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是一个梵语术语,在印度教的许多传统中指终极实在或最高原理。在奥义书及吠檀多各哲学流派中,梵指世界的存在与众生最深层的自我本性所依存的根本。对梵的诠释不一,既有超越一切分别、不受任何条件制约的实在,也有具备无限知识、力量与至善的、有人格的至上存在。英语中常以“绝对者”(Absolute)和“至上实在”(Supreme Reality)来对应,但两者都无法涵盖这个词在历史上的所有用法。
这一概念将形而上学问题与追求解脱的宗教实践联系起来。究竟什么是终极存在、世界如何依存于它,以及个体自我是与它同一,还是永远与它有别,都是吠檀多各传统之间的核心分歧。因此,梵既不是整个印度教一致接受的单一教义,也不只是创造神的另一个名称。其思想史从吠陀的神圣言辞与仪式效力,延伸至奥义书的哲学思索、系统性的哲学论争、虔信神学,以及现代的比较性诠释。
吠陀词汇与至上本原的形成
梵语名词 brahman(梵)在语法上属于中性。它通常被认为与动词词根 bṛh 有关,意为“生长”“扩展”或“变得伟大”,但其早期含义必须依据文献中的实际用法来确定,不能仅凭词源推断。在《梨俱吠陀》中,brahman 常指神圣的文辞、祷词或受灵感启发的言辞,以及这类言语所具有的力量。它并非始终指后世吠檀多思想中那种已经充分发展了的形而上学绝对本体。
有几个相关词语需要加以区分。梵天的梵语名 Brahmā 通常以词尾长元音标示,是一位创造神的阳性名称。婆罗门的梵语为 brāhmaṇa,指祭司阶层的成员。同一个梵语词形也用于指称《梵书》,即解释祭祀及其意义的一类吠陀散文文献。英语拼写有时会掩盖这些差别,尤其是在省略变音符号时。梵、梵天与婆罗门在语言史上彼此相关,但并不是可以互换的概念。
《吠陀》形成于这样一种文化之中:人们认为,准确传承的言语与正确施行的仪式能够维系人、神与宇宙之间的关系。神圣文辞不仅仅是对宗教实在的陈述;诵念这些文辞,本身就是使祭祀生效的实践的一部分。《梵书》详述了仪式器具、身体活动、时间周期与宇宙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这些对应关系提供了一种思想背景,使人们得以将神圣言语中体现的力量视为更具涵盖性的实在根基。
后来将梵理解为终极本原的转变,既不是一蹴而就的,也并非以统一的方式发生。吠陀文献中存在数种彼此交叠的宇宙起源观,包括以生主、原初祭祀、欲望以及最初未分化状态为核心的叙述。《梨俱吠陀》第十卷第129首创世赞歌以其追问而著称:即使是最高的监察者,是否也知道创世是如何发生的?它并未提出一套完备的吠檀多学说,却展现了后来哲学探究赖以发展的思辨背景。
《奥义书》保留了吠陀天启经典的权威与词汇,却常常将关注点从外在的仪式施行转向其内在意义。言语、气息、心意、食物和空间,都可以成为探寻生命与世界赖以维系之根基的起点。因此,梵的观念史涉及对仪式思想的重新组织,而不只是以抽象哲学取而代之。即使在形而上学含义占据显著地位之后,早期与神圣学识相关的含义也仍在沿用。
奥义书中的梵与自我
最早的散文体奥义书,尤其是《广林奥义书》和《歌者奥义书》,一般被认为成书于公元前一千纪,但其确切年代及各部分之间的先后关系仍不明确。这些经典通过对话、象征性教导、辩论和冥想指导来阐述思想,而非构成一部系统的论著。因此,理解其中关于梵的论述,必须结合它们对阿特曼(自我)的阐述,以及对生命、感知、死亡和个人同一性的探究。
