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自体是伊曼努尔·康德哲学中的核心概念,指独立于事物得以向人的认知显现的条件而加以考察的事物。它与现象相对:现象是通过人的感性被给予、并借助组织经验的概念得到理解的对象。这一区分并非简单地将实在与幻象对立起来。在康德看来,现象是真正的经验知识所认识的对象;理论上无法认识的,是事物独立于使这类知识成为可能的条件时究竟如何。
这一概念是康德在1781年出版的《纯粹理性批判》及其1787年修订版中所阐述的先验唯心论的基础。它为理论知识划定了界限,同时也有助于说明,经验科学、自由与道德责任如何能够分别立足于不同的观点,而不构成直接的矛盾。对这一概念的解释至今仍有争议:一些读者将物自体理解为有别于现象的实在,另一些读者则主要将这一区分理解为考察同一对象的两种方式。
历史背景与康德的批判转向
康德的这一区分源于有关思维、感觉与实在之间关系的争论。近代早期的理性主义试图通过理智原则认识实在的根本结构,而经验主义则强调经验是观念和证据的来源。这两种传统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直接呈现于心灵之中的东西,与独立于心灵而存在的对象有何关系?康德转换了这一问题的方向,转而追问:认识主体自身提供了哪些条件,才使对象经验成为可能?
约翰·洛克将坚实性、广延等性质,与产生颜色、味道等感觉的能力区分开来。乔治·贝克莱否认存在独立于知觉的物质实体。大卫·休谟则质疑必然因果联系的理性根据。康德并非只是在这些立场中择取其一。他试图说明,经验何以能够具有客观的秩序和必然性,同时又不声称理智能够认识独立于人类认知的事物。
康德于1770年提交的教授就职论文《论感性世界与理智世界的形式和原则》是这一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篇论文中,他区分了感性认识与理智认识:前者呈现事物显现的样子,后者则仍被他视为能够表象事物本来的样子。批判哲学对这一立场作出了重大修正。康德后来主张,人的知性本身无法提供关于理智对象的知识。概念若要形成对某一对象的认识,就必须有相应的直观呈现。
因此,决定性的变化并不只是引入了现象与实在的对照。这种对照在古代已有先例,尤其见于柏拉图及其理念论。康德的独特主张在于,人的感性与知性的形式划定了可能的理论认识的范围。物自体不同于柏拉图所说的理智对象,并不是人类凭借对日常理性的更高层次运用就能认识的对象。
《纯粹理性批判》提出,可能经验的对象必须符合人类认知的条件,以此表达了这一转变。1783年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重申了由此形成的立场,以回应各种误解,尤其是先验唯心论将经验世界化约为幻象的指责。《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增添了“对唯心论的驳斥”,并修订了关于对象和自我意识的重要论述。这些改动澄清了康德对经验客观性的坚持,却并未消除围绕物自体的诠释难题。
现象与人类认识的条件
康德的论证依赖于经验的质料与使经验成为可能的形式之间的区分。感觉提供质料,但对象只有在感性的形式之下才能被给予人。在“先验感性论”中,康德将这些形式确定为空间和时间。空间是外感官的形式;时间是内感官的形式,也是一般现象的条件。在他看来,如果撇开我们接受事物的方式来考察事物,理论知识就不能将空间和时间归为这些事物的属性。
这一主张比人们熟知的“知觉随光照、视角或身体状况而变化”的观察更为深刻。这类变化发生在时空世界之内。康德追问的是:任何事物究竟何以能够向人呈现为具有空间广延、处于时间秩序之中,并且能够成为客观判断的对象?他的回答赋予主体的认知构造以不可或缺的作用,却并未因此将经验变成个人偏好的问题。
仅凭感性还不能获得关于确定对象的知识。知性通过一些基本概念,即范畴,来组织被给予的内容;这些范畴包括实体、因果性和交互作用。范畴的正当运用受可能经验的限制。例如,因果关系范畴通过有关事件在时间上相继发生的规则,才得以应用于经验中的事件。一个概念即使抽离了对象得以被给予的一切条件,也不会因此成为关于超感性实在的知识。
因此,现象并不是介于观察者与真实经验对象之间的私人心象。在窗外看到的树,是一个在经验上实在的对象,位于公共空间之中,也可以接受因果研究。说它是现象,意味着它那些可被认识的空间、时间和范畴规定性,都属于人类经验的条件。康德将这种经验实在论与先验唯心论结合起来:对象在经验之内是实在的,但不能不加限定地将对象在经验中的形式等同于它们自身的性质。
这也解释了现象与假象之间的区别。假象涉及误导性的判断,例如把某种视觉印象当成它实际上无法证实的事情的依据。现象则未必涉及任何错误。天文观测、实验室测量和日常知觉,都可以产生关于现象的真正知识。
因此,物自体并不只是因距离遥远或仪器不足而隐蔽不见的对象。一颗尚未被观测到的行星,仍然是可能的经验对象。就事物自身来考察事物,是通过抽离人类可能经验的条件来作出区分,而不是因为它们目前处于观测范围之外。
