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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方法

源自苏格拉底的一组探究方法,通过提问、作答和批判性审查来考察信念、揭示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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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方法是哲学和教育中的一组探究方法,参与者通过有条理的提问、回答、质疑与修正,共同探究一个问题。这种方法以雅典的苏格拉底命名,尤其注重审查一个人的信念,判断这些信念是否清晰、彼此一致,并有充分依据。其在古代最著名的形式是诘问法(elenchus):这种审查往往会揭示,一个人提出的定义与其认可的其他主张之间存在冲突。

这一名称并不指苏格拉底曾正式整理成规的一套单一程序。古代记载呈现了几种相互关联的活动:质疑自称具备专门知识的人、寻求美德的定义、检验推论、厘清区别,以及鼓励人们承认自己的无知。现代以此为名的实践涵盖哲学对话、课堂讨论和法学教育中对学生的提问。这些实践都强调将推理过程明确表达出来,但在目的、权威结构以及与古代对话的相似程度上各有不同。

这种方法的重要性,既在于它是塑造哲学论证传统的典范,也在于它阐明了求知者应承担的责任。它不把信念仅仅视为供人复述的陈述,而是将其看作持有者所认同的主张,其依据和蕴含都需要接受审查。与此同时,这种方法的历史也不断引出一些问题:驳倒一个答案是否就能确立任何肯定性的认识,提问者能否真正避免引导讨论,以及求知过程中的不适究竟有助于探究,还是会构成阻碍。

古代文献与历史上的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约生活于公元前469年至前399年,没有留下任何传世著作。因此,我们对其对话实践的了解,有赖于其他作者的记述,其中尤以柏拉图和色诺芬最为重要。他们的著作不可或缺,却并非对话实录。他们选择事件、编排对话,并借此阐发哲学思想或为苏格拉底辩护。由此便产生了一个难题:如何区分历史上的苏格拉底与文学作品中的苏格拉底形象?这通常被称为“苏格拉底问题”。

柏拉图的对话录提供了最具影响力的苏格拉底式提问范例。《欧绪弗洛篇》《拉凯斯篇》和《卡尔米德篇》等作品,分别呈现了对虔敬、勇敢和节制的探究。对话者提出一个答案,苏格拉底继续追问,答案随之陷入困境。有几篇这样的对话录以未能就定义达成一致而告终。这些作品通常被归为“早期对话录”或“苏格拉底式对话录”,但其确切的写作次序,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苏格拉底本人的观点,仍存在争议。将柏拉图的思想理解为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有助于解释其作品,但不能据此认定各场对话的先后顺序已有可靠的文献佐证。

在柏拉图的《申辩篇》中,苏格拉底借德尔斐神谕的故事解释自己的诘问活动。听说没有人比自己更有智慧之后,他便向政治家、诗人和工匠发问。他得出的结论并不是自己拥有无所不包的智慧,而是其他人常常将有限的专长或自信的意见,误当成自己实际上并不具备的知识。《申辩篇》21b—23b的叙述,将提问与揭露缺乏依据的权威联系起来。在38a处,“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这一主张,赋予了审视一种超越论辩胜负的伦理意义。

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侧重点略有不同。他笔下的苏格拉底也质疑定义、揭露思想上的混乱,但更常以一位务实顾问的形象出现,帮助交往者理解领导、家政、友谊和自制等问题。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于公元前423年首演,提供了另一种同时代的描绘,将剧中虚构化的苏格拉底与思辨探究和论辩联系在一起。由于其喜剧创作意图,这部作品不宜被直接视为对哲学方法的如实描述,但它展现了雅典公众围绕求知式提问所产生的种种联想。

到下一个世纪,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十三卷第四章中,将归纳论证和寻求普遍定义归功于苏格拉底。这种回顾性的概括,促成了苏格拉底开创了一种独特思想方法的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后来所有被称为“苏格拉底式”的技巧都源于他。问答式论辩在希腊思想生活中有着更广泛的根源;苏格拉底传统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概念审查、个人对自身观点所负的责任,以及对人应当如何生活的关切结合在一起。

诘问法的结构与逻辑效力

希腊语词 诘问(*elenchus*) 可以表示审查、检验或反驳。在关于苏格拉底的讨论中,它通常指一种对话程序:以对话者所接受的其他主张,检验其最初提出的断言。这一过程依赖双方达成共识,因此具有合作性;但它又力求揭示所提答案中的难题,因此也具有对抗性。它并不只是接连提出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必须形成一条清晰可理解的论证思路。

一种常见的重构是:对话者首先断言命题 pp,例如给出勇气的定义。随后,苏格拉底取得对话者对其他命题 q1,q2,…,qnq_1, q_2, \ldots, q_n 的认同。他论证说,这些命题蕴涵对最初答案的否定:

q1∧q2∧⋯∧qn  ⊢  ¬p.q_1 \land q_2 \land \cdots \land q_n \;\vdash\; \neg p.

