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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

实体是一类根本的存在,通常被理解为独立存在者、属性的承载者,或变化中持续存在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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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是形而上学的核心概念,指凭自身而存在的东西、承载属性的东西,或在变化中仍可被认作同一事物的东西。这些描述表达了彼此相关却又不同的观念。一棵树可以被称为实体,因为颜色和高度是它的属性;也可以因为它是一个个体,而不是许多事物共有的属性;还可以因为它在树叶和枝条更替之后仍然存在。对于这些标准是否指向同一批存在者,以及是否有任何东西能满足所有这些标准,哲学家们意见不一。

实体概念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得到系统阐述,随后影响了中世纪神学、近代早期关于物质与心灵的理论,以及围绕同一性和依赖关系的争论。有些哲学体系承认存在许多有限实体,另一些则只承认一个无限实体。批评者认为,在可观察的性质之下设定一个隐藏的实体,既无必要,也难以理解。当代讨论往往通过追问哪些对象是根本的、对象如何具有属性,以及如何解释对象的持续存在,来重新表述这一问题。

哲学意义上的实体,不只是构成某物的材料,也不等同于化学物质。在某些哲学理论中,心灵、有机体或上帝都可以被视为实体。反过来,如果实体必须是具有统一性的个体,那么一定量的物质就未必算得上实体。因此,这个术语指的是本体论中一组相互关联的问题,而非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范畴。

含义、判准与典型问题

有关实体的传统术语,是在翻译和阐释希腊语 ousia 与 hypokeimenon 的过程中形成的。Ousia 可以表示存在、存在者或实体,而 hypokeimenon 指的是作为基础的主体。拉丁语作者使用 substantia 和 essentia 时,并不总是以一致的方式保留这两个希腊语术语之间的区别。因此,关于实体的论断,可能涉及作为基础的承载者、独立存在的事物,或某物本质上是什么。这些含义在历史上有所交叠,却不能互换。

一个影响深远的判准是主体与属性的区分。马是一个主体,棕色、大小和位置都是用来述说它的属性;通常不会把棕色看作拥有这匹马的个体。传统理论将这类依附性的特征称为偶性。偶性不一定罕见或无关紧要:一种经常出现的颜色也可以是偶性,只要对象失去这种颜色后,仍不失其为原来的对象。相比之下,本质特征则属于事物之所以为该事物的规定。这一区分将实体与本质主义联系起来,但对于本质究竟是一种定义、一个实在的构成要素,还是同一性的条件,各种理论看法不一。

第二个判准是独立性。它可以指不依附于另一个承载者,不依赖于外部原因,或不依赖于任何能够解释该存在者为何存在的事物。这些要求彼此不同。树在因果上依赖阳光和水,却可以不作为另一个主体的属性而存在。如果要求完全的因果独立性,普通的物理对象就不符合条件。第三个判准是持续性:实体是经历变化、却不因该变化而被替换的东西。苹果在变熟的过程中仍是那个苹果。然而,仅凭持续性无法判定哪些东西是实体,因为事件、制度和集合也可能随时间延续。

个体性提供了又一个判准。苏格拉底在数目上是一个个体,而人性则可以归属于许多个体。共同的本性或共相本身能否成为实体,曾是一个重大争议。另一些问题涉及统一性:为什么一个活的动物是一个实体,而任意堆在一起的一堆石头却未必是?这些问题表明,不能简单地将实体定义为“凡是存在的东西”。属性、关系、事件、数和命题都可以被纳入一种本体论,而不必被赋予与个别实体相同的地位。实体理论既要解释哪些东西符合实体的条件,也要解释为什么其他获承认的存在者不符合这些条件。

亚里士多德:主体、形式与生命个体

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几种相互关联的实体观,而不是给出一套始终不变的表述。在《范畴篇》中,第一实体是个别的存在者,例如某一个人或某一匹马。它们既不像种那样用来述说一个主体,也不像依附性的特征那样存在于一个主体之中。种和属,例如人和动物,是第二实体,因为它们说明第一实体是什么。这一区分赋予具体个体以优先地位,同时也为分类所依据的本性保留了位置。

这一论述使实体成为述谓不可或缺的基础。某一具体的语法知识存在于认识者之中,某一具体的颜色存在于有色的物体之中;二者的存在方式都不同于个体主体。实体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能够在保持自身数目上同一的同时容纳相反的性质。一个人可以从无知变得有知,或从寒冷变得温暖。持续存在的主体说明了,真正的性质变化何以不同于一物的毁灭与另一物的生成。