物自身、本体与先验对象
康德著作中的若干表述与“物自身”的含义有所重叠,但并非在所有语境中都能互换。其中最重要的是本体,这个词源自与思维或理智把握有关的希腊语词汇。康德区分了这个术语的消极意义与积极意义。就消极意义而言,本体是就其并非感性直观的对象这一点来考察的某物。就积极意义而言,它则是给予非感性直观或理智直观的对象。康德认为,人类并不具有这种理智直观。
消极的本体概念具有正当的界限功能。它防止人们把人类感性的条件当作一切可能的认识或存在的条件。积极的本体概念则不能确立对一个独立的理知领域的知识。它指示了认识与对象之间一种可能的关系,但人类的理论理性无法证实这种关系的可能性。因此,康德在讨论现象与本体的章节中,尤其是在 A255/B311 前后,将本体称为一个界限概念。
“物自身”侧重于撇开对象与我们的认识方式之间的关系来考察对象。“本体”则侧重于一种可能的非感性认识方式,尤其是在其积极意义上。这一区分十分重要,因为承认我们可以撇开人类感性来思考对象,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通过理智直观把握对象独立于感性的本性。康德有时将这两个术语紧密联系起来使用,但解释时必须留意它们各自在特定段落中所起的作用。
另一个表述是先验对象,有时被表述为“一般的某物 = X”。在有关客观认识的讨论中,这可以指表象在与某个对象相关联时所对应的未规定的相关项。它有助于说明,表象何以能够被视为关于某物的表象,而不只是一连串彼此无关的心理状态。在其他地方,类似的措辞则涉及现象的未知根据。这些用法相当多样,因此,若将每一处用法都等同于某个单一的隐蔽实体,反而可能遮蔽康德的论证。
康德还区分了思考一个对象与认识一个对象。思考至少要求概念不自相矛盾;理论认识还要求对象以适合该概念的方式被给予。因此,“物自身”这一概念不包含矛盾,并不能使我们获得有关其属性的知识,也不能证明某个确定的超感性对象存在。
这些区分限制了将物自身描述为“不可知的实在”这一常见说法的适用范围。这个说法表达了对理论知识的否定,却也可能让人以为,另有一个已被完整规定的世界。康德的立场允许我们作出一种划定界限的思考,却不提供对可能经验之外事物的内在构成的描述。
感触与未知根据的问题
康德关于接受性的论述面临着一个始终难以解决的难题。人的认知并非完全自发:对象必须被给予,而感觉则涉及主体受到感触。《先验感性论》开篇将感性描述为一种能力,即通过对象影响我们的方式来接受表象的能力。这似乎引出了一个因现象与物自体的区分而难以回答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在施加感触?
如果是物自体引起感觉,那么康德似乎就把因果性运用到了他自己的论证所允许的认知使用范围之外。如果只有现象对主体施加感触,那么这种论述或许能够解释经验内部的相互作用,却无法解释为何最初就有可供组织的感性材料。由此产生的难题通常被称为感触问题。它关乎先验唯心主义的一致性,而不仅仅是缺少了一套关于知觉的经验理论。
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可比于1787年在《论大卫·休谟的信仰,或唯心主义与实在论》的附录中,提出了这一反驳的一个著名版本。他批评道,要进入康德的体系,似乎就必须假定存在施加感触的对象;但要留在这个体系之内,这一假定又似乎无法成立。戈特洛布·恩斯特·舒尔策在1792年的《埃奈西德穆》中,同样质疑了那种试图推断出表象之外的某种东西作为表象原因的做法。这些反驳推动并塑造了此后德国唯心主义的发展。
对此,学界提出了几种回应。一种回应区分了经验层面的感触与先验层面的依赖关系,认为后者不应被描述为普通的因果关系。在经验层面,可以把光、感觉器官和神经过程作为现象,对其进行因果研究。在先验层面,诉诸一个未知的根据,并不一定意味着要给出科学解释。另一种回应强调,康德允许人们脱离范畴的感性应用来思考范畴,但否认这能产生确定的认知。按照这种解释,谈论现象的根据,只是表达了一种有限的承诺,而不是对超感性因果关系的知识。
仍然存在的困难是:这些回应是否保留了足够的内容来解释接受性。若要保持一致,就不能赋予一个未知根据以具体的因果机制、时间上的先在性、空间位置或可通过实验测量的属性。然而,剥除所有这些规定之后,又很难确切说清这个根据究竟发挥了什么解释作用。
因此,这场争论揭示了一种核心张力。康德希望经验具有真正的接受性,而不是心灵的自由产物;但他同时又否认理论理性能够脱离经验条件来描述实在。感触究竟标志着这一理论的不一致,还是标志着它无法避免的界限,至今仍是争论的主要焦点。
两世界解释与两面向解释
对物自体的解释,往往围绕“两世界”解读与“两面向”解读的对立展开。这些名称标示的是宽泛的解释倾向,而非两套各自统一的学说。二者的核心分歧在于:现象与物自体究竟主要应被理解为不同的实体,还是在不同条件下加以考察的对象。
