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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心理学 / prosocial-behavior

亲社会行为

亲社会行为是旨在使他人受益的行为,包括帮助、分享、合作、安慰,以及自愿为集体福祉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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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社会行为是旨在使他人、群体或更广泛的社群受益的行为。它包括帮助他人完成任务、分享资源、安慰处于痛苦中的人、参与志愿服务、捐赠,以及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合作。这一术语描述的是行为所指向的受益对象,而非某一种内在动机:一个人可能出于关切、义务感、情感、对互惠的期待、对声誉的考量,或同时出于多种动机而提供帮助。

亲社会行为研究横跨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人类学。其核心问题包括:人们如何识别他人的需求,为什么有时愿意付出个人代价来提供帮助,在存在被人利用的可能性时合作如何得以维持,以及助人倾向为何随人际关系和情境而变化。研究范围涵盖幼儿的助人行为、紧急情况下的干预、实验室中的资源分配、慈善捐赠,以及对公共物品的贡献。

亲社会行为对日常人际关系以及依赖自愿参与的各类机构都很重要。然而,它并不等同于道德上的正确,也不意味着一定会产生可证实的有益结果。帮助可能无效、不受欢迎,也可能只选择性地面向群体内部成员,或为有害的集体目标提供支持。因此,要充分理解亲社会行为,就必须区分行为意图、可观察到的行动、行为后果,以及评判这些行为所依据的社会标准。

定义、界限与领域发展

亲社会行为通常被定义为意在使他人受益的行为,不过,研究者在衡量这种意图时,直接程度各不相同。当目的是提供帮助时,向有需要的人捐钱很容易被归为亲社会行为;无意间给他人带来的好处通常则不算。当行为兼有多种目的,或一个人的获益使另一个人付出代价时,界定就变得困难。例如,一位同事帮助团队按期完成任务,却隐瞒了一个严重错误,这可能使身边的同事受益,却损害客户的利益。因此,必须明确所涉及的受益者和考察的时间跨度。

在一些心理学论述中,利他主义的含义更为狭窄:它指的是以他人的福祉为最终目标的动机,而非将其作为获取个人回报的手段。按照这一定义,亲社会行为既可能出于利他动机,也可能出于利己动机。进化生物学对“利他主义”的用法则不同,指行为者以自身适合度的降低为代价,提高接受者繁殖适合度的行为。无论是生物学上的代价,还是心理上的动机,都不能仅凭外在可见的捐赠数额或牺牲程度来推断。

亲社会性与合作也有所重叠,但并不等同。合作涉及协调一致或互惠互利的活动,所有参与者都可能获益。帮助则可以是单方面的,不一定涉及共同行动。同样,遵循社会规范可能有助于他人,但从众也可能维持排斥或有害的做法。服从、礼貌、慷慨和公平分属部分重叠的领域,而不是衡量某一种美德时可以互换使用的指标。

20世纪60至70年代,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现代实验研究不断拓展。约翰·达利和比布·拉塔内研究了紧急情境下的助人行为,后来的研究者则考察了共情、道德发展、资源分配和志愿服务。1964年凯瑟琳·“基蒂”·吉诺维斯遇害案,成为公众讨论中用来说明所谓旁观者冷漠的一个影响深远的案例。然而,后来的历史考证对这一广为流传的叙述中的若干重要细节提出了质疑,尤其是所谓38名目击者目睹了整个袭击过程却无一作出反应的说法。应当将这一案件的文化影响与其所推动的实验研究证据区分开来。

这一领域逐渐从特殊的紧急事件,拓展到日常帮助和有组织的贡献行为。如今,研究者会区分安慰、工具性帮助、分享、提供信息、保护他人以及参与集体行动等不同形式。这些形式所需的能力和机会各不相同。有些人可能乐于提供实际帮助,却觉得难以给予情感上的安慰;另一些人可能愿意匿名捐赠,却避免直接介入。这些差异说明,使用一个宽泛的概念仍然有其价值,但若仅以亲社会程度的“高低”对人们进行单一排序,往往会掩盖重要的差异。

