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脱源自梵语 mokṣa,意为“释放”或“解脱”,指摆脱生、死、再生不断循环的轮回,以及维系这一循环的种种条件。它是印度教和耆那教的核心宗教目标,佛教和锡克教中也有相关的术语与观念。虽然 moksha 通常译为“解脱”,却并不代表这些传统共同奉行的某一种教义。它的含义取决于如何理解受束缚的是什么、束缚因何而起,以及究竟何为自由。
印度各传统对解脱的解释多种多样:有的认为是证悟自我与终极实在本为一体,有的认为是与具有人格的神永恒相契,有的认为是意识脱离物质本性而独存,也有的认为是彻底清除个体灵魂中的业物质。许多印度教与耆那教的解释以恒常自我的存在为前提,而佛教对解脱的解释通常否认这一前提。这些差异使解脱成为比较宗教哲学的重要课题;同时,解脱也是一种实践理想,为出离、虔敬、伦理修持与禅观生活提供指引。
术语与历史起源
梵语名词 mokṣa 源自动词词根 muc,意为“释放”或“放开”。Mukti 是与之密切相关的名词,含义范围大致相同。其他术语则侧重解脱的特定方面:apavarga 在某些哲学体系中指摆脱束缚或最终止息;独存意为“隔绝”或“独处”;amṛtatva 意为“不死”,可用来描述对死亡的超越。这些词并非在所有语境中都能互换,其具体含义取决于它们所在的文本、所属学派,以及相关论述如何理解解脱境界。
吠陀最早的文献层次相当重视祭祀、富足、子嗣、长寿以及死后的良好境遇,其中尚未出现后来哲学文献中那种发展完备的解脱学说。不过,关于死亡、人的存在、宇宙秩序以及不死之可能性的问题,为后来的思考提供了重要素材。因此,无论是将后世所有解脱学说直接套入早期吠陀颂歌,还是将这些学说的兴起视为与吠陀思辨毫无关联,都会造成误解。
早期奥义书,尤其是《广林奥义书》和《歌者奥义书》,包含了关于自我、轮回与解脱的影响深远的讨论。其中最古老的散文部分通常被认为成书于公元前一千纪的前半叶,但确切年代仍有争议。《广林奥义书》第4.4节将欲望、行为与人的命运联系起来,同时也描述了一种不再受欲望束缚的境界。《歌者奥义书》第6章阐发了通常译作“汝即彼”的教诲,后世诠释者对此作出了截然不同的理解。这些文本并未提出一套统一的哲学体系,而是保留了对知识、不死与终极实在的多种论述。
以解脱为旨归的思想的发展,也应置于公元前一千纪印度北部出家修行运动的广阔背景中理解。佛教、耆那教及其他苦行团体质疑:居家生活的富足或死后转生天界,能否为痛苦和反复经历死亡提供彻底的解决之道。婆罗门教传统在与这一环境的持续互动中发展。在具体学说上,影响究竟朝哪个方向发生,往往难以确定;但轮回、修行与解脱等共同术语,表明当时存在一个彼此联系的思想世界,而非各个宗教孤立发展的局面。
到了梵语史诗和古典哲学诸学派形成的时期,解脱已成为贯穿印度思想诸多领域的核心议题。即便如此,人们对于解脱能否实现、解脱与行为的关系,以及解脱境界中是否仍有意识、喜乐、个体性或关系,仍存在分歧。
束缚、业与人生目标
解脱的含义,需要结合业与轮回的背景来理解。在许多印度传统中,有意而为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会延续到一生之外。因此,投生为一个新的具身生命,并不只是孤立的生物学事件,而是持续因果过程的一部分。解脱意味着终结使这一过程延续的条件。不过,各传统对业的理解有所不同:业可以是一种不可见的道德效力,可以是受意图和渴爱制约的行为;在耆那教中,业则是附着于灵魂的微细物质。
因此,束缚所指的不只是身体受限或不愉快的心理状态。它可能表现为对自我的无知、将自我等同于身心、执著于行为的果报、受激情支配,或依赖由业所维系的具身存在。愉快的体验并不一定能消除束缚。享有财富的人,或居于天界的神祇,如果其处境是暂时的,且依靠积累的福德维持,就仍可能身处轮回。这也是解脱通常被区别于升天的原因:天界可以是轮回之中令人向往的去处,而解脱则终止了不得不再次投生的状态。
