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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回

轮回是生、死与再生的循环,印度的多种宗教传统都寻求从中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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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回是起源于南亚的多种宗教与哲学传统所描述的生、死与再生不断循环的过程。它是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的核心观念,也是锡克教教义的一部分。这个词常被译为“再生”或“转生”,但其含义不只是从一世转入另一世,还涵盖了由行为、执著、无明以及前世行为的后果所塑造的生存状态。

这些传统一般将轮回与业联系起来,并将其与摆脱轮回的境界相对照;这种境界通常称为解脱,在佛教语境中则称为涅槃。然而,对于究竟是什么在轮回、业的后果如何发挥作用,以及解脱意味着什么,各传统的看法并不一致。印度教和耆那教通常肯定有一个持续存在的自我或灵魂,而佛教则在不承认恒常自我的前提下解释生命的相续。因此,轮回并非一种单一、统一的学说,而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解释,涉及苦难、道德责任、个体的延续以及从轮回中解脱。

含义与历史起源

梵语名词 saṃsāra 源自意为“流动”或“移动”的动词词根,其前缀含有一同移动或向前移动之意。在宗教语境中,这个词通常指在接连不断的生命形态中“流转”。相应的巴利语形式也是 saṃsāra。英语中译作“灵魂迁移”(transmigration)、“再生”(rebirth)和“轮回转世”(reincarnation)的词语,与它的含义有所重叠,却并不完全等同。“轮回转世”往往暗示有一个持续存在的实体进入另一具身体,而轮回也可以指不涉及这种实体的因果相续。轮回所指的还是受束缚的整体状态,而非仅仅从一世转入另一世的单次过程。

吠陀最早的文本层次中,尚未出现后世印度宗教中人们所熟悉的、充分发展的轮回学说。吠陀赞歌着重于人与诸神的关系、仪式的效力、后嗣,以及死者前往祖先所在之处或天界的归宿。后期吠陀文献则日益关注反复死亡的问题,以及仪式所带来福报的局限。因此,轮回观念的形成,应与历史更为久远的死后继续存在的信仰加以区分。

在公元前一千纪成书的早期奥义书中,可以见到一些最早将行为与反复受生明确联系起来的论述。《广林奥义书》,尤其是第三、第四篇中的一些段落,将一个人会成为什么样的存在与其行为及欲望联系起来。《歌者奥义书》在论述“五火”及死后所循道路时,描述了重返人世受生的过程,并将不同的去处与行为相联系。这些文本通过口传传统流传下来,其各个层次的确切年代无法可靠判定。

公元前一千纪中叶,再生与解脱成为婆罗门思想家和通常统称为“沙门”(śramaṇa)的出家修行运动之间的重要辩论议题。早期佛教徒、耆那教徒及其他苦行群体,对束缚与解脱提出了相互竞争的解释。他们使用共同的词汇,并不意味着持有共同的教义:有些主张灵魂永恒存在,有些否认灵魂,还有些质疑道德因果,或提倡某种形式的决定论。无法确切地将再生学说的历史起源归结于某一位创始人或某一个群体。

在这些思想体系中,轮回通常没有可追溯的最初起点。这使它有别于那些以一次独一无二的原初堕落来解释人类处境的学说。轮回也须与宇宙的循环往复加以区分。宇宙可能经历反复的生成与毁灭,而个体众生则依其业,在不同的存在形态中不断流转。宇宙的循环与再生的循环可以相互配合,但两者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前者关乎诸世界的历史,后者关乎其中的众生为何持续受缚。

印度教关于具身存在与解脱的论述

印度教各传统通常通过恒存的自我、行为、欲望与具身存在之间的关系来解释轮回。自我常被称为阿特曼,而 jīva(命我)通常指处于身心存在之中的个体生命。个体自我与终极实在究竟有何关系,各学派的看法差异很大。因此,人们熟悉的“灵魂从一个身体转移到另一个身体”的说法,虽概括了印度教教义中的一条重要脉络,却不足以描述所有哲学解释。

