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特曼源自梵语 ātman,是指称“自我”的术语,在印度教及更广泛的印度哲学史中占据核心地位。视语境而定,它可以指自己、活生生的人、恒常的经验主体,或一个存在者最深层的实在。它的哲学意义在于追问:身体与心智不断变化时,什么仍保持同一?什么承受行为的后果?是否有某种存在能够摆脱痛苦与轮回;若有,又是什么?英语中常将其译为“灵魂”(soul),但这一译法可能引入有关个体性、创造以及身心关系的预设,而某些印度理论并不认同这些预设。
并不存在一种为所有印度教传统共同接受的阿特曼学说。奥义书将对自我的探究与对终极实在——梵——的探究联系起来,但其中的表述容许不同的诠释。有些学派认为真正的自我与梵同一;另一些学派则主张,个体自我与神之间始终存在区别。还有一些印度思想体系也对自我作出解释,却不以自我与梵的同一性为核心主张。佛教对恒常自我的批判,以及耆那教对个体生命灵魂的论述,都是在这一更广阔的论辩领域中发展起来的。
因此,阿特曼既是一种语言表达,也是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还是宗教修持的核心关切。其历史涉及对经典不断变化的诠释、有关记忆与意识的论辩、关于道德连续性的理论,以及旨在将自我与那些被误认为自我的事物区分开来的修行实践。
词义与早期吠陀背景
梵语名词 ātman 的含义比“永恒灵魂”这一专门表述更为宽泛。在日常用法和哲学语境中,它既可用作反身表达,意为“自身”,也可指一个人、身体、本性或生命本原。其主格单数形式是 ātmā;ātman 则是英语学术著作中惯用的词干形式。这个词的历史词源尚有争议,不过,其早期含义与呼吸和生命存在有关。因此,翻译时必须依照具体语境,而不能认定它每次出现都表达了一套成熟的形而上学理论。
在最古老的吠陀颂歌集《梨俱吠陀》中,这个词的使用尚未形成后世文献中那种关于自我的系统论述。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梨俱吠陀》1.115.1,其中称太阳为一切运动之物与静止之物的 ātman。这里的词义指向宇宙尺度上赋予万物生机的本原,或构成万物本质的本原。这类段落表明,描述内在生命的词汇与描述宇宙秩序的词汇,当时已能相互交叠;但它们并不能证明《梨俱吠陀》已经宣讲了后世不二论所主张的自我与梵同一的学说。
这套词汇是在《吠陀》的宗教世界中发展起来的。在这一世界里,祭祀、神圣言语、身体活动与宇宙结构通过种种对应关系彼此关联。《梵书》和《森林书》将祭祀仪式的各个方面与祭主及宇宙中的力量联系起来。呼吸、言语、视觉、听觉和心意都可以被视为生命不可或缺的机能,文献中的叙事有时还会描写这些机能之间的争胜。这些讨论逐渐营造了一种思想背景,使人们得以追问:支撑所有这些机能的本原究竟是什么?
