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伽派是起源于印度南部的宗教传统,尤其发源于今卡纳塔克邦的卡纳达语地区。其标志性修行方式是佩戴并礼拜象征湿婆的个人圣物——伊施塔林伽(ishtalinga)。十二世纪,巴萨瓦与一个被称为“沙拉纳”(sharanas)的宗教诗人和虔信者群体开展活动,使这一传统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他们的作品挑战世袭身份和仪式特权,也反对将宗教生活与生产劳动割裂。林伽派社群主要集中在卡纳塔克邦,邻近的马哈拉施特拉邦、特伦甘纳邦、安得拉邦和泰米尔纳德邦也有相当数量的信众。
林伽派将虔信、对个人与神之间关系的阐释,以及重视劳动、分享和信众情谊的伦理观融为一体。其文学基础尤其在于卡纳达语的“瓦查纳”(vachanas):这是一种短小精练的作品,以日常语言和取自各行各业的意象表达宗教体悟。其宗教组织形式既包括家庭礼拜,也包括在教育、慈善服务和公共生活中发挥作用、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修道机构。
对于“林伽派”与“维拉湿婆派”之间,以及林伽派与印度教之间的关系,不同时期、不同社群有着不同的理解。在宗教和行政语境中,这两个名称的使用范围往往重叠;但也有人将以巴萨瓦为中心的林伽派传统,与历史更悠久或更明确地以经典为依据的维拉湿婆派传承加以区分。这些分歧涉及历史起源、宗教权威、社会改革以及当代群体认同,无法用一个所有信众都接受的定义来概括。
名称、边界与宗教认同
“林伽派”(Lingayat)一名源自意为“林伽的佩戴者或持有者”的词语。在这一语境中,林伽不只是安置在神庙中的物件,而是经由入教仪式领受、随身佩戴的个人神圣标志。因此,这一名称所标示的是一种通过持续实践来表达的宗教关系。“毗罗湿婆派”(Virashaiva)通常译为“英勇的湿婆信徒”,强调对湿婆坚定不移的虔信。历史文献、社群组织和学术著作往往将这两个名称交替使用,但两者是否等同,本身就存在争议。
从历史上看,这一传统属于更广泛的湿婆派宗教环境,涵盖多种湿婆崇拜形式、神学思想与宗教修持。林伽派的信仰沿用了湿婆派的名号、象征和观念,同时围绕个人林伽、导师、宗教社群及日常生活的转变,赋予它们独特的组织形式。因此,林伽派与这一更广泛宗教环境的关系,既有传承,也有批判。例如,反对世袭的仪式特权,并不必然意味着所有承袭而来的湿婆派实践或观念都已消失。
关于起源,反复出现的叙述大致有两种。一种突出十二世纪的沙拉纳,将他们的运动视为具有决定意义的宗教奠基事件,其中巴萨瓦居于核心地位。另一种则把巴萨瓦置于更古老的毗罗湿婆派传统之中,将这一传统与五位创始导师,即“五祖师”(panchacharyas),及其神圣法座相联系。这些叙述援引不同类型的权威依据,包括瓦查纳诗歌、传承谱系、梵文神学著作、宗教机构史以及后世叙事。无论是传统的传承年表,还是现代关于历史传承完全断裂的主张,都不能直接取代有明确年代依据的证据。
分类方式也因目的而异。历史学家可能将林伽派视为南亚宗教史上一场独具特色的运动来分析;信徒可能将其认定为独立宗教,也可能视其为印度教内部的湿婆派传统;行政文件则可能把相关人群归入更宽泛的类别。这些分类行为彼此相关,却并不相同。要说明它们之间的差异,就必须区分神学、自我认同、机构归属和法律地位,而不能假定其中任何一项足以决定其他各项。