在《形而上学》第七至第九卷中,亚里士多德考察了质料、形式以及二者的复合体,探讨它们各自能否被视为实体。质料是构成事物的材料;形式则是使事物成为其所属种类的事物的组织方式或现实性。这一通常称为质形论的学说,并不把形式归结为可见的形状。在活的动物中,形式包括其特有活动和能力的原理。亚里士多德将灵魂视为潜在具有生命的自然身体的形式,这一论述就属于上述解释框架。

单凭质料不足以充当最终的实体,因为若撇开一切规定性来考察质料,它并不能解释事物是什么。形式在解释和现实性上具有优先地位,但形式与具体个体之间的关系仍是诠释中的一大难题。《形而上学》的核心诸卷并非只是重复《范畴篇》的观点,而是在追问:是什么使一个第一性的存在者能够被理解,并构成一个统一体。实体形式究竟是个别的还是普遍的,以及形式在解释上的优先地位究竟如何关联于具体个体的优先地位,始终是学界探讨的问题。

亚里士多德还区分了实体变化与偶性变化。木头变热时,是一个主体获得了新的性质。一个生命有机体死亡时,留下的材料便不再能在同一意义上构成原先那个有生命的实体。这一论述与他的四因说相联系: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的解释,分别回答有关事物的不同问题。他在《形而上学》第十二卷中讨论的不动的推动者,将探究从可感的复合体扩展到一种非物质实体;这种实体的特征是具有现实性,而不具有质料的潜能性。

中世纪的转变与神学上的区分

中世纪的讨论通过希腊、阿拉伯和拉丁传统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却又在创世、神的统一性以及本质与存在的关系等语境中,重新塑造了他提出的问题。阿维森纳(伊本·西那)区分了一个事物是什么与它是否存在。就人性本身而言,它既不包含现实存在,也不包含不存在。有限存在者本身是可能的,其存在需要得到解释;而必然存在者的存在并非得自他者。这一区分使得任何将实体等同于绝对独立性的看法都变得复杂:受造实体可以作为主体而自身存在,同时仍依赖于使它存在的原因。

在拉丁经院哲学中,实体通常与存在于主体之中的偶性相对。托马斯·阿奎那将这一区分与对本质和存在的分析相结合,并主张物质实体由质料与形式复合而成。实体形式使整体成为某一类的单一存在者;偶性形式则赋予已经构成的存在者以某些性质。因此,动物的组织原则并不只是与其颜色或重量并列的另一种属性。阿奎那还认为,人的理智灵魂在肉体死亡后仍能自存,但他同时坚持,灵魂按其本性是身体的形式,而非独自构成的完整的人。

基督教教义中的用法引入了一些无法归结为通常的对象形而上学的区分。在三位一体神学中,“一个神圣的 ousia、三个 hypostaseis”这一表述,将本质的统一与位格的区别区分开来。这些希腊术语与拉丁语 substantia 和 persona 的各种用法并非都能严整对应。325年的尼西亚公会议以 homoousios 描述圣子,意指圣子与圣父具有同一实体或本质。这并不意味着三个位格是某个物质整体的三个部分。相反,实体概念的用语旨在阐明神的统一性,同时避免将圣父、圣子和圣灵之间的区别视为神之存在的分割。

变质说使实体与偶性的区分有了另一项影响深远的应用。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朗公会议使用了“变质”的表述,1551年的特伦托公会议则重申:饼和酒的整个实体转变为基督的身体和血,而其外观仍然保留。在经院哲学的解释中,通常可感知的特征并不能穷尽事物之所是。因此,这一神学用法尤为明确地揭示了实体与可观察性质之间的差别。它也说明了语境的重要性:关于偶性如何依赖主体的形而上学解释,与关于圣事的教义主张彼此相关,却并非同一类断言。

理性主义体系:笛卡尔、斯宾诺莎与莱布尼茨

近代早期的理性主义围绕独立性、可理解性以及对自然的数学描述,重新组织了实体理论。勒内·笛卡尔在1644年的《哲学原理》中,将实体定义为这样一种事物:它的存在不依赖于任何其他事物。他随即指出,按最严格的意义,这一定义只适用于上帝。受造的心灵和物体在限定的意义上仍可算作实体,因为它们虽需要上帝维持其存在,却不作为另一个受造主体的属性而存在。因此,绝对的独立性与受造物的独立性之间的区别,对他的立场至关重要。

