意见是,目的论似乎让未来的事件解释过去。普通的有目的行动并不必然涉及这种逆向因果关系。当下的意图、预期或计划能够影响当下的行为,即使预期的结果最终并未出现。生物学功能同样可以指向过去的选择,而非未来的效果。不过,这些回应并未解决所有问题。哲学家们仍存在分歧:是否所有合理的目的论解释都能转化为非目的论的因果描述,而不损失解释性信息?目的因所指的究竟是实在本身的特征,还是理解实在的独特方式?
古代思想基础与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论
希腊哲学对自然既有目的论的解释,也有非目的论的解释。德谟克利特及后来的原子论者通过原子的运动与组合来解释自然事物的构成,而不诉诸目的。相比之下,柏拉图赋予理智与善以重要的解释作用。在《斐多篇》中,苏格拉底批评了那些只指出行动的物质条件,却忽略行动者为何认为某种行动最好的解释。柏拉图的《蒂迈欧篇》描绘了一个由神圣工匠塑造的有序宇宙,不过,这一论述将理性的安排与必然性结合起来,并未排除物质条件的限制。
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古代最具影响力的自然目的论。他的四因说区分了质料、形式、动力和目的四种解释。对一个生命体的完整说明,可以涵盖其组成成分、组织结构、发育的动因及特有的活动。因此,目的因解释是一个更广泛的解释框架的一部分,而不是对解剖结构、物质或生物发育过程的研究的替代。
在《物理学》中,尤其是第二卷,亚里士多德主张,自然事物中有规律的构造不能仅用偶然组合来充分解释。牙齿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门齿适于切割,臼齿则适于研磨。亚里士多德考察过这样一种观点:有用的构造得以存续,其他构造则消失;但他不认为这一观点足以解释自然发育的规律性。他提出的另一种解释,将各部分的组织方式与生物特有的生命活动联系起来。在《动物部分论》中,这一思路引导他通过解剖结构所能实现的活动来解释这些结构。
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通常并不意味着植物和动物能够有意识地预见自身的成熟形态。他的论述与质形论相联系;依照质形论,生命体是质料与形式构成的有组织的统一体。理解发育,需要着眼于正在发育的生命体属于何种存在,而物质上的必然性则有助于解释发育如何发生。缺陷、偶发事件和阻碍仍然可能出现;自然的趋向并非必定无一例外地实现。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不做徒劳之事”的主张,表达的是一种解释上的立场,即通过反复出现的结构所发挥的作用来理解这些结构,而不是否认畸形生物的存在。在他更广泛的宇宙论中,不动的推动者也发挥着目的因的作用,但这一宇宙层面的论述与个体生物的目的之间究竟有何关系,仍是一个有待诠释的问题。
天意、创世与中世纪哲学
古代的自然目的论逐渐与关于宇宙秩序的神学解释交织在一起。斯多葛学派认为,宇宙具有理性的秩序,并受天意支配。伊壁鸠鲁学派反对这种解释:事物表面上的有用性,并不能证明世界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安排的。卢克莱修在《物性论》中反对以身体各部分最初就是为其后来的用途而产生这一假定,来解释它们的存在。这一对立确立了一种延续至今的分歧:究竟应以预先存在的目的来解释有用的组织结构,还是应解释有用性如何在没有预先目的的情况下产生。
在基督教中,创世与天意提供了一个理解框架,使自然目的可以被理解为依赖于神的理智。然而,创世、天意与目的因并非同一种学说。创世关乎存在者对上帝的依赖;天意关乎它们的秩序安排与治理;目的因则关乎通过目的作出解释。思想家可以将这些学说联系起来,同时区分它们各自所回答的问题。中世纪的讨论还区分了自然原因的常规作用与神的特殊干预。