测量与研究方法

亲社会行为可以通过观察、自我报告、他人报告、实验中的选择以及行政记录来测量。每种方法都只能捕捉这一现象的某个侧面。问卷可以评估日常助人习惯或提供帮助的意愿,但回答可能受到记忆偏差以及希望显得体贴的心理影响。观察可以确定特定情境中实际发生了什么,却可能遗漏私下提供的帮助。捐赠和志愿服务记录能够提供具有实际后果的行为指标,不过,个人可支配的金钱、时间以及参与机会会显著影响这些记录所呈现的结果。

实验经济学引入了标准化任务,用以分离社会决策中的特定要素。在独裁者博弈中,一名参与者获得一笔初始资金,并决定将其中多少转给另一人,而接受者通常无法作出任何策略性回应。在最后通牒博弈中,接受者可以拒绝提出的分配方案,使双方都一无所获。第一种任务中的给予行为可能反映慷慨、公平观念,或对他人期望的感知;第二种任务中的出价还可能反映对遭到拒绝的担忧。这两种任务都无法直接、明确地测量利他动机。

公共物品博弈考察人们对共享资源的贡献。在一种常见设计中,每名参与者都可以保留初始资金,也可以将其投入集体基金。投入的资金按一定倍数增加后,再分配给所有成员。实验参数通常设置为:投入有利于群体,但带来的个人回报低于保留同等金额所得的回报。由此产生的矛盾使研究者能够考察搭便车、条件性合作、沟通、惩罚和重复互动。结果取决于匿名程度、群体构成、收益规则,以及参与者是否预期今后还会相遇。

实地实验使这些问题更贴近日常生活。研究者考察过人们对募捐信息的反应、归还失物的行为、对陌生人的帮助,以及参与社区活动的情况。只要分组与实施得当,随机对照试验就可以估计某项具体干预的效果。随机化并不能自动说明干预为何有效、能否推广到其他人群,或其益处能否持续。实地研究还涉及知情同意、欺骗,以及对未在知情情况下参与研究的人所造成的影响等伦理问题。

解释测量结果时,需要同时关注信度和效度。具有信度的任务能在可比条件下产生较为一致的测量结果;具有依据的效度解释则能将这些测量结果与所提出的构念联系起来。一次慷慨的分配可能包含过多随机波动,不足以识别稳定的行为倾向。反过来,将许多彼此无关的行为汇总,也可能掩盖有意义的差异。如今的研究越来越多地采用重复观察、多种方法、预注册分析和置信区间。这些做法有助于区分稳健的规律与特定情境下的结果,既不把实验室行为视为人格的完整写照,也不将其看作本就毫无意义的实验产物。

演化解释与合作问题

演化解释探讨的是:当帮助他人有时需要付出代价时,使他人受益的倾向如何产生并延续。这类解释关注的是各种能力和行为策略在演化历史中如何受到选择,而不一定涉及个人自觉意识到的行动理由。人们不必计算行为对繁殖的影响,也会关爱亲属或回报他人的帮助。多种机制可以共同发挥作用,而且,对演化起源的解释并不能判定某一具体行为在道德上是否可取。

亲缘选择解释了当行为的影响满足适当条件时,有益于遗传亲属的行为如何得以传播。W. D. 汉密尔顿于1964年将一条核心法则形式化,通常表示为

rb>c,rb>c,

其中,rr 表示遗传亲缘度,bb 表示接受者获得的适合度收益,cc 表示行为实施者付出的适合度代价。这一表达式概括的是在其假设成立时的选择条件,而不是衡量日常善行的通用计算公式。人类的亲属关系还涉及收养、婚姻、文化所认可的义务,以及不能仅用遗传亲缘度来解释的社会关系。

罗伯特·特里弗斯于1971年提出的互惠利他主义理论,探讨了未必具有近亲关系的个体之间的互助。如果接受帮助者日后会回报对方,而且互动中存在限制他人占便宜的途径,那么帮助行为就可能受到选择的青睐。直接互惠涉及同一对伙伴之间的反复交换。间接互惠则涉及通过声誉获得的收益,例如,因为某人曾帮助过他人而向其提供帮助。伙伴选择提供了另一条途径:可靠的合作者可能更有机会与理想的伙伴合作,从而通过排斥而非即时报复,让占便宜者付出代价。

