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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社

梵社是十九世纪创立于孟加拉的宗教改革运动,提倡一神论、重视伦理的宗教生活与社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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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社是一个宗教改革运动,于1828年在拉姆莫汉·罗伊领导下创立于加尔各答。它源于对印度教传统,尤其是奥义书的重新阐释,主张崇拜唯一且无形的神,反对偶像崇拜,并将宗教生活与道德行为及社会改革联系起来。此后形成的各个分支,在经典权威、虔敬实践以及与其他宗教的关系等问题上各有立场。梵社虽然从未成为群众性运动,却在十九世纪印度的思想史和社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名称与宗教认同

Brahmo Samaj通常译为“梵之社”或“神之社”。其名称指的是印度宗教思想中的至高实在——梵,而不是专指创造神梵天,也不表示其成员属于婆罗门种姓。

对于梵社运动与印度教的关系,始终没有一种统一且毫无争议的界定。罗伊在阐述宗教观点时,部分地将其表述为对古代印度教典籍中一神论教义的恢复。后来的领袖则发展出具有普世取向的有神论,不承认任何一部经典或任何一个宗教群体拥有独占性的权威。一些梵社信徒认为,这场运动是印度教内部的改革;另一些人则将梵社信仰视为一种独立的宗教。

因此,“梵社”既可指特定组织,也可指与这些组织相关的、更广泛的宗教运动。历史上,其主要分支包括原始梵社、印度梵社和大众梵社。

创立与早期发展

拉姆莫汉·罗伊与最初的会众

罗伊的宗教思想,是在接触梵文学问、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思想传统,以及基督教著述的过程中形成的。他捍卫一神论,批评那些在他看来缺乏最高宗教教义依据的习俗,并将道德教诲与自己不接受的教义区分开来。例如,他接触基督教后,赞赏耶稣的伦理教导,却不接受三位一体教义。

1815年成立的友朋会是一个较早的讨论团体,为宗教辩论提供了场所。1828年8月,罗伊及其同道建立了一个最初称为“梵会”的宗教团体。

1830年1月,为其礼拜场所订立的一份信托契约,将梵社的原则落实为制度。该建筑专用于崇拜那永恒、不可穷究且恒久不变的存在,亦即宇宙的创造者和维系者。契约禁止将图像或塑像作为崇拜对象,也禁止动物献祭和宗派间的相互诋毁。宗教讲道应当鼓励虔敬、慈善、道德与友爱。

因此,创立时的制度安排既明确坚持对无形之神的崇拜,也力求避免对其他宗教群体抱持敌意。

德本德拉纳特·泰戈尔

罗伊于1830年前往英国,并于1833年在那里去世,此后梵社的活动一度趋于沉寂。德本德拉纳特·泰戈尔随后成为复兴梵社的核心人物。他于1839年创立真理启迪会,并于1843年与一批同道正式加入梵社运动。

在德本德拉纳特领导下,梵社的宗教修持和组织活动变得更为持续稳定。《真理启迪》杂志以孟加拉语传播宗教讨论和改革思想。他编纂的《梵教》则为信众提供了一套经典选文和道德教诲。

德本德拉纳特的立场也随时间而变化。他起初试图以吠陀为信仰基础,后来却放弃了吠陀绝无谬误的主张。宗教信念越来越依靠心灵的领悟与道德判断,而非不容置疑的经典权威。

信仰与礼拜

梵社各分支并未始终奉行同一套不变的信条。不过,以下几项原则在梵社教导中反复出现:

  • **唯一且无形的神:**物质形象无法充分表现神,神也不局限于某一个特定化身。
  • **直接礼拜:**祈祷与虔敬修持不需要献祭仪式或世袭祭司阶层。
  • **道德责任:**诚实、慈善、自律和服务他人,是宗教生活的核心体现。
  • **批判地审视传统:**宗教主张可以通过理性、良知和心灵体验加以评判。
  • **宗教开放性:**真理与道德洞见并不专属于历史上某一次启示或某一个群体。

梵社的礼拜通常以祈祷、诵读、讲道和唱诵圣歌为中心展开。排除偶像并不意味着取消一切仪式:各会众团体都建立了自己的公共礼拜形式,以及婚礼和其他场合的仪式。

梵社运动大量借鉴了吠檀多,但它强调神对人的道德行为有所回应,也重视礼拜者与神之间的关系,因此并非简单照搬不二吠檀多的形而上学。不同领袖对哲学思考、内在宗教体验和情感上的虔敬赋予了不同的分量。