在印度教一种广为流传的分类中,解脱是四种人生目标之一,与法、利(artha)和欲(kāma)并列。法关乎规范秩序与合宜的行为;利包括物质资源、安全保障,以及政治或经济上的成效;欲涵盖愉悦与欲望。解脱常被称为最高目标,因为它回应了其余三者共有的局限:它们的成果仍受条件制约,终将消逝。不过,这一四分体系是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不应假定它在所有时期、所有群体中都具有同等的支配地位。
解脱与日常义务之间的关系,引发了经久不息的争论。有些传统强调弃舍,因为由欲望驱动的行为会产生进一步的后果。另一些传统则将行为本身与对行为结果的执著区分开来。《薄伽梵歌》,尤其是第三至第五章,主张只要行事时不执取其果,遵循修持纪律的行动便可与解脱相容。书中对阿周那的刻画,将这一问题置于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情境之中,而非把退隐视为宗教生活的唯一可能形式。
因此,解脱既是对终极境界的说明,也是一项用来排列人生追求高下的原则。它可以使世俗成就不再被视为绝对价值,却未必宣称一切世俗活动都毫无价值。对于伦理行为究竟是直接促成解脱、为获得解脱之知做好心灵准备、表达虔敬,还是防止新的束缚,各学派意见不一。这些区别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相似的修行实践,在彼此并不相容的修行道路中,会占据不同的位置。
不二吠檀多中的不二解脱
不二吠檀多以自我,即阿特曼,与终极实在,即梵,本无二致来解释解脱。这一传统最著名的古典阐释者商羯罗,大约生活于公元八世纪。在他对《奥义书》《梵经》和《薄伽梵歌》的注疏中,解脱根本上在于真知,而非产生一种新的状态。如果自我的真实本性原本就是自由的,那么任何行动都无法造就这种自由;必须消除的是遮蔽这一自由的错误认识。
核心问题在于无明,即无知。日常经验中,人们把身体、心智和个人的特征归于自我:将必死性、行动主体性、快乐、痛苦与局限,都视为自身最根本的存在所具有的属性。商羯罗以“增益”(adhyāsa),即叠加,来描述这一现象。这里的区分并非简单地区分有价值的灵魂与无关紧要的身体,而是区分作为见证者的实在,以及被误认为与其同一的变化不居的对象。不二吠檀多的论述兼属形而上学与认识论,因为对实在的误认,同时也是认识上的错误。
带来解脱的真知,产生于对经典教导的诠释与内化,传统上将这一过程表述为聆听教导、反思其义和持续观照,即“闻”(śravaṇa)、“思”(manana)与“修”(nididhyāsana)。道德上的准备、离欲、自制以及对解脱的渴望,都是重要的先决条件。它们的作用不是创造梵,也不是将自我转化为先前不存在的某种事物,而是使领悟成为可能。将绳误认作蛇这一常见比喻说明,真知如何无须消灭一条真实的蛇,就能消除看似存在的危险。
不二吠檀多尤其重视生前解脱,即在活着时获得解脱。已解脱的觉知者仍可能拥有身体、说话、行动并经历各种体验。一种通行的解释是,将已经开始结果、维系今生身体存在的“已熟业”(prārabdha),与不再束缚觉知者的其他累积之业区分开来。因此,身体最终死亡,并不是自由首次产生的时刻。后世的不二吠檀多论师,进一步详尽探讨了真知、残余心识习气与解脱的稳固之间的关系。
不二并不意味着在所有情境下,都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区分一概视为无关紧要。不二吠檀多区分了终极立场与经验世界,教导、义务及有纪律的修行都在后者中发挥作用。其他学派的批评者反对这一理论,认为它危及个体存在或人与神之间关系的真实性。不二吠檀多论者则反驳说,只要自我与终极实在之间仍存在根本分裂,解脱就仍是有限的。
