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比克泰德(约公元50年—约135年)是罗马帝国时期一位使用希腊语的哲学家,也是斯多葛学派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生而为奴,后来获得自由,先在罗马授课,随后移居希腊西北部的尼科波利斯讲学。他的学说主要通过弟子阿里安的著作流传下来,尤其是《论说集》及篇幅较短的《手册》(Encheiridion)。他与小塞涅卡、马可·奥勒留的著作,都是了解罗马斯多葛学派所关注的实践与伦理问题的重要文献来源。
爱比克泰德哲学的核心问题是:面对无法确保或掌控的境遇,人如何才能过好一生?他的回答区分了“取决于我们自身的事物”与外在境况:前者首先是负责任地运用印象、判断、欲望和冲动,后者则包括财富、名望、健康和政治权力等。这一区分并不意味着可以免除对他人的义务,而是强调,道德上的卓越体现于人们理解和履行这些义务的方式之中。他的学说将严格的自我省察、社会责任感,以及对自然理性秩序的信念融为一体。
生平、奴隶经历与教学生涯
爱比克泰德约于公元50年出生在弗里吉亚的希拉波利斯,即今土耳其西南部。由于没有同时代的传记留存于世,通常采用的生卒年份都只是约数。他的希腊语名字意为“被获得的”,这一称呼与他的奴隶身份相符,却不足以说明他出生时的具体境况。关于他的父母及早期教育,目前没有确切可靠的信息。他后来的教导表明,他广泛熟悉希腊哲学论辩、诗歌,以及罗马上层家庭的实际运作方式。
在罗马,他是埃帕弗罗狄托斯家中的奴隶。后者是与尼禄关系密切、权势显赫的皇室释奴。爱比克泰德尚未获得自由时,便师从穆索尼乌斯·鲁弗斯。鲁弗斯是当时重要的斯多亚派教师,注重道德品格的养成,以及践行哲学生活的实际要求。爱比克泰德后来回忆说,穆索尼乌斯的教导严格而非娱人:学生应当认识到自身的不足,而不只是赞赏一位出色的演说者。爱比克泰德获释的具体情形和时间均不得而知。不过,在他成为教师时,他已是一名获得自由的人。
爱比克泰德的一条腿有残疾。古代记载对其成因说法不一。奥利金在讨论异教批评者塞尔苏斯时保存了一个故事,将这一残疾归因于奴隶主对他的暴力伤害;另一种传说则称他自幼便有身体障碍。那个讲述爱比克泰德平静地预言自己的腿将被折断的戏剧性故事,不能视为经过独立证实的史实。不过,他本人的哲学论述确实持续关注身体的脆弱性,以及身体所受的束缚与道德自主性之间的区别。
约公元93年,图密善在罗马采取打压哲学家的措施,爱比克泰德于是离开意大利,定居于伊庇鲁斯的尼科波利斯。他在那里开办学园,阿里安曾前来求学。他留存至今的教导面向多种人群:准备投身公共事务的青年、来访者、忧心忡忡的父母、有志于哲学的人,以及已经参与城邦事务的人。因此,这所学园并非单纯供人远离社会的避世之所,而是让学生审视参与社会生活所需品格的场所。
后世记述称,爱比克泰德生活简朴,晚年还曾帮助抚养一名原本可能遭遗弃的孩子。这些细节出自零散的生平传述,其文献依据不如他的教学生涯可靠。他大约卒于公元135年。从奴隶到哲学教师的人生历程,使他关于自由的论述尤具力量;但他的论证并不需要以将其生平塑造成典范传奇为前提。
传世著作与阿里安的作用
据现有资料所知,爱比克泰德本人并未撰写哲学著作。他的主要传世作品都经由阿里安记录整理而流传下来。阿里安是一位希腊作家,后来在罗马帝国政府中担任高官,并撰写了多部历史著作,其中包括记述亚历山大大帝征战的作品。公元二世纪初,阿里安曾在尼科波利斯听爱比克泰德讲学。他的写作活动对保存爱比克泰德的思想不可或缺,但也带来了一个诠释上的问题:传世文本中老师的声音,是由学生记录并呈现的。
