吠陀是在古印度形成的一系列神圣文献,数百年来主要通过规范严密的口传教学传承。这些文献以梵语写成,包括《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陀》和《阿闼婆吠陀》四部主要集成,以及阐释祭祀、仪式象征意义、观修和终极实在的相关著作。梵语词 veda 意为“知识”,源自动词词根 vid,意为“知晓”。在印度教的许多传统中,吠陀被归为 śruti,即“所听闻者”,其权威性有别于后世凭记忆传承或编撰而成的传统文献。
学界通常将最古老的吠陀颂歌断代于公元前第二千纪,而更广泛的吠陀文献群则在公元前第一千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逐渐形成。这些年代是学者考证推定的,并非文献自身提供的日期。吠陀保存了关于印度—雅利安语、宗教诗歌、祭祀制度和思想探索的极早期资料。其重要性超越宗教领域,也涉及语言史、社会史、音乐史和哲学史。
吠陀文献群并不是一部阐述单一教义的书。它包含赞颂诗、祭祀用语、曲调、治病与护佑咒语、散文解说,以及探讨自我与宇宙的对话。因此,要理解这些文献,就必须区分不同的时代、文本传承流派、诵演场合及后世诠释。其传承延续既依托手稿和印本,也同样依托至今仍在实践的诵读与仪式。
四部吠陀与正典的范围
四部吠陀通常以各自的主要汇编,即“本集”(saṃhitā)来区分。梨俱吠陀主要由格律颂诗组成;娑摩吠陀将诗句编排为祭仪吟唱之用;夜柔吠陀提供与祭祀操作相关的祭词和指示;阿闼婆吠陀的内容尤为丰富多样,包括咒语、祈祷文、思辨性颂诗,以及涉及家庭生活和王室生活的材料。这些区别体现的是各部吠陀的主要功能,而非彼此不可逾越的界限。诗句在不同本集之间流传,每部吠陀所收录的材料也都不止服务于一种用途。
按更宽泛的分类,吠陀文献包括四类彼此交叠的文本:本集、梵书、森林书和奥义书。梵书解释祭祀及其意义,常借助叙事与类比来阐明。森林书的字面意思是“森林中的典籍”,内容包括对仪式的阐释和沉思性的教诲,但不能仅凭其内容就断言,这些典籍全都在森林中编成或研习。奥义书则深入探讨知识、自我、死亡与终极实在等问题。这种常见的四分法固然有用,但实际的文本编排并不如此整齐:一部奥义书可能是某部梵书或森林书的结尾部分,而非独立著作。
另一项组织原则是“支派”(śākhā),即保存自身文本传本及相关教导的传习谱系。因此,同一部吠陀并非在各地都以完全相同的形式流传。今天人们所知的梨俱吠陀,主要依据沙迦罗派的传本;夜柔吠陀则有数个差异显著的支派传本存世。这些差异可能涉及措辞、编排、仪式规定,以及解释性散文的位置。古代和中世纪文献中提到的许多支派,如今已不再作为完整的传习传统延续下来。
“吠陀”文献的范围也取决于具体语境。早期的主要奥义书属于吠陀各学派历史发展的一部分,但许多晚得多的著作也冠以“奥义书”之名。传统上将它们归属于某部吠陀,并不能证明它们与最古老的文本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同样,吠陀支分,即“吠陀的肢体”,是辅助吠陀研习的学科,而非天启经典的第五个主要门类。
较早文献中提及“三明”的说法,往往着重于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和夜柔吠陀及其祭祀功能。阿闼婆吠陀被承认为第四部吠陀的过程并非处处同步。因此,后世印度教传统中为人熟知的正典体系,是历史上多种不同文献汇编与制度逐渐整合的结果。
编纂、年代与地理背景
吠陀文献的年代,是通过语言的相对演变、文本之间的比较、地理记述及其与物质文化的关系来重建的。现存抄本中,没有任何一部可追溯至最古老颂歌创作的时期。学界一种常见的年代框架,将《梨俱吠陀》的大部分内容定于公元前1500年至前1200年左右,但各种年代方案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较晚的本集、梵书和早期奥义书,大体属于此后的数百年间,延续至公元前第一千纪中叶。这些年代范围都是约略估计,同一部文集中的不同部分也可能经历过不同的形成过程。
