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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章集

《九章集》汇集普罗提诺的哲学著作,由波菲利编为六组,探讨实在、灵魂、伦理及向太一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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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章集》收录了普罗提诺约于公元253年至270年间用希腊语撰写的五十四篇哲学论著,由其弟子波菲利在他去世后编订。书名源自希腊语中表示“九个一组”的词:波菲利将这些著作分为六组,每组九篇,内容大体从伦理问题和可感宇宙逐步转向灵魂、理智,以及称为“太一”的终极本原。这部文集是现存阐述普罗提诺思想的最主要文献,也是新柏拉图主义的奠基之作。

这些论著探讨了众多存在者如何依存于单一的第一本原、可知实在与物质世界有何区别,以及人如何重新觉察自身更高层次的生命。其论证既包括对柏拉图的阐释及与古代其他哲学流派的交锋,也包含对知觉、思维、欲望和观照的细致分析。尽管整部文集最终归结于对人与太一合一的阐述,其中也对时间、自由、恶、美以及心灵与身体的关系展开了深入而系统的讨论。此后,这部著作经由希腊语、拉丁语和阿拉伯语的思想传统流传,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它最初所属的哲学群体。

写作、编排与引用方式

普罗提诺从公元240年代起在罗马授课,直到270年去世前不久。据波菲利的《普罗提诺传》记载,他最初只授课,并不撰写论著,约到五十岁时才开始写作。波菲利将这些论著按写作时期分为三批:他于263年抵达罗马之前写成的二十一篇,两人在罗马交往期间写成的二十四篇,以及他离开罗马前往西西里之后写成的九篇。学界沿用至今的写作顺序编号,正是以这一记述为依据。

这些著作产生于活跃的教学环境,而非出于撰写一部系统性著作的预定计划。有些篇章探讨界定明确的具体问题,例如所有灵魂是否为一;另一些则对存在、自由或可知美作出长篇论述。其行文往往预设读者熟悉此前的讨论。文中的提问、反驳、突然转折,以及论证与劝诫之间的切换,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哲学教学的展开过程;不过,现存文本是作者撰写的作品,而非课堂实录。

波菲利按照主题重新编排了这些材料。第一组九篇讨论人、德性、幸福、美与恶。第二组论述物质宇宙及相关问题,包括质料,以及对诺斯替派教说的批判。第三组涉及天意、时间、自然与观照等主题。第四组集中探讨灵魂,第五组探讨理智与可知实在,第六组则探讨存在、数、自由与太一。这些划分有助于阅读,但各部分之间并无绝对界限:论述灵魂需要讨论理智,伦理探究也屡次通向形而上学。

全书分为五十四篇,部分是编辑加工的结果。波菲利将一些较长的论述拆分为独立篇章。《论存在的种类》三篇,即VI.1–3,构成一项连贯的探究;IV.3–5则构成一组关于灵魂的问题。因此,不应将全书篇数的整齐划一,误认为普罗提诺在动笔前就已确定的整体架构。波菲利的编排旨在引导读者循序上升,而非按时间记录其思想的发展。

现代文献引用时通常兼用这两套编号。例如,I.6 [1]表示第一组九篇中的第六篇,波菲利将其列为按写作时间排序的第一篇。其后还可加注章号和行号。区分这两套次序十分重要:像《论美》I.6 [1]这样的早期作品,在主题编排中位于靠前的位置;而《论什么是生物,什么是人?》I.1 [53]虽属普罗提诺最后的著作,却被置于全书之首。因此,按照编排次序阅读这部文集,与重建其思想随时间发展的历程,是两项不同的学术工作。

哲学背景与论证方法

普罗提诺将自己视为柏拉图思想的阐释者,而非新哲学体系的创立者。在 V.1 [10] 中,他坚持认为,所讨论的核心原则并非新说,而是早先的思想家,尤其是柏拉图,已经表达过的。《理想国》《蒂迈欧篇》《斐德罗篇》《会饮篇》和《巴门尼德篇》为他提供了反复探讨的问题和具有权威性的表述。例如,《理想国》中超越存在的善的理念,便成为解释第一原理为何不可能只是众多存在者之一的关键。