从这些文献过渡到《奥义书》,并不是“内在灵性”对“外在仪式”的简单取代。对仪式的思辨与对自我的探究,往往并存于同一文本传统之中。神圣仪式可以被解释为在内在世界中具有相应形式,而对某种对应关系的认识,也可以被认为会改变施行该仪式的意义或效力。自我由此成为一个切入点,使身体、祭祀秩序与宇宙能够得到一体考察。
这一背景十分重要,因为后世注释家常常借助系统性强得多的学说来解读早期段落。吠陀文献提及某人的 ātman,未必是在指一个永恒不变的见证主体;对宇宙性自我的描述,也未必意味着否认个体之人的实在性。从历史上看,这个词提供了一套灵活的语汇,不同乃至相互竞争的理论得以由此发展,而不是从最初出现时起,就代表某一种已经完备成形的学说。
主要奥义书中的自我
早期的主要奥义书,尤其是《广林奥义书》和《歌者奥义书》,包含了一些关于阿特曼最具影响力的论述。这些著作在公元前一千纪的漫长时期中逐渐形成并流传,其确切年代尚不确定。它们采用对话、教诲故事、类比以及思辨性的等同论述,而非构建一套连贯统一的哲学体系。关于自我的问题,与关于死亡、欲望、知识以及世界根基的问题交织在一起。
在《广林奥义书》中,耶若婆佉(Yājñavalkya)对弥勒夷(Maitreyī)的教导,将对自我的认识置于理解事物何以受到珍视的核心位置。第2.4.5节指出,自我是应当被观见、听闻、思考并深入冥想的对象;第4.5.6节的对应段落再次表达了这一观点。这一教导把看似彼此分离的事物与关系的价值,同自我联系起来:它们之所以可亲可爱,都是为了自我。这并不只是劝人优先考虑个人利益;随着探究的深入,个体认知者与其独立占有的对象之间那种日常的区分,逐渐受到动摇。
其他段落则强调,将自我视为对象有其限度。《广林奥义书》第3.4.2节所问的大意是:人如何能够看见那观看者,或认识那认知者?这一表述后来对于将自我理解为经验的前提、而非又一个被经验之物的理论,具有重要意义。第2.3.6节中的表述 neti neti,即“非此,非此”,同样拒绝将终极实在完全等同于任何特定的描述。对于这类语言究竟排除了一切属性,还是仅仅排除了那些不充分、具有限制性的属性,不同注释家意见不一。
《歌者奥义书》通过乌达拉迦·阿卢尼(Uddālaka Āruṇi)对湿婆计都(Śvetaketu)的教导,展开了另一种影响深远的思路。借助黏土、种子以及溶于水中的盐等例子,教导逐步引向一个主张:万物所依凭的微妙实在,也就是自我。通常译为“汝即彼”的表述 tat tvam asi,在第6章中反复出现。如何理解这一表述,后来成为吠檀多各学派之间的重大分歧:不二论者认为它揭示了同一性,其他诠释者则从依存关系、限定关系或共同的神圣根基来解释它。
较晚的奥义书提出了更多解释模式。《迦陀奥义书》将身体比作战车,将理智比作御者,将心意比作缰绳,将自我比作车主。《鹧鸪奥义书》描述了与食物、气息、心意、识知和喜乐相联系、逐层向内深入的不同层面,后来人们以“五鞘”之说来诠释这些层面。《蛙氏奥义书》考察了清醒、做梦与熟睡,随后提出一种不能归结为这些通常状态的“第四”,即 turīya。这些论述都试图区分最深层的自我与直接显现的自我认同,但各自采用了不同的概念框架与教导方式。
行动、再生与《薄伽梵歌》
阿特曼与关于业、轮回和解脱的论述密切相连。业涉及行动及其后果;轮回是生死反复循环的状态;解脱则是从这一状态中获得自由。恒存自我的理论可以解释:当一个生命当下的身体不同于前世的身体时,行动的后果何以仍归属于同一个生命。然而,对于自我、行动及生命延续之间的确切关系,各学派的看法差异很大。
《薄伽梵歌》是《摩诃婆罗多》中黑天与阿周那之间的一段对话,其中关于不灭自我的阐述,是此类论述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之一。在第二章中,黑天将变化的身体与不生不灭者相对照。第2.20颂指出自我无生无死,第2.22颂则将身体的更替比作换去破旧的衣服。与此相伴的说法是,武器不能斩断它,火不能焚烧它,借此表明它不同于可以毁坏的物质事物。