吠陀梵语属于印欧语系的印度—雅利安语支。它与琐罗亚斯德教圣典《阿维斯陀》所用语言关系密切,表明两者有着更早的印度—伊朗语言与文化背景。相互对应的内容包括神名、仪式术语、诗歌套语,以及吠陀中的苏摩(soma)与伊朗的豪麻(haoma)这两种相应传统。这些关联确立了历史上的联系,却不意味着两个宗教体系完全相同:共同的词汇可能获得不同、甚至彼此对立的含义。
早期《梨俱吠陀》诗歌大多以印度次大陆西北部为地理背景,包括今巴基斯坦及印度西北部的部分地区。印度河及其支流等河流在其中占据突出地位。后期吠陀文献则越来越多地涉及更偏东的地区,尤其是俱卢—般遮罗地区,以及其后的憍萨罗和毗提诃。这一转移与政治组织、农业聚落和祭祀制度的变化有关。不过,这些文本毕竟是有所取舍的宗教作品,而非系统的地理调查记录。
解读考古学证据尤其需要谨慎。印度河流域主要城市的衰落,早于通常所定的吠陀大部分内容的创作年代,但目前没有任何得到可靠释读的印度河文字文献,能够确立其与吠陀之间直接的文本联系。同样,也不能简单地将考古学文化等同于某一种语言、某个有名称可考的族群,或某一部特定的颂歌集。历史语言学、考古学和人口迁移方面的证据可以相互参照,但它们各自回答的问题不同,所能辨明的细节层次也不同。
传统叙述认为,吠陀源于太初的天启,并将其编定归于毗耶娑。历史学研究则区分了这些材料历经许多世代的创作、搜集、重新编排和定型过程。这是两种不同的解释框架:一种关乎神圣权威与传承谱系,另一种则重建文本的发展过程。无论是现存抄本的年代,还是现代版本的出版年代,都不能说明一首颂歌最初开始口头流传的时间。
《梨俱吠陀》:诗歌、结集与历史记忆
《梨俱吠陀本集》通行的沙迦罗派传本收录了1,028首颂歌,其中包括11首作为补遗的 Vālakhilya 颂歌,全书分为十卷,称为“曼荼罗”(maṇḍala)。全书约有10,600节诗,是现存最古老、规模可观的印度—雅利安诗歌总集。第二至第七卷通常被称为“家族卷”,因为其中的颂歌与特定的诗人先知家系相关。第一卷和第十卷的内容相对多样,第九卷则汇集了与苏摩净化仪式有关的颂歌。
这些诗歌被归于仙人(ṛṣi)名下,这一称谓通常译作“先知”。这种归属植根于世代相传的家系和诠释体系,并不总能据此确定现代文学意义上的作者身份。诗人常以精通赞颂技艺的创作者自居,寻求神灵的关注和施主的慷慨馈赠。他们的作品既运用世代传承的套语,也包含精巧的文字游戏、隐喻、谜语,以及对诗歌灵感的思考。牛、马、战车、河流、黎明、火和压榨苏摩的场景,都是反复出现的意象。
开篇颂歌向祭火之神阿耆尼致敬,称其为祭司和沟通人神的中介。因陀罗以力量和战功受到赞颂,献给他的颂歌比献给任何其他神灵的都多。其他主要受颂者包括苏摩、伐楼拿、密多罗、双马童、乌莎斯和摩录多众神。单篇颂歌往往如此专注于其赞颂对象,以至于在那一次赞颂中,这位神显得至高无上。不过,这部总集保留的是多种神圣力量,以及彼此交叠的宇宙活动叙述,而非一套始终秩序井然、前后一致的神学体系。
有些颂歌保存了有关冲突与施主资助的记忆。《梨俱吠陀》7.18描述了通常所称的“十王之战”:须达斯及其盟友在波卢什尼河附近与一个联盟交战,这条河一般被认为就是今天的拉维河。这类段落是重要的历史证据,但本质上仍是带有立场的赞颂诗,不能径直将其中的数字、动机和描述当作中立的编年史来解读。另一些诗歌则保存了对话或戏剧化的相遇场景,包括补卢罗婆与优哩婆湿、阎摩与阎蜜,以及娑罗摩与波尼众之间的对答。
第十卷进一步拓宽了这部总集中得到突出呈现的题材范围。葬礼颂歌吟咏死亡与祖先;《赌徒的哀歌》描绘骰子赌博那种具有毁灭性的诱惑;《原人歌》通过祭祀展现宇宙和社会的分化;《无有歌》则追问人们究竟如何能够知晓创世之事。这些内容表明,《梨俱吠陀》并非仅仅是神灵名录,它也记录了人们对人类的脆弱、社会义务、言语的力量以及知识界限的思考。
《娑摩吠陀》与神圣歌咏的组织方式
《娑摩吠陀》的独特之处主要在于音乐演唱,而不在于拥有一套独立的诗歌作品。其中大多数诗节源自《梨俱吠陀》,但经过挑选、重编和改编,用于祭祀场合的歌唱,尤其是苏摩祭。在通常援引的憍图摩派(Kauthuma)编本中,若将重复诗节计算在内,全书约有1,875节;只有一小部分在《梨俱吠陀》中找不到对应诗节。诗节总数因传本不同以及是否计入重复内容而异。