有神论吠檀多与通过虔敬获得解脱
吠檀多的其他流派并不接受不二论严格的不二性观念,而是以不同方式理解解脱。罗摩奴阇的生卒年通常被定为1017至1137年,他发展了限定不二论,这一名称常被译为“有条件的不二论”。按照这一学说,个体自我与世界都是真实的,其存在完全依赖于梵,而梵就是具有人格的主神那罗延。个体自我及世界与神的关系,常以身体及内住其中的自我之间的关系来比喻。统一并不要求一切差别都消失。
在罗摩奴阇看来,束缚涉及由业力造成的具身存在,以及灵魂知识的收缩或受限。解脱消除了这些限制,使灵魂得以直接体验神。解脱后的自我仍保有个体性,并在充满爱的侍奉中获得圆满,而不是通过发现个体性终究并不真实来获得圆满。因此,巴克提,即虔敬,并非仅仅是初步的情感辅助,而是宗教生活的方向与圆满实现的核心。知识、行动与虔敬被整合进一套神学解释之中,阐明它们对神圣实在的依赖。
吉祥毗湿奴派传统也十分重视 prapatti,即降服于神或皈依神。后世神学家对于如何理解降服、个人努力的作用,以及神恩如何发挥作用,存在不同看法。这些争论不能简化为主动争取解脱与被动接受解脱之间的对立。它们关涉依赖的性质、神圣慈悲的效力,以及规定的修行与依靠主神之间的关系。解脱状态通常与神的居所毗恭吒相联系。
十三世纪思想家摩陀婆发展了二元吠檀多。在这一学说中,神与个体灵魂之间的区别具有不可化约的真实性。毗湿奴是独立自存的,而灵魂与世界则是依赖于他的实在。解脱包括摆脱痛苦并直接享受与神同在的喜乐,但并不意味着与神同一。摩陀婆的学说还保留了解脱灵魂之间的差异,以及它们体验极乐的能力之别。这说明,即便在有神论吠檀多内部,对救赎也不存在统一的描述。
毗湿奴派的虔敬文献常常区分数种解脱形式,例如居于神的国度、亲近神、具有神的属性或形貌,以及各种形式的合一。不同传承对这些形式的解释各异。一些虔敬传统认为,充满爱的侍奉比仅仅被理解为摆脱轮回的解脱更为崇高。在这些语境中,关键问题不仅在于束缚是否终结,还在于所主张的终极状态是否保留了永恒的虔敬关系。由此,解脱不再只是摆脱束缚,而成为信徒与神之间关系的积极圆满实现。
辨别智、瑜伽与苦的止息
在数论中,解脱以区分作为意识主体的神我(puruṣa)与作为原初物质本性的自性(prakṛti)为基础。古典数论承认神我有多个。心、智、我慢、感官能力以及物质世界都属于自性,而非意识本身。束缚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自性的活动被错误地归于神我,而神我的意识又仿佛属于身心机能。解脱就是终结这种混淆的辨别智。
自在黑所著的《数论颂》通常被认为成书于公元四世纪左右,其中将自性描述为服务于经验与解脱而运作。一旦充分认识到自性与意识的区别,自性便不再对该神我起束缚作用。由此达成的独存(kaivalya),并非融入某种普遍实体,而是意识不再认同于自性,从而获得独立。由于神我并非经历物质转变的行动主体,解脱被解释为错误认同的止息,而非意识发生了物理变化。
与帕坦伽利及《瑜伽经》相关联的古典瑜伽也采用了类似的区分,但在阐述中将系统性的禅观修习置于核心地位。《瑜伽经》第1.2节以心的波动得到平息或约束来界定瑜伽;第1.3节则指出,此时观者安住于自身的本性。瑜伽八支包括禁戒、劝戒、体式、调息、制感、专注、冥想与三摩地。在这一框架中,身体姿势只是一个范围广泛得多、以解脱为目标的修行体系的组成部分。
《瑜伽经》第2.3节列出五种烦恼:无明、我执、贪著、憎恶与对生命的执著。这些烦恼使业果与苦得以延续。禅观修习与辨别性的洞见能够削弱烦恼,最终斩断观者与所观之物之间看似存在的联结。经文所述的超常能力并不等于解脱,反而可能使人偏离解脱之路。最终目标是独存,而不只是非凡体验、身体健康或专注力的提升。