托马斯·阿奎那将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因学说融入基督教经院哲学。他在《神学大全》中提出的第五路证明,以不具理性的自然事物有规律地趋向确定结果这一现象为出发点,论证这种趋向性最终依赖于理智。这一论证并不只是说,结构精巧的物体类似于人造机器。它关注的是自然作用者朝向目标的活动,其中也包括没有意识的作用者。按照这一观点,自然存在者具有真实的因果能力;神的治理不必以一连串分别施加的干预来取代它们的日常活动。
中世纪的思想环境具有多样性。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中的思想家,就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必然性与神的自由之间的关系,以及第二因的地位展开辩论。阿维森纳(伊本·西那)在一个贯通形而上学与自然哲学的体系中考察了目的因。这些传统对于宇宙目的并没有统一的学说。它们之间的差异十分重要,因为“中世纪目的论”这一说法容易让人误以为,当时每一事件都被解释为旨在为人类带来某种特定益处。经院哲学的解释往往关注事物自身特有的活动。因此,后来物理学对目的因的拒斥,既是对特定神学主张的挑战,也是对一种专门的解释框架的挑战。
机械哲学与对设计论的批判
十六、十七世纪的科学变革改变了目的因的地位。机械论解释力图通过物质、运动以及遵循规律的相互作用来说明自然现象。弗朗西斯·培根批评以目的因取代对物理过程的探究。勒内·笛卡尔将对神圣目的的推测排除在自己的物理学之外,认为能力有限的研究者不应妄自揣度上帝的意图。这些立场并不一定否认上帝具有目的,而是限定了自然研究所宜采用的解释方式。
巴鲁赫·斯宾诺莎在1677年出版的《伦理学》第一部分附录中提出了更为激进的批判。他认为,人意识得到自己的欲望,却往往不知道决定这些欲望的原因。因此,人们便以自身有目的的行为为模型来理解自然,想象万物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存在。在斯宾诺莎看来,这颠倒了解释的顺序:自然事件出于必然性而发生,并非源于某个如人类规划者一般的神圣主体所选定的目的。
尽管如此,目的论论证仍然具有影响力。其常见的类比形式,是从自然结构所呈现的精巧安排推断出一个具有智慧的成因。大卫·休谟在1779年出版的《自然宗教对话录》中考察了这一推理。书中人物争论的问题包括:宇宙与人造物之间的类比有多大说服力;能否对独一无二的宇宙作出这样的推断;以及由此推断出的设计者究竟可能具备哪些属性。即使秩序暗示着智慧的存在,也不能据此直接确立一位无限、完美或唯一的创造者。
威廉·佩利在1802年出版的《自然神学》中,对设计论证作出了影响尤为深远的阐述。他将钟表与生物结构相比较,强调各部分为了产生有用的效果而相互协调的配置。因此,机械科学与设计论推理并非简单对立:越能将生物体精确地描述为复杂精密的机械,其表面上呈现出的精巧设计就越显得引人注目。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解释它们的组织方式。机械机制描述各部分如何共同运作,而设计论证则进一步主张解释这种配置为何存在。后来的进化论解释将直接挑战这一额外的推断。
康德与有机体问题
伊曼努尔·康德将目的论置于判断力理论之中,而不只是将其视为另一种自然科学。在1790年的《判断力批判》中,他区分了审美判断中呈现的合目的性与赋予有机体的客观合目的性。一件美的对象可以显得适合认知能力的运用,却不必被判断为实现了某个确定的实践目的。有机体则提出了另一种问题:其各部分似乎只有通过彼此之间以及它们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才能得到理解。
康德的核心例子着重于生长、繁殖以及各部分相互组织的方式。一棵树产生另一棵树,通过同化物质而生长,并维持着各部分相互支持的组织结构。钟表也有相互依赖的部件,但其中一个齿轮不会产生另一个齿轮,整个机械装置通常也不会自行修复或繁殖。因此,有机体与人工制品的区别不仅在于复杂程度,更在于其自我组织的特性。康德将自然目的描述为这样一种事物:其中的各部分通过与整体的关系才成为可能,并且相互协作,促成整体的生成与维持。