《娑摩吠陀》的典型演唱者是歌咏祭司(udgātṛ)及其协同歌唱的祭司。他们的职责既不同于诵经祭司(hotṛ)对《梨俱吠陀》赞歌的吟诵,也不同于《夜柔吠陀》行祭司(adhvaryu)在执行仪式时使用的程式语。作为语言文本的诗节与作为音乐演唱的同一诗节,并不能等同视之。因此,《娑摩吠陀》传统既保存诗节集,也保存具体规定旋律唱法的歌咏书。同一诗节可以配用多种旋律,也可以用于不同的祭仪场合。
《娑摩吠陀》的歌唱通过延长元音、反复吟唱、拆分音节,以及插入称为 stobha 的附加音声,改变通常的语词序列。这些音声不一定具有通常的词汇意义,其作用在于构成演唱的音乐与仪式结构。歌辞与旋律组织之间的区别,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部主要取材于另一部吠陀的集子,仍能拥有独立的地位和专门的传授机构。
现存的主要传承包括憍图摩派、罗那衍尼耶派(Rāṇāyanīya)和阇弥尼耶派(Jaiminīya)。它们之间的差异对于研究祭仪史和音乐传承史十分重要。相关的散文文献包括《二十五梵书》和《阇弥尼梵书》,而《唱赞奥义书》与《由谁奥义书》也归属于《娑摩吠陀》传统。《唱赞奥义书》常常从象征意义上解释歌咏的组成部分,将其与气息、太阳、宇宙的各个区域以及音节 om 联系起来。音乐实践由此成为各种冥想性阐释的出发点。
《娑摩吠陀》常被视为印度音乐的奠基性源头。如果着眼于其悠久的历史、系统的声乐训练以及延续至今的崇高地位,这一说法是有根据的;但这不应意味着,后世的古典音乐是从现存吠陀旋律沿着一条单一且从未中断的技法脉络发展而来的。拉格、地方表演、戏剧和宫廷音乐的历史,还涉及其他源流与变革。《娑摩吠陀》确凿展现的,是一种古老而高度专门化的传授制度:通过直接的声乐教学,将音高、节奏、记忆和神圣语言结合起来传授。
《夜柔吠陀》与祭祀行动的协调
《夜柔吠陀》提供了举行祭祀所需的言辞与仪程材料。其典型表达形式是称为 yajus 的祭词,其中许多采用散文形式,在整备祭场、操作祭器、安置祭品和向火中倾注祭物等行动中诵出。负责这些事务的祭司称为行祭僧(adhvaryu),必须协调言辞、动作、尺度与时机。因此,《夜柔吠陀》所记载的是这样一种祭仪世界:仪式能否正确施行,取决于语言与身体活动之间有条不紊的配合。
传统上,《夜柔吠陀》分为两大类:“黑”夜柔吠陀(Kṛṣṇa Yajurveda)和“白”夜柔吠陀(Śukla Yajurveda)。这一区分关乎文本编排,而非道德上的对立。黑夜柔吠陀各集将祭词与解释性散文交织编排,白夜柔吠陀则将其主要祭词集《瓦杰萨内伊本集》(Vājasaneyi Saṃhitā)与相关的《百道梵书》(Śatapatha Brāhmaṇa)分得更为清楚。现存的黑夜柔吠陀传承包括泰帝利耶(Taittirīya)、弥勒耶尼(Maitrāyaṇī)、迦陀(Kaṭha),以及仅部分留存的迦毗湿陀罗—迦陀(Kapiṣṭhala-Kaṭha)文献。白夜柔吠陀则主要以摩地延底那(Mādhyandina)和迦恩婆(Kāṇva)两种传本流传至今。
《百道梵书》的书名意为“百条道路的梵书”,是研究吠陀后期仪轨与思辨思想最为丰富的文献来源之一。它阐释了献祭、王室典礼、火坛的建造,以及仪式、身体、时间与宇宙之间的对应关系。书中关于摩奴与洪水的叙事,展现了神话如何被用来为祭祀实践提供依据。其末尾部分包含《广林奥义书》,表明哲学探究可以在祭仪文献的语境中萌生。
一种格外繁复的仪式是筑火坛祭(agnicayana),即用按特定方式排列的砖块建造火坛,坛形通常呈鸟形。火坛可以象征祭主、一年的时序,以及重新构建的宇宙躯体。砖块的数量、层次、朝向和所诵祭词,共同构成了这些象征性对应。相关的仪程文献发展出了几何方法,用以建造符合规定形状与面积的坛体。这些方法属于实际的祭仪操作范畴,不应与声称这些文本包含现代数学或物理学理论的说法混为一谈。
在祭祀与政治权力关系的历史中,《夜柔吠陀》也占据核心地位。王者灌顶礼与马祭需要调动人员、财富、牲畜,并取得公众的认可。相关文本描述的是理想化的仪式过程及其预期效果,而不是实际举行这些典礼的统计记录。因此,仪式举行的频率及其地方形态,必须另行考察。这一文献群仍是理解祭仪专家如何表述有效行动的不可或缺的材料:一套安排得当的仪式程序,能够使祭主获得新生、确立权威,并使某项具体事业与更宏大的宇宙秩序相契合。