在《论说集》的序信中,阿里安说,他力求用爱比克泰德本人的话保存自己所听到的内容,以便为自己留下关于老师思想与直率言谈的记录。这一说法支持该书与实际教学密切相关的看法,却不能证明文本是现代意义上的逐字实录。其中仍可能存在取舍、编排、追忆和文学加工。最稳妥的做法,是将《论说集》视为对爱比克泰德教导基本可信的呈现,而不假定它保存了他讲过的每一句话。
这部文集原本至少有八卷,现存四卷。传世各章在篇幅和形式上差异很大。有些围绕自由、天意或人际关系展开持续论证;另一些则回应某位来访者,或与假想的对话者进行简短交锋。其文风生动,穿插着突如其来的发问、斥责、笑话、对他人言行的模仿,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例子。这些篇章看来主要保存了与教学相关的讨论,而非一套完整的正式课程;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书中频繁提及某些哲学教学内容,却没有详细复述。
同样由阿里安编纂的《手册》,将这些教导浓缩成了一部简明指南。按照惯常的划分,全书共53章,不过各版本对细分章节的处理有所不同。该书开篇区分了哪些事在我们掌控之内、哪些不在,随后就欲望、悲伤、社会交往、哲学训练以及如何理解遭遇的事件提出忠告。篇幅简短,使它格外便于随身携带,也让它产生了广泛影响;但一旦脱离《论说集》中更充分的论证,它也更容易遭到误解。
后世作者的著作和文集中还保存了一些残篇。这些材料有时保留了现存各卷未收录的内容,但其上下文往往并不完整。因此,诠释那些广为流传的格言时,注明章节出处十分重要:从《手册》中摘出的一句话,可能是为了便于记忆和践行,而《论说集》中的对应段落则可能说明其适用条件与限制。这两部作品都不是系统性的论著,因此,任何对爱比克泰德哲学的重构,都必须考虑它们的教学目的。
斯多亚学派的传承与哲学典范
爱比克泰德在既有的哲学传统中授课,并不以新体系的创立者自居。早期斯多亚学派自公元前3世纪起逐步发展,将哲学理解为对逻辑学、自然和伦理学的相互关联的研究。其伦理理想是顺应自然而生活:在一个具有理性结构的世界中,以理性安排自己的判断和行为。即使爱比克泰德专注于眼前的道德问题,而非理论细节的阐释,他也始终以这一思想背景为前提。
克律西波斯是早期斯多亚哲学的主要体系化者,在《论说集》中反复出现。爱比克泰德期望认真求学的学生钻研艰深的哲学文本,但他明确区分了理解一位作者与在生活中践行其论证所揭示的真理。一个学生即使能够阐释克律西波斯的著作,若仍然害怕失去财富,便只是掌握了一种学术技能,却没有实现学习本应带来的伦理转变。这一批评针对的是学问的误用,而非推理本身:严密的论证不可或缺,因为错误的推理会使实际决策误入歧途。
他最重要的人格典范是苏格拉底。在爱比克泰德笔下,苏格拉底审慎地检验各种主张,坦然接受坚持原则而行动所带来的后果,并且拒绝把肉体的存续等同于至善。苏格拉底在受审时和狱中的表现,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区别:一是他人能够强加于身体的遭遇,二是只有经由本人认同才会构成道德耻辱的事情。爱比克泰德频繁追问、揭露矛盾的做法,也令人想到苏格拉底方法,不过,与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提问相比,他在课堂上的语气往往更为直截了当,带有劝诫意味。
另一个重要典范是锡诺普的第欧根尼及犬儒学派的传统。爱比克泰德赞赏犬儒哲人不受奢侈享受、社会地位和世俗成功标准束缚的独立精神。然而,在《论说集》第3卷第22章中,他将真正犬儒哲人的天职描述为一项要求极高的公共使命。犬儒哲人必须严于律己、无所畏惧,并致力于他人在道德上的福祉。仅有一件斗篷、一根手杖,以及刻意示人的贫困,并不足够。因此,这种赞赏并不意味着每个学生都应放弃日常的家庭责任或公民责任。