这些教导置于一段关于行动的叙事之中,而非主张退出一切活动。阿周那的困境在于,他是否应当参与一场亲族与师长也卷入其中的战争。黑天的回应既阐述了不灭的自我,也论述了义务、有纪律的行动、知识与虔敬。不能脱离这一背景,把自我不朽的教导视为全书对道德责任的唯一说明。《薄伽梵歌》通常并不因自我不灭,就推断身体的痛苦或行为的后果无关紧要。
ātman 一词本身在这部作品中仍保留着多重含义。第六章教导人应凭借自身提升自己,继而指出自我既可以成为自己的朋友,也可以成为自己的敌人。这涉及一个人不同层面之间通过自律而形成的关系,而非两个独立存在的灵魂之间的对立。“自我”主要指整个人、受约束的心,还是更深层的精神本原,要由语境来确定。
《薄伽梵歌》也区分了具身的个体与至高的神圣实在,但它对这些区别的表述,并非都能得到后世诠释者的一致认可。第十三章引入了“田”(kṣetra)与“知田者”(kṣetrajña),同时指出黑天是一切田中的知者。第十五章将有情生命描述为黑天永恒的一部分。不二论、限定不二论和二元论的注释家,对这些表述各有不同的解释。
由此形成的传统,将自我认识与多种宗教生活方式联系起来。不怀占有性执著而采取的行动、观修以及巴克提,都可能有助于解脱,但它们各自所起的作用及其相对重要性,因诠释而异。因此,《薄伽梵歌》不仅为后世思想家提供了论述恒存自我的语汇,也提供了一个将这种自我与实际义务联系起来的框架。
不二吠檀多中的阿特曼与梵
不二吠檀多认为,真正的自我与梵并无差别。这一思想早期最具影响力的系统阐释者是约活跃于公元八世纪的商羯罗,不过,不二论的解释在他之前就已存在。他对主要《奥义书》、《薄伽梵歌》和《梵经》的注疏,确立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解释框架,将经典中看似各异的教导理解为最终都归于不二。
其中的核心区分,在于作为纯粹意识的自我,与认同于特定身心的经验个体。后者通常称为命我,即具有身体的生命个体。在日常经验中,人们将身体特征、心理状态、行动主体性以及受伤害的可能性都归于“我”。不二吠檀多以“叠置”(adhyāsa)来解释这一现象:属于身体或心智的属性被归于自我,而自我的意识则被归于本来只是觉知对象的事物。商羯罗在《梵经注》的导论中,将这种相互归属视为日常经验的基础。
依照这一解释,阿特曼并非隐藏在身体某处的对象,而是身体感觉、思想、知觉以及这些经验的缺席得以被知晓的凭借。它被描述为自明的,因为它的存在无须另一次认知活动来显明。“见证者”(sākṣin)是解释这一点时常用的称谓,但不二吠檀多最终否认,自我与另一个独立实存的实体之间存在不可化约的关系。
经验立场与终极立场之间的区分至关重要。在经验层面,人会行动、获得知识、承受业果,并追求解脱。在终极层面,梵是不二的,自我也从未真正受到束缚。无明(avidyā)解释了局限何以显现;知识所做的是消除无明,而不是创造一种先前并不存在的自由。称世界为 mithyā,意指它不具有独立的、终极的实在性,而不只是说日常经验等同于虚无。
因此,不二吠檀多对《奥义书》中同一性命题的解释,并不是说某个个体人格就是全能的神。使一个人成为这个特定个体的那些特征——生平、身体、记忆、社会地位——并不是这一教导所说的与梵同一之物。它所主张的同一性,涉及的是摆脱了种种限制性认同的意识。
后世的不二吠檀多学者围绕无明的所在与结构、个体的地位,以及知识与观修实践之间的关系展开了争论。这些分歧表明,即使在不二论内部,“阿特曼即梵”这一表述也并未消除哲学问题。相反,它促使人们深入探究:错误何以可能,以及通过语言表达的教导,如何能够揭示一种据称并非普通对象的实在。