在《歌者奥义书》第六章中,乌达拉迦·阿鲁尼教导其子湿婆计都说,形形色色的事物都产生于一种根本实在,称为 sat,意为“有”或“存在”。陶土与陶器的比喻说明,认识一种物质基础,便有助于理解由它形成的各种形态。这一教导反复以 tat tvam asi——“你就是那个”(“汝即彼”)——作为点睛之语。后世吠檀多各派对这句话的确切意旨意见不一,但它成为将个体自我与终极实在联系起来的主要经典依据之一。
《广林奥义书》将耶若婆佉描绘为一位重要的导师。在他与弥勒依的对话中,一切事物之所以可爱,皆是为了自我;由此,探究的方向便从经验的对象转向了经验的主体。书中其他地方则以 neti neti,即“非此,非此”或“非如此,非如此”(2.3.6),来刻画自我。这种否定旨在避免将终极实在等同于任何有限的对象或描述。ahaṃ brahmāsmi,即“我即梵”(1.4.10)这一宣言,后来在不二论的诠释中获得了特殊的重要地位。
其他奥义书则侧重于不同的方面。《鹧鸪氏奥义书》以 satyam jñānam anantam 描述梵,即实在或真理、知识与无限(2.1.1)。它逐层阐述人的构成,依次论及食物、生命气息、心意、理智和喜乐。《蒙达迦奥义书》区分了上智与下智:上智使人认识不朽者;下智则包括各种学问,其中也包括作为传承知识体系的吠陀。《蛙氏奥义书》考察了清醒、梦、熟睡以及“第四”——turīya;这“第四”并非仅仅是另一种普通的心理状态。
这些教导有着共同的关切,却并未呈现出完全一致的神学。有的强调自我与终极实在的同一,有的则强调内在的主宰、众生的本源或至上的人格存在。例如,《白骡奥义书》赋予神圣的主宰和鲁德罗突出的地位。后世的注释家并不只是复述这些经典,还制定了解释准则,用以判断应以哪些经文为依据来诠释其他经文。因此,奥义书成为各家围绕梵的不同理解展开论辩的共同经典基础。
经典基础与吠檀多的形成
古典吠檀多以三部主要经典为基础,构建其对梵的阐释。这三部经典通常合称“三经”(prasthānatrayī),即《奥义书》、《薄伽梵歌》和《梵经》。它们在文学形式和历史背景上有很大差异。《奥义书》提供天启教义;《薄伽梵歌》将哲学与宗教教导置于史诗中的对话之中;《梵经》则以简短的经句,为系统调和看似分歧的教义提供依据。
《梵经》相传由跋达罗衍那撰写,大概于公元最初几个世纪形成今传定本,但其成书年代与编纂过程仍有争议。开篇第一句经文宣告要探究梵,下一句则将梵界定为世界的生起及相关过程所由出的本源。此后的讨论涉及经典文句的解释、梵与世界的关系、个体自我的地位、修行方法以及解脱。
这些经句极为简约,须借助注疏才能理解。它们往往预设了争论的问题、反方的立场、回应与结论,却不逐步明言。因此,不同注疏传统可以共同承认这部经典的权威,却对其含义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商羯罗、罗摩奴阇和摩陀婆的注疏分别奠定了不同学派的基础,而非同一种既定教义内部的细微变体。
《薄伽梵歌》又引入了另一层诠释维度,因为黑天在其中以至高神圣实在的身份发言。它将知识、有所持守的行动、虔信与舍离联系起来,同时在多种语境中使用“梵”(brahman)一词。在第8章第3颂中,不灭者被称为至上梵;在第14章第27颂中,黑天宣称自己是梵的根基。注疏家如何区分至上人格者、非人格的绝对者、解脱的自我以及存在的不灭根基,会影响他们对这些段落的解释。同一个梵语词在不同地方出现时,并不一定具有完全相同的专门含义。
吠檀多的论证也依赖有关认识论的理论。经典证言具有独特的作用,因为梵并不被视为可由感官知觉把握的普通对象。尽管如此,注疏家仍运用推理、语言分析以及其他学派提出的反驳来捍卫自己的解读。因此,有关梵的争论,同时也是有关解释学、有效知识及推理限度的争论。共同的经典基础所形成的是一个结构分明的争论领域,而非教义上的一致。
