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eudaimonia)是一个古希腊术语,通常译为“幸福”“繁盛”或“生活得好”。在伦理学中,它指拥有美好人生的状态,而不仅仅是心情愉快或感到满足。它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若干希腊化时期学派的道德哲学中居于核心地位,不过这些传统对幸福究竟由什么构成各有看法。当代哲学与心理学用这个术语指称一些理解福祉的进路,它们强调卓越的活动、有意义的投入或人的能力的发展。
含义与术语
希腊语 eudaimonia(εὐδαιμονία)由意为“好”或“良好”的 eu 与 daimōn 组成,后者指与个人命运相关的神力或神灵。从词源来看,这个词含有受到善神眷顾的意味,但在哲学用法中,通常并不将其定义为拥有守护神灵或得到超自然的祝福。
“Happiness”是传统的英语译法。它的局限在于,现代英语常用 happiness 表示一种感受,而 eudaimonia 通常关注的是一个人的生活过得如何。“Flourishing”(繁盛)强调生活的良好展开和能力的实现,但可能过于突出成长或生产力,超出了某些古代论述的本意。“Well-being”(福祉)也是一种有用的近似译法,不过它在当代的含义更为宽泛。
这里的一个核心区分,是人的心理状态与这个人的生活是否美好之间的区别。一个人可能在受到欺骗、行事不义或未能发展重要能力的同时,仍然感到满足。因此,许多幸福论认为,仅凭满足感不足以断定一个人的生活过得好。这些理论不一定否认快乐的价值,而是质疑快乐能否涵盖一切重要之事。
幸福论是一种将幸福视为人生终极目的,并围绕这一目的展开伦理解释的总体进路。它与德性伦理学密切相关,但两者并不等同:幸福论关注最终目的,德性伦理学则赋予品格与德性以核心地位。
苏格拉底与柏拉图
古希腊的伦理争论普遍以人们追求美好生活为前提。主要分歧在于,生活得好需要什么,以及不义行为是否可能使行为者本人受益。
在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式对话中,灵魂的状态比财富、声誉或身体上的优势更为重要。苏格拉底质疑这样一种假定:获得人们向往的东西,就必然能让拥有者过得更好;如果没有智慧,这些东西也可能被滥用。他的追问将幸福与德性、知识联系起来,但这些对话并未对三者的关系给出一套系统的说明。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认为,正义是灵魂的一种有序状态:理性居于主导地位,灵魂的其他部分各司其职。他论证说,即使不义看似能够带来权力或物质回报,正义的生活对过这种生活的人而言,仍然优于不义的生活。哲学的理解以认识善的理念为顶点,为美好人生提供最充分的指引。
这些论证并不只是劝人为了道德而牺牲幸福。它们指出,不义之人表面上的成功可能掩盖着生活中的失序与失败,从而对幸福与道德之间的对立本身提出质疑。
亚里士多德的论述
亚里士多德最具影响力的论述见于《尼各马可伦理学》。他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观察:行动、技艺和探究都以某种善为目标。有些善是为了其他善而被追求的,但幸福是因其自身而被选择的,而不只是通向其他事物的手段。因此,幸福是实践领域的最高善。
将幸福称为最高善,尚未说明它的具体内容。亚里士多德指出,人们对于幸福究竟在于快乐、荣誉、财富,还是其他事物,存在分歧。
功能论证
亚里士多德的“功能论证”追问:什么是人类生活特有的活动?植物也有营养摄取与生长,其他动物也有感知。人所特有的活动则涉及理性。
由此,他将人的善界定为:在完整的一生中,灵魂合乎德性的活动;如果德性不止一种,那就是合乎最好、最完备的德性的活动。这里的“灵魂”关乎生命体的能力及其组织方式,而不只是某种可以与身体分离的内在实体。
这一论述属于亚里士多德更广泛的目的论进路:理解某物特有的活动,有助于说明该事物良好运作意味着什么。这一论证始终存在争议,因为人所特有的某种能力,并不能显然地确立一种具有约束力的善的标准。
活动、品格与实践智慧
幸福是一种活动,而不只是某种拥有的东西或内在倾向。仅仅具有值得赞赏的品格,却不将其付诸实践,并不足够,正如拥有运动才能与在比赛中表现出色并不是一回事。
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勇敢、慷慨等品格德性与理智德性。品格通过习惯养成而发展,而良好的行动则需要恰当地理解具体情境。实践智慧,即 phronēsis,使人能够就如何行动和生活作出明智的审议。
他将德性理解为中道,但这并不意味着适度永远是最好的规则。恰当的回应取决于行动者、情境、目的和行动方式。例如,勇敢意味着恰当地应对恐惧与自信,而不是简单地在两个极端之间选取一个数量上的中点。
快乐并未被排除在外。亚里士多德认为,适当的快乐能够使卓越的活动臻于完善,或伴随这种活动而来。因此,这里的对比并不是繁盛与享受的对立,而是以有价值的活动为中心的生活,与完全围绕一时令人愉快之事展开的生活之间的区别。
外在善、友谊与命运
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仅有德性便等于人生繁盛。朋友、物质资源和有利的环境,可能是践行德性的必要条件,也可能有助于构成完整的人生。即使一个人以高尚的方式应对,严重的厄运仍可能损害其幸福。
友谊尤其重要:朋友共同参与活动,支持彼此的道德发展,并提供相互认可和共同行动的机会。因此,幸福并不是一种与社会完全隔绝的理想。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自足”,是指一种生活值得选择,且不缺少任何不可或缺之物,而不是说个人不需要其他人。他的伦理学与政治哲学相联系,因为教育、法律与城邦制度都有助于塑造人们生活的条件。