因此,理解林伽派时,最好将其视为一种在历史中不断发展的传统,而非单一且一成不变的教义体系。共同的象征和受尊崇的人物,与传承、地域、职业及诠释上的差异并存。塑造其边界的,不仅有宗教教导,也有婚姻网络、教育机构、文学运动,以及不断变化的公共表达与代表形式。
十二世纪的沙拉纳运动
林伽派形成于德干地区,当时当地正经历政治格局的重组,宗教活动也十分活跃。卡纳达语地区已有根基稳固的湿婆派宗教机构,得到王室与商人的资助,并有与耆那教相关的、颇具影响力的社群。巴克提,即个人虔信,在更广泛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一套宗教表达方式,使人们能够主张:亲近神明不应仅以出身或精通繁复仪轨为资格。沙拉纳运动正是在这一多种传统交汇的宗教环境中兴起的,而非完全脱离此前的一切传统。
巴萨瓦又称巴萨瓦纳,活跃于十二世纪,曾在卡利亚纳(今巴萨瓦卡利扬)的卡拉丘里王朝统治者比贾拉二世手下任职。他的确切生卒年代尚无定论,尽管一些约定俗成的年代已广为流传。他的历史重要性在于他与一个虔信社群的联系,以及传为他所作的瓦查纳诗。这些诗将崇拜与诚实、摒弃身份上的傲慢、从事生产劳动和关怀他人联系起来。他被尊为奠基性的导师,但这场运动并非由一人独力开创。
其他领袖人物包括阿拉玛·帕拉布,其作品探索语言与宗教自我的界限;阿卡·摩诃提毗,其诗歌表达了对以琴纳摩利迦阿朱那之名受崇拜的湿婆毫不妥协的虔信;以及与宗教教义的阐明和传承密切相关的昌纳巴萨瓦纳。松纳利盖的悉达拉玛、德瓦拉·达西迈亚、马达拉·琴纳亚,以及众多为后世铭记的信徒,体现了这场运动对不同社会群体和职业群体的广泛包容。传为他们所作的作品,呈现了工匠、劳动者、女性以及处于享有仪式特权的群体之外者的声音。
传统将这一社群与“阿努巴瓦曼塔帕”联系起来;在人们的记忆中,它是在阿拉玛·帕拉布的精神引领下开展宗教讨论的集会。它已成为对话和共同获取宗教知识的重要象征。然而,不能仅凭现代将其描述为议会或学术院的说法,就重建其确切的机构组织、成员构成和议事程序。如今人们熟悉的许多描述,都有赖于后世文学的铺陈。
有关卡利亚纳危机的叙述,将沙拉纳信徒遭受迫害、流散各地的经历,与一桩跨种姓婚姻及比贾拉宫廷中的冲突联系起来。总体而言,这段集体记忆讲述的是一个社群挑战根深蒂固的等级秩序,并遭受政治暴力的经历。至于具体的事件顺序、人物言论和个人作用,事后写成的各种叙述则各不相同。因此,历史研究须将这场运动的存在及其影响,与后世作者追述其瓦解时赋予它的具体戏剧性情节区分开来。
瓦查纳、语言与权威的传承
瓦查纳文学是与早期沙拉纳信徒联系最为密切、也最具特色的文学形式。“瓦查纳”在卡纳达语中意为话语或言说。瓦查纳通常是节奏鲜明的散文或自由诗短篇,而非受宫廷文学繁复格律约束的诗歌。其看似直白的表达并不意味着艺术上的简单:它们运用悖论、凝练的对话、讽刺、称呼对象的转换,以及日常含义被赋予神学力量的意象。
许多瓦查纳以一个具有标识作用的神名结尾,通常称为 ankita。巴萨瓦向库达拉桑伽玛神倾诉,阿拉马·帕拉布呼唤古赫什瓦拉,阿卡·玛哈黛维则向钦纳马利卡朱纳诉说。这些署名将作品与某一特定的虔信者之声联系起来,但并不等同于现代经过核实的作者签名。文本通过表演、记忆、汇编和手稿抄写流传。不同传本的作者归属和措辞有时存在差异,因此,文本校勘对于研究这批作品十分重要。
瓦查纳的意象将宗教思考置于人们熟悉的社会生活场景之中。陶工的器皿、织工的织机、商人的算计,或劳动者身体上的辛劳,都可能成为探讨依存、虚伪、虔信或自我认识的途径。巴萨瓦将身体视为神庙的著名论述,对一种观念提出了质疑:斥资兴建宏伟建筑,就必然代表更深的虔诚。这类段落并非仅仅用一种崇敬对象取代另一种,而是在追问:礼拜是否改变了礼拜者自身?