互利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并不要求每次互动都有人作出净牺牲。联合狩猎、协同照料儿童、信息交换与合作生产,都能带来个体独自行动时无法获得的收益。此时,核心问题便包括如何协调行动以及如何分配收益。一个人可能因为参与对自己有利而作出贡献,但由此产生的行动,按通常的行为定义,仍属于亲社会行为。这也说明,付出代价的利他行为只是亲社会行为这一更广泛主题的一部分。

人类合作也受到基因—文化协同演化与文化传递的塑造。人们不仅承继生物学能力,也承继包含规范、制度以及后天习得的预期在内的社会环境。文化实践可以通过声誉体系、共同规则和惩戒机制,使陌生人之间的大规模合作得以稳定维持。多层次演化研究考察群体内部及群体之间的选择,不过,这些过程的相对重要性及其解释仍存在争议。当演化模型明确说明其有关互动、传承、代价与收益的假设时,最能提供有价值的解释;如果一种说法只是把所有有益的结果都贴上“适应性”的标签,就不能算是识别出了可检验的机制。

心理动机与决策过程

动机研究中的一个核心区分,是将对他人的关切与调节自身不适的尝试区分开来。共情本身有多种含义。情感共情指分享他人的情绪状态,或与之产生共鸣;认知视角采择则指在头脑中表征他人的想法或感受。慈悲或共情关切更具体地指向以他人为中心的关怀。这些过程可能相互重叠,但理解他人的痛苦不一定意味着感同身受,而感同身受也不总能带来有效的帮助。

C. 丹尼尔·巴特森及其同事提出了共情—利他假说,认为共情关切能够激发一种以改善他人福祉为终极目标的动机。相关实验试图区分这一解释与其他解释,例如避免内疚、逃离令人不快的场景,或获得社会认可。一种反复采用的实验设计同时操纵关切程度,以及不提供帮助便可离开的难易程度。这类研究使争论更加深入,但任何单一的可观察选择,都不足以确凿揭示个体内在的终极动机:看似无私的行动可能伴随着对回报的预期,而行动带来令人愉悦的感受,也不能证明正是这些感受促成了行动。

人们也会出于所感知的责任、承诺和道德原则而提供帮助。一个人即使与陌生人几乎没有情感联系,也可能因为认为帮助他人是一种义务而伸出援手。内化可以使社会期望成为个人自身准则的一部分,从而减少行为对即时监督或惩罚的依赖。感恩可能促使人们回报所受的恩惠,对内疚的预期可能使人们不愿弃他人于不顾,而自豪感则可能强化个人所看重的贡献方式。这些情绪发挥作用的途径,会因人际关系和对情境的解读而异。

资源限制与认知过程会影响动机能否转化为行动。潜在的帮助者会评估他人的需求、情况的紧迫性、自身能力、风险以及帮助可能取得的成效。即使关切程度很高,需求不明确也可能导致援助延迟。注意力同样具有选择性:生动的个体案例,可能比缺乏个人化细节的较大群体描述吸引更多支持。距离、熟悉程度和感知到的相似性,都可能影响谁的痛苦更容易引起关注。这些效应将亲社会决策与更广泛的认知偏差研究联系起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次捐赠都是非理性的,也不意味着情绪反应本质上逊于审慎思考。

神经科学研究表明,亲社会行为涉及价值评估、社会理解、情绪和认知控制等多个系统的相互作用,而非大脑中某个单一的“亲社会中枢”。仅凭与奖赏相关的脑区出现活动,并不能断定行为出于自私动机,因为价值评估系统会对多种期望中的结果作出反应,其中也包括他人受益。同样,关于催产素的研究结果也不支持将其简单地描述为普遍适用的“善意激素”:其效应取决于任务、社会情境和研究设计。更恰当的理解是,心理机制由相互作用的过程构成,各过程所起的作用会随助人形式的不同而变化。

儿童期及整个生命历程中的发展

发展心理学研究表明,有些形式的助人行为很早就已出现,早于儿童能够解释一般道德原则的阶段。在2006年发表的研究中,费利克斯·瓦内肯和迈克尔·托马塞洛报告了18个月大幼儿的工具性助人行为,例如替成人捡回其够不到的物品。这些发现表明,幼儿很早就具备了识别他人某些尚未达成的目标并作出回应的能力。但这些发现并不说明婴幼儿具有成人式的利他观念,也不说明早期助人行为的发展独立于社会经验。