在笛卡尔看来,每一类受造实体都有一个主要属性,人们通过这一属性来理解它。思维构成心灵的本性,广延构成物体实体的本性。怀疑、意愿和想象是思维的样态;形状和运动则是广延的样态。身心二元论由思维实体与广延实体确实相互区别这一主张推导而来。这一框架使精神活动与身体运动之间的关系变得尤为棘手:相互作用似乎将两种在根本规定性上截然不同的存在联系起来。他所举的蜡块熔化的例子也表明,对物体的认识并不止于一组不断变化的感官性质。

巴鲁赫·斯宾诺莎对独立性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在1677年出版的《伦理学》中,实体被界定为在自身内并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东西。他主张,只有一个实体存在,即上帝或自然,它具有无限多的属性。思维和广延是人类所认识的属性;个别的心灵和物体则是有限的样态,而非独立的实体。因此,他的立场并不是说许多日常事物意义上的实体共同构成一个神圣的集合体。他提出的是一个更强的论断:一切有限之物都存在于这唯一的实体之中,并通过它而得到理解。对精神和身体的描述,是在不同属性下表达同一个秩序,而不是描述两个实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则主张存在多个简单实体,后来称为单子。在1714年的《单子论》中,单子没有部分,也不是有广延的物体。单子以知觉和欲求为特征:每个单子都从自身的视角表现宇宙,并按照内在原则发生变化。单子之间状态的协调,由预定和谐来解释,而不是由单子之间直接的因果影响来解释。因此,物体并不是笛卡尔意义上的终极广延实体。对于真正的独立性与统一性究竟要求什么,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展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答案:两类主要的受造实体、一个无限实体,以及无限多个简单的有限实体。

经验主义与未知承载者问题

当经验主义将观念的起源与限度置于探究的中心时,近代早期的这场争论发生了转变。约翰·洛克在1690年的《人类理解论》中,将观察到的性质组合与被假定为这些性质所依存的支撑者区分开来。一块黄金呈现出特有的颜色、重量、延展性及其他能力。心灵将这些特征归为一组,并假定有某种东西支撑着它们。然而,撇开这些性质单独考察时,心灵对于这一支撑者的观念仍然模糊不清。洛克批评的是这一观念的内容,而不是直接否认实体的存在。

洛克还区分了名义本质与实在本质。名义本质是用来将事物归入某一名称之下的复杂观念,例如黄金这一名称所对应的观念。实在本质则是产生事物可观察特征的内在构造。对前者的认识并不自动带来对后者的认识。这一区分将分类在实践上的成功与对自然内部结构的确切认识分离开来。它也使经院哲学关于实体形式的说法无法再充当一种未经解释的保证,仿佛熟悉的物种名称必定揭示了实在最深层的划分。

乔治·贝克莱否定物质实体,却保留了能动的精神实体。在1710年的《人类知识原理》中,可感事物被理解为心灵所感知的观念,而不是依存于某个未被感知的物质支撑者的属性。观念是被动的;精神则进行感知并采取行动。因此,贝克莱并未不加区分地取消一切实体。他反对的是一种惰性的物质基质;在他看来,这种基质既无法被感知,也无法解释各种知觉之间的联系。经验中稳定的秩序,是通过上帝的作用来理解的,而不是通过独立于一切心灵而存在的物质来理解的。

大卫·休谟在1739—1740年出版的《人性论》中进一步推进了这一批评。他运用自己关于观念与印象的理论,否认在想象所联结的一组特殊性质之外,还存在一个独立的实体观念。他对自我的论述同样质疑了这样一种推论:从相继出现的知觉,可以推知一个能够在经验中把握的、单一而持久的承载者。心灵所遇到的是知觉,而不是关于一个处于知觉背后的实体性自我的额外印象。休谟后来承认,他自己的理论在解释思想的统一性方面存在严重困难。因此,经验主义的发展引出了两场不同的争论:经验是否足以支持我们相信,属性背后存在一个隐蔽的支撑者;以及经验的组织能否在不诉诸这种支撑者的情况下得到解释。仅仅指出各种性质总是有规律地共同出现,并不能解决其中任何一场争论。

康德与德国唯心主义对实体概念的重构

伊曼努尔·康德将实体视为对象能够被经验的条件,以此回应理性主义形而上学与经验主义批判之间的冲突。在初版于1781年、修订于1787年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实体与偶性构成关系范畴中的一项。这一范畴与主词和谓词的逻辑结构相联系,但要客观地运用它,就必须将其应用于感性直观。它并不允许人们脱离人类认识的条件,推断实在的内在构成。