薄伽梵歌对此作出了最广为人知的阐述之一。第2章第13颂将转入另一个身体,比作具身之人经历童年、青年和老年的过程;第2章第22颂则将舍弃衰朽的身体,比作换下破旧的衣服。经文将再生与欲望和行为联系起来,同时教导数种相互关联的解脱修行方式,包括不执著于行为结果的自律行动、知识、虔敬与禅观修习。其论点并非简单地主张一切行为都必须停止,而是认为,出于占有欲和欲望而作的行为会造成束缚。

后世许多思想体系将粗显的肉身与一种微细的载体区分开来,后者与心智能力、习性及体验能力相关。这有助于解释,为何可见的肉身死亡之后,业的倾向仍能延续。不同典籍和学派对细节的说明各不相同:究竟有哪些要素从一世延续至下一世,印度教并没有一份普遍认可的清单。同样,再生也不一定意味着立即转生为另一个人。不同典籍的叙述中,还出现了投生为动物、天界众生,以及前往痛苦的中间处所等情形。

在吠檀多内部,各种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理解个体与梵的关系。不二吠檀多认为,束缚从根本上源于对不二自我的无知。从日常经验的立场来看,人会行动、承受后果并再次投生;但从带来解脱的知识这一立场来看,真实的自我从未真正转变为受束缚的个体。商羯罗是极具影响力的不二论阐释者,通常认为他生活于公元8世纪。他将知识视为决定性因素,因为行为无法造就本已存在、超越时间的实在。

其他吠檀多传统不接受个体性在终极意义上并不真实的主张。生活于11至12世纪的罗摩奴阇认为,个体自我是真实的,并依存于具有人格的至高实在。活跃于13世纪的摩陀婆则更加强调灵魂与神之间的区别。在以巴克提为核心的虔敬传统中,解脱可被描述为摆脱不得不再生的状态,同时与神保持恒久的契合。因此,神恩、归依与充满爱意的侍奉可以居于核心地位,而非从属于形而上学知识。

升入天界通常不等同于最终解脱。众生可能享受善业带来的果报,待果报耗尽后又重新投生。同样,在新一轮宇宙创生期间再生,也不一定意味着已从上一轮轮回中解脱。因此,印度教的论述将轮回之内的善趣与摆脱轮回本身区分开来,即便日常宗教实践往往同时追求现世福祉与终极解脱。

佛教中无恒常自我的因果相续

佛教承认再生,却否认存在一个拥有或支配经验的不变自我。无我(anātman)的教义适用于色、受、想、行、识,即通常用来描述一个人的五蕴。五蕴没有任何一蕴是恒常、独立或完全可受控制的。因此,核心的解释问题并非不朽的灵魂如何迁移,而是在没有恒存实体的情况下,由条件促成的过程如何相续。

主要的解释框架是缘起。其常见的十二支表述依次为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最后是老死。佛教各传统对这些环节有不同的解释。一种广为流传的论书解释将其分配于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另一些解释也考察它们如何在当下经验中运作。这一表述以种种条件说明苦的生起,而非诉诸造物主或自足的第一因。

无明与爱尤其重要。无明使人无法正确理解经验,而爱则追求感官享受、持续存在,或通过断灭来逃避。取使这种执取进一步牢固,有则为再次出生提供条件。因此,四圣谛将苦与苦的起因、苦的止息以及通往止息的道路联系起来。在这一框架中,维系轮回的不只是肉身终将死亡这一事实,更是那些使进一步受苦成为可能的条件不断被造作出来。

佛教的业论以意向为核心。在《增支部》6.63中,释迦牟尼将意向认定为业,强调意志行为的道德性质,而不是将一切物理事件都视为业的行为。行为塑造习性和未来的经验,但业并非由神明掌管的奖惩制度。早期佛教经典也不把每一种疾病、伤害或苦受都完全归因于过去的行为,而是承认其他身体及环境条件的作用。

不同宗派对两世之间的过渡有不同的解释。在上座部佛教的论书思想中,一世的最后一念识,在适当条件下,由另一世的结生识接续。两者之间并无灵魂迁移。《弥兰王问经》以一团火点燃另一团火等譬喻说明相续:因果上的依存并不要求有一个前后始终是同一者、恒常不变的实体。其他一些佛教宗派承认死亡与再生之间存在中间状态,而上座部佛教的正统观点通常不接受这一说法。