女性创作的瓦查纳,对于卡纳达语文学史和宗教表达史尤为重要。阿卡·玛哈黛维的诗歌将对神的委身置于有关婚姻、财产和身体端庄的传统期望之上。其他女性的作品则涉及家务劳动、女性在性关系与社会处境中的脆弱地位,以及虔信与日常责任之间的关系。她们的存在并不表明中世纪的社会不平等已经消失,但它说明,宗教著述与权威的表达并不限于狭小的男性知识精英圈子。
这一传统能够留存至今,也有赖于后世的保存工作。十五世纪的汇编和叙事作品,帮助将早期材料整理为一份宗教遗产。以多个版本流传的《Shunyasampadane》,围绕阿拉马·帕拉布及其灵性圆满的证悟,编排了一系列相会叙事与瓦查纳。二十世纪,手稿研究、印刷版本和翻译大大拓宽了人们接触这批作品的渠道。这些出版物使瓦查纳在现代卡纳达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同时也引出了有关年代、编选取舍,以及如何区分早期作品与后世增补内容的问题。
湿婆、个人林伽与灵性证悟
个人林伽是随身佩戴的小型林伽,通常装在保护容器中。信徒在入门仪式中领受个人林伽,并以之作为日常个人礼拜的中心。它的意义在于使信徒与湿婆的关系变得直接而不受地点限制:宗教实践不必完全依赖固定供奉于神庙的神像,也不必以获准进入某个特定圣域为前提。佩戴者应当将林伽视为严谨虔敬生活的中心,而不仅仅是装饰品或社会身份的标志。
林伽派的神学论述常区分个人林伽(ishtalinga)、生命林伽(pranalinga)和本体林伽(bhavalinga)。这些术语将外在的崇拜对象,与生命意识中的神圣临在及更深层的灵性证悟联系起来。不同经典和导师对它们的解释各不相同,但总体方向都是从外在持奉的象征,走向对湿婆日益全面的体认。因此,物质性的林伽未必与内在证悟相对立;它也可以成为培育信徒与湿婆之间关系的媒介。
*林伽(linga)所代表的神与安伽(anga)所指的个体信徒之间的关系,是解脱论述的核心。灵性上的圆满被描述为两者的和谐或合一,常以林伽与安伽的和融(linganga-samarasya)*一词表达。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作者都持有一种在每个细节上完全一致的哲学立场。有些表述强调持久的虔信关系,另一些则着重于灵性修持达到极致时的无差别状态。这一传统的语言既可以是向湿婆倾诉爱意,也可以是对证悟境界的描述,而后者会动摇崇拜者与受崇拜者之间通常存在的区分。
一个重要的教义框架是六阶段之道,即六个阶段的修行道路。常见的列举依次为虔信者(bhakta)、大自在天信徒(maheshvara)、领受恩典者(prasadi)、生命林伽修行者(pranalingi)、归依者(sharana)和合一者(aikya)。这些阶段描述了虔信、行为、领受神恩、内在证悟、归依和合一等方面的转变。它们并非简单的六种制度性等级,其次序和阐释须结合具体经典来理解。后世导师进一步阐发了灵性阶段、林伽形态与礼拜方式之间复杂的对应关系。
常用于概括维拉湿婆派神学的哲学名称沙克蒂限定不二论(Shakti-vishishtadvaita),表达的是一种有限定的不二论:湿婆与神圣力量不可分离,而世界则通过二者的活动得到理解。不应将其与不二吠檀多混为一谈,也不能认为它等同于每一位归依圣徒以诗歌表达的教诲。同样,瓦查纳诗中提到的空(shunya),也不一定是在表达佛教的空性学说。在这类文献中,该词往往指向超越日常概念区分的神圣实在或证悟境界,其含义取决于具体的虔信语境。
劳作、分享与对等级秩序的批判
