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悲观主义是哲学中的一系列立场,认为存在、人生或整个世界在根本上具有负面性质。它主要关注痛苦的普遍存在、满足的难以持久、失去的不可避免,以及来到世上可能并非一件好事。与日常意义上的悲观不同,哲学悲观主义并不一定预言未来的事态会向坏的方向发展。哲学悲观主义者可以预期物质条件会改善,同时仍然认为,即使生活有所改善,也依然受到某些决定性局限的制约。
十九世纪,阿图尔·叔本华对现代悲观主义作出了最具影响力的系统阐述。从更广阔的历史来看,这一思想还包括古代对死亡的思考、宗教对痛苦的解释、德国关于存在价值的论争,以及现代关于生育和人生意义的辩论。这些立场并不构成一个统一的学派:对于痛苦究竟源于欲望的结构、意识的特性、偶然形成的社会安排,还是存在本身,它们有着不同的看法。
哲学悲观主义的重要性,既在于它对人类处境的阐释,也在于它对生命、历史或造物必然为善这一类主张的挑战。相应地,它所引出的主张也多种多样。悲观主义者曾为慈悲、艺术静观、弃欲、社会改革以及反对生育等主张辩护,但这些结论都不是每一种哲学悲观主义立场必然导出的。
范围、区分与类型
哲学悲观主义的核心问题关乎价值判断:什么使存在成为好的或坏的,又该如何衡量其中的益处与伤害?这不同于预测性悲观主义,后者关注的是不利结果出现的可能性。预期战争或经济衰退的人,未必认为生命本身存在缺陷。反过来,预期技术会进步的人,也可能认为,死亡的不可避免、人的脆弱以及欲望受挫,已足以使人类处境面临深刻困境。
哲学悲观主义可以分为几种形式。评价性悲观主义认为,生命中的坏多于好,或者其中负面的方面具有压倒性的重要意义。结构性悲观主义主张,苦难与不满源于能动性或存在中持久不变的特征,而非可以补救的偶然状况。形而上学悲观主义则将这些特征归于实在的终极本性。历史悲观主义否认历史必然带来道德进步,或使冲突最终得到调和。这些立场可以相互支持,但没有哪一种必然蕴含其余所有立场。
悲观主义也不同于虚无主义。虚无主义者可能否认客观价值或意义,而悲观主义者则可以认为,苦难在客观上是坏的,慈悲在客观上是好的。事实上,有些悲观主义论证依赖于坚定的道德立场:一个世界之所以受到谴责,恰恰是因为其中的苦难不可轻忽。同样,哲学怀疑主义关注的是知识的界限,而不一定涉及生命的价值。怀疑主义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可以削弱信心十足的乐观主义,却不足以确立悲观主义。
悲观主义与存在主义及荒诞主义的关系则更为复杂。存在主义对焦虑、有限性和被弃状态的论述,有时与悲观主义相似,但也可能强调自由与意义的创造。荒诞主义指出,人要求世界能够被理解,而世界对此不作回应,两者之间存在冲突。它未必由此得出存在不如不存在的结论。同样,悲剧可以描绘无法挽回的损失,而不对生命整体作出负面评价。
对于最强的几种表述,尤其需要谨慎区分。“许多人的一生包含可怕的苦难”“每个人的一生都涉及严重伤害”,以及“没有任何生命值得开始”,是不同的主张,各自需要不同的证据来支持。一段生命即使原本不宜开始,也可能仍被认为值得继续;一个人可以珍视已经存在的生命,却不认为创造这一生命是应尽的义务。将有关世界、个体生命、生育和继续存在的判断区分开来,而非视为同一种态度的可互换表达,能使哲学讨论更加清晰。
古代与宗教中的先声
早在哲学悲观主义作为一种有明确名称的现代立场出现之前,类似的思考就已存在。古希腊诗歌和悲剧反复描绘人类受制于自身无法掌控的力量。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于公元前401年首演,其中一段合唱词宣称,最好是不曾出生,其次是尽早重归不存在。这类段落表达了对凡人脆弱处境的判断,却不足以证明古希腊文化认同一套统一的悲观主义学说。悲剧也描绘勇气、依恋、公民义务,以及在损失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行动的意义。