如果这一推理有效,那么对话者所认可的整组命题就是不一致的:

{p,q1,q2,…,qn}  ⊢  ⊥.\{p,q_1,q_2,\ldots,q_n\}\;\vdash\;\bot.

这里,⊥\bot 表示矛盾。这番审查表明,这些命题不可能同时为真。然而,仅凭这一点,并不能确定应当放弃其中哪一个命题。

这一区分是从逻辑上评估该方法的关键。如果苏格拉底使对话者接受了一个有疑问的辅助前提,那么只要否定这个前提,而非原先的论点,就可能消除矛盾。此外,对话者的赞同并不保证命题为真。逻辑有效性关注结论是否能从前提推出,而可靠性(逻辑学)还要求这些前提为真。成功反驳某人的立场,或许能够证明这一立场并不稳固,却未必能由此提出一套可靠的正面理论。

实际过程也往往不像上述重构所呈现的那样形式化。苏格拉底可能用反例质疑一个定义,区分某个词的两种含义,或指出一个答案给出的只是某个实例,而非一般特征。这些做法即使没有导出严格的矛盾,也能使问题更为清晰。古代对话作品将演绎推理与类比、日常事例、语义澄清以及诉诸实践判断等方式结合起来;不应把它们简化为经典逻辑练习。

20世纪,哲学家格雷戈里·弗拉斯托斯对他所称的“苏格拉底诘问法”作出了颇具影响的分析。他的研究使一个核心的诠释难题更加鲜明:一种揭示某人信念之间不一致的程序,如何能够为苏格拉底对实质性道德结论所表现出的信心提供依据?对此,人们提出了不同的回答。有些解释认为,反复审查能够逐步辨识出经得起检验的信念;另一些解释则主要把这一程序理解为对人及其知识主张的检验。分歧所涉及的,不只是如何用符号表达这些对话中的论证,更在于这些对话究竟意在达成什么目的。

定义、反例与典型对话

许多苏格拉底式对话都以“它是什么?”这一问题开场。其目的通常不是给出词典式释义,而是说明,是什么使某一事物的所有实例都属于这一类。对“什么是勇敢?”的回答,应当解释为什么各种不同的勇敢行为都算得上勇敢,并将它们与那些只是看似勇敢的行为区分开来。这种对一般性的追求,将这一方法与概念、定义及共相等问题联系起来。

在《拉凯斯篇》190e处,拉凯斯起初把勇敢等同于在战斗中坚守岗位、不临阵逃脱。苏格拉底则举出涉及撤退的事例,以及这一特定军事情境之外的勇敢行为。这里的困难在于涵盖范围:所提出的答案涵盖了一个熟悉的例子,却未能涵盖对话者所认可的勇敢行为的全部范围。随后提出的一种说法把勇敢等同于心灵的坚忍,但进一步的追问又将明智的坚忍与愚蠢的固执区分开来。因此,这种审查既检验一个定义是否涵盖了足够多的事例,也检验它是否涵盖了过多的事例。

《美诺篇》的开头呈现了另一种典型模式。当被问及什么是德性时,美诺列举了分别属于男人、女人、儿童及其他社会身份者的不同德性。苏格拉底要求指出使它们都成为德性的共同特征,并将这一问题比作辨明不同蜜蜂所共有的特征。这番对话区分了罗列实例与给出解释性定义。它也揭示了苏格拉底提问中一个实质性的预设:德性词语的各种不同用法,可以通过一种恰当的一般性说明统一起来。是否每个概念都容许这种统一,本身就是一个在哲学上存在争议的问题。