“经验的第一类比”论证说,只有以某种恒存之物为参照,变化才能得到客观规定。时间本身并不是作为一个可以独立观察的对象而被感知的。要将显象判定为相继发生或同时存在,经验就需要显象中某种持续存在的参照。实体提供了这种恒存性。这一论证并非只是重复熟悉的对象会持续存在这一常识判断:个别构型可以出现和消失,而对客观变化的表象则以一个持存的基础为前提。康德还提出了一条有关显象中实体数量的守恒原则。它的作用是先验的,即作为经验的一项可能条件而提出,而不是通常意义上从实验中得出的概括。

康德严格限定了由此得出的结论。实体概念的正当运用涉及作为显象的对象,而不涉及对物自体的认识。在“谬误推理”部分,他批判了理性心理学从“我思”出发,推断出灵魂是一个可被认识的、单纯而恒存的实体的做法。思维主体在语法或逻辑上的位置,并不能确立某个对象的形而上学属性。这一区分将自我意识所要求的统一性,与对独立存在且不朽的灵魂的理论认识区别开来。因此,康德保留了实体作为经验客观性之必要条件的地位,同时拒绝了若干试图将它扩展到可能经验之外的传统做法。

后来的德国唯心主义再次改变了这一问题的面貌。在1807年《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主张,不仅应当把真实的东西理解为实体,而且也应当把它理解为主体。这一主张关乎自身发展的可理解性,而不是简单地用一个人格化的心灵来取代物质事物。在他的《逻辑学》中,实体性关系发展为因果性和相互作用,揭示出这样一种观念的不足:将作为基础的同一性与其自身的分化割裂开来。实体由此成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不再是静止不动的支撑。这与康德形成了显著对照:康德通过有限认识的条件来限定这一范畴,而黑格尔则力图表明,这一范畴的局限如何产生更为恰当的概念关系。

与印度及中国哲学的比较

进行比较讨论时需要谨慎,因为欧洲语言中的“实体”一词并不指称各哲学传统所共有的某个单一范畴。在印度胜论体系中,dravya 通常译为“实体”(实),是性质与运动的依托。经典分类列出地、水、火、风、空、时、方、我、意九类。其中一些范畴与现代物理学的分类有显著差异。这一体系将实体与性质、动作、共相、殊相及内属关系区分开来。因此,它对原子和复合物的论述,探讨了我们所熟悉的属性承载与统一性问题,却并未复现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

耆那教也使用 dravya 一词,但将其置于不同的理论框架中。实体在经历样态变化的同时持续存在,因此恒常与变化可以同时得到肯定。其分类将有生命的实体与非生命的各类实体区分开来,后者包括物质、空间,以及与运动和静止相关的原理。相比之下,数论则区分作为意识的 puruṣa(神我)与作为身心显现之原初基础的 prakṛti(自性)。不应不加限定地将这些区分等同于笛卡尔对心灵与物质的区分。它们在解释目的、对具身存在的说明以及解脱观上都有所不同。

佛教的论证对持存的实体性自我提出了重大挑战。无我教义否认,一个人不断变化的构成要素能够提供一个独立、恒常的自我。缘起通过条件关系,而非自足的存在来解释现象。不过,佛教各派对于用来分析经验的诸要素具有何种本体论地位,存在分歧。一些阿毗达磨传统认为,基本的“法”(dharmas)各有其独特的本性。中观的批判将对自性存在的否定扩展到一切现象,将空性理解为不存在凭自身而成立的存在,而非现象背后隐藏着的实体。与此相反,不二吠檀多将梵视为终极实在,但若不加论证,就不能把它对不二性的阐释等同于斯宾诺莎的单一实体体系。

中国思想传统往往通过转化的模式来组织相关问题,而不是采用实体与偶性的范畴区分。气可以指事物由以产生的身心过程或构态;理则涉及条理或原则,在宋明理学思想中尤其如此。这些概念不能整齐地对应于西方的质料与形式。同样,道也不只是至高实体的另一个名称。与其预设每一种传统都在接受或拒斥同一套固定学说,不如提出具体问题——什么持续存在,事物如何个体化,依赖意味着什么——这样的比较更能增进理解。比较也表明,恒常性、终极实在与实体性是可以分别持守的立场:肯定某种终极者,并不必然意味着采纳一种以持存的属性承载对象为基础的本体论。

当代关于对象、属性与持续存在的理论

在当代分析哲学中,对实体的讨论往往通过有关对象及其属性的理论展开,而不只是围绕“实体”这一传统术语本身。基底理论认为,对象包含一个有别于其属性的承载者。这一理论的吸引力在于,它似乎能够解释不同属性如何归属于同一个事物,以及该事物如何在属性发生变化时继续存在。其难点则在于,如何刻画这个承载者,而不至于剥除一切可用来描述它的特征。批评者认为,一个完全“赤裸”的殊相是不可理解的;辩护者则区分了承载者所起的作用与它实际上能够不具有任何属性而存在这一主张。