爱比克泰德与其他学派的论争也使他的立场更加清晰。在反驳伊壁鸠鲁时,他捍卫天意、人的社会性,以及不以快乐为基础的善观。在反驳激进形式的哲学怀疑主义时,他指出,实际生活本就以区分可信与不可信的表象为前提。这些交锋往往针锋相对,不应将其视为对竞争学派的中立介绍。它们的重要性在于表明:他的实践教导深深植根于关于理性、人性和世界的主张。
什么“取决于我们”:选择、自由与善
《手册》开篇便区分了“取决于我们”的事物与不取决于我们的事物。希腊语表达 eph’ hēmin 常被译为“在我们控制之内”,但这种说法可能让人以为,我们对事件的掌控力比爱比克泰德所指的更强。属于我们的,包括判断、冲动、欲望、厌恶,以及广义上我们作为理性行动者所从事的活动。身体、财产、名声和官职则不在同样无条件的意义上属于我们。我们的行动可以影响它们,但它们仍会受到他人与环境的左右。
关键术语 道德选择能力(prohairesis)有“选择”“道德意向”或“选择能力”等多种译法。在爱比克泰德那里,它指的是人用以评估印象并确立行动意向的理性能力,而不只是某一次决定或孤立的意志行为。他主张,别人无法强迫一个人的道德选择能力,意思是说,外在强力本身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判断在道德上的性质。暴君可以监禁或杀死一个人,却不能借此使那个人认定不义是善。
这一区分支撑了一种彻底的价值观:唯有德性才是真正的善,唯有恶德才是真正的恶;健康、财富、社会地位及其反面,就道德价值和幸福而言,都是“无差别之物”。“无差别”并不意味着所有处境都同样便利,也不意味着痛苦并不真实。它的意思是,拥有某种外在优势,并不必然使拥有者成为好人;失去这种优势,也不必然使其成为坏人。伦理问题关乎如何利用境遇,而非仅仅是否拥有某种有利条件。
爱比克泰德借助游戏、旅行、用餐、疾病和政治险境来说明这一点。在球类游戏中,球本身并非终极的善,但要打好球,就必须用心处理球。同样,一个人可以认真努力地维持健康或完成任务,同时承认结果并无保证。这就避免了一种常见的误解,即把他的教导当作要求人们对外部事件无所作为的命令。努力是行动者的分内之事;成功却并非无条件地由其掌握。
因此,自由不仅是一种法律地位,《论说集》第四卷第一章尤其强调了这一点。身为奴隶的人可以保持道德上的独立,而法律上自由的统治者却可能受野心或恐惧奴役。这并没有抹去奴役在法律和身体层面的现实,而是将这些现实与爱比克泰德所分析的伦理自由区分开来。人们常把他的立场与自由意志和相容论联系起来讨论,尽管他首要关切的是人在自然秩序中如何作为负责任的行动者行事,而不是现代意义上决定论与无因选择之间的对立。
表象、赞同与情感的形成
爱比克泰德对道德能动性的阐述,以斯多亚派对认知的分析为基础。人会接触到所谓的 phantasiai,通常译为“印象”或“表象”。表象将某种情形呈现为事实,而且往往伴随着看似与行动有关的意义:一个走近的身影显得有威胁,一次公开的怠慢显得令人蒙羞,或一个机会显得值得追求。表象的出现,并不等于对它的认可。理性能动性还涉及进一步的赞同活动,心灵借此接受、拒绝呈现给自己的内容,或暂不作出判断。
这一区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经验在呈现之初,往往就已经带有评价色彩。听说有人发表了批评自己的言论是一回事;认定自己因此真正受到了道德上的伤害,则是另一回事。爱比克泰德反复要求学生,把发生的事情与附加在其上的断言区分开来,例如认定这件事可怕、无法忍受或有损尊严。《手册》第5节中那句著名的话——使人困扰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人对事物的判断——表达的正是这一分析。它所讨论的是困扰的评价结构,而不是否认事件会造成身体疼痛、财产损失或危险。
