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系学是一种哲学探究方式,考察价值、概念、实践、制度以及自我理解方式如何形成。它不把这些事物现有的意义或正当理由视为超越时间的存在,而是研究它们借以获得权威的历史过程、冲突与偶然因素。谱系学与弗里德里希·尼采和米歇尔·福柯密切相关,但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标准化方法。它既包括对道德和制度的历史批判、对主体形成的研究,也包括通过重构概念所发挥的功能来作出解释。其研究结果可能动摇既有信念,也可能澄清这些信念或为之辩护。
研究范围与典型问题
谱系学的名称借自对家族世系的追溯,但哲学谱系学通常并不试图寻找一条从单一起源延伸而来的简单传承线索。它的研究对象往往是复杂的历史产物,其中各个组成部分有着不同的历史。
例如,惩罚的谱系学可能会区分惩罚程序的历史与人们赋予这些程序的不同目的。某种实践起初可能与报复或赔偿有关,后来却被解释为威慑、矫治或道德谴责的表达。它目前的功能未必能够解释它的产生。
典型的谱系学问题包括:
- 某种区分、价值或制度是在什么条件下确立的?
- 哪些冲突、利益、习惯和权威形式促成了它的发展?
- 它的意义和功能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 它预设了什么样的人,又有助于塑造什么样的人?
- 对其形成过程的理解,是否会改变其正当性主张?
因此,谱系学既不同于纯粹按时间顺序展开的叙事,也不同于仅关注某个概念当前定义的论证。它把历史解释与有关正当性、价值和可能性的哲学问题联系起来。
谱系学反复批判的一个对象是本质主义,即假定某种实践或身份在其历史表现之下具有固定不变的本质。谱系学也经常挑战以目的论方式书写的历史;这类历史把过去理解为必然通向当下的进程。这两种立场都不要求否认一切连续性,也不要求把每一种发展都视为偶然。核心在于,不应预先认定现存安排不可避免。
尼采的道德谱系学
起源与价值的价值
尼采的《道德谱系》出版于1887年。全书三篇论文分别探讨道德评价、罪责与坏良心,以及禁欲理想。该书不仅追问道德价值起源于何处,还追问这些价值发挥什么作用,以及它们本身具有何种价值。
尼采批评那些把当代道德假设投射到历史中的解释。尤其是,他反对这样一种解释:人们赞许无私行为,直接源于这种行为对受益者的用处。他提出的另一种解释,将历史与语文学方面的论断同对价值评判的心理学解读结合起来。
因此,这项探究并非中立的考古式研究。它考察与既有伦理学承诺相关的条件和生活形式,以使这些传承下来的承诺能够得到重新评估。
贵族式价值评判、怨恨与道德转变
在第一篇论文中,尼采区分了“好与坏”的对立和“善与恶”的对立。按照他的解释,贵族式价值评判首先肯定那些自认为高贵或强大者的品质;“坏”则指低下或平庸的事物。与之相对,源于*怨恨*的道德首先把外在的敌人斥为恶,并通过与敌人的对立来界定自身的善。
尼采描述了一场历史转变:谦卑、温顺等品质获得了道德上的崇高地位,而贵族式的自我肯定则受到谴责。这些论断属于他对道德史的解释,并非没有争议的历史叙述。他对基督教的论述是这一论证的核心,但他对价值评判方式的区分,不能被简化为把所有人划分为两个社会群体。
罪责、惩罚与禁欲主义
第二篇论文把罪责与债务关系联系起来,并考察人类如何获得作出承诺和对自身负责的能力。尼采认为,坏良心源于冲动的内化,而这些冲动向外的表达受到了限制。
其中一项核心的方法论主张是,必须区分一种实践的起源与它后来的目的。惩罚并不具有单一且不变的意义,也不能简单地把它目前的正当理由倒推到其最早的形式之中。
第三篇论文考察禁欲主义及禁欲理想的权威。尼采追问,对苦难的解释如何既能赋予生命以意义,又能引导人类反对自身存在的某些方面。他的解释将理想与心理需要、权威关系和价值评判方式联系起来。
尼采的谱系学至今仍有影响,部分原因在于它融合了多种探究方式。不过,其中的历史论断、心理学解释和价值判断仍可分别评估;接受其中一项,并不意味着必须接受其余所有论断。
福柯的历史谱系学
从考古学到谱系学
福柯在20世纪70年代的著作和论文中明确发展了谱系学,包括《尼采、谱系学、历史》(1971年)、《规训与惩罚》(1975年),以及《性史》第一卷(1976年)。
他早期的“考古学”研究考察了具有特定历史性质的规则:陈述、研究对象和知识领域正是通过这些规则才成为可能。谱系学则更鲜明地聚焦于这些形成物、制度、实践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因此,与其把考古学和谱系学视为完全分离、相互排斥的方法,不如把它们理解为其研究中彼此关联的维度。
福柯借鉴尼采,强调世系与涌现,而不是追寻某种纯粹、自身同一的起源。一种实践可能产生于各种力量的相遇,并获得其参与者起初都未曾设想的功能。
权力、知识与主体形成
福柯的谱系学考察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他提出的*权力/知识*概念,并不只是指当权者有意以谬误取代真理。它关注的是,制度和实践如何使某些对象成为可知的对象,如何赋予特定类型的专业知识以权威,以及如何使基于这些专业知识的干预成为可能。