古代哲学往往着眼于如何应对痛苦,而非否定存在本身。伊壁鸠鲁学派认为,人类的许多烦扰源于不必要的欲望和错误信念,尤其是对死亡的恐惧。伊壁鸠鲁主张,对已经死去的人而言,死亡并不是一种能够被体验到的伤害,而适度的满足就能使生活愉快。斯多葛学派同样承认丧失与不安,但认为真正的善在于德性,而非外在境遇。它相信宇宙具有理性的秩序,这与叔本华关于盲目意欲的论述截然不同。因此,对苦难的共同认识,掩盖了这些思想在现实究竟是根本上与人为敌、漠然无情,还是受天意安排这一问题上的重大分歧。
南亚传统提供了尤为重要的比较对象。在佛教中,四圣谛阐明了苦、苦的起因、苦的止息,以及通向苦之止息的道路。苦不仅包括疼痛,也包括受因缘制约的存在所具有的不稳定性和不圆满性。苦与渴爱及无常的联系,与后世悲观主义对欲望的分析有相似之处。然而,佛教也肯定通过八正道获得解脱的可能性。将整个佛教传统描述为悲观主义,会遮蔽其疗愈旨趣、伦理观念的多样性,以及对觉悟的信心。
在印度教传统中,关于轮回的论述将反复的生死描绘为一种束缚,而人所追求的正是从中获得解脱。叔本华大量借鉴了奥义书的欧洲语言译本,以及当时对印度宗教的介绍。不过,他的诠释服务于自身的哲学体系,不应被视为对这些传统的中立陈述。
基督教则是另一个兼具不同面向的例子。有关罪、苦难和人对上帝之依赖的教义,可以支持对尘世生活的严厉评价;但基督教传统也肯定受造世界是好的,并将苦难置于救赎的历史之中。《圣经》中的《传道书》强调生命的短暂、努力的落空,以及人的成就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却并非只是劝人拒斥生命。与其将这些材料视为同一种学说在不同文化中的体现,不如将其理解为后世悲观主义的思想先声与资源。
叔本华关于意志与苦难的哲学体系
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于1818年末问世,标注的出版年份为1819年;1844年又出版了大幅增补的版本。这一体系的出发点,是对伊曼努尔·康德关于经验世界与物自体之区分的改造。叔本华认为,对象呈现于认知所提供的形式之中,包括空间、时间和因果性。然而,身体既可以从外部作为对象被认识,也可以从内部通过意欲活动被认识。这种双重的认识途径,为将实在理解为意志的显现提供了基础。
这里的“意志”并不只是指有意识的选择,而是指一种根本上没有终极目的的奋求;它体现于有机生命之中,而在叔本华更广泛的论述中,也贯穿整个自然界。个体有机体追求生存与繁衍,但没有任何最终成就能够终结这一过程。满足消除了某一种具体的匮乏,却让深层的意欲活动保持不变。因此,欲望不断复现、相互冲突,并使个体遭受挫折。
他的悲观主义由这一关于奋求的解释推导而来。欲望通常始于需求,而需求被体验为匮乏或痛苦。满足只是暂时的;当迫切的欲望平息时,无聊便可能出现。因此,人生是在痛苦与无聊之间摆荡,而不是朝着永久的满足前进。生物之间的竞争还意味着,一个生命的存续往往依赖于对另一个生命的毁灭或利用。因此,苦难并不只是制度缺陷或错误期待的结果,而是植根于世界显现自身的方式。
叔本华还认为,快乐在很大程度上是消极的,在于痛苦或匮乏的消除;苦难则以积极而直接的方式呈现自身。饥饿、疾病和焦虑会成为注意的对象,而日常的健康与安稳往往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引起注意。这一主张关乎经验的结构,而不只是从数量上断言每个人经历的痛苦时刻都多于快乐时刻。不过,批评者仍然质疑,这种解释能否充分说明享受、游戏、好奇心以及创造所带来的满足。