阿闼婆吠陀:护佑、疗愈与王室事务
《阿闼婆吠陀》使后世得以了解的吠陀宗教面貌不再局限于专门的苏摩祭仪。它收录了抵御疾病与敌对力量的咒语、祈求长寿与富足的祷词、涉及求爱与争胜的法术、婚丧仪式材料、王室仪轨以及思辨性颂歌。这部文集与阿闼婆和鸯耆罗两类古代祭仪专家的名号相关。其内容广泛,却不能因此简单地将它视为与祭司宗教相对立的“民间”宗教记录:这些材料本身也是由精通经典的学派整理和传承的。
现存的主要传本有两个:绍那迦本和波毗罗陀本。绍那迦本共二十卷,约有730首颂歌,确切总数因计数方式而异。其最后一卷大量采用《梨俱吠陀》的材料。波毗罗陀本在编排和内容上与之有显著差异;保存在克什米尔和奥迪沙的写本,对现代学界研究这一传本尤为重要。这些差异使《阿闼婆吠陀》成为一个格外鲜明的例证,说明同一部吠陀文集可以存在多种文本形态。
许多颂歌指认各种危险,并通过言语、物质、象征性动作或几者的结合来应对。例如,热病被视为一种具有威胁性的力量,可以命令其离去。植物可能被赞颂为疗愈的施行者,护符或绳结则可将护佑的意图化为有形之物。这些篇章记录了历史上人们对疾病以及何种手段能够奏效的理解;它们并不能证明其中规定的方法具有经证实的临床疗效。《阿闼婆吠陀》与后来的阿育吠陀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十分重要,但两者不能简单等同:古典医学体系对身体、诊断和治疗形成了更为系统的论述。
这部文集还包含相当丰富的宇宙论诗歌。《阿闼婆吠陀》第12卷第1首,即《大地颂》,赞美大地承载着不同的族群、植物和人类活动。献给斯坎婆——宇宙的“支撑”或“支柱”——的颂歌,探究使万有维系为一体的根基。有关弗拉底耶的材料呈现了一种难以解读而又独特的人物形象;这一形象与定居社会及其祭仪秩序之间的关系,引发了不同的解释。这些篇章表明,不能将《阿闼婆吠陀》说成一部只关注日常巫术的经典。
它在宗教制度中的地位随着时间而变化。在成熟的四祭司体系中,负责监督仪式的梵祭司逐渐与《阿闼婆吠陀》联系起来,不过,这种关联的历史形成过程颇为复杂。《哥波他梵书》是这一传统现存的梵书,《蒙达迦奥义书》《曼都迦奥义书》和《普拉湿那奥义书》也在传统上归属于它。这些典籍的归属表明,这部文集最终既在正统祭祀传统中占据一席之地,也融入了探求超越仪式行为之知识的哲学传统。
祭祀、祭司职分与仪式效力
吠陀祭祀(yajña)将供物、言语、专门技艺与资助结合起来。其中的核心关系,联结着出资举办仪式的祭主(yajamāna)、主持仪式的祭司,以及仪式所祈请并奉献供物的神灵。供物可包括酥油、乳、谷饼、苏摩,以及某些仪式中的动物。火是转化与沟通的媒介。祭祀活动的规模差异很大,既有日常的家庭仪式,也有需要众多专职人员和大量资源的大型典礼。
后期仪式文献区分了两类仪式:一类是以正式传承的吠陀启示为依据的闻经祭仪(śrauta),另一类是与家庭生活相关的家庭祭仪(gṛhya)。前者通常在圣火设置和祭司职分安排上更为繁复。家庭仪式文献则规定婚礼、入门礼和葬礼等场合的仪轨。这种区别是制度性的,而非绝对的:家庭仪式与公共仪式共用仪式用语、基本观念和主持人员,但不同学派规定的细节各有不同。因此,不能将吠陀宗教简单归结为宏大的祭祀,也不能将其归结为个人的虔敬信仰。
在大型苏摩祭中,祭司的工作分由四个主要群体承担。赞颂祭司(hotṛ)诵读《梨俱吠陀》的诗节;歌咏祭司(udgātṛ)吟唱《娑摩吠陀》的歌咏;行祭祭司(adhvaryu)运用《夜柔吠陀》的祭词执行仪式操作;监督祭司(brahman)则监督仪式进行并处理差错。每一主要职分都可能配有助手。这种分工使大型祭祀成为一项需要协调配合的活动,任何单一文本或单个执行者都无法独力完成全部仪式。要理解吠陀各部本集,部分也须借助这种仪式分工。
《梵书》通过通常称为 bandhu 的关系,即联结或对应关系,来解释仪式的效力。一件仪式器物可以对应某个身体器官、某个季节、某种神力,或宇宙中的某个区域。这些并不只是修饰性的比喻:在这些文本的解释框架内,认识并在仪式中落实这种对应关系,有助于实现预期结果。因此,仪式差错所威胁的不只是程序的规范性。发音有误、次序不当或器物错置,都可能需要纠正或举行赎罪仪式。