正理派与胜论提出了另一种解释,通常称为“究竟解脱”(apavarga)。《正理经》开篇指出,正确知识有助于促成一个逐步消除错误认识、过失、活动、出生与苦的过程。这两派肯定持存的个体自我,而非不二论所主张的单一、非二元实在。古典论述往往主要将解脱描述为苦的彻底消失;至于其中是否也包含积极的喜乐,则成为争论的问题。两派的例子表明,在印度教哲学中,解脱并不总被界定为神秘的合一、虔敬的圆满,或永恒显现的意识体验。
耆那教的解脱与业物质的消除
耆那教认为,解脱是灵魂彻底摆脱业物质,并由此不再轮回。灵魂,又称 jīva(命我),是真实、恒存且各自独立的存在。灵魂本具知识、知觉、力量与喜乐等能力,但这些能力因束缚而受到遮蔽。有些思想体系主要将业理解为一种抽象的道德关系,耆那教思想则与之不同,将业视为一种会与灵魂结合的微细物质。
身、语、意的活动使业物质得以流入,而愤怒、骄傲、欺诈、贪欲等激情则促使业与灵魂相缚。因此,解脱既需要 saṃvara(止漏),即阻止新的业流入,也需要 nirjarā(灭业),即消除累积的业。这也解释了为何警觉自持、节制、苦行与阿希莎(非暴力)如此重要。恪守伦理规范不只是服从神的命令,更会直接影响灵魂受缚的过程。
《实谛经》相传由乌摩斯婆底(又名乌摩斯婆民)所著,通常被认为成书于公元最初几个世纪。该经指出,正确的世界观或信仰、正确的知识以及正确的行为,共同构成通往解脱的道路。这三者常被称为耆那教的“三宝”。三者的结合至关重要:只有知识而没有行为上的转变,便无法消除造成束缚的条件;而行为也必须以对实在的正确认识为指引。与在家信众所受的相应戒律相比,出家戒律对这些要求的落实更为严格。
耆那教将遍知,即 kevala-jñāna,与最终摆脱肉身存在区分开来。一位已获遍知的导师,可能因维持身体存在的某些业尚未消尽而继续在世。当所有的业都已消除,肉身死亡之时,灵魂便成为 siddha,即圆满的解脱者。在耆那教的宇宙观中,解脱的灵魂位于有众生居住的宇宙之巅,永远安住于此,不再获得肉身。它们的个体性不会消融于某位造物主或某种无差别的绝对实在之中。
耆那教各传统对最终解脱的某些条件存在分歧。天衣派教义通常认为,女性之身无法获得解脱,并将出家修行中最高程度的舍离与不着衣物相联系。白衣派传统则肯定女性能够获得解脱,并认定第十九位渡津者摩利为女性,这与天衣派的记载不同。这些分歧涉及获得解脱者在具身状态下须满足的条件,而不影响各派共有的认识:解脱必须彻底消除业的束缚。耆那教以大雄为最后一位的二十四位渡津者,体现的是对这条道路的发现与传授,而非由赐予救赎的造物主施行干预。
佛教的解脱与自我问题
佛教各传统同样关注如何摆脱轮回,但通常以涅槃作为终极目标的主要名称。梵语 vimokṣa 及其相关词语也见于佛教文献,巴利语经典则使用 vimutti 等形式。这些语言上的联系不应掩盖一个核心的哲学差异:佛教的论述通常并不假定有一个永恒的“我”(ātman)从形体的束缚中获得解脱。无我学说反对将任何恒常、独立存在的个人本质认作自我。
四圣谛将苦或不圆满与其起因、止息以及通向止息的道路联系起来。渴爱、无明和执取维系着使苦与轮回延续的种种过程。缘起通过诸条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来解释这些过程,而不是诉诸一个不变灵魂的流转。因此,解脱既不是消灭一个恒常的自我,也不是使这个自我回归其原初本体,而是止息那些产生束缚的条件。
在上座部佛教的论述中,阿罗汉已经断除了导致再次受生的烦恼。有余依涅槃与无余依涅槃的区别,指的是今生诸蕴仍在延续时的解脱,以及死亡时这一残余的具身生命过程的终结。这并不意味着在世的阿罗汉只是部分断除了贪、嗔、痴。佛教经典也反对用通常意义上的“存在”或“不存在”这两种选项,来概括解脱者的最终状态。