这使机械论判断与目的论判断之间产生了一种表面上的冲突。科学探究寻求机械论解释,但有机体似乎要求我们将其视为这样的系统:其中的各部分为了彼此而存在,也通过彼此而存在。康德并不通过断言有机体由某种超自然智慧制造来化解这一难题。相反,他将合目的性视为反思判断力的一项原则:当某些特定的组织形式无法凭借现有的机械论解释得到充分理解时,这项原则便为理解自然提供指引。
调节性主张与构成性主张之间的区分至关重要。调节性原则引导探究;构成性主张则声称能够确立对象本身究竟如何。康德的目的论判断既不能使人获得关于神圣设计者的知识,也不能证明宇宙具有一个可由科学证实的终极目的。它同样不允许研究者停止寻找机制。他的分析既为继续开展物理解释留出了空间,又坚持认为,有机体给人类理解提出了一个独特的问题。后来的争论则追问:进化论究竟消除了这一问题,还是仅仅改变了问题的表述方式,抑或它虽解释了适应现象,却仍将个体有机体的组织与自我维持留作独立的研究课题。
进化与生物学目的观念的转变
查尔斯·达尔文在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中提出了自然选择理论,从而改变了目的论争论的格局。生物个体之间可遗传的差异会影响其生存和繁殖。经过一代又一代的繁衍,在特定条件下与较高繁殖成功率相关的变异可能变得更为普遍。因此,生物结构即使并非出于预先谋划而形成,也可能显得与某些活动极为契合。这种解释的逻辑顺序,是从过去的变异和繁殖成功率的差异推导出当下的适应,而不是从预期的未来益处追溯某种性状的起源。
这一解释并不意味着,变异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生物需要某种特定的改进。突变通常并不是按照其对生物的有用程度而产生的,尽管突变过程本身存在偏向,也有其机制。选择也不能保证产生完美的结果。其作用取决于现有变异、历史传承、发育约束、环境条件以及各种权衡。某种性状在一种环境中有利,在另一种环境中却可能带来代价。进化还可能涉及遗传漂变及其他过程,因此,并非每一种反复出现的特征都是适应。
达尔文式解释保留了这样一种有限定的意义:生物结构是“为了”某种用途而存在的。对翅膀的解释,可以部分诉诸祖先飞行能力对繁殖的影响;对眼睛构造的解释,也可以诉诸感光能力所带来的后果。这并不等于说,进化本身以飞行、视觉、智能或复杂性的增长为目标。选择是一个局部过程,并没有独立于这一过程而预先确定的终点。谱系可能趋于简化、丧失某些结构,或走向灭绝。分支式的演化历史并不是一架以人类为顶点的阶梯。
“目的性”(teleonomy)一词用于二十世纪生物学,尤其因科林·皮滕德里于1958年的引入而受到关注,指的是无需诉诸预先谋划或宇宙目的便可解释的、表面上具有目的性的组织形式。该词的用法并不统一:有些作者专门用它指经进化形成、由程序引导的活动,另一些作者则更宽泛地用它指生物的目标导向性。术语本身并不能解决这一哲学问题。即使拒绝有意设计,仍有待讨论的是:功能陈述究竟是可以省去的简略说法,是以选择历史为基础的解释,还是对生物持续生存所必需的组织形式的描述。因此,进化论取代了一项支持外部赋予目的的重要论证,却并未就此消除生物学中对目的和功能的一切正当运用。
功能、功能失常与生物组织
当代的生物功能理论探讨的是:一个结构实际做了什么,与它的功能是什么,两者有何区别。心脏泵送血液、发出声音,也具有质量,但这些效应并不同样有资格被视为心脏的功能。令人满意的理论必须解释这种不对称性,而不能仅仅诉诸观察者的兴趣。它还必须说明功能失常的问题:患病的心脏即使泵血能力低下,甚至完全无法泵血,也仍可能具有泵血这一功能。
选择效应理论通过演化历史解释功能。拉里·赖特于1973年提出了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表述:某一事物的功能与它所产生的某种效应有关,而这种效应有助于解释该事物为何存在。后来的理论,包括露丝·密立根和卡伦·尼安德等人的理论,通过选择机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路。泵血之所以算作心脏的功能,是因为这类效应在历史上促成了相关结构的繁衍或保留。附带产生的声音则未必发挥过这种作用。
