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幸福感研究人们如何体验和评价自己的生活。其主要组成部分是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分别指对生活整体的判断,愉悦、满足等令人愉快的感受,以及悲伤、担忧、愤怒等令人不快的感受。这些组成部分相互关联,但不能相互替代。一个人可能认为自己的生活有价值、令人满意,同时也承受着相当大的压力;也可能度过愉快的一天,却对生活整体评价不高。
这一概念在心理学、经济学和生活质量研究中占有核心地位,因为物质资源和可观察到的客观处境,并不能充分反映当事人的生活过得如何。主观幸福感测量可作为收入、健康、就业和受教育程度等指标的补充,用于研究个体差异、社会不平等、文化差异以及公共政策的影响。如何解读这些测量结果,取决于问题的表述方式、所测量的是幸福感的哪个方面,以及比较针对的是个体、群体,还是随时间发生的变化。
概念边界与构成要素
“主观”一词指明了评估的视角,即当事人自身的体验或判断。这并不意味着每份自述都是随意的,也不意味着产生幸福感的条件完全来自个体内部。失业、缺乏安全感、疾病、歧视以及能提供支持的关系,都可能影响主观幸福感,即便最终的结果是通过自我报告来记录的。这里的区别在于:评估是由当事人作出的,还是由外部依据一份理想条件清单来判定的。
标准的三要素模型区分了评价性幸福感与情感性幸福感。生活满意度涉及一种判断,即人们将自身处境与愿望、需求、预期或个人标准进行比较。评价可以针对整体生活,也可以针对工作、住房、人际关系和健康等具体领域。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则关乎情绪体验。两者并非完全对立:有些人可能经常既感到愉悦又感到忧虑,另一些人则报告这两种体验都相对较少。因此,用积极情感减去消极情感虽然可以得到情感平衡得分,却也会掩盖不同情绪模式之间可能存在的重要差异。
“幸福”是一个含义模糊的相近概念。在日常语言中,它可能指片刻的愉悦、积极的情绪倾向、对生活的满意,也可能指更广泛意义上的生活美好。因此,科学研究需要明确其操作性定义,而不能将所有关于幸福的问题视为等同。情绪强度同样重要。兴奋和热情属于积极的高唤醒状态,平静和满足则属于积极的低唤醒状态。仅侧重兴奋的测量,可能会遗漏人们十分珍视的幸福感形式。
另一个需要区分的概念是幸福论中的繁荣。这一思想传统与亚里士多德密切相关,在现代研究中,又通过意义、自主性、个人成长和有效发挥自身功能等理念得到发展。狭义的主观幸福感定义侧重于生活评价和情感体验。更广义的主观幸福感框架,包括一些官方测量体系,还纳入了有关目标感或所从事的活动是否让人觉得有价值的问题。繁荣取向与享乐取向在实证层面有所重叠,但两者在概念上的关注点不同:有意义的活动未必令人愉悦,而愉悦也不能证明一项活动具有意义。
因此,主观幸福感既不是对人类福祉的完整描述,也不是一种临床分类。它并不直接衡量权利、机会、能力或环境条件,尽管这些因素可能塑造主观幸福感。同样,仅凭生活满意度低,也不能判定一个人患有精神障碍。主观幸福感的独特贡献在于,它记录了生活中一个无法由外部指标简单替代的方面:身处其中的人如何体验和评价自身处境。
研究领域的思想起源与发展
关于幸福与美好生活的探讨,远早于现代社会科学。哲学中的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想传统,探讨了快乐、痛苦及其伦理意义。杰里米·边沁在十八世纪提出的功利主义,将快乐与痛苦的权衡置于评价制度和行为的核心位置。这些哲学探索与当代主观幸福感研究有所不同:后者主要考察可测量的体验和评价,而非确立单一的道德标准。