大乘佛教各传统发展出菩萨理想,将觉悟与众生的解脱联系起来。常见的说法认为菩萨只是“推迟进入涅槃”,但这不足以说明许多大乘佛教的论述。有些论述提出无住处涅槃,既不受轮回束缚,也不退入孤立的寂静。在中观中,对空性的分析破除了轮回或涅槃具有独立自性的假设。二者的不二,并不抹去苦与解脱在实践上的区别。
当比较着眼于摆脱无明、渴爱、业力或轮回时,将佛教的涅槃与印度教或耆那教的解脱相比较是有益的。但若将同一种形而上学描述强加于三者,这种比较就会产生误导。耆那教中获得解脱的个体灵魂、不二论中对自我的非二元性体认,以及佛教中不以恒常自我为前提的解脱,并非同一教义的不同名称。它们的分歧,恰恰涉及所谓获得解脱者究竟是什么,以及具有何种存在地位。
锡克教的解脱与居家生活中的解脱之道
锡克教教义以 mukti 一词指称解脱,并将其与摆脱轮回、自我中心以及与神疏离的状态联系起来。这一传统由古鲁那纳克在旁遮普开创,其生卒年通常记为1469—1539年,后经历代锡克教古鲁发展而成。锡克教的核心经典《古鲁·格兰特·萨希卜》论述解脱时,始终强调神的名号、古鲁的教导、诚实正直的生活以及神的恩典。
解脱的一大障碍是 haumai,通常译为自我或自我中心。它并非仅指自信或强烈的个性,而是指一种以自他分离、占有欲和执著为核心的生存方式。与之相关的障碍还包括人们熟知的情欲、愤怒、贪婪、执著和傲慢。解脱意味着转变生命的取向,使行为与意识契合 hukam,即神圣秩序。因此,关于解脱的论述既涉及现世生活的性质,也涉及轮回的终结。
忆念神的名号,常称为 nām simran,居于核心地位;但它并不被视为一种可以脱离道德生活、机械地带来救赎的程式。《古鲁·格兰特·萨希卜》反复将灵性领悟与行为的转变及自我的消除联系起来。神的恩典是根本,而古鲁作为引导人走向解脱的教导之源,同样不可或缺。教义中,面向古鲁的 gurmukh 与受自我导向的执著支配的 manmukh 形成对照。
锡克教的论述常强调在世时即可获得解脱。人无须抛弃家庭、生计或社会责任来追求自由。诚实谋生、与人分享资财、服务他人,都是宗教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不是妨碍人进入某种所谓更高内在体验境界的杂务。这使锡克教教义有别于那些通常将正式出家视为获得最终解脱之制度性途径的模式,尽管其他印度传统也承认居家者可以获得解脱。
锡克教经典广泛使用与神合一的表述,但不应因此就将其等同于不二论在哲学上对自我(ātman)与梵(brahman)同一性的认定。锡克教赞歌运用多种诗意意象,表达对神的依靠、爱、神的临在以及对自我的超越。这些意象的意义须放在锡克教独特的经典与群体语境中理解。同样,解脱也不能被简化为纯粹私人的体验:敬拜、共同用餐、服务他人和伦理关系,共同构成人们克服执著与自我中心的实际生活情境。
修行纪律、宗教权威与解脱的可及性
各种解脱传统都区分了踏上修行之路所需的条件与最终消除束缚的因素。伦理上的自我约束可以防止恶业产生,为获得真知做好心智准备,表达对神的爱,或体现对上师的服从。禁欲主义可以减弱执著、消尽业力,或象征对占有欲的舍弃。因此,相似的外在行为背后,可能有不同的因果解释。例如,禁食在耆那教的业力修行体系中占据着尤为系统化的地位,但在印度教、佛教或锡克教的各种论述中,并不都具有同样的作用。
导师的权威也因传统而异。在许多印度教传统中,合格导师的教导确立了对经典的正确解释和修行方法。虔信派传承可能将导师视为神恩的中介,或认为导师与神的救度活动密不可分。佛教导师传授戒律与禅修训练,却不一定声称自己有能力使一个永恒的灵魂获得解脱。耆那教导师则以身示范并传授一条修行道路,而要走完这条道路,修行者必须消除自身的业缚。
出家修行制度为解脱赋予了持久的社会形态。印度教出家修行者、耆那教行乞修行者和佛教僧团成员,都围绕着对财物、性行为、饮食和职业活动施加严格限制的戒律来安排生活。这些群体以不同方式依靠在家信众的支持,而在家信众则通过与出家修行者的交往积累功德、接受宗教教导。在家修行与出家修行的区别,并不总意味着将人绝对划分为能够解脱者与不能解脱者,但它往往塑造了人们对修行投入程度及其时机的预期。