束理论则将日常对象视为由处于某种统一关系中的属性构成,这种关系通常称为共现。有些版本采用可重复例示的共相;另一些版本则采用殊相理论中的殊相,即个别化的属性,例如这个对象所特有的红色。这些进路避免了另设一个底层的支撑者,但必须解释是什么将属性束统一起来,以及如何区分性质上完全相同的对象。如果两个对象具有完全相同的非关系性共相,似乎就很难仅凭这些共相说明它们在数目上的差异。位置、关系性属性、殊相,或关于相异性的原始事实,分别提供了不同的回应。没有任何一种反驳能够以同样的方式适用于所有束理论。

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理论优先考虑归属于实体种类的具体个体。在这些理论看来,有机体并非仅仅是属性的集合或粒子的总和:它所属的种类有助于确定其特有的能力及其持续存在的条件。E. J. 洛等人的研究将实体个体和实体种类与属性共相及其实例区分开来。部分与整体理论研究部分和整体,与这场争论有所交集,却不能解决争论。即使一些对象并未构成有生命的统一体或因果上整合的统一体,也可以为它们定义部分与整体意义上的总和。因此,如果一种实体理论认为动物有别于任意的聚合体,它就不能仅仅罗列其组成部分。

持续存在的问题又引出了另一组理论选择。持存论认为,对象在不同时刻都作为整体完整地在场;延存论则通过不同的时间部分来解释持续存在。这些立场与其他有关实体的争论相互交叉。可以将对象分析为一个四维整体,而不必接受传统实体观的全部主张;同样,一个持续存在的对象也未必需要包含赤裸的基底。有关人格同一性的问题尤其清楚地显示了这些争论的重要性:身体的连续性、心理的连续性以及非物质主体的持续存在,为同一个人的延续提出了不同的判准。因此,当代理论将旧有体系有时一并处理的问题区分开来——属性的承载、数目上的个体性、统一性、依赖性与持续存在——从而不再将对其中一个问题的回答自动视为对所有问题的回答。

过程、结构与科学的诠释

与实体本体论不同的其他理论赋予事件、过程或关系以优先地位。过程哲学,尤其是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在1929年出版的《过程与实在》中提出的理论,将生成视为根本,而不是将其视为本身已独立完备、持续存在的事物所发生的变样。怀特海所说的现实契机,并非仅仅是换了名称的普通实体:它们的构成涉及与其他契机的关系,也涉及生成过程。稳定的对象则通过这类事件所形成的有组织模式来解释。分歧的核心在于解释上的优先次序:过程是否需要一个持续存在的事物来经历它,还是说,持续存在的事物可以被解释为相对稳定的过程?

科学的发展一再改变特定实体模型的可信程度,却未能对这一形而上学问题给出唯一的答案。在经典物理学中,粒子可以被表述为质量、位置和动量的持久承载者。场论则将物理量赋予时空中的各个位置,而场并不符合微小固体的形象。这两种变化都不会自动消除实体。哲学家可以将场视为实体,将场和粒子视为不同种类的存在者,也可以放弃实体范畴,转而采用事件和结构。仅凭数学形式体系,无法在所有这些诠释之间作出选择。

量子力学使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因为全同粒子的行为通常不同于可以彼此区分的经典个体,而对于纠缠态,也无法为每个组成部分赋予一个完整而独立的状态。这些结果挑战了一种直观图景:对象是自足的,其全部属性都内在地属于自身。但这些结果本身并不能证明对象并不实在,也不能证明只有关系存在。结构实在论赋予结构或关系以核心地位,但其不同版本对于对象是否仍作为这些结构中的节点而存在,或关系是否在本体论上具有优先地位,持有不同看法。对个体性的处理,还取决于如何区分粒子标签、可测量属性与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同一性。

生命系统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的讨论背景。有机体在不断与环境交换物质和能量的同时,维持着自身的组织。这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同一性不能仅仅意味着拥有同一批物质粒子。它也可以支持过程论的解释,或当代质形论的解释,具体取决于有组织的活动被认为是取代了实体的统一性,还是构成了这种统一性。相关的科学描述涉及代谢、发育、调节和因果组织;若要进一步主张这些描述确立了实体的存在,则还需要哲学论证。因此,当前争论的焦点在于一些确切的解释性问题:依赖性是否排斥实体地位,由关系构成的事物能否成为个体,以及本体论究竟是否需要根本性的承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