然而,这种对思想连续性的主张,也支撑着一种独具特色的重构。普罗提诺将不同语境中的段落汇集起来,赋予它们各自的作用,由此构建出一套关于实在的有序论述。柏拉图关于善、可知的理念以及灵魂的讨论,成为区分太一、理智与灵魂的基础。由此形成的解释,超出了柏拉图任何一篇对话的范围。它也承继了中期柏拉图主义所深入探讨的问题,包括最高原理、神圣理智与有序宇宙之间的关系。

亚里士多德是另一位不可或缺的对话者。普罗提诺广泛运用非物质性理智活动这一观念,并考察理智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然而,他质疑将终极原理理解为“思想思考自身”是否充分:任何涉及思考者与对象之区分的思想,都已经包含了多样性。在 VI.1–3 中,他批判性地考察了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否认一套不加区分的分类框架能够充分描述可感存在与可知存在。他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回应,是有选择的吸收与重构,而非单纯的反对。

斯多葛学派同样提供了重要的论争对象。普罗提诺反对灵魂是物体的主张,也反对仅凭物质的组织结构来解释生命体的统一性与活动。不过,斯多葛学派关于天意、宇宙感应、命运以及情感上不受外物支配的讨论,也参与塑造了他所探讨的问题。他的论证常常从对手自身的假设出发,反驳其所提出的结论,追问物体的属性是否真能解释那些被归于物质性灵魂的能力。

这部文集所采用的方法,结合了文本阐释、概念分析与对经验的反思。普罗提诺反复要求读者区分活动与活动的身体条件、原因与结果,以及统一性与分有统一性之物。他的辩证法力求辨明那些使日常判断与经验成为可能的原理。光、视觉、生长与回归等隐喻,有助于阐明那些无法用空间图景充分呈现的关系。它们并不取代论证,但其灵活性也带来了解释上的困难:同一个意象虽能揭示依存关系,但若被当作一种字面意义上的物理机制,也可能造成误导。

太一与多的产生

太一是其他一切实在所依赖的终极本原。普罗提诺的出发点是:任何作为确定事物而存在的东西,都必须具有统一性。军队、房屋、有机体或理智对象,一旦丧失统一性,就不再是其所是。然而,这些事物都无法解释统一性本身,因为它们各自都结合了多个组成部分或特征。因此,终极根源必定先于事物与其属性之间的区分,甚至先于可知存在所具有的结构性统一。

太一也被称为善。这两个名称强调的是同一本原的不同方面:“一”否定其内部的多样性,而“善”则指明它是一切存在者的欲求所趋向的根源。两者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定义。太一既不是某一类别的成员,也不是某种共同属性的最高实例,更不是一个其本质可以与其他本质并列的对象。因此,普罗提诺的论述也构成了否定神学传统的一部分;在这一传统中,谈论第一本原时,必须否定那些会对其构成限制的谓词。

这种超越性带来了一个核心问题:不含任何多样性的东西,如何能够产生多样性?普罗提诺所描述的是一种源于圆满的创生活动,而非出于匮乏、筹划或变化。当某物依赖一个根源时,这个根源并不必因此失去自身的一部分。他反复以太阳放射光芒为喻,但这种关系并非物理性的流出。第一本原在使不同于自身的实在得以存在的同时,仍保持其自身不变。

人们常用流溢一词来指称这一学说,尽管这个词可能掩盖它的非空间性质。普罗提诺的解释既涉及从根源而出的流出,也涉及朝向根源的回转。流出者通过转向自身的起源而获得确定性。在最高的派生层次上,这种回转构成了理智与可知存在。这一序列体现的是解释上的依赖关系,而不是一段太一先独自存在、后来才决定创造宇宙的历史。

太一的致因方式也不同于有意筹划的制作。思量预设了多种选择、不确定性以及尚未实现的目标;这些都不可能是绝对自足的第一本原所具有的特征。不过,普罗提诺也并非简单地把太一描述为受外在必然性驱使的存在。在第六卷第八篇[39]《论自由意志与太一的意志》中,他探讨了有关自由和意志的语言,如何可能适用于不受任何外在因素规定的存在。这一论证将日常概念推至其适用的极限:太一不能把自由作为一种偶然属性来拥有,但它的活动也不能被解释为对某种更根本事物的服从。