二十世纪,随着人口调查和态度测量的普及,实证研究逐渐变得更加系统。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哈德利·坎特里尔、诺曼·布拉德伯恩等社会研究者,推动形成了评估人们的期望、关切和情绪生活的方法。坎特里尔于1965年出版的《人类关切的模式》介绍了自我锚定奋斗量表,如今通常称为坎特里尔阶梯量表。受访者以自己能够想象的最糟糕和最美好的生活为两端,确定自己生活所处的位置。布拉德伯恩1969年出版的《心理幸福感的结构》,推动研究者认识到应当分别考察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指标运动,倡导采用国民产出以外的衡量指标。研究者开始追问,收入和消费的增长是否足以反映社会进步。理查德·伊斯特林1974年对收入与幸福的分析影响尤为深远,使人们开始关注:在一国内部进行比较,与考察全国平均水平随时间的变化,所得结果有何不同。由此引发的争论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将人们对自身心理状态的报告与经济增长、相对收入及社会福利等问题联系起来。
埃德·迪纳1984年发表的综述《主观幸福感》,将分散的文献整合为一个轮廓清晰的研究领域。1985年,迪纳与罗伯特·埃蒙斯、兰迪·拉森及莎伦·格里芬共同推出了包含五个条目的生活满意度量表。1988年,戴维·沃森、李·安娜·克拉克与奥克·特勒根推出了积极与消极情感量表,简称PANAS。这些测量工具促进了研究成果的积累,因为研究者能够比较使用共同测量工具所得的结果,而不必完全依赖各自设计的问题。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行为经济学以及对积极心理功能的研究,使这一领域受到更广泛的关注。丹尼尔·卡尼曼及其合作者区分了体验效用与基于回忆的评价,并开发了研究日常体验的方法。2009年,由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阿马蒂亚·森和让-保罗·菲图西牵头的经济表现与社会进步测量委员会,推动将主观指标纳入有关官方统计的讨论。首份《世界幸福报告》于2012年发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则于2013年发布了首份主观幸福感测量指南。这些进展并未取代早期方法,而是使几种不同的测量方式在研究和公共报告中得到制度化应用。
测量工具与方法
主观幸福感通常通过问卷、访谈或在日常生活中反复收集的自我报告来测量。最简单的测量工具只用一个问题询问总体生活满意度或幸福程度。多题项量表能够更全面地涵盖所测构念,并减少个别措辞带来的影响。例如,生活满意度量表包含五条对生活进行总体评价的陈述,受访者通常使用七点评分来表示同意程度。这些题目关注生活整体,而不是要求研究者预先决定受访者应当赋予工作、人际关系或其他领域多大的权重。
坎特里尔阶梯量表通常采用从0到10的评分,以可能过上的最糟糕生活和最美好生活作为两端的锚点。它与直接询问满意度的问题不同,因为它让受访者自行设定两端的标准。两种方法都属于评价性测量,但其措辞和作答过程并不相同。官方调查也可能分别询问生活满意度、是否觉得生活有价值,以及昨天的幸福感和焦虑感。分别报告这些结果,可以保留单一综合得分可能掩盖的差异。
情感测量还需要对时间范围和情绪内容作出选择。询问“此刻”感受的问题,与询问昨天或过去一个月感受的问题,所评估的时间范围不同。积极与消极情感量表(PANAS)包含热情、警觉、苦恼和紧张等描述较高唤醒状态的词语;它并未穷尽所有愉快和不愉快的体验。其他测量工具则纳入低唤醒状态、具体情绪或情绪片段的持续时间。频率、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可能很重要,不能因为某种工具测量了其中一项,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它也测量了其他各项。