因果角色理论提出的是另一个问题。罗伯特·康明斯于1975年提出的理论,将组成部分的功能分析为它对更大系统的某种能力所作的贡献。心脏有助于血液循环;特定的酶有助于代谢通路的运作。这种分析无须先重建每个组成部分的演化起源,也能具有价值。它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说明相关系统及其能力是怎样被选定的,以及它能否将生物功能与任何具有因果作用的有用效应区分开来。选择效应理论则面临另一组相应的问题,涉及新出现的性状、不确定的历史,以及因用途改变而获得的功能。
组织理论将功能的依据置于组成部分对有组织的生命系统之维持所作的贡献之中。这类理论强调过程之间形成的网络:其中各个过程有助于维持其自身得以持续的条件,代谢、细胞膜的维持和调节便是如此。这些理论能够将功能与系统的存活能力联系起来,而不是仅仅将其归于祖先所经历的选择。批评者则追问,如何将生命组织与其他自我维持的物理过程区分开来,以及如何确定并非任意划定的边界。这场分歧部分涉及解释任务的不同:演化理论探讨性状为何能代代延续,因果角色分析解释系统的能力,而组织理论则研究生命系统在什么条件下能够维持自身。一种理论是否应当取代其他理论,取决于这些任务是否需要一个统一的功能概念。
意向行动、反馈与人工目标
人类有目的的行动,是以目标解释行为最为熟悉的例子。有人乘火车是为了参加会议,学习是为了通过考试,或打开窗户是为了让房间凉快些。这类解释涉及意图、信念和实践推理,不同于仅仅指出后果的解释:打开窗户也可能放进一只苍蝇,但这一结果未必是行动者的目的。即使行动未能实现预期结果,这一预期结果仍然可以用来解释该行动。
在行动理论中,一个核心问题是:诉诸理由的解释是否属于因果解释。唐纳德·戴维森在1963年的论文《行动、理由与原因》中主张,行动者的首要理由可以引起行动。G. E. M. 安斯康姆于1957年出版的《意图》,则通过“为什么?”这一问题的独特用法以及行动者的实践知识来探讨意向行动。这些进路揭示了目的性的不同方面:行为如何由因果过程产生,以及行为如何在某种描述下被理解为行动。两者都不需要假定未来事件能够逆时间而行,对过去产生作用。
工程系统展示了目标导向行为如何通过反馈产生。在一个简单的控制器中,测得的状态 与参考值 进行比较,从而产生误差信号:
控制器的响应可以缩小这一差距。恒温器根据实测温度与设定温度之间的关系,控制供暖设备的开关。1943年,阿图罗·罗森布卢特、诺伯特·维纳和朱利安·比格洛借助反馈分析了有目的的行为;维纳于1948年出版的《控制论》,推动了控制论作为研究控制与通信的框架的确立。并非所有反馈过程都在同一种意义上具有目的性,而参考值的选择本身仍有待解释。
当代人工智能将这些问题进一步拓展。优化系统可以依据目标或奖励信号来选择行动,而不必拥有自觉理解的目的。系统被赋予的目标、训练所产生的行为,以及设计者更广泛的意图,三者可能相互偏离。用目标来描述这类系统,可能有助于预测其行为,但仅凭这种描述有用,并不能证明系统具有意识或类似人类的意向性。同样,目的语义学探讨的是:能否通过表征机制的功能来解释心理表征的内容。棘手的情形涉及错误:一种理论必须解释,信号或表征何以在未能正确发挥作用时,仍然具有确定的功能或内容。
目的论伦理学与人的繁荣观
伦理学中的目的论关注行动、价值与目的之间的关系。这个术语的用法很宽泛,由此产生了一种重要的歧义。一种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目的论,可能是因为它通过人所特有的繁荣形式来理解人生,也可能是因为它依据行动后果的价值来评价行动。这是两种不同的理论立场。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现代后果主义都赋予目的以核心地位,但二者并不共享同一种判断行动是否正当的标准。