努斯、理念与可知存在

实在的第二个主要层次是努斯,通常以希腊语 nous 称之。它是第一个完全确定的存在,也是柏拉图理念的领域。人的推论式思维从前提推进到结论,或从一个对象转向另一个对象;努斯则不同,它在不可分割的活动中把握自身的对象。它并非逐步获得关于某种独立存在于其外部的实在的知识。它的思维与它所思的可知存在,同属一个活生生的现实活动。

这种同一性回应了认识论中的一个问题。如果努斯所认识的只是外在可知对象的影像,那么它就需要某种进一步的标准,来判定这些影像是否准确。普罗提诺认为,完备的理智知识不能依赖表象与原型之间这样一种未经验证的关系。在最高层次上,可知对象必须内在于理智活动。《九章集》V.5 [32] 的篇名便指出,可知对象并不在努斯之外;该篇阐发了这一立场,并将其与第一原理联系起来。

努斯与可知对象的同一性并未消除一切区分。思维仍有内在的分化结构:认识者与被认识者之间存在关系,各个理念之间也有区别。因此,努斯是“一而多”的:它是统一的,却不具备太一那种绝对的单纯性。这种内在分化解释了它为何不可能是第一原理。它的完善在于构成一个完整的可知世界,而不在于毫无区分。

普罗提诺发展了柏拉图的理念论,将理念视为能动的可知实在,而非静止不动的范型。在努斯的整体之中,各个理念彼此蕴含。每个理念都有其独特性,但没有任何一个理念会像物体那样,因空间中的边界而与其他事物隔离。整体呈现于每一部分之中的意象表明,可知领域中的分化并不需要空间上的分离。因此,普罗提诺得以将努斯同时描述为存在、生命与思维。

努斯与永恒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理智的生命并不铺展于前后相继的时刻之中,不会有一部分内容消逝于过去,而另一部分尚待到来。它的充盈始终当下具足。这并不是说数量庞大的思想以极快的速度发生,而是说,它的现实活动方式根本没有先后相继。这一对比为普罗提诺的时间论奠定了背景:他认为时间属于灵魂的活动。

人的推理能够通达可知实在,因为它并非完全外在于可知实在。然而,日常推理并不等同于努斯对自身的完整把握。它进行划分、比较、回忆和推断。哲学探究能够使这种活动转向其源头,但从推论式推理迈向理智直观,所涉及的是认识对象的方式的转变,而不只是积累更多命题。

灵魂、自然与时间中的宇宙

灵魂在可知实在与物质宇宙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它接受可知世界的秩序,并将这一秩序传递给具有广延、可以分割且不断变化的事物。在普罗提诺看来,不能把灵魂视为众多物体中的另一个物体,以此解释它的因果作用。物体可以分为空间中的各个部分,而灵魂则必须能够说明有机体生命活动的协调性以及意识的统一性。IV.7 [2]《论灵魂不朽》等篇章提出论证,反对将灵魂还原为物体的组合。

灵魂与个别灵魂之间的关系,并非把一种实体分成若干部分那么简单。普罗提诺区分了统摄宇宙的灵魂与同个别生物相联系的灵魂,同时也追问:所有灵魂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体的。个体性并不要求灵魂在可知空间中各占一个彼此分隔的区域。它们既有共同的起源和本性,又在活动以及与身体的关系上存在差异。

宇宙是一个有生命、有秩序的整体。它的理性结构通过赋形原则来传达,这些原则通常称为逻各斯(logoi)。灵魂在其较低层次上产生自然,自然则无需思虑便能组织生命过程。在III.8 [30]中,普罗提诺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将自然描述为观照。这并不是说植物会有意识地进行理论思考,而是说,自然的生成活动表现出一种内在的形式活动,其结果呈现为有组织的物体。因此,造物活动之所以可能,是因为预先具有形式,而不只是依靠机械式的组装。