这一体系并非以劝人绝望告终。美学观照让人不以个人利害为参照来把握对象,从而能够暂时中止实际生活中的奋求。音乐具有特殊地位,因为叔本华将其视为意志本身的表达,而不只是意志之显象的再现。道德始于同情,通过同情,他人的苦难不再显得与自己全然无关。最彻底的回应则是以禁欲主义的方式否定意志,即舍弃那些使奋求不断延续的冲动。
这些回应使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有别于单纯的忧郁气质。艺术、同情与弃欲之所以可以得到理解,是因为它们打断了其形而上学所认定的苦难根源的运作机制。不过,接受这些回应,并不要求接受他对实在的全部解释。
十九世纪关于悲观主义的论争
1851年《附录与补遗》出版后,叔本华的影响显著扩大。1860年他去世后,悲观主义成为德国哲学与文化论争中的重要议题。这场争论涉及的不仅是个人幸福,还使科学、宗教、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等方面相互竞争的解释发生了冲突。存在是否值得这一问题,作为一个看似抽象的形而上学问题,获得了异乎寻常的公众关注。
爱德华·冯·哈特曼于1869年出版《无意识哲学》,为这场讨论注入了新的动力。他将叔本华意志论的某些要素与无意识理性原则的观念结合起来。他分析了人们寄望于幸福时依次经历的种种幻象:先是在当下的尘世生活中寻找幸福,继而寄望于超验的来世,最后则寄望于人类未来的发展。认识到这些幻象的不足,旨在为共同克服意欲做好准备。与单纯主张退隐的学说不同,哈特曼的立场赋予了参与历史进程和意识发展一定的作用。
菲利普·迈因兰德在《救赎哲学》中提出了另一种宇宙论解释,该书第一卷于1876年出版。他的体系将世界描绘为原初神圣统一体解体的产物,而有限的存在则走向非存在。尽管受到叔本华的影响,他仍反对认为一切个体始终以同一个不可分割的意志为基础的观点。与此同时,尤利乌斯·班森发展出一种“实在辩证法”,认为相互冲突的倾向并不注定会达成更高层次的和解。按照这一观点,悲剧揭示了任何总体性的历史解决方案都无法消除的矛盾。
这场论争也包含了大量批评。欧根·杜林于1865年出版《生命的价值》,反对悲观主义的结论,捍卫对生命的肯定性评价。詹姆斯·萨利于1877年出版《悲观主义:历史与批判》,面向英语读者考察了这一思潮,并质疑其论证和心理学假设。这些批评者既质疑悲观主义所断言的快乐与痛苦的相对分量,也质疑从欲望持续存在推导出存在毫无价值的论证。
女性哲学家也参与了这场论争。阿格妮丝·陶贝特在1873年出版的《悲观主义及其反对者》中,为哈特曼的立场辩护并加以阐释。奥尔加·普吕马赫则在1884年出版的《过去与现在的悲观主义》中分析了这场论争。她们的著作表明,除那些较为知名的男性哲学体系建构者之外,这一思潮还包含了其他人的哲学辩护、批评与澄清工作。
这场论争并未形成一套共同的学说。参与者对于世界是否具有目的、历史能否实现救赎,以及苦难究竟构成弃绝还是积极参与的理由,意见不一。因此,“悲观主义”既指一种成形的哲学立场,也指一个充满争议的思想领域。
尼采对问题的转化
弗里德里希·尼采于1865年接触到叔本华的主要著作,起初将其视为重大的哲学启示。他早期的著作承认苦难的重要性,并质疑那些自满的文化论述。然而,随着其思想的发展,他越来越反对从苦难推导出对存在的否定判断。因此,他与悲观主义的关系,既不是简单的师承,也不是以乐观主义取代悲观主义那么简单。
在1872年的《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探讨了希腊悲剧如何能够直面恐怖与毁灭,同时通过艺术肯定生命。他区分了阿波罗精神与狄俄尼索斯精神:前者关乎形式、个体化与美的表象,后者则关乎个体界限的消解。悲剧将这两种力量结合为一种文化实践,既不掩盖苦难,又使肯定性的回应成为可能。这部著作仍深受叔本华形而上学和理查德·瓦格纳音乐戏剧观念的影响。