经验取样法要求参与者在日常情境中反复报告自己的感受和所处环境,通常是在收到智能手机发送的提示后作答。这种方法减少了对长期记忆的依赖,并能分析个体内的变化:某个人是否在从事某些活动或与特定的人相处时感觉更好。不过,参与这一过程可能带来负担,而漏答提示的情况可能与压力、工作要求或其他经历存在系统性关联。卡尼曼及其同事于2004年提出的日重现法,是一种负担相对较轻的替代方法。参与者回顾并重建前一天的各个活动片段,报告自己在每个片段中做了什么,以及当时有何感受。
数据汇总方式必须与研究问题相匹配。对不同个体取平均值,描述的是一个群体;对各个活动片段按时间加权取平均值,描述的则是一天中的体验。处于不愉快状态的时间占比又是另一种指标。如果估计结果旨在描述一个国家的情况,那么调查权重、具有代表性的抽样、便于不同人群作答的问卷设计,以及一致的调查实施方式,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长期居住在机构内、流离失所、难以联系或无法完成现有问卷的人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外,那么一个看似精确的全国平均值也无法弥补这一缺陷。
信度、效度与因果解释
主观幸福感测量的可信度取决于心理测量学:测量工具能否一致地测出其预期测量的构念。信度关注不同题项或重复观测之间的一致性。效度关注所得分数能否支持预期的解释。人们对生活的评价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稳定性,但也会随境况变化。如果一项测量结果在重大生活事件发生后从不改变,并不一定说明它更好;这可能意味着它对本应记录的体验缺乏敏感性。
多种证据支持自我报告的实用价值。自评得分与相关生活境况、熟悉受访者的人所作的报告,以及其他情绪体验指标存在关联。旨在测量相似构念的不同工具,其结果往往趋于一致,而评价性测量与情感性测量仍可区分。不过,这些证据都不能提供完美的外部标准。面部表现、生理活动和活动模式可以提供辅助证据,但没有任何单一生物指标能够直接确定一个人对生活有多满意。
问卷的上下文会影响回答。受访者可能依据前面的问题所凸显的信息作答,对量表两端的含义有不同理解,或根据社会期望调整答案。访员是否在场、采用电话还是网络调查、问题顺序以及翻译,都可能影响结果。暂时的心境和近期事件也可能影响总体判断。这些影响说明有必要规范调查程序并检验结果的稳健性,而不是据此认定所有回答都毫无意义。其影响大小取决于测量工具、调查情境和受调查人群。
另一个独立的问题是因果关系。婚姻与较高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关联,本身并不能证明这种差异是婚姻造成的。结婚的人可能在婚前就已在健康、资源、人格或原有幸福感方面有所不同。同样,社会交往与积极情感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双向的:交往可能改善心情,而较好的心情也可能促进交往。统计调整能起多大作用,取决于相关混杂因素是否得到恰当测量。
纵向研究持续追踪同一批人,使研究者能够比较事件发生前后的变化,并控制稳定的个体差异。然而,健康、收入或家庭境况的变化仍可能使解释变得复杂。自然实验和设计良好的随机对照试验能够为特定接触因素或干预措施的影响提供更有力的证据,但其发现未必适用于所有情境。样本流失、选择性报告、小样本和多重结局检验也会影响结果的可信程度。因此,观察到的相关性、同一个体随时间发生的变化,以及通过实验估计出的效应,是不同形式的证据,不应将它们混为一谈。
心理过程与适应
主观幸福感既反映相对持久的个体倾向,也反映人们对环境变化的反应。有关人格的研究通常发现,外向性与积极情感相关,神经质与消极情感相关。这些关联并不意味着人格完全决定幸福感。人格特征相似的人可能有截然不同的经历,而一个人的评价和情绪也可能在健康、人际关系、就业或安全状况发生变化后出现显著转变。