III.7 [45]《论永恒与时间》集中讨论了时间。在考察了前人的各种解释,包括将时间与运动联系起来的定义之后,普罗提诺将时间定位于灵魂的生命之中,认为它随灵魂接续不断的活动而展开。运动发生于时间之中,但时间并不简单等同于运动,也不等同于对运动的计数。时间性的存在表现出一种生命方式:它无法同时拥有自身活动的全体。这一解释以时间与永恒的对照为基础,而永恒则被理解为可知存在的完整生命。

普罗提诺并不认为宇宙始于时间上的第一个瞬间。宇宙依赖更高层次的原因,与宇宙永恒存在并不矛盾。关于生成的说法,说明的是宇宙源于何处,以及它为何具有秩序,而不一定是在叙述发生于某个确定时刻的事件。这一区分对于他解读柏拉图的《蒂迈欧篇》至关重要。

他对天意的解释同样避免把每一事件都描绘为一次单独的神圣干预。宇宙具有有序的结构,而局部的冲突与缺陷可以在其中发生。在III.2–3《论天意》中,他借助戏剧和艺术的类比,说明个别情节如何能够属于一个更广阔的整体安排。这类解释引出了有关苦难的棘手问题,但其直接的哲学目的,是将整体的可理解性与每个部分都同样完善的主张区分开来。

具身、自我与人的知识

《九章集》反复追问:人究竟是什么?自我是身体、灵魂、身心复合体,还是对这一复合体的经验作出判断的能力?I.1 [53] 考察感觉、快乐、痛苦和情绪应当如何归属于这些不同的主体。这一探究预示了心灵哲学中的核心问题,但其概念属于一种古代学说:灵魂既是生命的本原,也是认知活动的主体。

贯穿这一探究的一项区分,是身体承受某种作用与对这种作用有所觉知之间的区别。身体可能受热、受伤或发生其他变化;知觉则涉及对这些变化的觉察与判断。因此,普罗提诺反对将知觉仅仅等同于物理变化。与此同时,具身的知觉关乎活生生的有机体,而不是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从与自己毫无关联的机器那里接收报告。他的分析是在一个运作着的统一体内部区分不同层次。

自我并不止于日常意识中最显著的那些活动。普罗提诺认为,即使具身生活占据着有意识的注意,灵魂的较高层面仍能朝向可知实在。IV.8 [6] 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而又颇具争议的主张:灵魂中有某种东西并不下降。这并不是说,某个具有空间位置的灵魂片段留在了别处;它的意思是,灵魂的最高活动不必仅仅因为某种较低层次的活动赋予身体以生命,就完全陷入身体的境况之中。

活动与觉察之间的区分有助于解释这一立场。一项活动可以发生,而不成为反思性注意的对象。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可能集中于身体的需求、实际事务的盘算或情绪的扰动。转向内在,使人得以接触一个生命层次,而这一层次并非由关注它的行为所创造。因此,普罗提诺对上升的描述,涉及的是自我认同与觉察的转变,而不是在物理空间中的移动。

记忆提供了另一个检验案例。它属于一种区分过去与现在的生命方式,因此不能直接用来描述超越时间的理智。在 IV.3–4 中,普罗提诺结合灵魂的不同活动考察记忆,其中包括这样一个问题:当对身体的牵挂不再存在时,还有什么仍与灵魂相关?这些讨论表明,若把“心灵”视为一种单一而同质的能力,就会歪曲这部著作对认知的阐述。

由此形成的观点使人格同一性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日常意义上的人有其生平、习惯、对身体的依恋以及记忆;较高的自我则属于可知领域,并非仅由这段个人历史构成。普罗提诺并不总是在同一层次上使用“自我”或“人”这些词。他的许多论证都依赖于明确所讨论的究竟是哪一个主体。因此,伦理上的转变可以意味着:更充分地成为灵魂在其较高活动中本来所是的存在,同时不再仅仅以其偶然处境来界定自身。