两世界解读认为,现象属于经验领域,而物自体则属于另一个独立于心灵的领域,后者构成前者的根据。这类解读的依据,是康德对未知根据的论述,以及他所坚持的观点:现象不可能是无物之现象。这类解释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在不将不合法的知识归于康德的前提下,说明这两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例如,如果把第二个领域描述为通过因果作用产生表象的多个实体,就有将范畴扩展到可能经验之外的危险。
两面向解读强调,同一个对象既可以就其在人类认知条件下呈现的样子加以考察,也可以就其独立于这些条件的样子加以考察。《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在这里尤为重要:康德指出,对象可以在双重意义上理解,即作为现象和作为物自体。按照这种解释,先验唯心论并不是在一组对象背后另行设定第二组对象,而是区分不同的立场或考察方式。
亨利·E. 阿利森的《康德的先验唯心论》初版于1983年,2004年修订,该书提出了一种影响深远的认识论解释,强调对象能够被有限的人类认知者表象出来所需的条件。蕾·兰顿1998年出版的《康德式谦卑》则对这种认识限度作出了不同说明,通过区分内在属性与认知所能把握的关系属性来解释这一限度。这两种进路存在实质性差异,尽管它们都反对一种简单化的图景,即把现象看成遮蔽着完全独立的对象的心理屏障。
两面向解释也面临困难。如果这种区分仅仅是方法论上的,它似乎就不足以说明康德关于未知根据的论述。如果它赋予对象以实质性的、独立于心灵的本性,就必须解释:对于这种本性,究竟能够正当地作出哪些断言。此外,将现象与物自体认定为“同一个对象”,也会引出一个问题:既然二者之间的界限排除了确定的认知,又如何能够跨越这一界限来确立同一性?
术语和论证语境的变化,使文本解释变得更加复杂。康德在分析经验判断、批判思辨形而上学或讨论自由时,对现象的论述各有不同。因此,当代研究往往会对两世界与两面向的对立作出限定,而不认为其中任何一个名称就足以解决问题。
自由、自我认识与实践理性
在康德对自由意志的讨论中,现象与物自体的区分尤为重要。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三个二律背反中,理性似乎被引向两个互不相容的主张:一方面,必须承认自由的因果性;另一方面,一切都依照自然法则发生。康德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将作为经验中事件的行动,与该行动同某种智性根据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区分开来。
作为现象,人的行动属于时间中的自然界,受因果法则支配。对行动的经验性解释可以诉诸性格、教养、环境以及先前的心理状态。然而,从智性立场来看,行动者未必能由这种时间性描述穷尽。这并不是在自然因果关系中引入一种可凭经验探测到的中断。它所否认的是:因果法则在经验范围内适用,就足以证明,对能动性的一切可能考察都必须受同样的时间条件支配。
这一理论论证的范围是刻意限定的。第一部《批判》并未证明人确实具有先验自由。它所论证的是,只要从不同立场考察同一行动,自然必然性与自由之间的表面矛盾就可以消除。在这个意义上确立二者的相容性,并不等于获得了关于本体层面因果过程的知识。
康德在1785年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和1788年的《实践理性批判》中,阐发了自由的实践意义。道德审议要求行动者将自己视为能够依照理性原则行动,而非仅仅听从偏好。定言命令表达了道德法则的无条件要求。康德将这一法则与自由联系起来,同时否认实践理性由此便能对超感性的自我作出思辨性的描述。
这一限制也适用于关于人格同一性的自我认识。内在经验呈现的是时间中的心理状态;它并不揭示独立于内感官形式的自我本身。在“纯粹理性的谬误推理”中,康德批判了这样一些尝试:从思维的统一性推断灵魂是一种单纯的、持存的、非物质的实体。“我思”这一表象对于认知不可或缺,但它并不是对灵魂内在构成的直观。
因此,这一区分在康德的伦理学中既起着限制作用,也起着建构作用。它阻止了对实体性灵魂的理论证明,同时保留了一个与道德自律和责任相关的实践立场。自由、上帝与不朽在康德的实践哲学中各有其作用,但这些作用不能与关于物自体的理论知识混为一谈。
德国唯心主义与叔本华的改造
对于回应康德哲学的哲学家而言,物自体成了一个关键问题。批评者认为,一个不可知的根据,要么无法提供任何可理解的解释,要么就与将知识限定于经验范围的主张相矛盾。批判哲学的捍卫者则力图保留其对客观性的说明,同时不再保留一种似乎既不可或缺又无法企及的实在。这些分歧促成了后来被统称为德国唯心主义的各个哲学体系。