双生子研究提供的证据表明,在所研究的人群中,遗传差异是造成幸福感差异的因素之一。不过,遗传率估计针对的是特定环境条件下的群体差异,并不表示个体的幸福有某个固定比例由遗传决定,也不能据此认定存在不可改变的生物学极限。估计结果会因样本、测量工具、年龄和统计模型而异。环境经历与遗传影响之间还可能存在相关或交互作用,因此,将其简单划分为“遗传所致”和“环境所致”会产生误导。
享乐适应指的是环境变化对情绪或评价的影响往往会随时间推移而减弱的倾向。新获得的好处可能变得习以为常,注意力可能转向别处,期望也可能随之调整。早期的幸福感设定点理论强调,幸福感会回归某个个体特有的水平。后来的纵向研究表明,适应程度因事件和个体而有很大差异。有些变化仅持续较短时间,而失业、丧亲、慢性疾病及其他经历,至少对部分人而言,可能与持久的变化有关。
适应并非单一过程。情绪反应减弱与评价标准改变并不相同。一个人可能不再因某种局限而那么痛苦,却仍将其视为严重的损失。反过来,处境改善可能提高期望,使自报满意度的提升受到限制,即使日常生活已经变得更轻松。适应也不意味着匮乏无害,或恢复失去的机会毫无价值。自我报告的适应情况与某种处境在客观上的重要性,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社会比较是另一种作用机制。人们在评价收入、成就、地位和机会时,部分会以参照群体为标准,其中可能包括同事、邻居、同辈,或过去的自己。因此,对一次加薪的评价可能会因他人工资的变化以及本人原先的预期而有所不同。注意力和记忆也会影响判断。一段经历所带来的情绪性质、其中感受最强烈的时刻以及它的结尾,对事后评价的影响可能不同于其持续时间。这些过程有助于解释,为何人们回忆起某件事时的满意度,会与事件发生当时记录的感受有所出入,而不必将其中任何一种描述简单地视为虚假。
收入、就业与物质条件
收入是主观幸福感研究中最受关注的相关因素之一。在同一个国家内,收入较高的人所报告的生活评价通常平均也更高。较富裕国家的平均生活评价也往往高于较贫穷国家,但收入并不能解释所有差异。物质资源可以通过提供食物、住所、医疗服务、安全保障、自主权以及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来提升幸福感。因此,贫困的后果并不限于消费层面:匮乏还可能意味着不确定性、选择受限、社会排斥,以及反复面临带来压力的决策。
许多研究使用收入的对数来描述收入与生活评价之间的关系:
其中, 是幸福感得分, 是收入,其余各项表示截距和未得到解释的变异。当 为正时,这一模型设定意味着,在不同收入水平上,收入按相同比例增长所对应的得分差异相近。这并不意味着,同样一笔金额对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同样重要。仅凭拟合得到的关联,也无法确定向人们转移资金会产生什么影响。
伊斯特林悖论涉及在不同分析层次上,收入提高与幸福之间的关系。伊斯特林强调,在一个国家内部,较富裕的人往往报告更高的幸福感;然而,在他考察的数据中,国民收入增长与平均幸福感之间的长期关系似乎较弱。后续研究在不同国家、时期和衡量指标上得出了不同的结果。相对收入、适应、测量方式的变化以及经济收益的分配,仍然是解释这些结果时需要考虑的因素。现有文献并不支持将“经济增长总能提高幸福感”或“收入从来都不重要”中的任何一种说法视为普遍规律。
另一项争论的焦点是,当收入超过某个水平后,情绪幸福感是否就不再提高。卡尼曼与安格斯·迪顿在2010年的一项研究中报告称,在其美国数据中,当家庭年收入达到约75,000美元时,情绪幸福感似乎趋于平稳,而生活评价仍继续上升。马修·基林斯沃思于2021年开展的体验抽样研究则发现了不同的模式。2023年,基林斯沃思、卡尼曼和芭芭拉·梅勒斯联合开展的重新分析表明,这一关系随人们在情绪幸福感分布中所处的位置而异,并不符合某个统一适用的收入门槛。不应将这些研究涉及的金额、研究人群和测量工具所对应的结果,转化为一个不受时代限制的收入目标。