在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活动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而幸福论中的繁荣通常译为“繁荣”或“幸福”,被视为一种因其自身而值得追求的完满目的。他的功能论证将人的善与贯穿完整一生的卓越理性活动联系起来。相应地,德性伦理学强调品格、判断力与活动本身的品质,而不只是将行动视为产生可独立衡量的结果的工具。繁荣并不只是一种愉悦状态,仿佛无论以何种方式获得,它都能保持不变。
相比之下,后果主义认为,对行为的道德评价取决于其后果,而具体如何评价,则由各个理论加以规定。功利主义依据福祉或效用来评价结果;其他后果主义理论则承认不同的善,或承认多种善。这通常被称为目的论伦理学,因为关于善的理论决定了人应当做什么。然而,这种分类也有其局限。并非所有后果主义理论都认同人具有某种自然目的,也并非所有以目的为导向的理论都要求将某种善的数量最大化。义务论可以承认某些目的具有价值,同时否认道德义务仅仅在于促进这些目的的实现。
自然目的论也影响着某些版本的自然法理论。在这些理论中,人所特有的能力与善有助于构建对实践理性的说明。其中富有争议的一步,是从有关有机体或其功能的事实,推导出人应当如何行动的结论。是与应当问题凸显出,有必要明确这类推理所依赖的规范性前提。仅凭某种特征的演化史,并不能证明以某种特定方式运用它是道德上的要求。同样,生物功能失常与道德上的过错属于不同范畴。因此,围绕伦理学目的论的争论,不仅关乎人的活动是否具有目的,还关乎哪些目的具有规范权威,以及这种权威有何正当依据。
历史的方向与目的性诠释的限度
历史的目的论进路通过某个终点或某种总体进程来诠释事件,使此前的发展变得可以理解。这个终点可能是宗教上的圆满实现、政治自由、理性的自我意识,或某种特定的社会秩序。这类诠释不同于通常根据参与者的目标来解释历史行动的做法。一场革命可以是许多有目的的行动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本身具有单一目的。历史哲学所考察的,正是更大尺度的模式能否为更强的论断提供依据。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通过自由意识的发展来理解世界历史。他的论述并非简单地断言每个事件都是可取的,也不是说历史行动者都在自觉执行一项共同计划。具体的激情与冲突可能促成参与者无意促成的发展。尽管如此,以自由的实现来诠释各个历史阶段,仍赋予了这一进程一个可以理解的方向。批评者既质疑这一框架是否具有充分的解释力,也质疑它如何对待那些被置于其核心历史序列之外或边缘的社会。
卡尔·马克思将历史变迁与生产、阶级关系及冲突联系起来,而非将其归于精神的自我发展。他的著作是否暗含一个不可避免的终点,仍有争议,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流派对此也有不同回答。将每一种社会秩序都视为通往某种必将实现的最终状态的必要步骤,这样的论述具有很强的目的论色彩;而对结构性趋势和受历史偶然因素影响的斗争所作的分析,则未必如此。这一区分十分重要,因为找出有利于某种转变的条件,并不等于证明这种转变必然发生。
历史目的论的批评者反对试图依据所谓的发展规律,对历史进程作出无条件预测的做法;卡尔·波普尔在1957年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提出的批评便是一例。与此相关的一个方法论问题是,历史写作只挑选那些通向当下的发展,而将未能成功的其他可能路径视为无关紧要。同样的错误也可能出现在科学史、政治制度史或技术史中:某种结果最终取得成功,被用来解释它早先为何出现,却没有说明其中涉及的机制。合理的目的性解释需要明确:所讨论的是谁的目的,是什么组织维系着这一目的,或者是哪一种历史进程赋予某项功能以解释力。若不作这些区分,关于目的的表述就可能使一个偶然形成的事件序列呈现出必然性的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