属性、人格与描述的限度
最具影响力的区分之一,是将梵分为“无属性”的无德梵与“有属性”的有德梵。这些说法容易使人误以为存在两个彼此独立的终极存在。在采用这一区分的传统中,核心问题通常是:同一个终极实在,如何既被描述为超越一切限制,又被认为具有智慧、力量与恩慈,并值得崇拜。
guṇa(德)一词有多种专门含义。它可以泛指属性,也可以指数论及相关体系所讨论的构成自然的三种要素。因此,“无属性”未必意味着全然不具备任何正面的完满性。在不二吠檀多中,它通常排除的是那些会将差异引入终极实在的确定属性。而在若干有神论学派中,经典对属性的否定则被解释为排除物质特征、缺陷和依赖性,而非排除知识或善。
自在天(Īśvara)意为“主”,指神圣的主宰。在不二论中,自在天是从梵与有序宇宙及其显现条件的关系来理解的梵。在其他吠檀多传统中,至上主并非某种更终极实在的权宜呈现:神圣的人格本就属于梵的最高本性。因此,若不明确某一学派如何理解人格与限制,仅以“具人格”与“非人格”的表面对立来说明,便不足以把握其思想。
存在—意识—喜乐(sat-cit-ānanda)这一表述成为对梵的广泛描述,通常译作“有—知—乐”。其中各要素都以奥义书为依据,但将它们系统地结合起来,则是后世阐释的成果。在不二论中,它们并不是三个分别附加于梵的属性,而是表明梵并非不存在、无知觉,也不受与痛苦相伴的限制。在有神论的解释中,存在、知识与喜乐则可以通过至上神的无限完满性来理解。
否定式描述引出了一个哲学难题:如果梵超越语言,经典的语言又如何能传达任何关于梵的内容?不二论部分地借助否定、隐含意义以及对错误认同的消除来回答这一问题。其他学派则主张,语言能够真实地表达梵的本性,只是有限的言说者无法穷尽地理解梵的无限性。这一分歧不仅关乎措辞,也关乎语言与实在的关系。说梵无法得到完整描述,既可能意味着一切区分最终都不再适用,也可能意味着具有无限属性的实在超出了有限理解的范围;这是两种不同的主张。
不二论:非二元性与世界的地位
不二吠檀多教导说,梵是不二的:不存在与梵并立、独立实存的第二种本原。生活于公元八世纪的商羯罗,是这一传统早期最具影响力的系统性诠释者,不过该传统的根源还要更早。乔荼波陀的《曼荼迦颂》阐释了与《曼荼迦奥义书》相关的主题,提出了一种彻底的不生论:终极实在既不曾产生,也不发生真正的转变。
对于不二吠檀多而言,自我(ātman)与梵的同一,并不意味着一个具有记忆、欲望和身体特征的个体人格就是宇宙的创造者。它意味着,若摆脱种种限制性的认同而正确理解自我,就会发现自我与无条件的意识并无二致。主体与客体的日常区分属于经验层面,但使经验得以显现的觉知,归根结底不能被化约为一个被经验的对象。
商羯罗对“增益”(adhyāsa,即叠加)的分析,解释了身体和心智的属性如何被归于自我,而意识又如何被归于本身并不独立具有意识的事物。“我老了”或“我受伤了”这样的陈述,表达的是日常生活中对身体的认同;若将这种认同视为自我的最终真相,束缚便由此产生。无明(avidyā)不只是缺乏事实性知识,而是对自身的真实身份与实在的根本误解。
摩耶与多样性的显现,以及世界对梵的依存有关。后期不二吠檀多详细阐述了摩耶与无明、神圣力量及个体之间的关系。世界常被称为 mithyā(虚妄):它既不像梵那样具有绝对的实在性,也不像不可能存在的对象那样全然不存在。人们熟知的“误绳为蛇”之喻说明,一种显象虽依托于被误认的基础,却能引发真实的恐惧。这并不意味着日常经验与纯粹的虚无毫无区别。
