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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穆特·罗萨

哈特穆特·罗萨是德国社会学家,以社会加速、动态稳定和共鸣理论研究现代社会及人与世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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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1965年8月15日生于西德勒拉赫)是德国社会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以对社会加速的分析及其共鸣理论而闻名。他的研究将现代社会的制度组织方式与个人体验时间、作用于周遭环境以及建立有意义关系的方式联系起来。他现任耶拿弗里德里希·席勒大学教授、埃尔福特大学马克斯·韦伯高等文化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立足于批判理论传统,同时汲取政治哲学、文化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的思想资源。

罗萨的核心论点是,现代社会通过持续增长、创新和加速来维持其制度的再生产。这一要求既能拓展人类的可能性,也会带来时间压力和疏离体验。他提出的“共鸣”概念描述了与之相对的一种关系:人们受到自身之外的事物触动,以自己的声音作出回应,并在这一相遇中发生改变。从加速到共鸣的理论发展,并不是对现代技术的否定,也不只是呼吁放慢生活节奏,而是试图解释社会结构如何塑造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质量。

生平、教育与学术生涯

罗萨在德国西南部的黑森林地区长大。他在弗赖堡大学学习政治学、哲学和日耳曼学,这种跨学科的知识背景也体现在他后来的研究中。他并不将社会学仅仅视为对社会行为的实证考察,而是在研究中将对制度的阐释与身份认同、现代性以及美好生活所需条件等问题结合起来。

1997年,他凭借一项关于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的研究,获得柏林洪堡大学博士学位。这篇博士论文于1998年以《身份认同与文化实践:查尔斯·泰勒之后的政治哲学》(Identität und kulturelle Praxis: Politische Philosophie nach Charles Taylor)为题出版。论文关注个体身份认同与共享文化框架之间的关系,为他后来对人与世界关系的研究埋下了伏笔。两项研究在实质上相互贯通:它们都不把个体理解为自足的选择主体,而是认为,人的目标是在社会中介的关系中逐渐形成的。

此后,罗萨在耶拿大学任职,并于2004年完成教授资格论文。与这一资格相关的研究后来结集为《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变迁》(Beschleunigung: Die Veränderung der Zeitstrukturen in der Moderne),于2005年出版。该书英译本于2013年出版,题为《社会加速:现代性的新理论》(Social Acceleration: A New Theory of Modernity)。这部著作为罗萨建立了一个系统框架,使他能够将交通、通信、制度和日常体验的变化联系起来。2005年,他出任耶拿弗里德里希·席勒大学普通社会学与理论社会学教授。

2013年,罗萨还出任埃尔福特大学马克斯·韦伯文化与社会高等研究中心主任。该中心的跨学科环境与他关于宗教、文化阐释以及不同世界关系的比较研究密切相关。他此后出版的重要著作包括2016年的《共鸣:世界关系社会学》(Resonanz: Eine Soziologie der Weltbeziehung),其英译本于2019年以《共鸣:我们与世界关系的社会学》(Resonance: A Sociology of Our Relationship to the World)为题出版;以及2018年的《不可支配性》(Unverfügbarkeit),其英译本于2020年以《世界的不可控性》(The Uncontrollability of the World)为题出版。2023年,他获得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奖,这是由德国研究联合会颁发的一项重要科研奖项。

这些著作体现的是研究重心的转移,而非彼此独立的思想探索。加速研究诊断现代社会的时间组织方式;共鸣理论提出一套概念,用以区分体验的不同质地;关于不可支配性的研究则探讨,为何有意义的相遇无法完全通过规划来确保。在这些研究中,罗萨始终将个人体验问题与制度的再生产联系起来,而不是仅仅将其视为个人性情或生活方式的问题。

思想背景与理论取向

罗萨属于与法兰克福学派相关的广义批判理论传统。在这一传统中,社会分析不仅考察制度如何运作,也追问制度的组织方式是否阻碍了其自身所创造的可能性。罗萨的研究并不以理想社会的详细蓝图为起点,而是从现代生活内部的一种张力出发:资源、能力和自由的增加,并不必然使人与世界的关系更具回应性或更有意义。