凯沙布·钱德拉·森与梵社的分裂

1866年的分裂

凯沙布·钱德拉·森于1858年加入梵社运动,成为杰出的传教者和组织者。他推动传教活动,扩大梵社在孟加拉以外地区的联系,并倡导挑战传统种姓与婚姻惯例的改革。

森与德本德拉纳特的分歧,既涉及宗教组织方式,也涉及社会变革的步伐。争议包括婆罗门宗教标志的地位、既有领袖的权威,以及宗教信仰与日常生活改革之间的关系。

1866年,梵社发生分裂。德本德拉纳特领导的组织此后称为原始梵社,意为最初的梵社。森则领导印度梵社。前者与传承下来的印度教文化形式保持着较密切的联系,后者则追求覆盖范围更广、普世主义色彩更鲜明的传教事业。

森在教导中越来越多地采用基督教的语言和事例,同时也吸收其他传统的元素。他后来于1880年宣告创立新天启教,试图通过独特的虔敬实践与礼仪,构建一种综合性的宗教。但并非所有梵社信徒都接受这一主张。

大众梵社

1878年,森将尚未成年的女儿嫁给库奇比哈尔大君,由此引发了又一次分裂。批评者认为,这桩婚事与森此前倡导的婚姻改革相矛盾。围绕其个人权威及组织治理方式的争议,进一步激化了冲突。

持异议者于1878年创立了大众梵社,其名称意为“全体民众的梵社”。该组织强调代议式管理、宗教自由,以及继续致力于社会改革。主要创立者包括阿南达·莫汉·博斯、希布·钱德拉·德布和乌梅什·钱德拉·杜塔;希瓦纳特·夏斯特里也成为另一位重要领袖。

这些分裂反映的是对权威与宗教共同体组织方式的实质性分歧,而不只是神学措辞上的差异。

社会改革与教育

梵社改革者反对种姓排斥、童婚,以及对女性受教育的限制。许多人支持寡妇再婚和跨种姓婚姻。个人与家庭对这些主张的践行程度不一,这类差异也一再引发内部争论。

罗伊反对寡妇殉夫习俗的运动,是梵社创立时期改革背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习俗要求寡妇在丈夫的火葬柴堆上殉身。1829年,孟加拉管辖区禁止了这一习俗,但禁令的出台是更广泛的政治与行政进程的结果,并非梵社一方的功劳。

梵社的倡议也为1872年婚姻立法创造了部分条件,该立法通常与梵社婚姻联系在一起。该法规定,在特定条件下可以通过民事程序缔结婚姻,但其宗教声明要求限制了适用范围。它并非一套向所有宗教群体平等开放的普遍民事婚姻制度。

教育是梵社活动的另一重要领域。梵社的关系网络支持学校、学院、女子教育及期刊出版。女性以学生、作家、教育工作者和改革者的身份参与其中,但她们的机会和权威仍受到当时社会习俗的制约。

更广泛的影响与局限

梵社是通常所称的孟加拉文艺复兴这一更广泛思想转型的一部分。它将宗教辩论与孟加拉语新闻事业、文学、教育及公共结社的发展联系起来。泰戈尔家族在这一文化环境中尤为重要。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成长于梵社家庭环境,但他的宗教观与文学观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一组织的信条。

梵社思想通过传教、印刷出版和人际网络传播到孟加拉以外的地区。1867年在孟买成立的祈祷社同样致力于有神论礼拜和社会改革,同时又形成了独特的地域身份。

梵社运动的影响超出了其成员范围。它的组织基础始终主要集中于受过教育的城市群体,而较为正统的宗教群体的反对,也限制了其影响的进一步扩展。内部的分裂又进一步制约了集体行动。

对于如何界定梵社的普世主义,历史解释也不尽相同。其教导既可理解为对印度传统的创造性重释,也可视为对传教士批评、殖民制度和新式教育的回应。将它简单视为外来的基督教,会忽略其本土经典与虔敬传统的根基;将它仅仅视为古代印度教的复兴,则会忽略其领袖所作的创新。

梵社的会众团体和机构至今仍然存在,尤其是在孟加拉和孟加拉国。它们传承的传统包括对无形之神的崇拜、宗教音乐、教育活动,以及十九世纪各次分裂所确立的独特组织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