两个紧密相连的原则是劳作修行,即自律而诚实地劳作,以及奉献与分享,即将劳作所得奉献或分享出去。卡纳达语中常被引用的表达 kayakave kailasa,将劳作本身视为湿婆的神圣居所吉罗娑山。这句话的力量不在于宣称任何活动无论性质如何都具有宗教意义,而在于否定这样一种预设:日常的生产劳动天生低于仪式活动或苦行修持。职业由此成为检验虔诚之心的场域,而检验的标准是诚实、用心和责任感。
奉献与分享的原则要求劳动成果不应仅供个人独占。它包括为他人提供食物、支持宗教团体,以及将资源用于服务信众和有需要的人。在制度实践中,共餐和慈善供给使这一原则有了具体可见的形式。劳作修行与奉献分享密不可分:缺乏慷慨之心的劳作可能沦为财富积累,而脱离获取财富之道德要求的施予,也未必符合这一理想。
沙拉纳对世袭地位的批判,与这种对劳动价值的肯定紧密相连。他们的作品反复质疑那些认为出身、外在洁净或仪式学识足以确立精神优越地位的主张。社群集体记忆中成员背景的多样性,赋予了这种批判具体的社会内涵。问题不仅在于从事不同职业的人都能赞颂同一位神,更在于那些被等级秩序污名化的职业,也能成为具有权威性的宗教洞见之源。这就挑战了种姓制度中为参与资格与地位的不平等所作的宗教辩护。
这些思想对性别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但需要审慎辨析。女性诗人获得的权威地位,以及这一传统对外在差别的批判,都为主张灵性平等提供了思想资源。然而,宗教上宣称人人皆可平等地亲近湿婆,并不意味着历史上的所有相关制度都实行了平等的继承权、婚姻自由或担任领袖的机会。女性的作品既能表达对父权期待的挑战,也能呈现持续进行这种挑战的艰难。
后来的林伽派社会形成了众多实行内婚制的群体和职业分支。这表明,规范性教导与社会组织之间始终存在差距。等级秩序的存在并不能抹去早期的批判,但这种批判也不足以成为将所有林伽派社群描述为历史上从无种姓之分的理由。这一传统的社会史,涉及平等主义宗教主张、世代承袭的经济安排、地方地位竞争与改革之间持续不断的协商。因此,要理解其伦理学,最好同时考察权威文本所表达的理想,以及诠释这些理想的制度。
入教仪式、日常修持与人生礼仪
入教仪式通常称为 linga-diksha,确立信徒与其个人林伽之间的关系。这一仪式往往在童年举行,不过不同传承和家庭的做法各异。宗教导师授予林伽,并传授养护与敬拜林伽的方法。这意味着一项持续的义务,而非一次完成便告结束的仪式:入教者应通过自身行为和定期修持来维系这一联系。古鲁在传授修持方法与宗教理解方面十分重要,但信徒对特定导师的依赖程度及方式并不相同。
一种广为传授的修持体系是 ashtavarana,即八重护持。其内容包括古鲁、林伽、云游圣者、圣灰、金刚菩提子、洗濯导师或圣者双足所得的圣水、经过祝圣的食物或恩赐,以及真言。这八项通常分别称为 guru、linga、jangama、vibhuti、rudraksha、padodaka、prasada 和 mantra,将人物、器物、物质与言语结合为一套相互配合的宗教修持规范。这里的“护持”具有精神与伦理层面的含义,并不只是像护身符那样避除危险。
个人的普阇通常包括将林伽置于手中,为其清洁或涂膏,献上鲜花或其他获准使用的供物,并专心观想湿婆。“Om namah Shivaya”(唵,敬礼湿婆)这句真言在教导与敬拜中占有重要地位。圣灰与金刚菩提子也以可见的形式,将修持者与更广大的湿婆信仰传统联系起来。修持的具体次序与频率取决于家庭惯例、导师及所属宗教机构;不应认为一本规范性的仪轨手册就能反映每个家庭的实际做法。
panchachara,即五项行为准则,是对这些仪式修持的补充。它们通常称为 lingachara、sadachara、shivachara、bhrityachara 和 ganachara,分别指虔敬林伽、行为端正、在信仰同道中体认湿婆、谦卑或服务,以及对社群尽责。尽管具体解释有所不同,这一框架始终强调,个人敬拜会产生社会层面的影响。宗教行为并不止于正确使用圣物。