在《规训与惩罚》中,监狱被置于规训技术更广泛的发展进程之中;这些技术包括监视、检查、训练和规范化。学校、军事组织、工场及其他机构也被纳入这一分析。该论证挑战了这样一种看法:惩罚方式的变化可以被充分理解为一种直线式的人道主义进步。
同样,福柯把主体视为在历史中形成的,而非已经完全成形、只是遭遇外部限制的个体。分类、检查、告解和自我审视,都可能塑造人们理解和治理自身的方式。这使谱系学与有关人格同一性、能动性及经验的历史条件等问题联系起来。
当下的历史
福柯所说的“当下的历史”,指的是由当代生活中的问题所推动的研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原封不动地把当前的范畴投射到过去。相反,它研究的是这些范畴和问题如何成为可能。
这样的历史可以表明,某种被说成不可或缺的制度,其实产生于特定条件的汇合。这或许能为重新思考打开空间,但并不能证明该制度很容易被废除,也不能证明每一种替代方案都更好,或仅凭历史解释就能提出一套政治纲领。
批判性与建设性谱系学
尽管谱系学常与怀疑联系在一起,但它不一定要揭露每个研究对象都缺乏正当性。
揭蔽式谱系学
揭蔽式谱系学试图以削弱某种信念或价值之权威的方式解释其形成,从而动摇它。例如,它可能主张,某种信念的产生过程对能够为其提供正当依据的证据并不敏感;或者,某项号称公正的规范,是通过排斥受其约束的人而发展起来的。
相应结论取决于这种解释与所评估主张之间的联系。指出某种价值产生于冲突,本身并不能证明它是坏的。更完整的论证必须解释,为什么这段历史会损害其正当依据或持续有效的权威。
辩护性与功能性谱系学
另一些谱系学则解释某种概念或实践为何能够满足人类持久的需要。伯纳德·威廉斯在《真理与真诚》(2002年)中,对准确与真诚这两种德性提出了一种部分基于想象的谱系学解释。这一解释把它们的价值与人们共享信息、相互依赖彼此证言的需要联系起来。
爱德华·克雷格在《知识与自然状态》(1990年)中,通过考察识别可靠信息提供者的实际重要性,重构了知识概念。这类研究表明,谱系学解释可以运用于认识论之中,而不必简单地否定所研究的概念。
这些路径不同于详尽的文献史研究。它们利用简化或假设的情境,阐明可能解释某种实践的功能与压力。其充分性部分取决于解释是否合理可信;而有关实际历史进程的论断,还需要相应的历史证据。
方法与证据
谱系学没有一套普遍规定的程序。以历史为导向的谱系学可以利用行政档案、法律材料、制度安排、专业著述、语言变化以及日常生活实践。
以下几组区分尤为重要:
起源与正当性。 解释某种信念或立场如何产生,并不自动等于评估它是否具有正当依据。
涌现与功能。 促成某种实践的条件,可能不同于它后来所服务的目的。
连续性与转变。 一项制度可以保留原有名称,同时改变其组织方式和意义;相似的实践也可能以不同名称出现。
解释与必然性。 找出原因,并不能证明结果必然如此,也不能证明不存在其他可能。
历史重构与哲学建模。 对实际发展过程的描述,与对某种实践之用处的假设性解释,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
这些区分有助于防止谱系学变成一种不受约束的叙事,将当下的每一项特征都归因于某种无所不包的解释力量。
批评与争论
起源谬误
一种常见的反对意见是,谱系学可能犯下起源谬误,即仅仅因为某项主张的起源而接受或拒绝它。某种信念即使起源不光彩,也仍然可能为真;某项制度即使产生于强制,也可能后来获得能够得到辩护的功能。
只有说明历史为何与所评估的问题相关,谱系学才能回应这一反对意见。一段历史可能揭示某种形成信念的过程并不可靠,可能质疑某项制度关于自身传统一脉相承的主张,也可能揭露其公开宣称的正当理由与实际运作之间的差异。这些是不同的论证,需要不同的证据。
批判的标准
另一场争论涉及谱系学批判其对象时所依据的标准。如果道德标准和认识标准都是在历史中形成的,那么谱系学研究者自身的判断又凭什么具有权威?
对此存在不同回应。有些谱系学依赖于经独立论证的伦理立场。另一些则通过制度自身宣称的理想之间的张力来批判制度,或主要致力于松动某种必然性主张,而非确立一套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替代方案。不应预先认定,尼采的价值评判计划与福柯的批判实践给出了相同的回应。
标准在历史中形成,本身并不意味着所有标准都同样有效。不过,一种谱系学如果从解释转向谴责,就有责任说明这种转变的依据。
历史准确性与解释范围
谱系学也需要作为历史解释接受评判。批评者可能质疑它对证据的选择、地理范围的界定、对反例的处理,或将多样的发展围绕某个主导主题加以组织的倾向。
强调断裂,可能会遮蔽持久存在的制度和承袭下来的实践。反过来,强调世系,也可能在某些发展部分独立发生的地方,暗示存在一条连贯的传承线索。因此,有力的谱系学论证必须区分有文献依据的关联与解释性假说,并承认自身适用范围的局限。
应用领域
谱系学研究广泛见于政治哲学、社会理论、法学和宗教研究。它被用于考察惩罚、性、种族分类、性别、公民身份、经济范畴及正常性标准。
在这些应用中,谱系学特有的贡献,是把当下那些看似不言自明的特征转变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最终会动摇、修正还是支持某种实践,取决于历史证据,也取决于将其形成过程与当前权威联系起来的进一步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