在爱比克泰德看来,具有破坏性的激情包含着对善恶的错误判断。恐惧将预期会发生的外在事件视为真正的恶;过度的渴求则把能否得到尚不确定的外在事物,视为幸福不可或缺的条件。愤怒往往包含这样的判断:他人给自己造成了无法容忍的伤害,理应受到报复。因此,要纠正这类情感,仅仅抑制外在行为是不够的。还必须审视自己据以解读处境的信念,以及这些信念所预设的价值标准。
这种观点并不意味着,受过训练的哲学家从不会产生不由自主的身体反应。奥卢斯·格利乌斯保存了一则记述,它与《论说集》中如今已经散佚的部分有关,其中提到,即便是智者,在可怕的事件发生时,也可能一时脸色苍白或心神震动。关键的区别在于,受过训练的人不会仅仅因为危险出现,就继而认可“某种道德上的恶已经发生”这一表象。因此,最初的惊惧反应与稳定下来的评价性赞同,是可以区分的。
不过,爱比克泰德也承认,判断会逐渐成为习惯。反复放任会强化愤怒或恐惧,而反复审视则能削弱已经形成的倾向。一种有益的练习是延缓赞同:学生不应立即认同某个表象,而应将它当作有待评估的呈现来对待。这使他的教导与认识论产生了实践上的联系:审慎判断既是形成可靠信念的条件,也是塑造伦理品格的手段。但其目的不只是冷静而准确地认识事物,而是在正确理解价值的基础上,转变欲望与行动的模式。
三种修炼与哲学训练
在《论说集》3.2中,爱比克泰德区分了三个训练领域。第一涉及欲望与厌避,目的是使人既不追求错误的对象,也不陷入自己所恐惧的境地。第二涉及采取行动与不采取行动的冲动,尤其强调有条不紊地履行各种关系中应尽的本分与责任。第三涉及赞同,以及如何避免轻率判断。这三种修炼彼此关联,并非可以各自独立完成的不同科目。
欲望的修炼在起初最为迫切。学生若仍然完全依赖赞许、舒适或安稳,那么无论其论证多么精妙,都会一再遭受挫折。因此,爱比克泰德建议初学者克制对外在事物的欲望,将厌避的对象转向自身自主行为中的错误,而非不可避免的处境。他的措辞有时颇为严厉,因为他将伦理教育视为纠正根深蒂固的执著。其目的不是消除有目的的活动,而是改变学生对美好生活之必要条件的认识。
行动的修炼关乎得体的行为。一个人必须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其作为子女、父母、手足、邻人或公民的身份,而不能以内心安宁为借口疏于尽责。赞同的修炼则使人能更严谨地审查印象与论证。爱比克泰德告诫学生,不要颠倒次序,在日常欲望与人际关系仍然失序时,便埋头钻研艰深的逻辑难题。唯有与生活的其他方面融为一体,智识上的精进才有价值。
这种训练有意强调反复练习。学生被要求在危机到来之前反复练习各种区分,检视自己的行为,并将日常烦扰当作练习的机会。例如,去公共浴场洗浴,就会遇到一些可以预料的情况:水花飞溅、推搡、盗窃和辱骂。有所准备的人既以洗浴为目标,也力求在这些烦扰发生时保持理性的心态。类似的练习还涉及受辱、用餐、疾病、丧亲,以及面对死亡的可能。其目的在于使哲学原则在压力之下仍能派上用场,而不只是在课堂上能够理解。
爱比克泰德也批评炫耀性的禁欲主义。艰苦的练习并不会仅仅因为令人难受,或能给旁观者留下深刻印象,就具有价值。训练应针对真正的弱点,而非为自己博取耐力超凡的名声。相应地,他对进步的理解也十分务实:少责怪他人,少依赖喝彩,更审慎地对待印象,更始终如一地履行责任。无激情这一摆脱破坏性激情的理想,并不能靠自称哲学家来实现。它若能实现,也只能源于判断与行为持续的改变。
人际关系、角色与公共责任
