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克洛斯(公元412—485年)是古代晚期的希腊哲学家,也是新柏拉图主义的主要体系构建者之一。他担任雅典柏拉图学派的领袖,详尽阐述了实在如何从唯一的第一原理流出,又如何向其回归。他的著作将对柏拉图的细致诠释与系统的形而上学、数学推理以及古希腊多神论的宗教传统结合起来。他的影响超越了异教哲学学派:基督教、阿拉伯、拜占庭和拉丁世界对其著作的改编,使他的思想得到广泛传播。
生平与思想背景
普罗克洛斯出生于君士坦丁堡,家族来自小亚细亚西南部的吕基亚,他本人则在克桑托斯长大。他先在亚历山大里亚学习修辞学、数学和哲学,约于431年迁居雅典。在那里,他师从雅典的普鲁塔克,尤其深受叙利亚努斯的教导,并于437年前后接替后者成为学派领袖。他的称号“狄亚多科斯”(Diadochus)意为“继承者”,指的是他在柏拉图学派历代教师传承中的地位。
雅典学派自认为延续着柏拉图的哲学传统。不过,不应因此将它视为与公元前四世纪创立的原初柏拉图学园始终延续、完全相同的机构。
关于普罗克洛斯生平,最主要的古代记载是其弟子马里努斯撰写的传记,通常题为《普罗克洛斯,或论幸福》。该书记述了他的教学、治学律己、宗教活动与德行。由于这部传记也将他塑造为哲人与圣者的典范,因此在评估其中的记载时,需要考虑其劝善教化的目的。
普罗克洛斯生活在一个以基督教为主的帝国社会中,却始终坚持传统的宗教崇拜。他的学派将文献研究与宗教实践结合起来。因此,哲学与宗教的联系并非其思想中无关紧要的附带特征:理智上的理解与灵魂在宗教上的转化,是同一事业的不同部分。
著作与方法
普罗克洛斯既撰写独立论著,也编写篇幅浩繁的注疏。一些著作仅有残篇传世,另一些则只能通过译本或后世作者的引述得知。
体系性论著
《神学原理》提出211个命题,每个命题之后都附有证明。全书从一与多出发,阐明依存关系与因果性的普遍原理,继而论述诸神、理智与灵魂。这种命题与证明相结合的结构,使它在古代形而上学著作中独具特色。
现存六卷的《柏拉图神学》以更为鲜明的神学方式重构柏拉图的思想。普罗克洛斯借助多篇对话,解释诸神的等级秩序及其相互关系。《神学原理》基本上不详细援引柏拉图的具体段落,也不涉及有名有姓的神祇;与之不同,《柏拉图神学》将系统论证与类似释经的柏拉图诠释结合起来。
另有三篇较短的著作讨论天意、人的自由与恶:《关于天意的十个问题》《论天意、命运及取决于我们的事物》和《论恶的存在》。这些著作的文本流传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世纪的拉丁译本。
注疏与其他著作
现存的主要注疏涉及柏拉图的《蒂迈欧篇》《巴门尼德篇》《理想国》《阿尔基比亚德前篇》和《克拉底鲁篇》,但各篇传世的篇幅与完整程度不尽相同。这些注疏并不只是解释疑难段落。普罗克洛斯认为,各篇对话彼此一致,共同表达一种完整的哲学真理,而每篇对话又有其独特的宗旨。
他为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第一卷所作的注疏,对数学哲学和希腊几何学史都十分重要。该书保存了有关早期数学家的资料,并讨论数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及其教育作用。
其他传世著作包括天文学著作《天文学纲要》(Hypotyposis)以及一小部宗教颂歌集。他已佚失的著作还包括其他注疏以及对传统宗教文献的论述。
实在的结构
太一与多的问题
普罗克洛斯哲学的终极原理是太一,亦即善。太一不是与其他存在者并列的某个存在者,也不只是最大或最包罗万象的对象。它先于存在、思想以及一切区分。
《神学原理》的首个命题指出,一切多都以某种方式分有一。一个集合必须具备足够的统一性,才能构成集合,而它的每个成员也必须各自构成一个单位。普罗克洛斯以多对一的这种依赖为依据,论证存在一个自身不再依赖更根本统一性的第一原理。
