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迦勒底神谕》**是一部以希腊语写成的宗教哲理诗集,主要通过后世作者的引文保存下来。其成书时间通常被定于公元二世纪,内容涉及超越性的神圣秩序、灵魂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灵魂如何借助理智活动和仪式实践回归神圣本源。它成为新柏拉图主义几位重要代表人物奉为权威的文本;这些思想家将其视为与柏拉图哲学相容的神圣启示。原作的篇幅、编排、作者及创作背景至今仍不确定。
起源与作者归属
古代传统将《神谕》与两个人物联系起来:迦勒底人尤利安及其子神术家尤利安。按照传统说法,小尤利安生活于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在位期间,即公元161至180年。关于这些诗篇的创作或传承,各种记载以不同方式将其归于这两个人物,有时称其为通过非同寻常的宗教程序获得的启示。这些记载并不能确定现存文本究竟是如何写成的。
“迦勒底”这一名称使人联想到享有盛誉的巴比伦智慧。在希腊和罗马的用语中,“迦勒底人”既可指巴比伦人,也可指从事占星术及相关学术性占卜活动的人。不过,这一名称不应被视为《神谕》译自某部古代巴比伦经典的证据。其留存的语言、概念术语和哲学关切,都明确表明它属于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思想世界。
这些诗篇与中期柏拉图主义尤其接近;后者指新柏拉图主义出现之前多种多样的柏拉图主义传统。诗篇将可知实在与可感实在之间的哲学区分,同神名、宇宙论意象及宗教实践指示结合起来。关于其起源的讨论也涉及可能存在的近东因素,但这一文本与具体的巴比伦或伊朗传统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尚无确证。
文本与流传
《神谕》没有完整的古代抄本传世。今天所知的诗集,是根据后世文献中的引文、转述和讨论重建而成的。诗歌残篇主要采用扬抑抑格六音步,这是希腊史诗及许多神谕诗所用的格律。
保存相关材料的重要作者包括普罗克洛斯、达马斯基奥斯,以及拜占庭学者米海尔·普塞洛斯。其他一些作者也保留了有关迦勒底教义与实践的信息,但未必引用原诗。古代的许多注释本身也已散佚。
这种间接流传的方式带来了若干局限:
- **选材:**后世作者引用的是与自身论点有关的段落,其他主题因而少有留存。
- **语境:**单个诗句往往脱离原有上下文流传下来,有时甚至无法确定说话者是谁。
- **诠释:**新柏拉图主义者的解释可能引入其自身哲学体系中的区分。
- **归属:**并非所有被称为“迦勒底”的论述,都能有把握地归入原始诗篇。
因此,现代版本以不同方式区分诗歌残篇与有关迦勒底教义的记述材料。各版本的残篇编号可能不同。威廉·克罗尔于1894年出版的汇编影响深远;此后的版本,包括爱德华·德普拉斯和露丝·马耶尔奇克的版本,则重新考订了文本、译文与诠释。
现存材料不足以可靠地重建诗篇的原始次序,也无法据此还原出一条连续完整的叙事。
神圣本原与宇宙论
父、力量与理智
《神谕》以层级结构描述神圣实在。其最高本原通常被称为父,并通过超越性、理智与火的意象加以描绘。这一神圣本源并非某个可见天体,也不是众多神祇中的一位。
一种核心的诠释模式将父、力量与理智联系起来。这些术语表达了神圣因果作用的不同面向或层级:作为父的本源、居间的力量,以及与实在秩序相关的理智。后世诠释者将这些关系发展为精密的三元结构。这类结构与原始诗篇之间究竟如何对应,仍有争议。
《神谕》中的神圣理智包含或传递着宇宙秩序所依据的范型。这一观念与柏拉图的理念论有关,不过诗篇借助启示性和神话性的语言表达它,而非展开持续的哲学论证。
终极的父性本原与安排世界秩序的理智之间的区分,也令人联想到柏拉图传统对德米乌尔戈斯,即宇宙工匠的论述。然而,若认为残篇中的每个神圣称谓都在后来的新柏拉图主义体系中有固定的对应项,就会产生误导。
赫卡忒与居间力量
赫卡忒在迦勒底的神圣秩序中占有重要地位。她并非仅以其他语境中常见的冥界与巫术关联形象出现,而是被描绘为一位强大的中介性神祇。在现存传统中,她与神圣层级之间的界限或联结,以及生命与力量的传递相关。
《神谕》还提到一些存在或位阶,称为 iynges、synocheis(“联结者”)和 teletarchs。它们居间传递神圣作用,帮助构成高层与低层实在之间的关系。若脱离后世注释,很难还原其确切职能。