有神论吠檀多中的个体自我
吠檀多的其他学派同样承认那些根本文献的权威,却不接受不二论对其究竟意义的诠释。这些学派通常肯定个体自我的持存,并通过个体与至高人格实在的关系来理解解脱。它们之间的分歧在于:差异是否具有终极性,有限的意识如何依存于神,以及解脱是否保留个体的能动性与个体性。
生活于十一至十二世纪的罗摩奴阇发展出一个影响深远的思想体系,称为限定不二论,即有所限定的非二元论。梵是一,但这种统一性包含真实的差别。有意识的自我和无意识的实在与神之间的关系,常以身体和内在自我的关系作比来说明。二者依赖神的维系与引导,却并非虚幻的表象。因此,实在的统一性并不要求消除个体主体。
在这一体系中,个体自我是持续存在的意识主体,既不等同于自身的身体,也不等同于一连串的念头。罗摩奴阇区分了自我与作为其属性的意识;自我正是通过这种意识来认识对象的。在具身存在中,这种认知的显现受到业的限制;解脱后,它便不再受这些限制。获得解脱的自我仍保有自身的同一性,亲身体验神并侍奉神,而不是发现个体性原来全然是幻象。
活跃于十三世纪的摩陀婆提出了二元吠檀多,更为鲜明地肯定差异的真实性。神即毗湿奴,是独立自存的;个体自我与物质实在则有所依存。神与自我之间、不同自我之间,以及意识与物质之间的差异,并不仅仅是无明的产物。摩陀婆的传统还认为,各个自我在能力与最终归宿上也存在差别。解脱不会抹去崇拜者与至高存在之间的区别。
其他吠檀多传统对统一与差异的关系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宁巴尔迦的差异与不差异说、瓦拉巴的纯粹不二论,以及高迪亚毗湿奴派的不可思议差异与不差异说,各自阐明了个体意识与神之间的一种独特关系。这些立场既不能简单归为西方式的个体灵魂学说,也不能概括为万物与非人格绝对者完全同一的观点。
对这些传统而言,毗湿奴派的虔敬并非仅仅是一种初步修行手段,并不会在获得更高知识后便归于消失。爱、依存、恩典与侍奉本身就可以构成终极境界的一部分。因此,“阿特曼是什么?”这一问题,与另一个问题密不可分:有限自我与至高实在之间,究竟何种关系能够在解脱后继续存在?
其他印度教哲学体系中的自我观
关于阿特曼的理论并不限于吠檀多。正理派与胜论在总体上持实在论的世界观中,主张存在持存的自我。自我是有别于身体、感官以及内在心识器官“意”(manas)的实体。认知、欲望、厌恶、快乐、痛苦和努力,都被视为属于自我的属性,而非独立的主体。古典理论通常承认存在多个自我,每个自我都有各自的行动与经验历程。
正理派哲学家通过再认、回忆以及不同感官信息的协调等现象,论证自我的存在。将某个对象认作先前遇到过的对象,似乎把当下的认知与过去的经验联系了起来。为解释这种联系,他们提出存在一个持续同一的主体。同样,先看见一个对象,随后又凭触觉辨认出它,也被用来论证主体并不等同于任何单一的感官能力。这些论证是系统性认识论框架内的推论,而不只是诉诸经典权威。
值得注意的是,古典正理派所说的自我,并不像不二论所主张的那样始终具有意识。认知是在涉及自我、意、感官和对象的适当条件下产生的。因此,意识未必是自我内在本性不间断的显现。古典正理派将解脱描述为痛苦及通常心理属性的止息,这与将解脱理解为充满喜乐的意识毫无限制地显现的理论有着鲜明区别,尽管后来的论者也发展出了不同的立场。
数论以神我作为指称有意识自我的主要术语。它区分了多个神我与自性;自性是能生的物质本原,觉、我慢、意、感官及物质元素皆由此演化而来。心理机能属于自然,而不属于纯粹意识。束缚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这些机能的活动被错误地归于有意识的主体;解脱则来自对两者差异的辨明。与不二论不同,古典数论并不将所有有意识的主体归结为同一个梵。