恶、自由与伦理转化

普罗提诺通过灵魂与可知实在的关系来界定人生的至善,但他并不认为日常行为无关紧要。I.2 [19]《论德性》区分了公民德性、净化德性与更高的德性。公民德性通过理性,使欲望、恐惧与社会行为井然有序。净化则涉及一种更深层的转向:灵魂不再将身体的激情视为界定自身本性的东西。更高的德性遵循理智的活动,而不只是约束失序状态。

这一论述属于古代的德性伦理学,同时又赋予德性一种独特的形而上学基础。成为正义、节制或勇敢的人,并不只是遵守外在规则,而是依照灵魂本有的活动来安排生活。然而,更高的德性并不能成为抛弃较低德性的理由:拥有更高层次的生活方式,并不意味着非理性或不正义就成了完善的表现。这一区分所关涉的,是德性活动的不同根据与形式。

在 I.4 [46]《论幸福》中,普罗提诺考察了生活圆满的人在遭遇严重不幸时是否仍然幸福。他的立场是,真正的幸福属于较高自我的活动,并不由身体的舒适或世俗的成功构成。这一论证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痛苦与丧失仍然是影响具身生活的事件,却未必会使构成幸福的活动止息。这篇论著关注的是幸福论中的繁荣究竟安在,以及它是否稳固,而非否认苦难的发生。

对于一种将实在追溯至善的哲学而言,恶构成了一个更为尖锐的难题。I.8 [51]《论恶是什么及其从何而来》将首要的恶与质料联系起来,而这里的质料被理解为完全的不确定性与匮缺。质料并不是已经具有可测量属性的普通物质,而是在概念上剔除形式、尺度与秩序之后所余下的东西。具体的恶产生于存在者未能实现其应有的秩序之时。因此,恶并不是与善相抗衡的另一个至高力量。

这一解释带来了一种令诠释者持续关注的张力:如果质料最终依赖于一个善的本源,那么将质料与恶联系起来,就不能在同一意义上使这一本源成为恶的制造者。普罗提诺区分了由较高原因传递的积极实在,与流溢过程最低界限所特有的欠缺。质料的依赖性、它在整体中的必然性,以及它被称为恶这三者之间究竟有何关系,仍是理解其立场的一大问题。

自由同样取决于行动的来源。在 III.1 [3]《论命运》中,普罗提诺质疑了那些将一切归结为物体的原因、天体的影响,或某种无所不包、使灵魂毫无真正能动性的因果链条的解释。当行动出自理性的自我引导,而非外在压力或激情时,它就更为充分地自由。因此,他对自由意志的讨论与净化相联系:独立自主并非通过任意选择实现,而是通过日益扎根于行动者最根本本性的活动来实现。

美、观照与合一

美既是独立的研究主题,也是进入普罗提诺形而上学的一条路径。在 I.6 [1]《论美》中,他质疑了美仅仅在于对称或比例的主张。这种解释无法说明单纯的色彩、光,或其他并不明显具有部分排列结构的对象何以为美,也无法充分说明,为何一个组织有序的整体可能缺乏生气,而不那么规整的外观却可以是美的。

普罗提诺转而将美与形式的在场联系起来。一个事物之所以变得美,是因为某种可知原则赋予了它统一性和确定性,否则它便是不确定的。灵魂凭借自身与这种赋形活动的亲缘性来认识美。这并不意味着美只是投射到对象上的私人感受:审美判断回应的是感性形式与可知实在之间的关系。因此,他的美学论述与他对存在的解释密不可分。

艺术并不局限于模仿可见的外观。在 V.8 [31]《论可知的美》中,普罗提诺认为,艺术能够触及那些连自然本身也由之而来的赋形原则。他以雕塑家菲狄亚斯塑造宙斯像为例,说明这一主张:艺术家不必复制一个先前见过的神的身体,而可以构想神显现时所应具有的形式。因此,艺术创作能够揭示可知的结构,而不只是复制某个已经存在的对象。

与美相联系的上升过程,从身体之美逐步通向行为、品格、灵魂和理智之美。I.6 用雕琢雕像的意象来描述伦理上的自我塑造:必须去除多余或造成扭曲的部分,才能让更美好的形式显现出来。这一比喻将审美辨别与净化联系起来。哲学教育所改变的是作出判断的人,而不只是提供关于美的对象的信息。