祭祀观念也塑造了关于行为及其后果的概念。梵语词业(karma)最初泛指行为,并且经常用于指称仪式行为。不能将后世有关行为的道德后果与轮回的论述,直接套用于这个词在早期出现的每一个语境。同样,阿希莎(非暴力)观念的兴起及对祭祀的批判,也属于一段涉及吠陀重新诠释与非吠陀传统的复杂历史。动物供献曾是历史上吠陀仪式的一部分,但后来的印度教社群对此采取了不同做法,或予以保留,或加以限制,或以象征形式替代,或彻底拒绝。
神祇、宇宙秩序与创世叙述
吠陀神祇,又称 deva,其职能领域彼此交叠,并非各自专司一职的固定体系。阿耆尼既是可见的火,也是祭司、使者和接受祭献的神祇。因陀罗是强大的战士,也是众水的解放者,这一形象在他击败弗栗多的故事中尤为突出。伐楼那与王权、约束之力及秩序的维系相关;密多罗则与各种约定及受规范的人际关系相关。献给黎明女神乌莎斯的诗歌,将自然景象与对万象更新、人生渐逝的思考融为一体。
苏摩既指一种用于仪式的植物或由其压榨制成的汁液,也指一位因赋予活力与光明的力量而受到赞颂的神祇。《梨俱吠陀》第九卷颂扬苏摩经过滤具净化、流入容器的过程。这种古代植物究竟是什么,至今仍有争议。各种鉴定意见所依据的证据涉及植物学、语言学、地理学及仪式比较研究,但没有一种意见获得普遍认同。因此,与其断言它对应某个现代物种,不如描述文本所说的苏摩在仪式和诗歌中的作用,这样更为准确。
一个统摄性的核心概念是梨多(ṛta),通常译作“秩序”“真理”或“正当的安排”。它涉及宇宙运行的规律、仪式的正确施行,以及诚实或合宜的行为。其语义范围并不完全对应现代对自然法则与道德的区分。伐楼那和密多罗都与之密切相关,诗人与祭司则力求使言语和行动与之相合。后来的法是在与之相关、但随历史不断变化的概念领域中发展起来的。
吠陀保存了多种创世叙述。《梨俱吠陀》10.90的《原人歌》描述宇宙及社会类别如何从对一个原初存在的献祭中产生。《梨俱吠陀》10.121则追问与“金胎”(Hiraṇyagarbha)相关的神祇究竟是谁。其他叙述赋予水、热、欲望、言语,或生主一类的创造者首要地位。这些叙述并不是一部经过调和的统一创世故事中的各个章节;不同的语境各有其着重解释的问题。
《梨俱吠陀》10.129通常称作《无有歌》或《创世歌》,其引人注目之处在于追问:人们在什么条件下才能知晓世界的起源。诗歌结尾甚至没有确定,至高的监察者是否知道答案。这并非直接宣告无神论,却也不只是惯常地表达确信。吠陀文献兼容赞颂、神话式解释、对仪式的信心,以及充满追问的思辨。多神论、一神论或单一主神论等标签,可以揭示某些特定段落的部分面貌,但没有任何一个标签足以恰当地描述所有吠陀文本。
社会生活、权威与排斥
吠陀为社会组织形式的变迁提供了证据,但这些证据的呈现受到仪式与诗歌关注重点的影响。早期颂歌十分看重牛、马、施主的资助以及胜利。首领和慷慨的施主与祭司家族一同出现,后者的声望取决于世代传承的谱系记忆和赞颂所能发挥的效力。较晚的文献则更加突出定居农业、组织化的王国,以及祭司权威与王权之间复杂的关系。在这些文献所涉及的各个地区,这些变化既非同时发生,也并不一致。
由婆罗门、王族或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构成的四种姓(varṇa)体系,明确见于《原人歌》。颂歌将这些群体描绘为宇宙巨人身体的不同部分,从而赋予社会分化以神圣的起源。这首颂歌通常被归入《梨俱吠陀》中较晚的文本层次,因此不应将其中的分类视为对更早社会全貌的完整描述。此外,varṇa 也不等同于通常在种姓这一名目下讨论的众多地方性阇提(jāti)群体,后者随历史不断变化。不能仅凭一节诗颂就重构后世的社会制度。
不同性别的参与情况同样多样。依照传统,《梨俱吠陀》中的一些颂歌被认为出自女性先见者,包括阿波罗、瞿沙和毗湿婆婆罗。归于罗婆牟陀罗名下的对话探讨了欲望与家庭关系。在早期《奥义书》中,迦尔吉在学者集会上向耶若婆佉提出质询,而弥勒依则追问财富与不朽之间的关系。这些段落表明,吠陀文献中确有具有权威性的女性声音,但并不能证明女性能够平等地获得各种教育、担任各类仪式职务或掌握公共权力。