尼采后来批判了否定生命背后的道德与心理预设。认识到苦难不可避免,本身并不能证明生命不应存在。这样的判断还需要一个额外的标准,用来衡量存在。尼采追问,那些看似客观的对生命的谴责,是否可能表达了判断者自身的某些状态——疲惫、怨恨,或是无法将苦难融入有意义的活动之中。
尼采在后来重新审视悲剧时提出了“强力的悲观主义”这一说法,将清醒地承认痛苦现实与寻求逃避区分开来。按照这种理解,一种肯定生命的文化,并不需要证明每一件事都服务于某个善意的目的。它可以直面毁灭,而不要求在另一个世界获得补偿。这里的对比,不在于注意到苦难还是忽视苦难,而在于面对同一认识时作出不同的回应。
永恒轮回的思想使这一问题更加尖锐。在1882年初版的《快乐的科学》中,尼采提出一种设想:让人将自己的一生连同每一个细节重新经历一遍,以此检验其与存在的关系。这一思想的哲学重要性,并不完全取决于是否将它视为一种物理学假说。它所追问的是:能否在不抹去人生中的失落与屈辱的情况下,仍然肯定这一生。
由此,尼采改变了这场争论的基本框架。他不再仅仅追问快乐是否多于痛苦,而是质疑评判生命所依据的标准的权威与来源。批评者可以回应说,解释一个判断的心理根源,并不等于驳倒这个判断。尽管如此,他提出的挑战仍然至关重要:苦难或许能够证明生命是艰难的,却不能由此证明,从总体上看,存在是一个错误。
二十世纪文学与存在主义思想
在二十世纪,悲观主义思想往往见于随笔、小说和戏剧,而非宏大的形而上学体系。文学形式能够呈现无聊、徒劳与疏离,而不必将这些体验归结为单一命题。这一发展使作家的思想归类变得复杂:描绘一个破败或荒诞的世界,并不必然等同于认同一切存在皆为恶的学说。
埃米尔·齐奥朗将悲观主义置于其箴言式散文的核心。他以罗马尼亚语写成的《在绝望之巅》于1934年出版,此后又以法语出版了多部作品,包括1949年的《解体概要》和1973年的《生之不便》。他的写作探讨意识、失眠、对历史的幻灭,以及降生于世所带来的重负。他常常采用彼此不相容的视角,而不是提出一套依演绎逻辑组织起来的理论。其作品的哲学力量,部分在于揭示抽象判断与维系日常生活的种种牵挂之间的张力。
挪威思想家彼得·韦塞尔·扎普费提出了一种更具自然主义色彩的解释。在1933年的《最后的弥赛亚》和1941年的《论悲剧》中,他将人类意识描绘为一种进化产物,其发展超出了人类能够安然生活的条件。人类预知死亡,追求涵盖一切的意义,并对自身直接处境之外的苦难感同身受。扎普费将隔离、锚定、分心和升华描述为限制或转化这一重负的方式。与叔本华不同,他无须借助普遍的形而上学意志来解释这一困境。
阿尔贝·加缪探讨了相近的问题,但拒绝听天由命。在1942年出版的《西西弗神话》中,荒诞源于人对意义的诉求与世界的沉默之间的相遇。他的回应强调清醒地坚持,而不是由此推断人应当放弃生命。1951年的《反抗者》进一步将反抗与对待他人时不可逾越的界限联系起来。因此,加缪之所以在悲观主义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部分是因为他作为对话者,接受了悲观主义的某些描述,却对其实践结论提出异议。
塞缪尔·贝克特的戏剧和小说也反复描绘重复的活动、身体的衰退、难以确定的目的,以及语言无法确保彼此理解的困境。1953年首演的《等待戈多》,以对悬而未决的期待的表现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然而,其中的喜剧性、相互陪伴,以及始终没有结局的行动,都使它难以被归结为一个直截了当的哲学命题。