在《欧绪弗洛篇》中,关于虔敬的定义先是指控不义之人,继而转为诸神所喜爱之事,最后又转为所有神都喜爱之事。苏格拉底最著名的问题见于10a处:虔敬之事是因为虔敬才受到诸神喜爱,还是因为受到诸神喜爱才是虔敬的?这一区分涉及解释的方向。即使双方一致承认两个特征之间存在关联,也尚不能由此表明究竟是哪一个解释另一个。这一论证成为欧绪弗洛困境的基础,不过,后世有关神命与道德的讨论,往往远远超出了这篇对话中该论证的直接范围。

柏拉图的《理想国》第一卷通过依次提出的几种说法来考察正义。归还从别人那里得到的东西,这一说法似乎合情合理,直到遇上这样一个事例:把武器归还给一位精神已经失常的朋友。这个例子引入了一种情境,在这种情境下,规则的运用似乎与它原本要体现的价值相冲突,从而对规则提出挑战。此类事例与现代的思想实验相似,但其说服力取决于对话者的判断。反例并不会自行证明其有效性:参与者可能对事例的描述提出异议,拒绝接受它所引导的判断,或修改所提出的定义,以将该事例纳入其中。

无知、知识与审察的伦理目的

苏格拉底式提问的核心关切是知识,但其重要性并不限于认识论。对话篇中反复追问的主题,是正义、勇气、虔敬、友谊以及何为美好生活。苏格拉底审察的是那些指导行动、塑造人格的信念。无法解释一个技术术语,可能只是一项局部的认知缺陷;而一个人若不理解正义,却自称有资格秉公行事,就会带来更广泛的实践后果。

苏格拉底自称无知,究竟意味着什么,需要谨慎表述。流行的说法“我知道自己一无所知”,并非直接引自柏拉图的《申辩篇》。原文所作的对比,是一种人没有知识却自以为有,另一种人则不会把无知误当成理解。这是一种有所限定的求知谦逊,而不是断言任何知识都不可能获得。苏格拉底有时也会表达坚定的信念,其中就包括:行不义之事比遭受不义更坏。

提问常常以*困惑*告终,即陷入迷惘或不知如何作答的状态。对话者起初信心十足,到后来却可能再也说不清勇气或德性是什么。在《美诺篇》80a–b中,美诺把苏格拉底比作电鳐,使靠近它的人麻木。这个比喻抓住了审察扰乱既有认知的特性:一个人在更善于探究之前,可能会先变得更难作答。苏格拉底回应说,他并不是站在置身事外、确信无疑的立场上使别人困惑;他自己也同样困惑。

从伦理角度理解这一过程,承认无知可以为学习扫除一个障碍。一个人若认定某个问题已有定论,就没有多少理由继续探究。然而,困惑并不会自动带来益处。仅仅发现矛盾,并不能保证理解有所增进、行为有所改善,或使人愿意继续探究。能否从茫然失措转向富有成效的探究,取决于接下来提出什么问题,也取决于参与者能否重新审视自己认定的立场,而不是就此变得漠不关心。

若干对话篇还将道德上的失误与认知上的失误联系起来。例如,在《普罗泰戈拉篇》中,苏格拉底提出一套论证,认为表面上被快乐击败,实际涉及的是判断失误,而不是知识单纯地被压倒。这构成了通常所谓“苏格拉底理智主义”的一部分:德性与理解紧密相连,而作恶则与无知相关。对于这一立场的确切表述和适用范围,各种解释并不一致。不应把它视为一种普遍获得认可的动机理论。

这一方法与德性伦理学的联系,部分在于它关注进行推理和采取行动的人具有怎样的品格。求知上的诚实、愿意说明理由,以及不轻信缺乏根据的判断,都是在交谈中得到展现——或未能展现——的品质。因此,审察既是对一项论证的评估,也是与提出该论证并为之负责的人的交锋。

反讽、助产术与提问者角色的变化

苏格拉底式反讽是这一方法中争议最多的特征之一。苏格拉底常常称赞对话者的专业知识,同时把自己摆在需要受教的位置上。随后的追问却可能揭示,这位所谓的专家连自己的基本主张也无法辩护。一种解释认为,最初的谦恭是一种策略性的伪装。另一种解释则认为,苏格拉底确实不具备自己所求的知识,但也认识到对方的自信缺乏根据。不同段落所呈现的真诚、含蓄表达与挑衅,其分量各有不同。