许多林伽派信徒奉行素食主义,并主张戒除酒类等令人迷醉的物质,不过实际遵行情况各有不同。以土葬代替火葬是另一项独特习俗,通常从入教者与湿婆的关系来解释,也与印度其他传统中出家修行者的土葬习俗相联系。丧葬时可能将逝者安置为坐姿,但不同地区和社会群体的做法差异很大。婚礼往往以夫妻双方的宗教关系、林伽以及主持仪式的社群宗教权威为核心,而不将婆罗门传统的祭祀仪式视为不可或缺的环节。
詹伽摩、修道院与圣地
詹伽摩(jangama)在林伽派的宗教生活中占有独特地位。这个词含有流动之意,与固定不动的林伽相对,可指被视为湿婆活的代表的宗教人士。在实践中,詹伽摩曾担任教师、仪式专家、云游宗教人士及宗教机构领袖。这个称谓所体现的神学理想,应与同样以此为名的世袭社会群体加以区分。以精神觉悟为依据的宗教角色,与通过家族血缘传承的身份,即使有所重合,在历史上也并非一回事。
马塔,即修道院机构,成为宗教传承的重要载体。马塔延续传承谱系、培养宗教人员、举行礼拜、保存文献典籍,并支持慈善活动。一些马塔由独身修行者领导,而有家室的宗教专家也在社群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机构的权威可能建立在传承关系、学识、苦修声望、服务贡献之上,也可能兼有这些基础。林伽派没有一个得到普遍承认、相当于最高教会领袖的统一职位。
与五位阿阇梨相关的五大传统维拉湿婆派法座,将这一传统与兰巴普里、乌吉尼、斯里赛拉姆、迦尸和凯达尔纳特等地联系起来。有关这些法座古老起源的叙述,属于一项重要的传承传统,并共同构成了远远超出卡纳塔克地区的神圣地理版图。以巴萨瓦为中心的机构,包括维拉克塔(virakta)修道传承,往往强调瓦查纳诗歌和沙拉纳的精神遗产。这些侧重点并不能清楚地划分为两个各自内部一致的组织;地方历史呈现的是彼此交叠、相互竞争以及归属关系不断变化的局面。
与沙拉纳相关的地点获得了特殊的信仰意义。库达拉桑伽马与巴萨瓦,以及他在瓦查纳诗歌中使用的神名紧密相连。巴萨瓦卡利扬保存着人们对十二世纪宗教社群及其危机的记忆。乌拉维与钱纳巴萨瓦纳有关,而斯里赛拉姆在有关阿卡·马哈德维的传统中尤为重要。前往这些地方,兼有朝圣、纪念、受教以及公开表达社群归属的意义。
这些中心的重要性,使“林伽派废除了一切圣地或集体礼拜”这样的简单论断难以成立。早期对依赖耗资巨大的庙宇和排他性仪式机构的批评,与后来对神祠、纪念建筑及大型修道院群的资助,并存于这一传统之中。其独特之处在于,在这些公共机构之外,个人林伽始终保持着重要地位。信徒可以参加节庆、造访马塔,同时依然坚持这一原则:与湿婆相通并不限于特定场所,而是贯穿于日常生活。
历史上的整合与现代公共生活
十二世纪以后,沙拉纳的传承通过多种文学形式和宗教机构延续下来。帕尔库里基·索马纳塔于十三世纪用泰卢固语创作的《巴萨瓦往世书》,是记述巴萨瓦及其虔信者群体的重要早期文献。哈里哈拉的卡纳达语作品也有助于确立有关湿婆虔信者的文学记忆。十四世纪,毗摩诗人创作了卡纳达语版《巴萨瓦往世书》。这些著作是研究这一传统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史料,但其宗教与文学创作目的,与同时代行政文书的用途并不相同。
十五世纪对于沙拉纳文献的汇集与重新诠释尤为重要。毗阇耶那伽罗的政治环境为包括湿婆派机构在内的多种宗教组织提供了支持。《空性成就集》(Shunyasampadane)等著作以精心编排的灵性对话呈现早期圣徒,将流传下来的交往故事化为传授教义的载体。这些发展表明,在卡利亚纳时期之后,这一传统并非只是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而是通过新的文本、赞助关系和寺院网络得到重新整合。