查尔斯·泰勒是罗萨理解身份认同与价值评判的重要思想来源。泰勒认为,人通过共享的价值语言来理解自身;这一论述有助于说明,为何不能脱离文化情境来理解人的偏好。因此,在罗萨看来,什么使生活过得好这一问题,不能简化为一个人拥有多少选择或资源。它还涉及关系的性质:正是通过这些关系,各种活动、他人和周围环境才变得有意义。

马克斯·韦伯是另一个重要的理论参照。韦伯对理性化与祛魅的分析,描述了计算逻辑的扩张以及意义秩序的转变。罗萨则通过区分一个日益可供掌控的世界与一个能够作出回应的世界,重新表述了相关问题。他的论证并非将科学解释等同于意义的丧失,而是追问:对于那些无法被充分理解为可控操作的关系,计算、管理和优化是否成了占主导地位的理解模式?

罗萨也借鉴了卡尔·马克思、格奥尔格·齐美尔和埃米尔·涂尔干所探讨的主题。马克思对异化的分析,提供了一套概念语言,用以描述人们不再能在自身活动和社会安排中认出自己的关系状态。齐美尔关于货币、都市经验和现代文化的论述,揭示了日常关系的转变。涂尔干对集体仪式的考察,则有助于解释共同实践如何产生超越孤立个体意图的联结体验。罗萨将这些关切融入一种以主体及其世界之间的关系为核心的理论。

德语术语 Weltbeziehung 通常译为“与世界的关系”,这一理论取向围绕它展开。这里的“世界”不仅指自然环境或地球,还包括他人、物质对象、制度、活动、自身的身体,以及终极意义的视域。因此,罗萨提出的是一个关系性问题: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哪些形式的相遇成为可能?他的社会学将制度层面的解释与生活经验的描述相结合;其规范性主张关注的是回应性关系得以发展的条件,而非规定一种普遍正确的生活方式。

社会加速理论

罗萨区分了社会加速的三个维度:技术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和生活节奏加速。这一区分至关重要,因为机器运转得更快,并不能自动解释制度为何迅速变化,也不能解释人们为何主观上感到时间不足。每个维度都有其自身的机制,但三者也可能相互强化。

技术加速指的是以特定目标为导向的过程日益提速,尤其体现在交通、通信和生产领域。过去需要数日的旅程,如今可能只需数小时;信息则几乎可以瞬间跨越大陆。这些变化不仅重塑了时间,也重塑了空间:距离在实际生活中的意义,部分取决于跨越它所需的时间。不过,通信系统提速本身并不能证明人们花在通信上的时间有所减少。通信量的增长可能足以抵消,甚至超过每条信息所节省的时间。

社会变迁加速指的是预期、惯例和制度安排的持久性下降。有关职业要求、家庭模式、技术或社会惯例的知识,其可靠性能够维持的时间可能越来越短。罗萨用“当下的收缩”来描述这一现象:过去的经验能够为未来行动提供较为可靠指引的时间跨度正在缩短。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制度都以同样的速度变化。长期延续的法律结构,可以与迅速变化的技术及就业预期并存。

生活节奏加速指的是在给定时间内做更多事情或经历更多体验。它可以表现为缩短休息时间、让不同活动相互重叠、同时处理多项任务,以及试图消除没有产出的时间间隙。其中一个核心机制是效率提升与活动数量增长之间的关系。如果每次事务处理所需的时间减少,但事务数量增长得更快,那么总体所需的时间反而会增加。因此,过程的提速完全可能与持续的时间匮乏感并存。

罗萨通过经济、文化和结构性压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解释这些发展。竞争使那些生产、沟通或创新速度更快的行动者获得回报。文化中对更充实人生的许诺,鼓励人们在有限的生命中积累更多体验。日益分化的社会系统则带来了协调难题,因为金融、法律、政治、科学和个人生活各自遵循着不同的时间要求。当更快的系统产生了其他系统必须满足的预期时,加速就会形成自我强化。

罗萨的论述并不是说每一个过程都在持续提速。等待、排斥、制度性拖延和被迫无所事事,仍然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某些看似减速的现象,恰恰是由加速的系统自身造成的,例如基础设施不堪重负而引发拥堵。这一理论研究的是时间结构变迁的总体模式,而不是支配一切活动的普遍法则。罗萨也不认为速度本身就是决定性的问题:节奏明快的交谈或音乐演奏可以让人深深投入,而从容不迫的日常活动也可能依然令人感到异化。