就业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收入,还在于它所带来的规律生活、社会交往、社会地位和有所贡献的感觉。失业往往与较低的生活满意度相关,其影响超出了测量到的收入损失。工作质量同样重要:即使仍然在职,工作不稳定、要求过高、缺乏掌控感以及艰难的通勤条件,也可能影响人们的生活体验。国内生产总值等总量指标并不直接记录这些方面,这也是主观指标能够为传统经济核算提供补充信息的原因之一。
人际关系、健康与生命历程
社会关系始终与主观幸福感存在关联。支持性的人际联系可以提供陪伴、实际帮助、情感上的慰藉和归属感。关系的质量往往比交往人数的多少更重要。如果频繁的互动伴随着冲突、胁迫或过度要求,就可能令人痛苦;而规模较小的人际网络也能提供支持,让人感到满足。因此,仅凭家庭成员构成,无法完整了解一个人的社会处境。
关于婚姻的研究说明了选择效应和随时间发生的变化为何重要。已婚者报告的平均生活满意度往往高于某些未婚群体,但这些差异可能在结婚前就已存在,而且婚姻关系的质量差异很大。纵向研究通常发现,生活满意度在结婚前后有所上升,随后出现不同程度的适应。分居、离婚和丧偶各有不同的变化轨迹,不应统统归入“未婚”这一类别。照护、为人父母及其他家庭角色同样既可能带来回报,也会消耗时间、金钱、睡眠和情感资源。
身心健康与主观幸福感密切相关,但二者并非一一对应。疼痛、疲劳、行动受限和不确定性可以直接影响日常体验,疾病也可能改变就业状况、社会参与和对未来的预期。抑郁和焦虑与幸福感,尤其是消极情感,有着重要关联,但积极的幸福感与没有精神症状并不是同一概念。一个人可能几乎没有症状,却缺乏目标感或满足感;而患有疾病的人仍可能表示自己拥有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和积极体验。
涉及残疾的研究也表明,外界的判断不应取代人们对自身情况的陈述。旁观者可能低估长期存在功能障碍者的幸福感,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关注的是功能障碍,而非这个人的整体生活。与此同时,也不能以适应为由,忽视环境中的无障碍设施不足、歧视、疼痛或尚未得到满足的支持需求。开展比较时,需要关注具体状况的性质、可获得的资源,以及所测量的结果指标。
幸福感随年龄变化的模式同样不尽相同。许多横断面研究发现,年龄与生活评价之间呈 U 形关系,中年阶段的平均得分较低,但这一模式是否存在、低谷出现于何时,会因社会和研究设计而异。横断面研究中的年龄差异混合了衰老、出生队列和历史时期的差异,不能直接反映一个普通个体如何随时间变化。情绪体验的变化模式可能不同于生活满意度。童年、青春期、为人父母、退休及晚年都伴随着角色和评价标准的变化,而针对老年群体的调查还可能受到死亡和未回应情况的影响。没有任何一条年龄曲线能够充分描述所有人群中幸福感各个组成部分的变化。
文化与国际比较
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已在国际范围内开展,但进行比较时,需要跨越文化、语言、制度和日常生活条件的差异。在一种环境中,美好生活可能侧重于个人成就;在另一种环境中,则可能更强调关系和谐、责任或精神上的充实。这些价值观并不相互排斥,而且一国内部也可能存在显著差异。“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等国家标签只是宽泛的分析性描述,并不能完整解释个体的回答。
文化差异既可能影响体验,也可能影响人们对体验的报告方式。人们对兴奋与平静这两类积极状态的重视程度可能不同,表达痛苦的意愿可能各异,也可能认为选择量表两端的极端选项不合适。有些人可能避免将自己的生活描述得格外美好,因为这样做显得自夸,或会让人担忧将来遭遇不幸。另一些人则可能认为,正面描述自己是合乎惯例的做法。这些可能性提出了测量方面的问题,但并不能据此认定,国际差异仅仅是报告风格造成的假象。