婚姻、亲属关系、继承和生育等主题遍见于吠陀文献。祭主的妻子参与重要仪式,表明即使职务与权威具有鲜明的性别区分,仪式中的行动职责仍可由夫妻共同承担。丧葬颂歌及后来的家礼规定,反映了人们对祖先、世系延续,以及亡者能否妥善过渡至死后世界的关切。有关奴役、俘虏和社会局外人的记述,也显示出不平等的关系。dāsa(达萨)和 dasyu(达休)等词的含义因篇章和时代而异,不能一概将其解释为某一固定的种族、语言或职业类别。
在婆罗门传统的规范性文献中,学习吠陀的资格逐渐与入门礼,以及男性群体的“再生族”身份紧密相连。相关限制的表述与执行方式,因时代和社群而异。区分文本中的规定与实际社会实践,始终至关重要。吠陀文献记录了颇具影响力的权威与排斥模式,却未能全面叙述生活在古代南亚的所有人群。
语言、诗歌形式与辅助学科
吠陀梵语保留了一些有别于后世古典梵语的语言特征,包括更为丰富的动词形式,以及对传统诵读至关重要的音高重音系统。最古老的赞歌还保留了从印欧语传统继承而来的诗歌模式和词汇。解释这些赞歌,往往需要对照不同段落、了解仪式背景,并注意历史语法。一个看似熟悉的词,在早期可能具有特殊含义;后世哲学赋予它的定义,并不一定能解释它在《梨俱吠陀》赞歌中的用法。
格律是诗歌创作的一项主要原则。*伽耶特利格(gāyatrī)*通常由三个八音节诗步组成;*阿努什图布格(anuṣṭubh)*由四个八音节诗步组成;*特里什图布格(triṣṭubh)和阇伽提格(jagatī)*则通常分别采用十一音节和十二音节诗步。实际的诗歌创作包含变体和古语形式,使得机械地计算音节并不可靠。格律有助于辨识古老发音、省略的语音以及文本中的疑难之处,但重建诗句不能只是强行使其符合预期的音节总数。
围绕保存和施行吠陀传统的需要,逐渐形成了六门辅助学科,合称“吠陀支”:语音学、仪轨、语法学、词源释义、格律学和历法天文学。它们的梵文名称分别为 śikṣā、kalpa、vyākaraṇa、nirukta、chandas 和 jyotiṣa。这些学科并非都产生于同一时期。它们共同表明,维护一套神圣文献,如何促使人们对言语、分析方法、时机和规则展开日益明确而系统的思考。
耶斯迦的《尼禄多》(Nirukta)通常被认为成书于公元前一千纪中叶,书中考察了吠陀中的疑难词语,并记录了释义上的分歧。波你尼的年代通常被定在公元前五世纪或四世纪前后,他在《八章书》(Aṣṭādhyāyī)中构建了一套极为精练的语法体系。这部著作描述了一种经过规范的语言,同时也为吠陀用法制定了规则。两位作者的确切年代至今仍有争议,但他们的著作表明,古代学者已经认识到,传承下来的神圣语言与当时人们日常所能理解的语言之间存在距离。
称为《室罗多经》(Śrauta Sūtras)和《家庭经》(Gṛhya Sūtras)的仪轨手册,以简洁的条文编排仪式程序。与之相关的《绳法经》规定了祭坛建造的规则,其中包括几何关系和近似计算方法。吠陀历法天文学关注仪式时间、月相和季节周期之间的协调,不应将其与后世印度占星术的所有分支混为一谈。这些辅助学科传统既是重要的宗教学术成果,也是语言学史和数学史的重要篇章。要准确理解它们的成就,应当依据它们明确提出的问题、使用的技术术语以及留存下来的操作方法,而不是声称它们预见了后世所有科学。
口传保存、诵读与写本
吠陀的保存依赖于有文献记载的最为精密复杂的口头传统体系之一。教学通常由教师示范发声,学生反复模仿。学习内容不仅包括词语,还包括音调、元音长短、发音方式、节奏以及语音组合规则。在这一传统中,一个音发错位置,就可能改变含义或影响仪式效力,因此,准确发音既是一项实用技能,也是一种宗教修行。
不同的诵读形式以不同方式编码同一词语序列。*连诵(Saṃhitāpāṭha)*按词语连读的形式诵出,采用通常的语音组合规则。*分词诵(Padapāṭha)*将词语逐一分开,有助于保存对词语的切分与分析。次第诵(Kramapāṭha)则依次诵读前后重叠的词对。更复杂的形式包括辫诵(jaṭā)和密诵(ghana),它们按照固定模式,将成组词语反复顺诵、倒诵。并非每个支派都保存了所有技法,也不应认为这些技法全都起源于最早的创作时期。