当无明、爱以及支持再次生存的条件止息时,便实现了解脱。觉悟者仍可继续生活,并承受先前条件带来的结果,却不再造作下一次再生的基础。佛教经典不赞同将最终涅槃描述为永恒的个人存在,也不赞同将其描述为单纯的断灭。这两种描述都有可能预设一个实体性的自我,而这恰恰是佛教分析所质疑的。

轮回的诸趣与轮回的图像表现

在传统佛教宇宙观中,轮回的范围远不止人类生命。一种广泛采用的分类将众生分为六道:天、阿修罗(与天众对立的神类)、人、畜生、饿鬼和地狱众生。一些较早的分类则将阿修罗归入其他类别,只计五趣。这些是有情众生的存在类别,而非现代天文学体系中的不同星球。各道众生的寿命、能力、所享之乐与所受之苦各有不同,但都仍受因缘和合而生的存在状态所制约。

因此,生于天界并不意味着获得最终的解脱。天众或许寿命极其漫长,享有精妙的快乐,却依然无常,终究会死亡。投生地狱固然极为痛苦,但通常也不被视为造物主施加的永恒惩罚。人身受到特别重视,因为人生既有足以激发修行动力的苦,又具备理解和自律的能力。畜生道的生存状态往往意味着易受伤害,且缺乏主动修行的机会;饿鬼则体现了无法满足的渴求。

另一种分类将存在划分为欲界、色界和无色界。欲界包括普通的人类与动物生活,以及若干种天界和苦难中的生存状态。更高的禅定成就则与色界和无色界相联系。即便是极为精微的境界,只要支撑它们的条件并非恒常,无明也尚未消除,就仍属于轮回。这一区分说明,禅定与超常体验并不等同于究竟觉悟。

有轮,即 bhavacakra,以图像呈现轮回,在西藏及喜马拉雅地区的佛教艺术中尤为常见。图像中央通常以猪、蛇和鸟分别象征无明、嗔恨与贪著。外围的环带描绘业力流转、轮回诸趣以及十二缘起支。一位与死亡或无常相关的形象紧握着轮盘,而佛陀则常被画在轮外,指向解脱。这幅图像是一种结构严整的教化工具,而不只是一幅来世景象。

藏传佛教传统还发展出了关于中阴(bardo)的详尽论述。这个词可以指多种间隔状态,包括与临终以及转向下一次受生有关的阶段。英语中通常称为《西藏度亡经》的文献集,属于与十四世纪的噶玛林巴相关的特定仪轨和文本传统,并非适用于所有佛教传统的通用指南。其中的描述将死后体验与心性倾向及认知实相的契机联系起来。

关于佛陀前世的故事中也有轮回叙事,这类故事通常称为“本生”(jātakas)。它们把当下的品性与漫长往世中的布施、忍耐、慈悲及道德抉择联系起来。其文学和教化作用,与哲学论证或宇宙图示的作用有所不同。总体而言,故事、仪轨文本和图像通过多种媒介使轮回变得易于理解,但并未消除佛教各宗派对其运作机制的分歧。

大乘佛教对轮回与涅槃的诠释

大乘佛教的文献约自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至公元最初几个世纪开始发展,并以菩萨理想重新诠释轮回。菩萨为利益众生而追求圆满成佛。这改变了解脱与持续参与世间事务之间关系的表述方式。解脱不再仅被理解为个人摆脱痛苦;智慧与慈悲共同构成修行之道。

一种常见却容易引人误解的简化说法认为,菩萨只是拒绝涅槃,永远作为受束缚的凡夫留在世间。大乘经典的论述则更为复杂。高阶菩萨可被描述为已经摆脱了导致非自愿再生的无明,却仍以慈悲和方便善巧示现于各个世界。有些传统特别提出“无住涅槃”:在这种涅槃中,觉悟既不意味着受轮回束缚,也不意味着退隐于与世隔绝的寂静之中。具体的教义诠释虽有差异,但被迫再生与出于慈悲而示现之间的区别至关重要。