反讽能够动摇传统权威。将军被要求解释勇敢,宗教专家被要求解释虔敬,演说家则被要求为自己关于政治德性的主张提供理由。专业知识、声望和社会地位,都不能成为免于回答问题的理由。然而,提问者仍然掌握着相当大的控制权。苏格拉底通常会选择提问的顺序,引入比较,并决定将对方承认的哪些观点用作前提。因此,他表面上的谦逊并未消除双方在对话中的不对等。

提问与传授之间的对比,在《美诺篇》中表现得尤为鲜明。苏格拉底向一名奴隶男孩提问,问他如何作出一个面积为给定正方形两倍的正方形。男孩起初提出将边长加倍,但这样会使面积变为四倍;经过讨论,最终确定应以原正方形的对角线为边作正方形。苏格拉底将这一片段作为回忆说的证据:正确答案可以通过提问引出,而不必直接告知。

这段文字并不能证明提问不包含传授。苏格拉底提供图形、挑选备选答案,并引导男孩注意几何关系。这些介入都传递了大量信息。这一片段区分了复述答案与在引导下逐步得出答案,但如何理解它,仍取决于对话中关于灵魂和先在知识的更广泛论证。现代教师可以采用这种提问技巧,而不接受回忆说。

在《泰阿泰德篇》149a—151d中,苏格拉底展开了思想助产术的比喻。他说自己的母亲是一名助产士,而他也像母亲一样,帮助他人分娩;但与普通助产士不同,他照料的是思想,而非身体。他还会检验由此诞生的思想产物,判断它是真实的,还是徒具表象。这个意象将促成思想的形成与批判结合起来:帮助一个人形成想法,与考察这个想法的质量密不可分。

不应把助产士的比喻视为对所有苏格拉底式对话的完整说明。在一些作品中,苏格拉底会展开长篇论证,或提出详尽的正面主张。即使在主要由他提问的场合,他也不是一个中立的传声筒,让他人的想法原封不动地呈现出来。他所扮演的多种角色——带有反讽意味的初学者、批判性的审查者、引导者和思想的助产士——有助于解释,为何后世不同传统能够从同一个文学形象中发展出迥然不同的教学方法。

诘问法、辩证法与其他形式的哲学探究

苏格拉底法与辩证法密切相关,但两者不能互换使用。辩证法曾被用来指称多种理性交锋与系统探究的方式。苏格拉底的诘问法通常依据对方已认可的观点来检验其立场。柏拉图的辩证法则可能具有更广泛的建构性目的,包括从假设上升到更根本的原则。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又有所不同,它以广受认可的意见为基础组织论证,而非简单重现苏格拉底式的对话。

在《理想国》第六至第七卷中,辩证法与审查假设、寻求不依赖假设的起点联系在一起。数学各学科从一些未获充分论证的假设出发;辩证法则被认为能够对这些假设提出质疑。无论在范围还是在追求的目标上,这都不同于一场围绕勇气的某个拟议定义展开、却未得出结论的对话。两者的延续性在于,都拒绝让根本的立场未经审查便被接受;差异则在于,柏拉图的理念论与善的理念为系统性理解提供了可能。

《斐德若篇》描述了归集与划分的方法:将分散的实例归于共同的形式之下,并依据恰当的区分来划分研究对象。《智者篇》则在探求如何界定智者的过程中,展开了分类式的划分。这些程序属于柏拉图对哲学探究的更广泛论述,但并非全都由苏格拉底主导。《智者篇》中,来自埃利亚的异乡人扮演了主导角色,这一重要事实提醒我们:“柏拉图的方法”与“苏格拉底法”所指的对象彼此交叠,却并不相同。

亚里士多德的《论题篇》更明确地论述了辩证论证,而《辨谬篇》则考察那些只是看似构成反驳的论证。这一区分对于评价苏格拉底式提问至关重要。一场交锋可能以表面上的矛盾告终,原因却是某个词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某处歧义未被察觉,或应答者迫于压力作出了不恰当的让步。识别这类谬误并不意味着必须放弃对话,而是要求我们考察对话中的推理结构,而不是根据谁最终无言以对来判定成败。