沉思与完整的人生
《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将沉思确定为最高的活动,强调它的持续性、相对自足性,以及它对最优越的理智能力的运用。亚里士多德也承认,以实践德性和道德德性为中心的生活是幸福的,但赋予它次一级的地位。
这些主张之间的关系,是解释亚里士多德时的一大争议。有些解读将沉思视为完满幸福的主导性构成要素;另一些解读则强调一种更广阔的生活,其中包含道德行动、友谊与理智活动。因此,不能不加限定地将亚里士多德的论述归结为纯粹的理智沉思,也不能将其归结为对人的一切善不作区分地求取平衡。
希腊化时期的其他方案
后来的各学派延续了如何生活得好的问题,同时对德性、快乐以及生活对环境的依赖提出了不同解释。
斯多葛学派
对斯多葛学派而言,德性是幸福的必要且充分条件。生活得好,意味着依循自然与理性生活。财富、健康和声誉并不是严格道德意义上的善,因为它们不一定使拥有者受益,也不能使恶人成为好人。
不过,斯多葛学派仍区分“可取”与“不可取”的无差别事物。通常可以选择健康而非疾病、充足的资源而非匮乏,但这些都不决定幸福。其要点并不是环境在实践中无关紧要,而是人生繁盛最终取决于有德性的理性行动能力,而非命运。
这一立场与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承认,严重的外在厄运能够损害好人的幸福。
伊壁鸠鲁学派
伊壁鸠鲁将快乐确定为人生目的,因此,在古代关于美好生活的广泛探讨中,伊壁鸠鲁学派提出了一种享乐主义的解释。它的理想并不是持续的奢华或强烈的刺激,而是强调免于身体痛苦与心灵纷扰、审慎地调节欲望,以及友谊。
德性不可或缺,因为明智而正义地生活,与快乐地生活不可分离。宁静在这一论述中居于核心地位,但它并不是各哲学学派通用的幸福同义词。
犬儒学派
犬儒学派强调德性、自足,以及不依赖世俗所重视之物的自由。它批判地位、财富和社会制造的欲望,认为人生繁盛所需要的外在支持,远少于亚里士多德所认可的程度。
后世接受与当代哲学
古代关于人生繁盛的论述影响了中世纪对幸福与至福的讨论。托马斯·阿奎那在基督教神学框架内广泛借鉴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尘世生活中可以达到的不完满幸福与在直观上帝中实现的完满至福。这保留了关于人类最终目的的追问,同时改变了这一问题的神学背景。
当代对幸福概念的兴趣,与德性伦理学的复兴密切相关。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各种进路探讨品格、实践推理、人际关系以及人类生活形式如何促成人生繁盛。对于伦理学应在多大程度上依赖有关人性的主张,它们各有不同看法。
幸福论也参与了关于福祉的争论。有些理论将有益于个人的事物等同于快乐、欲望的满足,或一系列客观的善。幸福论的典型特征,是将美好生活与卓越的活动或人的能力的良好发挥联系起来,不过,它与这些其他理论的具体关系各不相同。
与功利主义不同,幸福论本身并不要求将总体福祉最大化。与义务论不同,它并不以义务或约束作为伦理解释的首要基础。这些差异属于解释结构上的差异,并不能证明幸福论者不重视后果、义务或他人。
心理学中的幸福概念
在积极心理学与生活质量研究中,“实现型幸福感”通常指人生目标、个人成长、自主性、积极的人际关系以及有效投入生活等维度。它常与“享乐型幸福感”相对照,后者通过快乐、积极与消极情感或生活满意度来理解幸福。
这些研究类别是现代的操作化概念,并不直接等同于古代学说。不同测量工具衡量的是意义、功能发挥、动机以及自我报告的发展状况的不同组合。因此,仅凭问卷得分,并不能独立判定一个人是否拥有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德性,或是否实现了哲学意义上的最佳人生。
这种区分也不是绝对的:愉快的体验与有意义的活动可以重合。一个持续存在的方法论问题是,所提出的实现型幸福感指标,究竟衡量了一种独特的福祉形式、这种福祉的成因,还是人们因其他理由而珍视的某些功能表现。
主要哲学争议
以下几个问题始终是这一概念的核心:
- **德性与益处:**德性是人生繁盛的充分条件、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还是部分地因为能够产生其他益处而有价值?
- **客观性与认同:**如果一个人并不感到自己的生活美好,也不认同它是美好的,这种生活仍可能对他而言是好的吗?满足感能否与严重贫乏的人生并存?
- **命运:**人生繁盛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依赖资源、人际关系、政治条件以及个人无法控制的事件?
- **多元性:**是否存在一种最好的人的生活,还是存在多种实质上不同的人生繁盛形式?
- **人性:**关于人所特有能力的事实,能否为人应当如何生活的标准提供正当依据?
- **不偏私性:**如果通过行动者自身的人生繁盛来解释伦理行动,那么,这一理论能否充分说明人对陌生人所负的严格义务?
另一个问题涉及排斥。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框架限制了充分的公民参与,并依赖于当代平等主义理论所拒斥的社会等级制度。现代人在借鉴其思想时,必须区分两者:一是通过卓越活动实现人生繁盛的一般观念,二是关于哪些人能够充分参与这种生活的、具有特定历史背景的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