这些作家表明,悲观主义反思可以不以对存在的总体价值作出最终判断为前提。文学能够揭示苦难,或揭穿抚慰人心的叙事,同时不对何种回应才恰当作出定论:是拒绝、团结、艺术创作,还是持续追问。
当代关于伤害与进入存在的论证
当代悲观主义的关注点常常从宇宙论转向伦理学,尤其是创造新生命的伦理问题。从广义的哲学意义上说,反生育主义认为,生育在道德上存在问题,或在道德上不可允许。它与悲观主义有所重叠,但并不等同。反对生育可以基于特定风险或道德原则,而不必主张每个已经存在的人的生活都以负面体验为主;反过来,悲观主义者也未必接受普遍禁止生育的主张。
大卫·贝纳塔在2006年出版的《最好从未存在》中提出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论证。他提出的非对称性区分了痛苦与快乐的存在和缺失:痛苦的存在是坏事,快乐的存在是好事;即使没有人体验到痛苦的缺失,痛苦的缺失也是好事,而快乐的缺失则不算坏事,除非有人因此被剥夺了快乐。他认为,这种非对称性支持不让一个人来到世上,即使这个人的一生本可以享有相当多的快乐。
关键问题不只是人生中的痛苦是否多于快乐。在贝纳塔的比较中,避免伤害具有一种未能实现的益处所不具备的地位。一个从未存在的人不会因未享有快乐而感到缺憾,而一个存在的人却可能遭受痛苦。批评者质疑,这种比较是否在两端采用了彼此相容的标准:如果不需要有主体,痛苦的缺失就能算作好事,那么为什么快乐的缺失要算作坏事,就必须有一个主体?支持者则认为,人们通常认为应当避免苦难,却没有义务创造幸福的人,这些判断支持上述区别。
贝纳塔还认为,由于乐观倾向、适应能力以及与他人的比较,人们往往会对自己的生活作出过于正面的评价。这些主张构成了独立于非对称性论证的另一条论证路径。即使人们对自身满意程度的陈述并不完全可靠,也仍需进一步论证,才能说明这些陈述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失真,以及应当用什么评价标准来取代它们。不能仅凭心理偏差的存在,就直接得出伦理结论。
当代的其他论证则着眼于:未经未来之人的同意,便让其承担严重风险;或是根本不可能保证一个人免受极端苦难。知情同意与这一问题的相关性存在争议,因为我们无法征询一个尚不存在的人的意见,而许多影响未来之人的决定,又必须在他们能够参与之前作出。
这些争论与人口伦理学相互交织;人口伦理学研究如何比较涉及不同人口数量和个体身份的结果。一个核心难题在于,如何区分给予特定个体的益处,与增加幸福生命会让世界变得更好这一主张。这一区别说明,认定一个已经存在的生命具有价值,并不能自动解决是否有道德理由创造这个生命的问题。
证据、比较与主要反对意见
哲学悲观主义始终面临一个难题:如何评价一个人的整个一生,更不用说评价存在本身。快乐与痛苦在强度、持续时间、重要性以及与个人所珍视之事的关系上各不相同。一次短暂却严重的伤害与一段漫长而平淡的愉快时光,不能仅凭发生次数来比较。在评价友谊、成就、理解或正直等善好时,困难就更大了,因为它们未必能归结为愉快的体验。
这引出了有关福祉理论的争论。享乐主义理论依据快乐与痛苦来评价人生;欲望理论强调偏好的实现;客观清单理论则纳入了可能独立于享受或欲望而具有重要性的善好。在一种理论框架内成立的悲观主义论证,在另一种框架内未必成立。例如,如果理解事物或爱一个人的价值超越了与之相伴的感受,那么“满足转瞬即逝”这一主张的含义就会有所不同。
人们自述的生活满意度提供了相关但不足以定论的证据。积极的评价不利于支持“人们普遍觉得自己的生活难以忍受”这一主张,但也不能自动驳倒另一种主张,即人们误判了自身处境,或适应了严重的匮乏。反过来说,适应也未必就是自欺:期望的变化有时可能体现出,人们通过学习,对什么才重要形成了合理认识。一种站得住脚的解释,必须区分认知扭曲与合理调整,而不能只要正面的自述与悲观主义结论相冲突,就将其一概否定。