由此呈现的宇宙并非仅仅是物质对象的集合,而是一个依赖更高原因、具有多个层级和居间力量的有序整体。这使《神谕》对关注形而上学以及一与多之关系的哲学家尤其具有吸引力。
火与宇宙层级
火是《神谕》中最突出的意象之一。它可以象征神圣活动、理智的照明,或更高层次的实在,而不只是普通的物理燃烧。因此,不应将有关火的用语直接读作一种物理学说。
后世记述将迦勒底宇宙论划分为火天、以太与物质等区域。这些划分的细节及其与特定残篇的对应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诠释性记述。后世作者提出的图式,不应被直接当作原初就已存在且能够完整复原的迦勒底宇宙结构图。
灵魂及其回归
《神谕》从灵魂与神圣实在的关系,以及灵魂卷入下层世界的处境来描述人的存在。灵魂具身于物质之中,可能因此受到混乱、误导性表象及宇宙命运之约束的影响。
诗篇有时以严厉的语言告诫灵魂,不要沉溺于下层领域。然而,仅凭这些告诫,不能认定其主张整个宇宙由邪恶力量创造。即使具身生活对精神上升构成障碍,宇宙仍然依存于神圣本原。
灵魂的回归涉及净化,以及转向自身的神圣本源。理智活动固然重要,但最高的神圣实在并未被描述成仅凭普通推理就能把握的对象。有些残篇要求采用一种超越推论式思维的领悟方式。
这一传统还认为,灵魂拥有一种精微的载体,借此与宇宙发生联系。后来的新柏拉图主义者发展出关于此类载体的理论,因此有必要区分零散的迦勒底材料与后续的哲学发展。
摆脱命运束缚的许诺,并不等于对自由意志的系统阐述。它属于一种宗教性的上升观念:灵魂能够超越那些支配普通具身存在的力量。
神术与宗教实践
《神谕》与神术密切相关。神术的字面意思是“神圣的工作”,指旨在与神圣力量建立关系、促成灵魂提升的仪轨。在以扬布利柯为代表的哲学传统中,神术变得尤为重要。
在这一背景下,仪式的效力被认为取决于神圣活动,以及特定象征物与诸神之间的对应关系。神圣名称、祈请语和仪式器物可以充当 symbola 或 synthēmata,即用来辨识或唤起神圣临在的标记或信物。
其哲学依据并非简单地认为人类能够强迫更高的存在。神术作者通常强调,神圣力量通过属于自身秩序的象征发挥作用。他们的论述试图解释,为何涉及物质事物的实践,仍能有助于超越物质存在的上升。
现存《神谕》并不是一部完整的仪式手册。尽管残篇和记述提及祈请与神圣程序,但对统一的“迦勒底礼仪”作详细重建,仍超出了证据所能支持的范围。某些归于迦勒底神术家的实践,仅见于后世记载。
在新柏拉图主义中的权威地位及其接受史
《神谕》在将哲学理解与宗教仪式视为互补的新柏拉图主义者中,影响尤其深远。它的接受过程既非一蹴而就,也并不一致。
波菲利广泛研究了神谕与宗教材料,但他与迦勒底诗集之间的确切关系,仍是学界研究的课题。扬布利柯在解释灵魂如何回归诸神时,赋予神术核心地位。包括叙利亚诺斯和普罗克洛斯在内的后世思想家,则将《神谕》奉为权威启示,并与柏拉图的著作相互参照进行解释。
普罗克洛斯将迦勒底材料整合进一个极其精密的神学体系。这既有助于残篇的保存,也塑造了后世对它们的诠释。因此,必须区分《神谕》本身,以及依据普罗克洛斯和其他注释者重建出的“迦勒底”体系。
在拜占庭,普塞洛斯立足于基督教思想背景,保存并讨论了迦勒底教义。他的著作是宝贵的文献见证,却并非对某部完整古代诗集的中性抄录。
在文艺复兴时期,随着希腊哲学和古代宗教智慧重新受到研究,《神谕》也得到传播。乔治·杰米斯托斯·普列东和马尔西利奥·费奇诺推动了这一接受过程。一些文艺复兴时期的读者将这些材料与琐罗亚斯德联系起来,并将其纳入古老神学观念之中;所谓古老神学,是指一种据称在不同传统之间传承的古代神学。这类归属说属于《神谕》的接受史,而不是关于其作者身份的定论。
诠释与学术研究的限度
学术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将现存诗句与保存这些诗句的诠释体系区分开来。若完全通过后来的新柏拉图主义来解读残篇,就有可能把已经发展成熟的教义反向投射到一部实际情况远不那么确定的文本之上。
第二个问题涉及哲学与启示之间的关系。《神谕》使用了可辨认的柏拉图主义概念,但它以神圣言说的权威发言,而不是提出一连串论证。无论将其视为披着诗歌外衣的哲学散文,还是毫无哲学内涵的仪式套语汇编,都会遮蔽其兼具两者的特征。
它们的历史意义,尤其在于其在古代晚期柏拉图主义者中获得的权威地位:它们提供了一种启示性语言,使形而上学、宇宙论与仪式实践得以被理解为同一项宗教—哲学事业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