如果脱离爱比克泰德对人际关系的论述,他对内在自由的强调可能显得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然而,他反复主张,人天生具有社会性,而理性也使人负有对他人的义务。在《论说集》2.10中,他请学生思考自己所具有的身份与所处的地位意味着什么:人、世界公民、儿子、兄弟,或公职人员。每一种身份都对应着一整套责任。问题不仅在于一个人想要什么,还在于怎样的行为才符合其所处的关系。
这种思路体现了斯多葛派的角色伦理。有些角色源于个人无法选择的处境,例如出生于某个家庭;另一些则涉及个人的承诺或特定的志业。理解一种角色,就需要关注与之相关的义务,而不能认为他人的不当行为会使这些义务失效。例如,兄弟姐妹难以相处,并不意味着自己就不再有理由尽好兄弟姐妹的本分。不过,爱比克泰德诉诸角色,并不是笼统地要求人服从一切要求,因为道德操守始终是最高准则。
《论说集》1.11中讨论的一位父亲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他因为承受不了自己的痛苦,离开了生病的女儿。爱比克泰德质疑了以亲情为这种离开辩护的说法。如果亲情足以成为弃病人而去的理由,那么同样的推理就可以让每一位家人都不必留在病人身边。真正的关爱必须通过实际行为来衡量,而不能仅凭当事人声称的情感有多强烈来判断。这个事例表明,爱比克泰德既能批评自我保护式的行为,又仍然将对情感的判断置于伦理学的核心位置。
政治领域的例子也说明了类似的道理。爱比克泰德赞扬赫尔维狄乌斯·普里斯库斯这样的人物,称其即使面对皇帝的威胁,也仍然履行元老的职责。这个例子并不是说,人人都必须寻求殉道或政治对抗。它要说明的是,一个人一旦承担了某种角色,就不应任由对外在损失的恐惧决定自己如何履行职责。在《论说集》1.2中,不同的人面对受辱的威胁,会作出不同的反应,因为要守住自己的品格,就必须明白自己立志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种教导在社会层面的局限也需要得到承认。爱比克泰德生活于一个以奴隶制、等级秩序和法律地位不平等为基础的帝国社会。他坚持认为,被奴役者与奴役他们的人同样拥有理性,也同样与神具有亲缘关系,这削弱了某些人天生在道德上高人一等的主张,但他并未提出废除奴隶制的政治纲领。同样,他一方面普遍地论述理性存在者之间的共同纽带,另一方面所举的例子又受到古代家庭惯例的塑造。他对政治哲学的贡献,主要在于道德上的独立自主,以及以共同的理性本性为基础的义务,而不在于提出制度改革的理论。
天意、自然与宗教维度
埃皮克泰德的伦理学植根于一种神学性的自然观。他将世界描述为由神圣理性支配的有序整体,并经常谈及宙斯、神或诸神。这些表述属于斯多亚派的思想框架:神性与宇宙的理性秩序紧密相连,而非完全置身于宇宙之外。他的宗教用语有时带有强烈的人格化色彩,但不应简单地将其等同于后世基督教的创世教义或超越性人格神观念。
人的理性使人与神之间建立起一种特殊关系。埃皮克泰德称人类为神的亲族,并强调,人理解和评判印象的能力是神的馈赠。这一主张既是人的尊严的依据,也是其责任的依据。一个人若任由贪婪、怨恨或恐惧支配判断,就是在辱没这种能力。反过来说,认真致力于正确运用印象,就是忠于自己获赋的理性本性。因此,他的神学直接在实践伦理中发挥作用,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思辨领域。
天意也是他理解逆境的基础。疾病、流放、贫困和危险,都是可供人践行勇气、耐心与正义的素材。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经历令人愉快,也不意味着孤立来看,每一件具体发生的事都值得向往。它们的位置必须从整体来理解:作为整体的一部分,不能仅凭境遇是否满足自身眼前的偏好来评判自然的秩序。埃皮克泰德有时将个人比作一只脚:为了身体的行动,它必须踏入泥泞。