不二吠檀多区分终极真理与实践领域;知识、行动、宗教修持和道德责任都在后一个领域中发挥作用。解脱是通过知识消除无明,而不是让原先彼此分离的实体形成一种新的结合。解脱也不要求感知中的一切差异立即消失。后期不二吠檀多学者对无明的所依、解脱者的地位,以及经典语句究竟通过何种途径产生解脱之知,存在不同见解。这些分歧表明,不二的主张催生了持续的哲学分析,而非一种始终不变的固定表述。
罗摩奴阇与限定不二论
罗摩奴阇的生卒年传统上定为1017—1137年。他提出了限定不二论最具影响力的古典理论体系。在为《梵经》所作的注疏《吉祥疏》及其他著作中,他将梵等同于至高主宰那罗延。梵是一,但这种统一包含真实的内部差别,而非排斥一切多样性。
这一理论的核心模型是身体与内在自我的关系。有意识的个体自我与无意识的自然共同构成梵的身体,而梵则是它们的内在主宰,也是维系其存在的自我。这一类比并不是把宇宙视为一个独立存在、由神居于其中的物质容器。身体的意义在于,它完全依赖内在自我,受其支配并从属于它。因此,世界与有限的个体自我既与梵不可分离,又在这一统一体中保持着真实的区别。
罗摩奴阇反对至高梵不具任何属性的观点。经典将梵描述为无属性,所否定的是缺陷和物质性的局限,而不是神圣的知识、力量或慈悲。同样,否定多样性的经文,被解释为否定万物能够脱离梵而独立存在,而不是取消神圣主宰与依赖这一主宰的个体自我之间的区别。
这一框架也体现在他对“汝即彼”等同一性命题的解释中。这类语句并不是把孤立看待的有限个体等同于毫无差别的绝对者。相反,语句中的各个词项最终都指向以不同方式受到限定的梵,其中也包括作为个体内在自我的梵。由此,语言分析支持了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统一是真实的,但世界的多样性并不是有待克服的谬误。
解脱并不消除个体自我。摆脱业与轮回之后,自我的知识得以不受遮蔽,它与至高主宰的关系也得以充分实现。虔敬与神恩是解脱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认识某种非人格实在的准备。在更广泛的室利毗湿奴派传统中,归依、侍奉,以及室利(即吉祥天女)所具有的中介意义,也得到了细致的阐述。
将这一立场称为“限定”不二论,并不意味着绝对者被削弱或打了折扣。“限定”所表达的是:真实的宇宙与真实的个体自我,本就是描述唯一之梵时不可分割的内容。这一立场与不二论的分歧,在于统一本身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不存在任何具有终极实在性的差别,还是包含依存于梵却不可化约的差别。
摩陀婆及其他主张真实差别的学说
活跃于十三世纪的摩陀婆阐述了二元吠檀多学说。在这一体系中,梵与有限存在者之间的区别是永恒的。他将至高且独立的实在认定为毗湿奴。其他一切实在都依赖这位至高神,但这种依赖并不消除差别。解脱所揭示的是个体与神之间的恰当关系,而非二者本为同一存在。
二元论著名的“五种差别”,指神与灵魂、神与物质、不同灵魂之间、灵魂与物质,以及不同物质事物之间的差别。这些差别并非无明的产物。正确的知识能够把握真实的区别,并认识到万物无不依赖毗湿奴。因此,摩陀婆反对不二论关于世界既非究竟真实、又非全然虚幻的解释,主张世界是真实的,具有差别的经验也是有效的。
有限的自我即使在解脱后也依然彼此有别。它们的自由与圆满有赖于神的恩典,而它们的本有能力也不尽相同。摩陀婆的传统还主张自我之间存在等级差异,这使它有别于那些认为解脱状态会消除一切实质差别的学说。该学派的神学将经典诠释与有关知觉、依赖关系,以及不可能将一切差别归结为谬误的论证结合起来。