理智的观照并非最终归宿。由于理智之中仍包含思维与所思对象之间的区分,太一便超出了理智特有的活动。在 VI.9 [9]《论善或太一》中,普罗提诺描述了一种临在,其中通常的主客体分离已不再适用。后来的术语将此称为合一。推论性的语言可以为之作准备,也可以描述其条件或事后的情形,但若要把太一变成一个得到明确界定的对象,就必然会歪曲它。

波菲利记述,在他们相处的那些年里,普罗提诺曾四次达到合一,同时也记下了自己的一次体验。这类见证是古代对哲学生活的叙述的一部分,而非对某种意识改变状态所作的、可独立测量的记录。在这些论著中,合一始终与论证、德性和理智训练紧密相连。VI.9 那句著名的结语,常被译为“孤独者向至独者的飞升”,凝练地表达了这种超越外在依附的运动,却并未提供一套可单独用来促成合一的仪式方法。

流传、翻译与接受

波菲利的编订本奠定了普罗提诺作为经典作家传世的文本形态。他的《普罗提诺传》既提供了有关著述过程与编排方式的关键记述,也将普罗提诺塑造为哲学家的典范。后来的新柏拉图主义者发展了这部文集中的核心区分,有时也持批判态度。扬布利科斯反对“灵魂的最高部分始终留在上界”这一学说的某些重要推论,而普罗克洛斯则构建了层次划分更为细密的神圣本原与可理解本原体系。因此,后世传统并非只是对《九章集》的重复。

《九章集》与基督教的关系同样体现出选择性吸收。希波的奥古斯丁在四世纪接触到了一些拉丁文的“柏拉图主义者的书”,这些书与马里乌斯·维克托里努斯的译作有关。其确切内容已无法完整还原,但普罗提诺思想中的一些主题,促成了奥古斯丁对非物体性实在、内在性以及恶是匮乏的阐释。他也将基督教有关道成肉身、恩典和中保的教义,与柏拉图主义者所描述的哲学上升区分开来。因此,不能将普罗提诺的影响等同于教义上的一致。

九世纪的阿拉伯语翻译运动带来了另一种转化。取自《九章集》后几组篇章并经改编的材料,在与《亚里士多德神学》有关的著作中流传。尽管冠以这一书名,其主要哲学来源却是普罗提诺,而非亚里士多德。这些阿拉伯语材料对希腊文本进行了选取、意译与重塑,并未将六组《九章集》作为完整文集加以翻译。它们与亚里士多德的关联,使一种经过改造的普罗提诺形而上学得以融入伊斯兰世界的哲学思想环境。

这一传播过程影响了后来的阿拉伯哲学对第一因、理智与灵魂之间关系的理解,也使思想归属问题变得复杂:思想家可能在署名亚里士多德、且包含编者增补内容的文本中接触到普罗提诺的论证。因此,阿拉伯语普罗提诺文献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们见证了普罗提诺思想的接受过程,也在于它们本身是一种具有独立历史的哲学建构,而不只是现存希腊文本的直接替代品。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马尔西利奥·费奇诺将整部文集译为拉丁语,并撰写了大量评注。译本于1492年在佛罗伦萨出版。它使拉丁语读者能够系统地接触普罗提诺的著作,并将《九章集》纳入费奇诺所阐述的古代神学—哲学传统。其影响延伸至有关灵魂、爱、美,以及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之间关系的讨论。

现代研究以希腊文抄本、古代间接流传材料及各类译本的相互比勘为基础。保罗·亨利与汉斯-鲁道夫·施维策在二十世纪编订的校勘本,为此后大量研究确立了标准文本基础。斯蒂芬·麦肯纳富有文学性的译本,以及A. H. 阿姆斯特朗于1966年至1988年间出版的七卷本洛布古典丛书版,扩大了英语读者接触这部著作的渠道。当代阐释仍在探讨按写作年代与按主题解读之间的差异、未下降的灵魂的地位、对恶的解释是否自洽,以及哲学论证与表达合一体验的语言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