苏格拉底式探究也不同于科学方法。质疑假设可以有助于科学研究,但仅凭概念上的一致性,无法判定一个经验性主张是否为真。要在多个内部自洽的解释之间作出抉择,可能需要观察、测量和实验。反过来,一项经验性发现本身也不能解决有关正义的规范性问题,或解释一个概念的所有用法。

苏格拉底式探究与哲学怀疑主义之间的关系同样需要加以限定。苏格拉底式的审查可能动摇某些自称拥有知识的主张,而这类审查往往没有定论的结局,也影响了怀疑主义传统。然而,质疑某个具体主张并不等于对一切都悬置判断。苏格拉底始终关心正义与灵魂的照料,这使他的方法有别于一种纯粹以破坏为目的的争辩:在那种争辩中,任何立场都可以被推翻,却不追求进一步的理智或伦理目标。

历史接受与现代重释

苏格拉底的影响通过彼此竞争的传统传播开来,而非依托某一种制度化的方法。柏拉图的学园保存并改造了哲学对话,苏格拉底的其他同道则启发了不同的伦理思考与思想生活方式。这位不断发问的哲人,既可以代表对定义的探求,也可以代表对惯常价值观的拒斥,或对严于自律的生活方式的坚持。这些思想遗产使苏格拉底的接受史远比任何单一论辩技巧的历史更为广阔。

持怀疑主义立场的学园尤其重视对主张的审查。公元前三世纪主持学园的阿尔克西劳斯,以反驳对话者的立场著称,而非传授一套固定的正面学说。后来的学园怀疑主义者,包括卡尔内阿德斯,发展出从正反两面展开论证的精细方法。这些传统借鉴了苏格拉底对自身无知的宣称,以及对话中悬而未决的探究,但其方法和认识论立场并不完全等同于柏拉图早期作品所描绘的情形。

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争辩问题将异议、反论证和答辩组织成一种正式结构。这与苏格拉底式审查有某种家族相似性,但其直接的制度环境和思想来源并不相同。大学中的辩论高度依赖亚里士多德逻辑,以及既定的教学与辩论规范。因此,不应仅因两者都运用异议,就认为同一种苏格拉底式程序一直得到了不间断的传承。

索伦·克尔凯郭尔于1841年完成的学位论文《论反讽概念——以苏格拉底为主要参照》,对苏格拉底作出了一次重要的现代重释。克尔凯郭尔将苏格拉底式反讽视为一种力量,它动摇因袭的主张,使个人与既定的社会意义拉开距离。他后来运用间接传达的方式,进一步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如何帮助另一个人形成理解,而不只是向其传递命题。这是对苏格拉底的哲学性借用,并非重建课堂技巧的历史手册。

二十世纪,伦纳德·纳尔逊发展出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苏格拉底式对话模式,并在1922年的演讲《苏格拉底方法》中加以阐述。纳尔逊的方法力求通过参与者对具体判断的审查来获得哲学理解,而不是依靠教师的权威讲解。古斯塔夫·赫克曼随后进一步发展了这一传统。其小组讨论的形式、对共同经验的重视,以及对引导者介入学说内容的限制,使它有别于柏拉图笔下许多针锋相对的交锋。

现代学术研究通过分析对话中的论证细节,也改变了这一术语的含义。有关诘问、反讽、道德心理学和戏剧性情境的研究,对“一套固定步骤足以概括苏格拉底的一切做法”这一观念提出了挑战。由此呈现出的图景是多元的:它既是一种植根于特定历史情境的雅典实践,也是一组柏拉图式的文学与哲学建构,还是后世探究理论持续汲取的思想资源。

教育中的运用与法律教学

在当代教育中,“苏格拉底式”通常用来描述一种以提问为核心、要求学习者解释并捍卫自身推理的教学方式。教师可以要求学生给出定义、说明答案的依据、引入反例,或询问经过修正的主张如何适用于新的情境。其教育目标不只是让学生参与,而是让理解的结构清晰呈现出来:学习者预设了什么,哪些区分至关重要,以及结论得到了怎样的支持。

有多种教学实践符合这一描述,但它们并不等同。引导严密的一连串提问可以将学生带向预定的解答;研讨课则可能围绕一个尚无定论的问题展开探究。同伴讨论可以让提问由小组成员共同承担,而教师主导的问答则将控制权集中在一人手中。开放程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场谈话表面上可能像是在探索,实际却成了猜答案的练习:学生试图猜出教师早已选定、却未明说的答案。