不同的亲社会行为,其发展路径既有重合,也各有特点。工具性助人行为要求儿童识别他人想要达成的具体目标。安慰他人要求儿童察觉对方的痛苦,并选择可能起到安抚作用的回应方式。分享则要求儿童放弃对某项资源的控制,而且往往需要权衡相互冲突的愿望。因此,儿童可能在一种情境中乐于助人,却在另一种情境中不愿平均分配。随着成长,他们会更善于区分无意行为与故意行为,识别需求上的差异,并考虑接受帮助的人是否付出过努力,或此前是否表现公平。

家庭及其他照护环境为社会化提供了反复实践的机会。儿童观察他人如何提供帮助,听取有关助人行为后果的解释,参与家务,并接触有关关怀与责任的期望。成人可以引导儿童关注他人的需要,而不只是要求他们服从。兄弟姐妹及扩展家庭成员还可能提供更多协商资源分配和相互支持的机会。这些过程因家庭组织方式、经济条件和文化期望而异;没有任何一种家庭安排能够决定儿童日后的亲社会倾向。

随着儿童入学并步入青春期,同辈群体变得越来越重要。合作有助于建立友谊和获得接纳,而为遭到排斥的同学挺身而出则可能带来社交风险。青少年对声誉和群体归属变得更加敏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他人的关心普遍减少。同辈的关注既可能促进公开的慷慨行为和集体志愿服务,也可能促使个体顺从不利于助人的群体期望。关键往往在于,哪些规范被凸显出来,以及谁的认可最为重要。

成年阶段,亲社会行为的机会会随就业、养育子女、收入、健康状况和社会角色而变化。照料生活需要他人照护的亲属,与偶尔参加志愿服务相比,在持续时间、责任义务和实际要求上都有所不同。一些研究发现,慷慨程度或关怀程度存在年龄差异,但横断面比较可能将衰老的影响与不同出生世代的经历及资源不平等的影响混淆。纵向研究有助于区分这些影响,不过样本流失和行动机会的变化仍是难题。因此,从生命历程的视角出发,既要考察心理发展,也要考察使助人行为得以发生的环境如何变化。

情境影响与旁观者干预

旁观者效应是指他人在场使个体介入的可能性降低,或使其介入速度变慢的现象。在1968年的一项实验中,达利和拉塔内安排参与者通过对讲系统进行讨论,其间让他们听到另一名参与者似乎癫痫发作的声音。认为有更多人能听到这一情况的参与者,通常更不可能及时作出反应。该实验表明,即使没有直接的面对面互动,仅仅认为有其他人在场,也可能改变个体对自身责任的认识。

多种机制都可能促成这一现象。责任分散是指每位目击者都认为其他人可以采取行动。多元无知是指人们将他人表面上的平静视为情况并不严重的证据,尽管每个人内心可能都拿不准情况。观众抑制则涉及对反应过度、犯错或显得无能的担忧。这些机制各不相同:即使紧急情况已被明确识别,仍可能发生责任分散;而对于模糊不清的事件,人们可能尚未考虑责任归属,就已经作出了错误判断。

一种实用的过程模型将介入过程分为几个阶段:注意到事件、判断事件需要援助、承担责任、确定适当的行动,以及付诸实施。任何一个阶段受阻,都可能导致个体不介入。噪声或分心可能妨碍人们注意到事件;情况模糊可能妨碍判断;自认为缺乏技能则可能阻碍行动。在达利与丹尼尔·巴特森于1973年开展的“好撒马利亚人”研究中,时间压力显著影响了神学院学生是否停下来帮助一名看似身陷困境的人。这一发现说明,眼前的现实限制可能比刚刚思考过的道德主题对行为更有影响。

他人在场并不总会抑制介入。其他人可以提供信息、协调行动、提供人身保护,或让介入显得受到社会支持。综合研究结果表明,旁观者效应会随危险程度、情况的明确程度以及所需帮助的类型而变化。针对现实公共场所冲突的观察研究也发现,经常会有至少一名旁观者介入。这与个体层面介入概率的下降并不矛盾:随着目击者人数增加,即使每个人出手相助的可能性降低,也可能更有机会出现至少一人提供帮助。