动态稳定与现代社会的再生产

罗萨的动态稳定概念揭示了其加速诊断背后的制度机制。一个通过动态方式维持稳定的社会,必须不断扩张、加速或创新,才能再生产其既有结构。表面上的悖论在于,变化成了维持延续性的必要条件。增长不再仅仅是通向另一种未来的途径,也成了维持就业、公共财政收入、组织地位或既有预期的条件。

在经济领域,这一机制与资本主义和竞争性积累相联系。企业可能仅仅为了保住市场地位,就必须提高生产率、推出新产品。从总体层面看,围绕就业、投资、偿债和公共财政形成的预期,可能使增长乏力成为不稳定的根源。罗萨并不是说,每家企业每年都必须扩张。他关注的是,制度在整个系统层面上依赖持续扩张和提速,即使某些行动者更希望维持稳定,也无法摆脱这种依赖。

类似的压力也存在于商业生产之外。大学竞相争取科研经费、学术发表机会、生源和知名度;组织引入新程序,以表明自身有所改进;劳动者不断更新资质,以保持就业能力。这些例子说明,不能把这一论点简化为消费者缺乏耐心或迷恋新技术。个人之所以参与不断加速的实践,可能是因为落后会带来惩罚,而不是因为他们更喜欢加速的生活方式。

动态稳定也改变了进步的含义。创新仍可能带来真正的改善,但创新的强制要求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脱离集体选定的目标。问题的重心从“什么样的安排就足够了?”转变为“接下来必须增加什么,才能避免状况恶化?”在罗萨看来,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生产能力的提高未必会带来共同的安全感。即使物质条件有所改善,要维持原有位置,也可能需要付出越来越多的努力。

这一概念还进一步阐明了时间协调问题。民主审议、法律程序、科学研究和生态系统再生都需要时间,而压缩这些时间往往会改变活动本身。当这些过程被置于金融市场、传播平台或竞争性生产更快的节奏下加以评判时,压力便随之产生。问题并不只是节奏较慢的制度效率低下。这些制度所服务的某些目的,可能恰恰有赖于延缓、重复、审慎检验或逐渐成熟。

罗萨与克劳斯·德雷、斯特凡·莱塞尼希的合作,包括他们合著的《社会学—资本主义—批判》(Soziologie—Kapitalismus—Kritik,2009),将这些论点置于对当代资本主义更广泛的考察之中。三人的视角各有不同,但这一合作把时间压力与经济扩张、制度再生产联系起来。因此,动态稳定在罗萨对日常时间匮乏的描述与他对宏观社会结构的分析之间架起了桥梁:个人承受的压力被理解为社会组织方式所施加的要求,而不只是个人时间管理失败的结果。

异化与以资源为基础的福祉解释的局限

在《异化与加速:迈向晚期现代时间性的批判理论》(2010)中,罗萨探讨了加速运转的社会安排如何使人与自身的行动、物品、场所、他人以及自我产生疏离。异化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关系。一个人可能与制度和沟通网络保持着密切联系,却将这些联系体验为外在要求,而非有意义的参与。

罗萨将异化表述为“无关系的关系”,正是为了把握这一区别。雇员可以胜任工作任务,却并不觉得自己在这些活动中实现了某种明确的目的。消费者可以买入物品,却始终对其感到陌生,或很快就将其替换。旅行者可以途经许多地方,却未与其中任何一处建立持久的关系。这些例子旨在分析某种特定的关系性质,并非断言就业、消费或流动必然导致异化。

时间在这里尤为重要,因为可测量的时长与亲身体验到的意义并不一致。一段充斥着各种事件的时间,可能很少留下持久的记忆;而一次需要投入心力的相遇,却可能成为一个人生命历程中的重要部分。罗萨探讨了这样一种可能:各种经历始终只是零散的片段,未能融入有意义的人生历程。因此,问题不只是闲暇不足,更在于人们能否将各种活动化为自身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让它们始终只是一连串已经完成的要求。

这一思路修正了以资源为基础的生活质量解释。收入、权利、教育、健康以及利用各类制度资源的机会,都是重要的条件,但仅仅拥有这些条件,并不能说明一个人与世界建立了怎样的关系。藏书更多,并不保证能获得具有转化作用的阅读体验;更容易接触文化产品,也不能决定人们以何种方式参与其中。罗萨区分了使相遇成为可能的条件与相遇本身的实际品质。