普通的肯定性谓词无法充分描述太一,因为这些谓词会引入规定与区分。就此而言,普罗克洛斯属于否定神学传统;在这一传统中,否定所表明的是概念不足以把握第一原理,而非将第一原理描述为纯粹的缺失。
神圣单一体与诸神的秩序
普罗克洛斯体系的一个独特之处,是其关于“神圣单一体”(henads)的学说:这些神圣的统一体居于绝对首出的太一与存在的各个分化层级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神圣单一体既不是普通的存在者,也不是柏拉图式的理念。每一个都是超本质的统一体,并统领着一系列依存于它、带有其独特性质的实在。
普罗克洛斯将神圣单一体等同于诸神。这使他既能阐明一个唯一的终极本源,又不必将传统上诸神的多样性化约为幻象。因此,他的体系将超越多的第一原理与一套充分展开的多神哲学解释结合起来。
在这一神圣层级之下,是存在、生命、理智、灵魂、自然与身体等分明的层级。这些层级不只是空间等级体系中的不同位置,而是表达了统一性、活动与依存关系的不同方式。
持存、流出与回归
普罗克洛斯的因果关系理论以持存、流出与回归三者构成的结构为核心:
- **持存:**结果的实在性根植于其原因,就此而言,结果持存于原因之中。
- **流出:**结果从原因中产生,成为有别于原因的事物。
- **回归:**结果转向其原因,因为原因是其完善与善的源泉。
这些是解释性的关系,不一定是时间上依次发生的事件。原因并不会因产生结果而失去自身的一部分,流出也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外流。
回归也不一定意味着有意识的追求。不同的实在根据自身能力,以存在、生命、认知或理性活动等方式回归其原因。这一结构使普罗克洛斯能够将宇宙描述为既有分化、内部又相互联系的整体。
分有与中介
普罗克洛斯详细发展了柏拉图的分有概念:某物通过依赖一个更高的原理而具有某种性质。他的论述将理念论扩展为一套全面的依存结构。
他经常区分不被分有的原理、该原理被分有的表现形式,以及分有这些表现形式的事物。不被分有的本源不会在接受者之间被分割,而被分有的各项则说明了本源的性质如何呈现于较低层级。
主导这一体系的原则是:结果按照自身的能力接受原因。因此,同一个更高原因可以以不同方式临在于不同的接受者之中。中介作用解释了差异悬殊的层级如何既保持联系,又不变得彼此相同。
理智、灵魂与宇宙
理智是完全可理解的存在层级。不同于人类逐步展开的推理,理智的认知在统一的活动中同时把握其对象。灵魂居于理智与有形存在之间:它能够依次推理、自我运动,并组织有生命的身体。
在人的灵魂地位问题上,普罗克洛斯与普罗提诺意见不同。普罗提诺认为,即使在具身生活期间,灵魂仍有某个部分留在上方的可理解领域。普罗克洛斯则主张,个体灵魂是整体下降的。因此,灵魂的回归要求其活动发生转化,而不只是认识到一个未曾下降的部分已经存在于上方。
在对《蒂迈欧篇》的解释中,普罗克洛斯认为,有秩序的宇宙永恒地依赖神圣原因。宇宙的“生成”不一定意味着它在时间上有一个起点。造物者的活动表达的是永恒的因果依存关系,而不是在时间上从不活动转变为活动。
这一解释成为他与主张世界在时间上有开端的思想家之间的争论焦点。普罗克洛斯关于世界永恒性的论证,后来遭到了约翰·斐洛波努斯的质疑。
知识、数学与哲学教育
普罗克洛斯对认识论的阐述与他的实在等级体系相呼应。感官知觉把握有形的个别事物;推理逐步展开各种关系;理智则以更为统一的方式把握可理解的结构。较高的认知并非简单抛弃较低的认知,而是解释其基础与局限。
数学发挥着特殊的中介作用。数学对象比可感的物体更稳定,也更易于理智把握,但数学思维仍然使用多、广延以及逐步展开的证明。因此,几何学可以训练灵魂摆脱对感觉的依赖,而不必立刻要求它进行最高形式的形而上学观照。