梵语神学著述提供了另一种整合途径。《教义顶珠》(Siddhantashikhamani)以涉及雷努卡与阿伽斯蒂亚的教导为叙述框架,在许多毗罗湿婆派群体中成为权威著作。室利波提的《室利迦罗疏》(Shrikara Bhashya)是对《梵经》的注释,以湿婆派立场对这部重要哲学经典作了系统阐释。某些著作的成书年代及历史背景,至今仍是学术研究的课题。这些著作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们表明,卡纳达语的虔信表达与梵语的经院论述,都参与塑造了后世信众对自身宗教的理解,尽管不同群体赋予二者的相对权威并不相同。
殖民行政管理带来了新的分类压力。人口普查的类别划分和民族志描述,往往将宗教共同体、若干种姓的集合,以及以职业为基础的社会秩序视为可以轻易互换的概念。印刷文化使宗教团体和学者得以传播不同的历史叙述和经过规范整理的文本。成立于1904年的全印度毗罗湿婆派大会,成为代表群体发声的重要组织。这类组织也将宗教认同与教育机会及更广泛的社会发展联系起来。
此后,寺院与社群协会建立了广泛的教育和慈善网络。成立于1916年的卡纳塔克林伽派教育协会等机构,展现了这种社会参与的规模。学校、学院、宿舍、医院和集体供餐项目,将宗教服务拓展为现代组织形式。印度独立及1956年按语言重新划分各邦之后,这些网络在卡纳塔克邦开展活动;在这里,卡纳达语、地方历史与林伽派的宗教记忆紧密相连,却并不等同。
当代分类与历史阐释
当代有关林伽派身份认同的争论,源于这一传统内部确实存在的差异。主张林伽派是独立宗教的人,通常着重强调巴萨瓦、瓦查纳诗歌、个人林伽崇拜、对种姓制度的批判,以及不承认吠陀是不可或缺的权威来源。强调维拉湿婆派与印度教之间延续关系的人,则着眼于对湿婆的虔敬、传承下来的湿婆派象征、梵语神学、神圣传承谱系,以及长期参与更广泛的印度教宗教生活。这些立场面对的是一段共同却又内部多样的历史,只是对其中各要素的取舍与排列不同。
2018年3月,卡纳塔克邦政府建议,将林伽派信众以及遵循巴萨瓦教导的维拉湿婆派信众认定为宗教少数群体。这项建议是既有公共讨论的一部分,并非创立一个新传统。邦政府提出建议、社群对自身身份的表述,以及依据国家少数群体制度获得承认,是不同的事情。这一事件也表明,不能认定任何单一组织或宗教领袖能够代表所有被归为林伽派或维拉湿婆派的人。
人口数字同样需要谨慎对待。政治讨论和新闻报道经常引用林伽派人口占卡纳塔克邦总人口比例的估计值,但这些估计所采用的定义或可公开查证的依据并不一致。宗教身份认同、种姓人口统计,以及对特定次级社群的归属,可能得出不同的总数。因此,谈论人口规模时,必须说明统计类别、地理范围和统计时间,而不应将广为流传的估计值当作毫无争议的测量结果。
对历史学家而言,主要困难在于各类史料的性质与详略并不一致。碑铭和当时的政治记录能够回答某些有关制度与赞助关系的问题;瓦查纳诗歌展现了宗教论辩与诗人的声音;后世圣徒传记则说明了社群如何追忆典范人物的一生。这些史料都不能自然而然地代替其他史料发挥作用。一个在圣徒去世数百年后才被记录下来的故事,可能是宗教认同的核心,却未必能为其中叙述的每一件事提供年代确凿的记载。
历史阐释还需要避免几种时代错置。不应将沙拉纳对等级秩序的批判直接解释成一套完整的现代政治纲领,也不应将现代立法机关的议事程序套用于卡利亚纳的宗教聚会。反过来,后世种姓差别的存在,也不意味着早期的平等教导在历史上毫无意义。当代研究考察的是:随着诗歌成为经典、游方导师成为宗教机构的领袖、地方信仰社群成为地区与国家分类的对象,有关人与神的沟通、劳动、性别、传承和权威的主张如何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