这些方法形成了冗余校验:某一种诵读形式中出现的改动,可能与另一种形式相矛盾。分词、音调和有序重复彼此配合,起到相互核查的作用。不过,保存传统并不意味着所有吠陀学派始终拥有完全相同的文本。不同传本之间的差异、异读以及支派的失传,都有充分的文献记载。一个传承内部的文本相对稳定,与不同传承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并不矛盾,尤其是在各自最初的汇编在编排或内容上就不相同的情况下。
书写最终成为保存吠陀的重要辅助手段。现存吠陀写本的年代远晚于最早的创作时期;写本一直与口传教学并行,而非简单地取而代之。书写材料包括棕榈叶和桦树皮,所用文字则因地区和时代而异。写本可以记录音调符号或诵读信息,却未必能传达通过实际诵读学到的所有细节。另一方面,对于口传延续已经衰弱或中断的支派,写本保存了有关它们的证据。
吠陀吟诵于2003年被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并于2008年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一认可所针对的是一种活态实践,而不只是古代文本。其延续有赖于教师、学生、相关机构以及持续开展吟诵的机会。录音和数字档案拓展了保存的可能性,但录音与受过训练的诵读者所保存的是这一传统的不同层面:前者储存某一次具体的吟诵,后者则掌握了融于身体实践的技法,能够据此吟诵、讲解并纠正诵读。
奥义书与吠陀探究的转变
最早的奥义书形成于吠陀学派内部,而非其外。《广林奥义书》和《歌者奥义书》通常被认为是最古老的奥义书之一,其主要部分一般被断定成书于公元前一千纪的前半叶或中期。它们的论述以祭祀、吟诵、居家生活和学者间的辩论为背景。它们往往不是简单地抛弃仪式,而是对仪式作出新的诠释:外在的仪式行为可以与呼吸、感知、精神专注,或对宇宙间对应关系的认识联系起来。
其中两个核心术语是指自我的阿特曼,以及梵;后者的词义在历史上从神圣言辞及其效力,逐步扩展到对终极实在的阐述。不同段落对这两个术语的理解并不相同。《歌者奥义书》以 tat tvam asi,即“汝即是彼”的教诲,将老师所教导的个体与根本实在联系起来。《广林奥义书》则通过耶若婆佉、弥勒夷、伽尔吉和遮那迦王等人参与的对话来探究自我。这些探究并未构成一个统一而规范的哲学体系。
死亡与死后的持续存在成为尤为重要的问题。早期奥义书的一些段落阐述了行为、欲望、再生与可能的解脱之间的关系。它们推动了轮回与解脱观念的发展,不过,这些观念是通过多种不同的表述逐渐形成的,并非源自某一项具有决定性的奠基论断。知识、有纪律的生活以及各种弃世修行方式由此获得了新的意义。这些发展与当时弃世修行运动之间究竟有何关系,仍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
《蒙达迦奥义书》提出了一种引人注目的分类,将知识区分为上智与下智,并把四部吠陀及其辅助学科归入后者。这是对传承学问的一次内部重新评价:仅仅精通圣典,并不等于证悟不朽者。其他奥义书各有侧重,涉及专注的训练、音节 om、感官、诸种生命气息,以及个体与至上本原之间的关系。
后来的吠檀多诸传统以奥义书为根本经典,将其与《梵经》和《薄伽梵歌》结合起来诠释。不二吠檀多发展出不二论的解读,而其他吠檀多学派则主张限定不二论,或认为诸自我、世界与至上实在之间存在恒久的区别。这些分歧表明,传承下来的这批文献具有开放的诠释空间。后起的“吠檀多”一词,字面意思是“吠陀之终”,既可指奥义书在吠陀文献中的位置,也可指那些自称阐明奥义书究竟义旨的传统。
权威、诠释与哲学分歧
许多婆罗门传统将吠陀称为 apauruṣeya,意为“非人所作”。在这一框架下,仙人并非通常意义上启示的创作者,而是领悟或传递某种权威的人;这种权威并不取决于某位创作者是否可靠。各学派对这一主张有不同的表述。不应将它误认为一种历史结论,认为这些文本不曾经历创作或编集的过程;也不应假定所有印度教社群都以相同的方式解释吠陀的权威。
弥曼差派对吠陀如何通过指令揭示法(dharma),提出了尤为细致的解释。相传由阇伊弥尼所著的《弥曼差经》确立了一套框架,后来由沙婆罗、鸠摩利罗·跋吒和波罗跋迦罗进一步发展。这些思想家分析了命令、解释性段落、曼怛罗、表面上的矛盾,以及主要仪式与其附属行为之间的关系。他们的著述是对语言哲学和诠释理论的重要贡献,而不仅仅是对仪式的罗列。