他的解释也不同于对主观幸福感的简单衡量。舒适或愉悦的体验可能几乎不包含有意义的投入,而一次艰难的对话或一项要求很高的艺术实践,却可能建立起意义深远的关系。幸福与共鸣可以重合,但无论是愉悦,还是人们自述的满意程度,都无法完整界定罗萨试图描述的那种关系。他的理论旨在辨明一种投入世界的方式,而非一种持续的积极情绪状态。

罗萨并不认为异化能够从人类生活中永久消除。许多必要的活动都涉及疏离、例行程序或工具性的算计。核心问题在于,这些因素是否占据了压倒性的主导地位,以及制度是否为其他形式的关系留有空间。这样便保留了一个重要区别:批判一种造成疏离的社会组织方式,并不等于要求每项任务都让人获得个人满足、激发强烈情感,或立即显现意义。

共鸣:一种与世界的关系

罗萨的共鸣理论为其异化论述提供了正面的对应概念。“共鸣”一词借用了声学中的共振概念,但并非试图用物理学来直接解释社会生活。它描述的是这样一种关系:主体受到某种事物的触动,以自身的行动作出回应,并在这一相遇中发生改变。重要的不是相同立场之间的认同,而是某种始终保持他者性的存在有可能作出回应。

这一理论提出了四个相互关联的特征。首先,某种事物触动主体,或向主体发出呼唤:一个人的话语、一片风景、一段音乐或一个思想问题,变得令人无法忽视。其次,主体带着效能感作出回应,而非停留在被动接受的状态。第三,这一相遇改变了主体与世界的关系,也可能改变这一关系本身。第四,这一过程包含着不可消除的不可控因素:人们无法完全确定地促成它或使其重现。

因此,共鸣不同于回声。回声只是将已经发出的声音传回来,而共鸣关系则涉及另一个声音。它也不同于情绪感染或群体趋同,因为这些过程可能削弱而非维系个人作出回应的能力。共鸣也不要求意见一致。一场争论也可以具有共鸣,只要参与者真正回应彼此,且各自的理解有所改变,即便他们在实质问题上的分歧依然存在。

在《共鸣》中,罗萨将相对持久的关系归纳为几条轴线。水平轴线涉及与他人的关系,包括友谊、亲密关系以及政治结社。斜向轴线涉及与物质事物和实践活动的关系,例如工作、学习、制作或使用工具。垂直轴线涉及与某种被体验为更大整体或包容性实在的存在相遇,尤其是通过自然、艺术、历史和宗教。这些只是分析的方向,而非界限分明的类别:一场音乐演出可以同时包含人际合作、物质实践和超越感。

还需要进一步区分具体的共鸣体验与使这类体验更有可能发生的持久条件。一个人可能意外邂逅一段震撼人心的音乐,而持续的音乐实践则能提供一条相对稳定的、与世界建立联系的轴线。反过来,一个熟悉的机构即使曾经支持过有意义的关系,也可能变得不再回应人们。因此,共鸣既不是个人固定拥有的东西,也不只是某个对象的属性。

罗萨并不主张所有关系在每一刻都应当具有共鸣。保持距离和不作回应,都是必须保留的可能性,工具性行动也仍然不可或缺。从规范层面看,关键在于人们能否获得可靠的环境,让相互回应得以发生。由于共鸣无法得到保证,这样的环境所提供的是机会,而非确定的结果。这一区分也表明,共鸣理论并不是一套制造理想感受的技术。

不可控性、可及性与现代性的掌控计划

在《世界的不可控性》中,罗萨着重探讨了这样一种张力:一方面使世界变得可供支配,另一方面又要维持人与世界之间富有意义的相遇。现代制度极大地扩展了人们观察、触及、管理和利用事物的能力。他所关注的是,当这种扩展演变为一种普遍期待,要求生活中每一个重要方面都应当可预测、可控制时,会发生什么。

罗萨区分了使世界可供支配的几个维度:使某物变得可见或可知,使其处于触手可及的范围,使其可管理,以及使其可利用。科学仪器揭示了超出日常感知范围的现象;交通运输拓展了人们在物理空间中可抵达的范围;行政体系对事物进行分类和组织;技术则将此前无法获取的材料或无法介入的过程转化为可利用的资源。这些发展有着不同的目的和后果,但在实践取向上却有共同之处:扩大人类干预的范围。