由此形成的理想,并不只是勉强顺从,而是努力使自己的意愿与自然的进程相一致,同时在自身处境中负责任地行动。《手册》的结尾收录了若干段文字,其中包括克里安西斯请求宙斯和命运指引的祷词。这些文字表达了自愿参与一种并非由个人创造的秩序的态度。所追求的是通过在理性上与自然相契合而实现幸福论中的繁荣,而不是获得超自然的庇护,以免遭日常生活中的不幸。
这一思想框架也带来了哲学上的难题。批评者可能会追问:对天意的信心是否有充分根据;将个人比作有机体的一部分,是否足以解释苦难;内在自由是否能够弥补外在条件的严重匮乏。现代读者有时会保留埃皮克泰德在实践层面所作的区分,却拒绝接受他的宇宙观。这种改造是可能的,但它改变了其立场的结构:对埃皮克泰德本人而言,自然的可理解性、理性存在者之间的同胞关系,以及选择能力的正确运用,是相互支撑的。
接受、诠释与现代改编
爱比克泰德在古代就已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马可·奥勒留记载,他的老师鲁斯提库斯向他提供了爱比克泰德的相关材料,而《沉思录》也反复探讨与之密切相关的主题:审察表象、外在事物在道德上的中立性,以及与他人合作。奥卢斯·格利乌斯也保存了一些与爱比克泰德有关的轶事和论证。这些记述表明,他的教导已传播到原有学园之外,并能融入与职业哲学家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之中。
《手册》的影响尤其深远,因为它便于抄录、摘编和改写。基督教版本修改了其中涉及异教的内容,并调整了部分教导,使之适应新的宗教修持环境。这种接受情况说明,其实践练习可以移用于不同语境,却不意味着斯多葛主义与基督教等同。六世纪,奇里乞亚的辛普利丘撰写了一部详尽的注疏,在新柏拉图主义的框架内诠释这部作品。他的注疏也表明,一部简短的实践手册同样能够承载精深的哲学分析。
在文艺复兴及近代早期,印刷版本和译本使更多人得以接触《手册》和《论说集》。爱比克泰德在有关道德上的坚定、宗教虔诚以及理性力量的论辩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布莱兹·帕斯卡对爱比克泰德的讨论保存在他与神学家路易-伊萨克·勒梅斯特·德·萨西的谈话记录中:他赞赏这位哲学家对人类义务的认识,同时批评他对人的道德能力抱有过度的信心。这类解读往往借助爱比克泰德来处理一些原本不属于其课堂语境的问题。
二十世纪,他对判断与情绪困扰的分析,影响了认知行为治疗的思想基础。阿尔伯特·埃利斯在创立理性情绪行为疗法时,明确援引了这样一种说法:使人困扰的是人对事件的看法。这是一条有文献可考的接受脉络,并不能证明古代斯多葛派的训练与现代心理治疗相同。现代治疗所依托的临床理论、研究方法和治疗目标,都是爱比克泰德所不具备的。
现代学术研究也质疑了对爱比克泰德的简单化描绘:既不能把他仅仅视为宣扬消极忍耐的说教者,也不能把他视为主张个人能够无限自我掌控的倡导者。皮埃尔·阿多强调,古代哲学是一种包含持续练习的生活方式;A. A. 朗则着重指出爱比克泰德的苏格拉底式取向、理性行动主体理论及其神学立场。关于 prohairesis(抉择能力)的确切范围、非自主产生的表象与责任之间的关系,以及他的教导在多大程度上修正了早期斯多葛主义,仍有一些问题尚待探讨。“控制能控制的事物”之类的流行表述,捕捉到了他的思想吸引人的部分原因,却省略了他对德性、社会义务和自然所作的严格论述,而正是这些论述赋予了这一区分以哲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