在欧几里得注疏中,普罗克洛斯将几何图形与灵魂的活动以及这些图形在想象中的呈现联系起来。几何学并不只是对物理对象测量结果的汇集。几何证明所涉及的是可理解的关系,而感官可见的图示只能不完美地表现这些关系。
他对证明的运用也体现出亚里士多德与古代证明性科学理论的影响。尽管尊奉柏拉图的权威,普罗克洛斯仍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与分析方法纳入了总体上属于柏拉图主义的框架之中。
宗教实践、自由与恶
神术与哲学生活
普罗克洛斯将宗教仪式视为哲学理解的补充。他承袭与扬布利柯相关的传统,接受神术,认为这类仪式实践能够建立或激活灵魂与神圣力量之间的联系。
其理由在于形而上学。如果神圣原因的影响遍及整个实在,那么物质对象和仪式象征便可能与更高层级具有亲缘联系。它们的效力不一定只取决于实践者在概念上的理解。
因此,普罗克洛斯并不认为理性探究与仪式是非此即彼的简单选择。两者在灵魂上升过程中以不同方式发挥作用。他的颂歌以及马里努斯记述的实践,都体现了哲学研究与宗教虔敬的结合。
天意与自由
普遍的天意引出了自由意志问题:如果一切都依赖更高的原因,人的行为又如何能真正归属于行动者自身?
普罗克洛斯将神圣天意与范围较窄的命运秩序区分开来。理性灵魂不能被化约为身体过程,而且能够凭借自身的理性能力行动。此外,神圣知识也不必类似于人类对未来事件的认识:神以适合其自身统一活动的方式知晓事物。
他的解释力图同时保全两点:万物对更高原理的依赖,以及自主的理性行动与受外在约束的事件之间具有实际意义的区别。
恶作为派生的失序
普罗克洛斯否认恶是一个与善对立的、独立的第一原理。恶具有寄生性,或曰“附带存立”的地位:它产生于存在者内部的缺陷、失误与冲突,而这些存在者的存在及其能力仍然是善的。
他也反对简单地将物质等同于恶。物质是可感宇宙构成的必要条件,而且既然它出自善的原因,就不可能是绝对的恶。
这并不意味着痛苦或恶行不真实。毋宁说,恶不具有善所拥有的那种统一的因果地位。破坏性的结果可能来自有限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需要任何行动者或宇宙原理专门将恶作为恶来产生。
传播与影响
直接阅读普罗克洛斯著作,只是其思想传播的途径之一。一些影响深远的传统吸收了他的论证,同时改变了这些论证的神学背景。
六世纪之交,伪狄奥尼修斯将普罗克洛斯的一些思想主题加以改造,运用于基督教,尤其是神的超越性、等级性的中介作用、流出与回归,以及恶不具有独立实体性的解释。这一改造成为晚期新柏拉图主义思想进入基督教神学的主要渠道。
在阿拉伯语哲学世界中,源自《神学原理》的材料经过改编,形成了一部后来在拉丁语世界被称为《原因论》的著作。在中世纪拉丁世界接受这部作品的大部分时期,它都被归于亚里士多德名下。1268年,穆尔贝克的威廉将《神学原理》译成拉丁文后,它源自普罗克洛斯的背景才得以澄清。
托马斯·阿奎那将新近问世的译本与《原因论》相比较,认识到后者对普罗克洛斯的依赖。因此,普罗克洛斯的思想进入经院哲学论争,不仅是因为人们直接讨论这位异教哲学家,也因为一些早已纳入中世纪哲学教学的著作吸收了他的思想。
在拜占庭,普罗克洛斯持续受到研究,也不断遭到批驳。墨托涅的尼古拉撰写了一部篇幅可观的著作,从基督教立场反驳《神学原理》。文艺复兴时期,马尔西利奥·费奇诺及其他柏拉图主义者研读、探讨普罗克洛斯的著作,将其作为重新发掘古代哲学的一部分。
现代研究既将普罗克洛斯视为早期思想家的诠释者,也将他视为一位在统一性、因果关系、分有、数学与宗教等问题上具有独特立场的哲学家。他篇幅浩繁的注疏,至今仍是研究古代哲学文献与诠释传统不可或缺的资料;若无这些注疏,后人对其中许多文献和传统便只能有零星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