以帕坦伽利《瑜伽经》为代表的古典瑜伽,大体上采纳了这一区分。《瑜伽经》第1.3节指出,当心的波动止息时,观者便安住于自身的本性之中。其最终目标是“独存”(kaivalya),即意识脱离自然过程而独立。与此同时,弥曼差派从吠陀规定的义务、行动主体性以及行动结果等方面,论证持存自我的存在,但其主要学派对认知和自我意识的结构持有不同见解。这些体系表明,承认自我的存在,本身并不意味着接受不二论、有神论,或某一种特定的意识理论。
佛教的批判与耆那教的解释
佛教将否定独立恒存的自我,作为其与许多其他印度传统之间的一项核心分歧。无我教义的巴利语为 anattā,梵语为 anātman,通常译作“非我”或“无我”。早期佛教的分析考察了色、受、想、行、识,即五蕴,并否认其中任何一蕴可以恰当地被视为不变且具有主宰性的自我。五蕴无常且易受苦迫,因此,若依教法所追求的解脱而言,将它们认作“我所”“我”或“我的自我”,便难以成立。
这一立场并不意味着否认人能够言说、行动、记忆或承受后果。佛教通过因果相续的过程来解释连续性,而不是诉诸这些过程背后某个不变的承载者。缘起提供了一个解释诸事如何依条件而生起的框架。后来的佛教哲学家对刹那性、认知以及世俗意义上的人格提出了不同解释,但总体上都反对独立于五蕴之外的常恒自我。
与主张有我者的辩论,往往围绕记忆与行动主体性展开。有我的辩护者可能主张,实施某一行为与日后承受其结果的,必须是同一个主体。佛教的回应则可以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常恒实体在数目上为同一者,另一种是事件流内部的因果连续性。反过来,印度教的批评者则质疑,一连串彼此有别的事件,是否足以解释记忆的归属或责任的承担。双方都不是简单地否认这些实际现象,而是在解释这些现象需要何种结构的问题上存在分歧。
一些大乘佛教经典采用了与佛性相关的肯定性表述,其中某些经典甚至使用了“我”的措辞。这引发了广泛的诠释争论。不能径直将这种语言等同于吠檀多所说的“我”:佛教的许多解释将其与空性、离垢或觉悟的可能性联系起来理解,而不是将其视为独立存在的个体实体。其含义必须放在具体经典与注疏传统中加以考察。
相比之下,耆那教明确肯定存在众多恒存的 jīva(命我)。命我以意识为特征,与非生命的实在相区别。耆那教认为,行为与激情使业的物质附着于灵魂,由此形成束缚。解脱消除了这种束缚,使灵魂的知识及其他能力得以显现。解脱后的灵魂仍彼此有别,并不融合为单一的普遍自我。
因此,若将印度的这场争论概括为印度教的灵魂信仰与某种整齐划一的相反立场之间的对立,就不足以反映其全貌。佛教各传统提出了多种以过程为基础的连续性解释;耆那教通过其独特的业物质理论,肯定真实存在的个体灵魂;印度教各派对于自我究竟是什么,以及应当如何解释其持续存在,也存在分歧。
认识自我与获得解脱
认为自我有别于身体和心灵,会引出一个认识论问题:人如何认识自我?印度哲学家将可靠的认知途径归为量,但对其数量、范围和适用方式存在分歧。在关于阿特曼的讨论中,知觉、推理和权威证言尤为重要。一个学派可能认为自我是不证自明的,也可能从经验中推知自我的存在,或主张要认识自我的终极本性,经典不可或缺。
不二论区分了两个层面:觉知的存在无可否认,但对觉知究竟是什么,仍需有正确的认识。普通人早已在使用“我”这个字,却把自我等同于属于身体或心灵的特征。奥义书的教导被认为能够消除这种错误认同。它既不创造自我,也不将自我作为一个新的感官对象揭示出来。人们熟知的闻、思、修次第——即聆听教导(śravaṇa)、思辨其义(manana)和持续观照(nididhyāsana)——为克服误解及与正知相悖的习惯提供了修习框架。
因此,冥想在各个思想体系中的作用并不相同。在不二论中,心灵暂时宁静并不等于获得了带来解脱的知识:即使无明尚未消除,心灵也可能达到寂静。在古典瑜伽中,有纪律的专注训练,是一套细致的心智活动转化过程的一部分,最终导向辨别智与见者的独立。在虔信派吠檀多中,忆念、崇拜和观照,都与认识自我对神的依存关系有关。因此,外在形式相似的修习,可能服务于不同的哲学目标。