物理环境和制度环境也会进一步塑造行为。明确的报告渠道、清晰可辨的工作人员职责、易于取用的设备以及共同的预期,都可以减少不确定性。相反,对报复、法律后果或自身安全的担忧可能使人不愿行动。除了是否提供帮助,帮助的质量也很重要:缺乏协调的介入可能妨碍受过训练的救援人员,或造成额外危险。因此,研究会区分行动意愿与是否具备提供有效帮助所需的知识、权限和实际手段。

文化、关系与不均等的关怀范围

亲社会行为植根于文化之中,与当地对义务、何以为人、公平以及何种帮助才算恰当的理解密切相关。在一种情境下被视为自愿慷慨解囊的钱物给予,在另一种情境下可能被看作偿还人情或履行普通的家庭义务。因此,“馈赠”与“义务”的区分并非在文化上保持中立。跨文化比较必须考察参与者认为某项行动意味着什么,而不能假定相同的实验指令就会营造出相同的社会情境。

约瑟夫·亨里奇及其同事在多个不同的小规模社会中开展经济博弈研究,发现人们在分享行为以及对不均等分配提议的反应上存在显著差异。2001年发表的研究结果挑战了这样一种假设:在大学生中观察到的行为可以代表全人类。后续研究进一步强调,研究样本过度集中于西方、受教育程度高、工业化、富裕和民主社会所带来的局限。这些差异并不意味着不同人群缺乏共同的心理能力,而是表明市场、制度、社会关系和地方规范会影响这些能力的表现方式。

关系塑造着援助的分配方式。相比素不相识的外人,人们往往会向亲属、朋友、邻居以及自己所重视群体的成员提供更多帮助。群体认同可以增强信任和贡献意愿,但同样的群体界限也可能限制人们对其他人的关怀。偏袒内群体与敌视外群体并不是同一种过程:优先帮助自己人,并不总是伴随着主动伤害他人。然而,群体内部的紧密合作也可能助长排斥、歧视或有组织的恶行。受益范围的大小以及受益对象是谁,始终是理解某一行为的关键。

互惠规范也因关系而异。在亲密关系中,人们可能会满足彼此的需求,而不明确记账;市场交换通常则会更精确地规定各方义务。在原本非正式的关系中引入报酬,可能会改变这段关系的含义,而不只是提高同一行为所获得的回报。援助也可能威胁受助者的自主性,或暗示其地位低下。受助者可能欢迎实际支持,却抵触那些在公开场合将他们表现得无能的帮助。因此,要解释一次看似有帮助的互动能否成功,也需要关注受助者的尊严及其对这次互动的理解。

对于与性别、阶层或国家背景相关的差异,需要谨慎解读。研究中观察到的助人行为,取决于人们接触求助的机会、经济资源、职业角色、安全状况,以及研究者记录哪些类型的行为。例如,在公共场合实施救援与日常照护涉及的机会和成本各不相同。民族志及其他形式的定性研究能够揭示标准化任务未能捕捉到的义务与隐性贡献。将这些方法与实验相结合,就能在考察文化差异的同时,避免将宽泛的类别视为固定不变的心理本质。

组织、公共物品与参与机制的设计

亲社会行为为通过公民社会、工作场所、学校和公共机构组织开展的活动提供支持。志愿服务、献血、慈善捐赠、指导和互助,都涉及将有意愿的贡献者与潜在受益者联系起来的组织机制。这些活动并非只是两个人之间互动的放大版。组织会确定参与或受益资格、分配资源、制定程序,并记录参与情况。这些规则可以改善协调,但也可能将那些需求或贡献不符合既定类别的人排除在外。

为公共物品作出贡献会带来一个典型问题:人们无论是否贡献,都可能从中受益。更清洁的空气、共享知识和社区安全所带来的好处,都可能惠及直接贡献者以外的人。反复互动、信任、监督,以及对他人也会作出贡献的可信预期,都可能支持自愿合作。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对公共池塘资源的研究表明,社区有时能够通过因地制宜的规则、参与和执行机制,形成持久的共享资源管理安排。这些发现挑战了将集中管控或私人所有视为解决集体资源问题唯一途径的普遍化假设。