中观传统以空性分析轮回:诸法依缘而起,因此不具有独立、内在的自性。约活跃于公元二至三世纪的龙树在《中论》第二十五品中指出,轮回与涅槃在究竟意义上并无区别。这并不是说,在日常生活中,痛苦与解脱可以等同视之;而是说,二者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实在,也不能将涅槃视为另一种有待获取的实体,以为如此便能获得解脱。

瑜伽行派思想家通过分析认知、习气以及“藏识”,即阿赖耶识(ālayavijñāna),来解释业力的相续。业的“种子”制约着后来的体验与行为。这套术语对相续与潜在可能性作出了解释,而没有明确地重新引入佛教所否定的常住自我。瑜伽行派文献也描述了觉悟所带来的认知根基的转变。因此,藏识是解释有为存在的一环,而不只是不灭灵魂的另一种名称。

净土宗强调往生佛土,尤其是阿弥陀佛的佛土,因为那里的条件有利于趋向觉悟。与阿弥陀佛本愿有关的经典既讲述了对其救度之力的依靠,也讲述了忆念或称念其名号等修行方式。中国、日本、西藏及其他地区的佛教群体对此有不同的诠释。不应径直将净土等同于暂时居住的天界,因为净土的宗教意义在于它与成佛及解脱的关系。

因此,大乘佛教对这些问题的论述既保留了解脱的迫切性,也质疑了将“此世”与一个完全分离的解脱境域简单地作空间对立的看法。持戒、观照、信仰与慈悲行可以被理解为彼此助益。依照这些论述,觉悟者继续示现于世间,并不证明其仍受维系凡夫轮回的机制所束缚。

耆那教对灵魂与业物质的解释

耆那教以有生命的灵魂与无生命的实在之间的相互作用为基础,对轮回提出了独特的解释。命我(jīva)是具有意识的个体实体,在解脱状态下能够获得不受障碍的知识与知觉。与佛教传统不同,耆那教并不否认持久存在的灵魂;与吠檀多的不二论流派不同,它也不认为一切自我归根结底都与同一个普遍实在等同。解脱后的灵魂仍保持各自的独立性。

在耆那教思想中,业不只是抽象的道德记录,而是一种会与灵魂结合的微细物质。身体、言语和心念的活动使业得以流入,而愤怒、骄傲、欺诈、贪欲等激情则促使业物质束缚于灵魂。不同种类的业会遮蔽知识与知觉,制约经验,并决定灵魂投生后的种种特征。这一解释以一套专门化、近乎物理学的方式,说明行为与持续轮回之间的联系。

耆那教的经典理论体系区分了业的流入、束缚、流入的止息,以及积累之业的脱落。这四者通常分别称为漏入(āsrava)、系缚(bandha)、遮止(saṃvara)和灭除(nirjarā)。解脱既需要防止新的束缚,也需要消尽已经积累的业。相传由乌摩斯伐底(Umāsvāti,又称 Umāsvāmin)所著、一般被断代为公元最初几个世纪的《谛义经》,系统阐述了以正信、正知和正行为核心的解脱之道。这部经典在耆那教各主要教派中均具有权威地位,尽管各派对它的解释有所不同。

耆那教宇宙观将轮回置于一个并非由谁创造、包含上界、中界和下界的宇宙之中。灵魂可能投生为天神、人类、动物及其他非人类生物,或地狱众生。耆那教的生命分类还包括与地、水、火、风及植物相关联的单感官生命。这些类别属于耆那教的宗教本体论,而非现代生物分类学。其伦理意义在于:有感知的生命比人类日常知觉所能察觉的更为广泛,也更易受到伤害。

阿希莎(非暴力)的修持直接回应了这种对束缚的理解。伤害、占有欲和激情会使灵魂更深地卷入业的运作之中,而自我约束和禁欲主义修持则起到相反的作用。出家修行的要求比在家信众的持戒更为严格,体现了双方在能力与承诺上的差异。禁食、谨慎行动、限制财物,以及对言语和思想保持警觉,都属于止息并消除业的系统性努力,而不是孤立的自我克制行为。