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力图从自我的活动出发重建哲学,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于1794—1795年发表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中。他反对将物自体理解为一种独立给定、以机械方式产生表象的原因。他对自我、非我及限制的论述,旨在不引入这类外在解释原则的前提下说明意识的结构。这并不意味着个体能够随意创造自己所经验的世界;这种奠基性的活动并不是个人作出选择时的一般自觉行为。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批评了这样一种观念:思维能够划定一条绝对界限,同时又将某种不可企及的实在永远留在界限之外。在黑格尔看来,剥离了一切规定性的物自体,可能沦为空洞的抽象。在1807年的《精神现象学》和1812—1816年间出版的《逻辑学》中,他通过考察思维与对象之间的对立所具有的内在不稳定性,展开了自己的论述。他的异议并不只是认为康德本应提供更多关于隐蔽对象的信息,而是认为这种固定的对立本身就需要接受哲学批判。
阿图尔·叔本华保留了表象与物自体的区分,却赋予其不同的解释。在1818年出版、扉页标注年份为1819年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他主张,作为表象的世界由认识的形式和充足理由律所构造。然而,人既将身体认识为众多对象中的一个对象,也通过对意愿活动的直接意识来认识身体。叔本华以这种双重认识途径为基础,将物自体认定为意志。
这一认定实质上偏离了康德对理论知识的限制。不过,叔本华也对这种认识途径作了限定:对意愿活动的意识,并不是对终极实在穷尽无遗、完全不受条件限制的理解。此后,从具身的意愿活动推广到整个自然界,始终是其体系中一个核心而又备受争议的步骤。
这些回应开辟了不同的思想路径:从主体性出发重建哲学,批判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固定界限,以及通过具身经验来认定其背后的实在。它们都将康德的界限概念视为一个需要改造的问题,而不只是一个应当保留的定义。
后世接受与当代哲学意义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新康德主义常常从知识的方法与界限出发,重新解释物自体。赫尔曼·柯亨及其他与马堡学派有关的思想家反对把物自体视为隐藏在经验背后、现成存在的对象。他们强调,通过科学探究来规定对象是一项持续进行的任务。在这类解读中,这个概念与其说是某种超感性实体的名称,不如说是在提示:知识不会穷尽于任何当下已经完成的规定。
其他传统则以不同方式处理这一问题。埃德蒙德·胡塞尔围绕对意向经验和给予方式的分析,发展了现象学。对象超出任何一次呈现,并不必然意味着存在康德意义上的物自体:被感知的对象可以通过更多可能的视角被给予,而康德的先验区分所涉及的,则是对象独立于人类感性条件本身这一问题。马丁·海德格尔尤其在1929年的《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中,从人类认知的有限性出发解释康德,而不只是从心灵表象与外部事物的对立出发。
在分析哲学内部,P. F. 斯特劳森在1966年的《感觉的界限》中,将有关经验结构的论证与他认为较难辩护的先验唯心论承诺区分开来,这一做法产生了深远影响。后来的研究则对这种区分是否保留了康德的哲学计划提出了争议。由此展开的讨论不仅涉及不可知实体是否存在,也涉及客观性、概念条件以及提出哲学主张时所采取的立场之间的关系。
这一概念也与科学实在论有关,但不能将它等同于科学所设定的不可观察实体。电子、场和微观结构都是通过它们与可能的观察及实验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得到刻画的。在康德看来,一个对象无法被未经辅助的感官感知,并不意味着它超出了可能经验的范围。同样,未来的科学理论也不会仅仅因为修正了人们对空间、时间或物质的通常观念,就成为关于物自体的知识。
一个持续存在的争议是:对于不可知的东西,究竟能在不陷入矛盾的情况下说出多少内容。声称物自体存在、为现象提供根据,或不受时空条件制约,似乎都比单纯承认无知包含更多实质性内容。不同的解释以不同方式,区分关于人类认知范围的否定性主张与关于独立存在的实在的肯定性主张。
这使得物自体不仅对康德研究有意义,也与更广泛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问题相关。它针对认知界限提出了一个明确的问题:承认知识依赖于特定条件,是否就必须承诺某种独立于这些条件而构成的东西存在?如果是,又该如何表达这一承诺,而不声称拥有那些界限所排除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