激励会与已有动机相互作用。报酬、配捐、公开表彰和提醒,在某些条件下可能提高参与度,但也可能使人们的关注点从责任或团结互助转向交易交换。关于“挤出效应”的研究考察外部激励削弱已有动机的情况;“挤入效应”则指外部激励增强已有动机的情况。这两种模式都不是普遍规律。激励的数额、呈现方式、可信度及其被赋予的意义都很重要,参与者原先的预期和作出贡献所需的实际成本同样如此。

工作场所会区分正式要求完成的任务与自主提供的帮助,后者通常在组织公民行为这一概念下讨论。帮助同事、分享信息和支持新成员,可以改善协调。然而,组织也可能逐渐将这些行为视为理所当然,却不认可其所耗费的时间。对情感支持或日常协助的不均等要求,可能使某些员工承受比其他人更重的负担。因此,表面上的高度助人表现,可能反映真诚的投入、非正式压力,或两者兼有。评估其影响,需要考察工作负荷、付出得到的认可,以及受益者是谁。

数字环境通过协作式知识项目、开源软件、众筹和线上互助社区,拓展了分散参与、共同贡献的机会。同时,它们也带来了核验、操纵、骚扰和数据隐私等方面的问题。公开显示的贡献次数可以吸引人们参与,却也可能使数量而非实用性得到奖励。有效的评估会将筹得的资金或志愿服务时数,与受助者实际获得的成效区分开来。在教育和公共卫生等领域,制度层面的核心问题不只是能否激发慷慨之举,更在于有组织的参与能否带来可靠且公平的益处。

解释、伦理界限与有待研究的问题

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亲社会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稳定的个体倾向,而非当下情境的影响。个体的行为表现出一定的一致性,尤其是在反复观察可比行为时;然而,一个人相对于他人的助人程度,可能因帮助对象、付出成本和所处环境而变化。宽泛的人格测量与具体的实验任务往往处于不同的描述层次。最具解释力的模型会考察个体与情境的交互作用:某种倾向可能只有在相关机会出现或其他压力较小时,才能预测行为。

因果解释是另一个难点。参与志愿服务的人可能报告更高的主观幸福感,但身体更健康、经济更富裕或社会关系更广的人,也可能更有条件参与志愿服务。有关亲社会支出的实验表明,某些形式的给予能够影响即时的情绪体验,但其效果取决于实验设计和具体情境。这些发现并不足以支持将所有照护或牺牲都视为对助人者有益。长期照护可能带来经济压力、时间损失和情绪负担,在制度性支持不足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亲社会性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同样复杂。优先帮助某个具体可识别的人,可能与平等对待的原则冲突;对同事的忠诚可能与问责要求冲突;未经同意提供帮助,也可能损害对方的自主性。惩罚可能在维持合作的同时造成伤害,而拒绝合作有时也可能是在抵制不公正的安排。因此,对行为的分类并不能解决道德问题。分析时必须明确预期受益者、受到影响的第三方、成本的分配,以及判断正当性所依据的标准。

可推广性和可重复性仍是方法论上的主要关切。样本量小、分析方式灵活、选择性发表,以及招募对象在文化背景上过于单一,都可能使人们对表面上观察到的效应产生过度信心。预注册、注册报告、更大规模的合作项目,以及公开透明的研究材料,可以缓解其中一些问题。同行评审和重复研究能够提供检验,但两者都无法保证某项测量在所有情境下衡量的都是同一构念。研究需要更多元的样本,以及充分考虑当地情况的研究设计,才能区分广泛共有的机制与依赖特定制度或实验惯例的效应。

新兴研究还考察人们与人工智能、自动化分配系统及数字智能体的互动。一个系统即使并不具有对他人的关切,也可能生成有帮助的输出,因此有必要区分有益于社会的表现与类似人类的动机。当人们将捐赠或资源分配决策交由算法处理时,责任、信任和对公平性的感知都可能发生变化。这些情境将有关意图与后果的长期问题延伸到了新的环境中:直接行动者、系统设计者和最终受益者之间,可能隔着许多层决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