当一切具有束缚作用的业都被消除后,灵魂便不再投生。它成为圆满者,即悉达(siddha),居于有众生栖居的宇宙之巅。这既不同于融入至高神,也不同于佛教在不承认永恒灵魂的前提下对解脱所作的解释。耆那教还将这些解脱者与天界诸神加以区分:后者仍处于轮回之中,无法通过消除其他众生的业缚而赐予其解脱。

锡克教关于再生、自我与神恩的教义

锡克教的教义保留了出生、死亡、业与解脱等表述,同时将这些观念置于对唯一神的虔诚信仰之中。这一传统由生于1469年、卒于1539年的古鲁那纳克在旁遮普创立,后经历代锡克教古鲁传承发展。《古鲁·格兰特·萨希卜》中的赞歌经常将具身存在描述为反复的来去。人的一生被视为认识神圣实在的宝贵机遇,而不只是某种自动趋于完善的进程中的又一阶段。

束缚尤其与 haumai 有关,这个词通常译为“自我”或“以自我为中心”。它并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体意识,而是指一种行为倾向:仿佛自我是独立自主的、以占有为导向的,并且与其神圣根源彼此分离。对地位、财富、肉体享乐的执著,以及骄慢之心,使人在灵性上的迷误持续不散。māyā(摩耶)一词常用来描述无常世界令人沉迷、受其牵缠的吸引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认定受造世界全然虚幻,或本质上是邪恶的。

业在 hukam(神圣秩序)之内运行,但解脱并不被解释为积累善行所产生的纯粹机械性结果。神恩以及将生命导向神圣之名,是其中的核心。忆念圣名、体悟古鲁的教导、诚实行事与服务他人,彼此不可分割。不同的锡克教诠释者对行为与神恩之间的关系有不同阐述,但经典的思想框架并未将神简化为某种独立运作的业力法则的被动管理者。

解脱也被认为可以在生前实现。jīvan mukti(生前解脱)指人在具身存在中获得自由,不再由以自我为中心的执著支配生活。获得解脱的人无须放弃家庭责任,也无须退出社会生活。古鲁那纳克的教导反对这样一种假定:仅凭外在的弃世行为、朝圣或仪式上的表现,就能获得灵性上的证悟。诚实劳动、与人分享、参与会众生活以及服务他人,使对解脱的追求融入日常的人际关系之中。

锡克教经典也沿用了八百四十万种生命形态这一传统意象。在宗教话语中,它表达了可能投生形态的极其广阔,以及生而为人的机遇何其珍贵;不应将其视为对生物物种的实证统计。关于生死循环的表述,与强调神在此时此地临在的语言并存。因此,锡克教的相关论述既关注摆脱反复的生存,也关注转变一个人在当下与行为、社群及神之间的关系。

伦理生活、仪式与宗教制度

轮回使行为的影响延伸至一生之外。布施、克制、诚实以及关爱众生,都可能产生超出眼前所见的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轮回学说将伦理学与宇宙观联系起来。不过,它在实践中的意义各不相同:追求来世善生并不等同于追求解脱,而同一传统也可能兼容这两种目标。布施可以被理解为积累功德、支持宗教团体、培养慷慨之心,或减轻执著。

出家生活与在家生活的区别尤为重要。僧侣和苦行者往往遵循以解脱为核心目标的严格修行规范,而在家者则养育家庭、谋取生计,并维系宗教机构。这并非将人截然划分为虔心修行者与漠视灵性追求者。印度教的虔信传统、佛教的在家修行运动、耆那教的在家伦理,以及锡克教的居家修行,都提供了将日常责任与解脱相联系的途径。不过,它们对财产、婚姻、饮食和工作的具体要求各有不同。

在佛教群体中,积累功德的做法包括供养饮食与僧衣、资助寺院、持守戒律,以及参与节庆活动。功德回向将这些行为与亲属、亡者及其他众生联系起来。对于功德如何使他者受益,各方解释不一,尤其是因为佛教教义否认存在一种可以转移的灵魂实体。相关叙事与义理阐释可能着重于随喜、发心、业缘或誓愿的效力。这些实践将对来世的长远期望,与当下由慷慨施予和相互义务构成的关系网络结合起来。