痛苦的普遍性同样留下了一个逻辑缺口。每个人的一生都包含伤害,并不能由此推出每个人的一生总体上都是坏的。这一推论需要额外的前提,例如某些伤害无法被其他好处抵消,或者创造益处并不能成为强加未经请求的痛苦的正当理由。乐观主义论证也面临类似的困难:美、爱或成就的存在,并不能证明一切痛苦都有正当理由。
另一种反对意见涉及与不存在状态的比较。通常,只有当某人从一种境况中受益时,我们才说这种境况对这个人更好。但如果一个人从未存在,就没有任何个体处于某种更好的境况。因此,一些哲学家不接受“不存在对某个可能存在的人而言更好”这类说法。另一些哲学家则区分了涉及特定个人利益的比较与非人格的评价,认为没有受益者并不妨碍我们判断某种结果更可取。这场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更好”的确切含义。
最后,形而上学解释也有自身需要满足的证据要求。即使欲望受挫是一种普遍现象,也不能据此唯一地确证叔本华的普遍意志。进化、心理和社会层面的解释,可能无需借助他的本体论,就能说明类似的观察结果。因此,即便读者不接受最初用来解释这些现象的哲学体系,悲观主义的描述仍可能对他们具有说服力。
同情、政治行动与实践推论的限度
哲学悲观主义并不决定唯一的实践伦理。其最具影响力、以同情为核心的形态以共同的脆弱性为出发点:如果痛苦是生存的基本处境,且没有任何个体能够例外,那么其他生命的苦难就不能被视为无关紧要的例外而置之不理。叔本华将道德奠基于对自我与他者之间界限的部分超越。他的关切也延伸至非人类动物:尽管许多传统的义务理论将动物排除在外,他仍认为动物的痛苦具有道德意义。
这一侧重点与消极功利主义有相似之处,后者赋予减轻痛苦以特殊的、甚至压倒其他考量的优先地位。不过,两者仍有区别。叔本华并未将道德表述为一种总量计算,许多悲观主义者也承认某些义务或德性无法归结为将痛苦总量降至最低。高度侧重痛苦的理论还面临一个问题:它们是否充分保护了积极价值与个人权利。关注痛苦本身,并不能确定应如何比较相互冲突的伤害,也不能确定哪些行动是允许的。
悲观主义的政治意涵同样没有唯一答案。对人类动机的悲观判断可能支持以制度制约权力,而对历史进步的悲观判断则可能使人不愿轻信革命的承诺。但这两者都不意味着现存制度是正义的。思想家可以否认最终实现和谐社会的可能性,同时支持减少饥饿、强制或剥削的改革。这里需要区分的是:拒绝人类社会能够臻于完善的观念,并不等于拒绝改善。
反过来,如果认为结构性痛苦使政治努力毫无意义,悲观主义就可能走向消极无为。与解放思想传统相关的批评者指出,对苦难作普遍性的解释,可能掩盖特定伤害中本可避免的成因。由排斥或支配造成的贫困,不能仅凭“一切欲望都会带来挫折”就得到充分解释。悲观主义者则可以回应说,承认持久存在的局限,并不必然抹去较好与较差的社会安排之间的区别。这场争论既关乎希望是否可能,也关乎解释时应优先考虑什么。
悲观主义与宗教及世俗意义的关系也同样多样。弃绝欲求可以是为了获得解脱、与受苦的生命休戚与共,或摆脱强迫性的追逐。艺术活动可以暂时中止痛苦、表达痛苦,也可以创造某些价值,使其无需宇宙终将达成和解的承诺,仍然具有意义。这些回应都不要求人们相信,痛苦暗中服务于某种仁善的安排。
最后,必须区分对开启一个生命的判断与对一个已经存在的人继续活下去的判断。已经存在的人有自己的情感依恋、人生计划、人际关系和切身利益,这些都应纳入伦理评估。认为进入存在会带来伤害,若无进一步的前提,并不能推出这些已经形成的利益便不再重要。这一区分在当代讨论中至关重要,因为它避免了将对生育的一般性评价,直接当作对特定个人生命的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