这种方法在美国的法律教育中尤其引人注目。1870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兰德尔在哈佛法学院引入案例教学法,推动了通过细致分析司法判决开展教学的做法。案例教学与苏格拉底式提问彼此相关,却有所区别:前者涉及主要学习材料,后者涉及课堂互动形式。两者都不意味着仅凭抽象的提问就能获得法律知识。

在典型的课堂问答中,教师会要求学生陈述案件事实、诉讼所处的程序阶段、争议焦点、裁判理由和裁判结论。接下来的问题可能改变某项事实细节,或引入一个假设性的争议。如果某条规则能够为某一判决提供正当理由,那么在情形改变后,它是否仍能支持同样的结果?这一连串提问揭示了法律规则的适用范围、事实差异的重要性,以及不同先例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它也训练学生在具体判决与更具一般性的表述之间往返思考。

讨论教育成效时,必须区分这些不同的实践。要求学生作出解释,可以暴露出简短的正确答案所掩盖的误解。然而,仅仅采用问答形式,并不能证明学习者形成了持久的理解。学科知识、问题设计、反馈、参与模式和评估方式,都会影响一项教学干预所能取得的成效。针对某一种明确界定的课堂对话形式所得出的结果,不能自动推广到所有被称为苏格拉底式教学的实践。

制度环境也会改变互动的性质。向学生提问的人可能同时负责给他们评分,而当众犯错可能在人际交往中带来后果。因此,不能简单地将课堂互动理解为平等的探究者之间的交谈。它是否具有教育意义,部分取决于提问究竟是让推理过程得以接受审视,还是主要用来展示教师击败经验不足的应答者的能力。

批评、权力与真正探究的条件

一种反复出现的批评是,苏格拉底式提问可能以发现的表象掩盖说服的意图。提问者选择话题,设定可供选择的答案,并决定哪些回答算是切题。一连串单独看来都可以接受的问题,可能会将回答者引向某个结论,却没有给予对方充分的机会来质疑问题的设定方式。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引导式提问都具有操纵性,但足以驳斥这样一种主张:提问而非断言,本身就是中立的。

要求对话者真诚作答,也会造成一种张力。有些苏格拉底式对话会区分两种活动:考察一个人实际持有的信念,以及围绕一个仅为论辩而暂时接受的命题展开辩论。个人对信念的认同使探究具有伦理意义,但也可能让反驳被感受为对自身身份或能力的攻击。检验信念这一哲学理想,与在公开场合被驳倒的社会体验,未必是一回事。

言语表达能力和相关条件的不平等构成了另一项局限。表达是否流畅、是否熟悉论辩惯例,以及面对追问时是否自信,都会影响谁显得更有说服力。回答犹豫的人可能对问题有所理解,却难以在被规定的形式下表达出来。反之,善于言辞的人可能通过含糊其辞或迅速转移重点来逃避审查。因此,沉默、窘迫或让步,都不足以证明某个立场已在理性上遭到驳倒。

这种方法还面临一种认识上的局限,源于它对起始时所接受的前提的依赖。一群人可以始终一致地认同错误的假设。消除矛盾能够提高融贯性,但真理所要求的不只是融贯性。如果争议涉及事实问题,就必须将适当的证据纳入讨论。如果争议涉及有争议的价值观,那么即使对某个答案达成一致,也可能只是反映了共同的背景假设,而非完成了对所有人都有效的论证。

定义是否具有首要地位,也存在争议。苏格拉底常常认为,要获得理解,就必须寻求一种一般性的说明。后来的哲学则质疑,是否所有有意义的概念都具有单一的、可用于定义它们的本质。例如,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对家族相似性的讨论,提供了另一种理解概念的方式:一个概念的各个实例彼此之间存在交叠的相似之处,却没有一个为所有实例共有的特征。这挑战的是对本质性定义的普遍要求,而不是要求澄清含义、检验实例这一更广泛的实践。

因此,探究与以取胜为目的的争辩术之间的区别,是评价任何自称采用苏格拉底式方法的对话的关键。真正的探究允许对提问者的假设提出异议,允许纠正错误的推论,也允许调整讨论方向。如果一场对话中只有一方所持的信念可能受到质疑,那么它或许保留了苏格拉底式对话的外在形式,却缺少了赋予哲学审查以力量的相互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