印度教的丧葬与祭祖仪式,将死亡同对亡者及宗族的责任联系起来。其解释可能以不同方式结合祖先、死后过渡状态、业力所定的命运以及再生等观念。祖先崇敬与轮回并不必然相互排斥,因为各传统可能区分死后的不同阶段,或采取不同的仪式视角。因此,推断轮回信仰会使丧葬仪式失去重要性并不准确。反过来说,也并非所有丧葬习俗都能归结为转世理论。

轮回教义将人类与其他生物视为共同参与同一循环的众生,因此可以成为关怀动物的依据。耆那教的不害原则尤其全面地体现了这种关系。佛教典籍描述,众生在不可计量的过去都曾互为亲属,借轮回观念拓展慈悲的范围。印度教中保护动物和节制饮食的实践,也以生命相通及业力后果等观念为依据;不过,无论印度教还是佛教,都未曾要求所有信众群体一律奉行素食主义。

业与轮回也曾被用来解释境遇和社会地位的差异。但这类解释必须与要求维持一切现存不平等的主张区分开来。宗教文献也教导人们慷慨施予、扶助他人、避免伤害,而且许多文献明确着眼于当下的选择,而不是对他人的前世作出确定判断。声称一切苦难都是应得的,既过度简化了业论的多样性,也忽略了与这些理论一同传授的伦理责任。

哲学问题与现代诠释

轮回引出了一个根本性的人格同一性问题:是什么使后世与前世同属一段延续的生命历程?主张灵魂恒存的理论,通过区分自我与其不断变化的身体和心理状态来回答这一问题。佛教理论则诉诸因果的相续。这些立场对于同一性是否需要一种持续存在的实体意见不一,但都必须解释:在经历根本变化之后,行为的后果如何仍与行为者相联系。

记忆与这一问题有关,却并不总是决定性因素。大多数传统并不认为,普通人必须记得前世,转生才会发生。性情倾向、业的潜能和因果关系都可以成为前后世之间的联系因素。一些典籍将忆知前生归于高深的禅观智慧;例如,早期佛教记述便将这种忆知列为佛陀的成就之一。这些是关于非凡认知能力的宗教主张,并非假定每个人都能提取跨越多世的自传体记忆。

另一个问题涉及自由意志与责任。如果当下的处境受到过去业力的影响,那么当下的选择究竟有多大余地,仍须加以解释。大多数主要传统都区分了业力的制约与彻底的宿命论:当下的意向与努力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们能够改变未来受缚于轮回的进程。然而,在既有习性有多强、神的作用如何,以及解脱之前能够获得何种自由等问题上,各传统的解释并不相同。因此,业力观并非针对决定论这一哲学问题的单一解答。

轮回也不同于其他关于死后存在的学说。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通常强调复活与审判,而非在世间接连受生。犹太教包含多种来世教义,其中也有卡巴拉中的灵魂转生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整个神学框架等同于印度的轮回学说。古希腊关于灵魂转生的讨论,包括与毕达哥拉斯传统及柏拉图有关的论述,可以提供有益的比较,但不足以证明所有这类教说都具有共同的起源或相同的目的。

现代诠释有时将轮回重新理解为心理层面的反复:不断重现的不满足、难以自抑的欲望,或以自我为中心的经验在每一刻的重新构建。这类解读可以借鉴传统对渴爱和心理因果关系的分析。不过,与那些明确涵盖前世与来世、非人形态的受生,以及多个生存界域的学说相比,这类解读的范围更为狭窄。因此,有必要区分两件事:阐明轮回在经验层面的某一面向,以及将这一面向视为轮回在历史上的全部含义。

关于忆起前世的说法,也已成为现代研究和公共讨论的议题。有关异常记忆的叙述,并不等于科学上已经证实转生存在,也不能仅凭这些叙述,就在印度教、佛教、耆那教或其他形而上学解释之间作出裁断。作为一个宗教与哲学概念,轮回所涵盖的内容远不止死后继续存在这一假说:它将关于生命相续的理论,与对苦、伦理因果及解脱可能性的阐释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