无梦深睡是一个尤其能揭示分歧的例子。奥义书与不二论的讨论利用深睡中日常对象和个体区分的缺席,探究超越清醒时身份认同的意识。后期不二论者援引人们醒后所说的“我睡得很安乐,什么也不知道”。反对者则质疑这些陈述究竟能证明什么:觉知是否在睡眠中持续存在,记忆能否以某种缺席为内容,以及醒后的判断究竟源于直接回忆,还是推理。共同经历的现象,并不必然导向同一种形而上学解释。
解脱也取决于如何界定束缚。如果束缚是对本来就非二元的自我一无所知,那么知识所消除的就是一种错误。如果束缚是真实灵魂与业果的结合,那么解脱就要求终止这种结合。如果束缚涉及受自我中心和执著扭曲的依存关系,那么虔信与神恩就可能居于核心地位。因此,阿特曼理论与伦理学及修行戒律相联系,却并不由此形成一套普遍通用的修行方案。
关于在一切众生中看见自我的教导,可以为摒弃仇恨、践行阿希莎(非暴力)提供依据,《伊莎奥义书》开篇的偈颂便是如此。不过,关于自我本性的形而上学主张与具体的道德规范,仍然是可以区分的。历史上的各个传统通过有关义务、欲望、行为,以及获得解脱之知所需资格的进一步教导,来阐明两者之间的联系。
现代诠释与比较哲学
现代世界各地对阿特曼的接受,受到翻译、殖民时期的学术研究、印度教改革以及新型全球宗教交流的共同塑造。欧洲语言的译本常用“灵魂”“精神”或“自我”来译介这一概念,而这些词各自都承载着不同的思想史背景。安凯蒂尔-迪佩龙依据奥义书文献的波斯语译本译成拉丁文的《Oupnek’hat》,于1801至1802年出版,成为这些教义传入欧洲读者群体的重要途径。阿图尔·叔本华正是通过这一经过转译的文本传统接触到奥义书,并将其中的思想与他自己对表象及其背后实在的区分作了比较。
十九至二十世纪,斯瓦米·维韦卡南达等人向印度以外的听众介绍了吠檀多关于自我的学说。他于1893年参加芝加哥世界宗教议会,成为这段历史中的一件大事。现代的阐述往往强调普遍的精神同一性、不同宗教道路之间的相容性,以及直接证悟的可能性。这些主题既取材于古代文献,也反映了新的制度、社会与思想环境。
这些阐述使不二论关于阿特曼与梵同一的观点在国际上广为人知,但也可能掩盖印度自我理论的多样性。人们常以“印度教的自我观”指称一种特定的不二论立场,而罗摩奴阇、摩陀婆或正理派哲学家都会反对这一立场。因此,现代学术研究会区分特定梵文文本中的主张、各学派发展出的系统性诠释,以及后世面向公众提出的印度教灵性论述。
在比较心灵哲学中,阿特曼常被拿来与勒内·笛卡尔的思维实体、与约翰·洛克相关的连续性理论,以及大卫·休谟对可通过内省发现持存自我这一观念的批判相比较。只有明确保留彼此的差异,这类比较才有意义。不二论的自我并不是拥有一连串私人思想的个体思维实体,正理派也并非完全按照洛克的方式,以记忆来界定自我。同样,休谟对知觉的讨论与佛教对经验的分析,也各自源于不同的论证背景与解脱论语境。
当代关于人格同一性和主体性的研究提出了一些相关问题:意识是否需要主体,自我觉知是否先于反思,以及心理连续性是否需要一种持存的实体。印度哲学的讨论对身体、心理状态、自我意识、能动性与觉知作出了精细的区分。不过,这些讨论并不能为当代关于大脑的科学问题提供一种现成的统一答案。
在诠释上,一个尤为重要的区分是:经验的最低限度主体,并不等于形而上学意义上永恒不变的自我。论证每一种经验都具有第一人称特征,本身并不能证明永恒阿特曼的存在;反过来,对叙事性人格的批判也不会自动确立不二论。比较哲学中的许多争论,恰恰在于以下哪些推论能够成立:从经验推至主体,从主体推至持存的同一性,以及从持存的同一性推至终极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