当人们期待一次相遇必定带来预先设定的结果时,困难便出现了。度假可以安排行程、筹措经费,也可以拍照留念,但被某个地方打动的体验却无法以同样的方式预订。一场音乐演出可以在相似的技术条件下重现,却未必能重现先前某次演出的意义。教育机构可以安排课程和考核,却无法确保某个特定主题会对某个特定学生产生意义。

罗萨以雪为例说明了这一区别。雪可能作为一个意外发生的事件向人发出召唤,而试图确保、重现或占有这种体验,则会改变人与雪的关系。这里的要点并不是说人工造雪或预测本身就有问题,而是说,控制事件发生的条件与对事件的发生作出回应,是两种不同的成就。成功做到前者,并不保证能够做到后者。

不可控性并不只是危险、无知或匮乏的同义词。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处境可能抑制而非促进回应能力。共鸣需要人有足够的信心投入其中,同时对尚未完全确定的结果保持开放。同样,完全无法接近的事物,也很难成为一段持续关系的一部分。罗萨的论述关注的是可及性与无法掌控之间的张力,而不是在完全控制与彻底无助之间作出选择。

这一立场限定了从技术角度理解共鸣的可能性。衡量投入程度、创造机会以及改善物质条件,都可能影响回应性相遇发生的可能性,但没有任何指标能够确保相遇本身发生。同样的局限也适用于那些承诺带来真实体验或个人转变的商业产品与服务。一种体验越是被当作必须保证成功交付的产品,就越难保留那种在罗萨的论述中界定共鸣的开放性。

教育、宗教、生态与阐释问题

教育是罗萨拓展共鸣理论意涵的重要领域。在与沃尔夫冈·恩德雷斯合著的《共鸣教育学》(Resonanzpädagogik,2016年)中,课堂被置于教师、学习者与教学内容之间的关系中加以理解。当一项教学内容能够向学习者发出召唤,并引出他们自身的回应时,它便具有了教育意义。这既不同于被动的知识传授,也不同于认为成功的教育仅仅在于可量化表现的看法。教师可以创造投入学习的条件,却无法保证某一堂课必然使学生投入其中。

宗教在罗萨的研究中占据着不同但又相关的位置。宗教实践能够组织起这样一些体验:受到召唤、倾听、回应,以及归属于一种不受个人控制所穷尽的实在。因此,共同参与的仪式、祈祷和歌唱,无论从神学还是社会学角度分析,都是值得关注的关系形式。在《民主需要宗教》(Demokratie braucht Religion,2022年)中,罗萨考察了宗教传统所蕴含的倾听与回应资源。这是在论述此类实践的社会意义,而不是以实证方式证明,宗教归属是成为民主社会公民的必要条件。

环境问题将共鸣与对动态稳定的诊断联系起来。如果制度的再生产依赖于生产、流动和资源使用的持续增长,那么生态限度就会成为结构性问题,而不只是个人偏好的问题。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涉及物质过程,仅靠主观体验的改变无法解决。罗萨的贡献在于,将这些过程与一种文化取向联系起来:这种取向主要把世界视为有待变得可供支配的对象。与自然建立共鸣关系,不能替代减排或环境制度建设;这一概念所描述的是一种性质不同的参与和交往方式。

他的理论框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关系理论应如何接受实证研究。对受到触动、作出回应和发生转变的描述,并不等同于对收入或工作时长的直接测量。研究必须将共鸣与愉悦、社会认可、强烈情绪以及自认为取得成功的感受区分开来。访谈、观察和比较制度研究可以考察与回应性交往相关的情境和叙事,但由于这一理论坚持共鸣具有不可预测性,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有利条件等同于必然取得的结果。

另一个阐释问题涉及共鸣与正义之间的联系。强烈的集体归属体验,本身并不能证明某项制度具有包容性或公平性。罗萨对独立声音和真诚回应的强调,有助于将共鸣与单纯的从众区分开来,但权利、分配和排斥问题仍然需要制度分析。同样,将一项活动认定为具有共鸣性质,并不能确定所有参与者是否都有平等参与的机会,也不能确定其物质成本是否由他人承担。这些问题使共鸣理论持续与关于权力、不平等和民主参与的分析展开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