吠陀的权威也与认识论相交汇。弥曼差派思想家为言语证言作为知识来源的地位辩护,并主张吠陀揭示了仅凭感知无法获知的义务。有关词语与意义之间关系的讨论,为关于神圣语言之可靠性和独立性的更广泛主张提供了支持。Apūrva(无前)指一种与仪式行为相关、无法以其他方式感知的效力;关于它的理论旨在说明,为何当下完成的行为能够在日后产生结果。不同哲学家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的解释。
其他传统则对吠陀的权威提出了异议。佛教和耆那教不承认吠陀是绝无谬误的启示,并就伦理戒律、行为与解脱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唯物主义传统也质疑祭祀的效用及有关彼岸世界的主张,不过,现存有关其立场的证据大多来自论敌的记述。后来对 āstika 与 nāstika 的区分,往往与接受或拒绝吠陀权威相联系;因此,将二者简单译为“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可能造成误解。
在肯定吠陀权威的传统内部,诠释方式始终多种多样。十四世纪与毗奢耶那伽罗王朝宫廷关系密切的注释家娑衍那,撰写或主持编纂了影响深远的注疏,借助深厚的仪轨与语言学传统来阐释文本。后来的诠释者有时着重强调哲学上的统一性、一神论或象征意义。这些解读构成了吠陀接受史的一部分,但必须与尝试重建文本在最早可考语境中之含义的研究区分开来。同一段文字既可以用作仪式话语,也可以充当哲学论据,还可以成为当代宗教权威的来源,但这些功能并不相同。
学术研究、改革与当代接受
早在欧洲印度学兴起之前,南亚各学术传承便一直延续着吠陀之学;在欧洲印度学发展的整个过程中,这些传承也未曾中断。对吠陀文献的现代学术研究,是在这些传承、手稿收藏、殖民机构与比较语言学的相互接触中发展起来的。对梵语的认识,有助于确立印欧诸语言之间的系统比较。19世纪,各种校订本与译本使新的读者群得以接触部分吠陀文献,同时也将这些文献纳入欧洲有关语言与宗教起源的论争。
弗里德里希·马克斯·缪勒编订的《梨俱吠陀》附娑衍那注疏,于1849年至1874年间分六卷出版。这一版本成为重要的研究资料,但它既不意味着发现了一部此前不为人知的文本,也没有取代印度自身的文本研究。此后的研究通过更细致地考察重音、韵律、仪式、可供比较的印度—伊朗材料,以及吠陀各学派各自的历史,修订了文本读法与阐释。翻译依然困难,因为诗歌的多义性与礼仪专门术语,在另一种语言中往往找不到唯一且确切的对应表达。
殖民统治与民族主义的背景,也改变了吠陀在公共领域中的运用。1875年创立雅利安社的达यानанда·萨拉斯瓦蒂,主张回归吠陀的权威,并以改革立场阐释其中的教诲。其他印度教运动则强调奥义书、虔敬实践,或传统宗教与现代学术的相容性。这些发展促使“吠陀”成为广受援引的宗教认同象征,即使某些群体的日常崇拜更直接地依赖后世经典、寺庙传统或巴克提,也是如此。
现代历史研究将语文学与仪式展演、物质文化、社会制度及区域传承研究相结合。重要问题包括:文本各层次的相对年代,俱卢政治与仪式圈的形成,东部吠陀传统的发展,以及仪式思辨与早期解脱哲学之间的关系。语言学或考古学证据能够限定所提出的历史解释,但要将某处发掘出的聚落与吠陀中某个具体事件相对应,通常需要更多证据,仅凭宽泛的文化相似性并不足够。
当代的保存工作包括传统学校的传习、大学研究、校勘本编纂、录音,以及手稿的数字化开放。这些方式保存着不同形式的证据,不应将它们视为彼此的替代品。吠陀文献也通过选择性引文,出现在有关认同、生态与科学的讨论中。以历史为依据的阐释,会区分赞歌早期的措辞及其仪式背景与后世的应用,也会将有文献记载的古代技术,与声称象征性语言中暗藏现代科技的说法区分开来。延续至今的吠陀传统,在传本、地域发音、传承机构,以及与更广泛印度教实践的关系等方面,依然呈现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