翻译并不只是用词典中的对应词替换原词。与幸福、满意、担忧或价值感相对应的词语,可能引发不同的联想;回答选项对体验的划分方式,也未必完全一致。研究者会采用独立翻译、协调定稿、回译和认知访谈等程序,考察受访者如何理解问题。采用无障碍形式并纳入少数群体语言,也可能改变哪些人的体验能够体现在全国估计结果中。
一个核心技术问题是测量不变性,即一个量表在不同群体中,是否以足够可比的方式测量同一构念。对于多题项测量工具,研究者会考察各题项与潜在构念的关系是否相似,以及相同的潜在构念水平是否会产生可比的回答。即使变量间关联的比较仍有价值,某些特定假设不成立也可能限制均值的比较。单题项测量可用于此类检验的机会较少,因此,调查设计和多种相互印证的证据就更为重要。
国际报告通常呈现各国生活评价的平均水平,有时也辅以积极和消极情绪体验的数据。《世界幸福报告》的国家排名依据的是坎特里尔阶梯量表回答的平均值,而不是将收入、自由、社会支持和其他解释变量相加得到的指数。这些变量用于研究生活评价差异的成因。排名还取决于抽样误差以及汇总了哪些年份的数据;名次相邻并不一定意味着存在明确的实质性差异。全国平均值可能掩盖收入、地区、年龄、族裔或移民身份方面的巨大不平等。因此,跨国研究只有在考虑分布、不确定性、测量可比性和制度背景,而不是将排行榜当作对国民生活的完整描述时,才能提供最有价值的信息。
公共政策、价值评估与伦理界限
主观幸福感指标为政府提供了经济产出数据或行政记录无法直接提供的信息。这些指标可以揭示人们是否感到满意、苦恼、得到支持,或能否在日常生活中找到意义。将其与物质条件和制度方面的指标结合使用,有助于评估住房、就业、交通、环境质量和公共卫生等领域的政策成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测量指南及各国统计工作推动了问项的标准化和数据的定期采集,并促进了对生活评价、情感体验和实现型幸福感测量的明确区分。
政策评估不能仅仅识别哪些群体报告的得分较低。研究者必须确定政策带来了什么变化,以及能否合理地将测得的变化归因于该政策。例如,一项住房干预措施可能同时影响居住保障、通勤时间、邻里关系和可支配收入。因此,评估既可以收集总体生活满意度,也可以收集更具体的结果指标。调查时点十分重要:即时的扰动、短期的缓解、适应过程和持久的影响,都可能使结果因受访者接受调查的时间不同而有所差异。
一些方法将主观幸福感用于成本收益分析。分析人员可以估计收入及其他境况的变化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联,再利用这些关系推算相应的货币价值。另一些方法则用幸福感调整生命年来表示结果,通常称为 WELLBY,将生活满意度的变化幅度与其持续时间及受影响人数相结合。这些方法都对量表的可比性、因果效应、汇总方式,以及不同人所获收益的相对价值作出了假设。估计结果可能对收入的测量方式、未观测到的混杂因素,以及是否纳入短期或长期效应较为敏感。
将人们报告的满意度最大化,并不等同于保护人权或扩大实际机会,因此会引发伦理问题。人们可能会因匮乏处境而调整自己的期望,而拥有更多机会的人则可能因为抱负较高而表示不满。因此,如果把每一个自报得分都视为对福祉的完整判断,就可能掩盖不公。反过来,仅仅因为人们的境况看起来不理想,就无视他们对自身生活的正面评价,也会否认其自身视角所具有的信息价值。主观证据与基于权利或可行能力的评估所回答的问题相互关联,却并不相同。
数据采集还涉及数据隐私问题,尤其是在反复收集情绪自报数据,并将其与位置、就业、健康或数字行为数据关联时。由于详尽的记录可能揭示私密的生活规律,参与安排、保密措施以及对数据再利用的适当限制都十分重要。根据社交媒体上的语言或其他数字痕迹推断幸福感,还会带来更多问题:平台用户并不能代表全部人口,预测准确度可能因群体而异,而表达出来的情绪倾向也不等同于生活满意度。因此,官方使用这类数据时,需要采用透明的定义、合理可靠的测量方法,并明确区分直接报告的体验与算法推断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