获得解脱的机会也受到性别、社会地位,以及研习特定经典或参与特定仪式的资格的影响。一些婆罗门教权威限制人们研习吠陀,另一些宗教运动则提出了以虔信或神恩为中心、不以吠陀学识为限的道路。《薄伽梵歌》第9章第32节是一个影响深远的例子:它将达到至高归宿的可能性,扩展到了在其历史背景下受到仪式地位或社会地位不平等待遇的群体。这类段落并未消除同一文本世界中存在的社会等级秩序,而对于它们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历来也有不同解释。
当某种传统认为最终的真知超越日常分别时,解脱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便尤为重要。大多数传统在论及解脱时,都会对自制、不执著、慈悲或虔信提出严格要求。然而,导师所宣称的精神境界,并不是一种在公共领域不证自明的事实。从历史上看,对这种境界的认可,一直取决于经典诠释、传承权威、可观察到的行为以及群体的判断。因此,解脱不仅是一种抽象的哲学可能性,也是宗教群体用以确立权威与楷模的范畴。
哲学阐释与现代重述
解脱引出了有关人格同一性的问题:如果记忆、欲望、身体特征以及通常意义上的能动性不再界定一个人,那么,解脱又是在何种意义上属于这个人的?各传统依据各自不同的本体论作出回答。耆那教保留了能力不受障碍的个体灵魂。有神论吠檀多保留了人与神之间的位格关系。数论将意识与自然的活动分离。不二论否认终极实在曾由彼此分立、各有界限的自我构成。佛教的论述则质疑这样一个前提:解脱必须以某种持存的实体为基础,而这一实体存在于不断变化的经验过程之下。
第二个问题是,以否定性的描述还是肯定性的描述来说明解脱更为恰当。止息、独存、离苦等用语强调的是哪些事物归于终结;喜乐、全知、侍奉或神的临在等描述则强调所证得的境界。这两种进路并不总是相互排斥。一个传统可以否定日常的感官享乐,同时肯定一种不受条件制约的圆满;也可以否定可加以描述的心智活动,却不将解脱视为某种缺失。当论敌将另一学派的否定性语言解读为纯粹的空白,或将其肯定性语言解读为受条件制约的欲望仍在延续时,争论便随之产生。
将 moksha 译为“救赎”虽有帮助,却也可能造成误解。基督教的救赎通常涉及罪、宽恕、复活以及与上帝和好等范畴,而印度的解脱学说往往以轮回、无明、执著和业为核心。这些差异并非绝对:在若干印度教和锡克教传统中,神恩至关重要;基督教思想中也有从默观与生命转化角度阐述与上帝合一的论述。比较研究的任务,是明确相关思想结构,而不是预设二者完全相同,或完全不可通约。
自十九世纪起,印度的改革者与宗教导师在与殖民时期的学术研究、科学、普世宗教观和社会改革的对话中,重新阐述了解脱。斯瓦米·维韦卡南达(1863—1902)向国际听众介绍了吠檀多的自由观,并将实际的服务行动置于宗教生活的重要位置。拉玛那·马哈希(1879—1950)强调自我探询,主张考察那个看似存在的个体自我。室利·阿罗频多(1872—1950)提出了一套精神转化的理论,并不将摆脱尘世存在视为精神发展的唯一终极目标。这些思想探索汲取了传承下来的传统,同时也对其进行了选择与重新诠释。
因此,现代学术研究区分文本中的教义、哲学论证、制度以及实际的宗教生活与实践。《奥义书》中的一段文字、中世纪的一篇虔信派注疏、一套修道戒律,以及一种关于内在自由的当代教导,都可能涉及解脱,却未必提出相同的主张。心理学阐释有助于理解执著与自我认识,但无法穷尽那些同时还主张轮回、业、神圣实在或灵魂终极状态的学说。对于这些形而上学主张,是接受、重新诠释,还是拒绝,仍是当代各种解脱观之间的实质性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