其他吠檀多传统无法简单地放在商羯罗、罗摩奴阇与摩陀婆之间的一条线上加以定位。宁巴尔迦的学说通常被称为“差别与不差别”:自我与世界虽有别于梵,却又与梵不可分离,并依赖于梵。这类表述力图兼顾经典中宣示一体性的言论,以及以真实多样性为前提的陈述,而不一定将其中某一类陈述仅仅视为权宜之说。
生活于1479年至1531年的筏罗婆传授“清净不二论”(Śuddhādvaita),将至高的梵认定为奎师那,并将世界视为真实的显现,而非虚幻的叠加。与柴坦尼亚相关、并由后世作者系统化的高迪亚毗湿奴派神学,则提出了“不可思议的差别与不差别”(acintya-bhedābheda)。在这一语境中,梵可以指至高人格实在所发出的无差别光辉,而“薄伽梵”则指神性最圆满的显现。
这些学派使用共同的术语,却并未赋予每个术语相同的地位。“梵”既可以指完整的至高实在,也可以指人们藉以认识至高者的某一面向。因此,要进行准确的比较,就必须留意各传统内部术语的层级关系,尤其是梵、内住的神性临在与人格主宰之间的关系。
宇宙的依存性与其他哲学框架
形而上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梵如何能作为变化着的宇宙的根基,而自身却不成为有限且变化的事物?印度哲学的讨论区分了质料因与动力因:前者是构成某物的材料,后者则促成该物的产生。陶工与陶土就是一个常见的例子。吠檀多的若干学派认为,梵兼具这两种因的地位,但对这一主张的含义各有不同理解。
一种观点以真实的转变,即“转变说”(pariṇāma),来解释世界;另一种则采用表象转变的概念,即“幻变说”(vivarta)。在不二论中,梵并不会真正分裂或转变为有限的事物;变化属于依存于梵的现象层面。在罗摩奴阇的理论中,变化发生于构成梵之身体的依存性实在之中,并不损及内在于其中的神圣自我的圆满。因此,即使都承认梵是宇宙之因,各家对于究竟是什么在变化,仍存在重大分歧。
并非所有印度教哲学学派都以这一问题为出发点。古典数论将有意识的自我与原初自然区分开来,并不需要以梵作为二者的共同本源。瑜伽赋予自在天独特的地位;在帕坦伽利的《瑜伽经》中,自在天被描述为一种特殊的自我,而非简单等同于后期吠檀多所说的宇宙质料因。弥曼差派着重探讨吠陀的权威、祭仪义务以及对诫命的解释;其古典思想家并非一致认为,解释世界必须诉诸造物主。
其他传统则以不同的神学核心来界定终极实在。湿婆派诸体系可能将至高者认定为湿婆,而性力派诸传统则将女神或神圣力量视为终极实在。其中一些传统明确采用“梵”这一概念,并认为梵与意识及力量不可分离。这些传统并不因此就属于不二论的不同版本:对于神的能动性、显现以及多样性是否具有终极实在性,各传统看法不一。例如,神圣的女性存在并不必然是某个本已圆满的男性神祇的次级显现。
佛教哲学家通常否定许多梵—我理论所预设的恒常自我。中观对自性的批判,以及佛教对缘起的分析,并不是简单地用一个名称不同的绝对者取代梵。尽管某些佛教与吠檀多文献使用相同的论证或术语,但它们对于自我、知识和解脱的解释,仍可能存在根本对立。这些差异表明,将梵视为印度思想对存在的普遍解释,是有其限度的。
知识、观修与解脱
关于梵的知识,即“梵智”(brahmavidyā),传统上被认为不同于获取有关外在对象的信息。这里涉及的是认知主体自身的身份与存在状态。然而,各传统对于带来解脱的知识究竟主要是对不二性的认识、对至上人格者的直接觉知,还是与虔敬不可分割的圆满理解,意见并不一致。目标的性质决定了什么才算充分的手段。
不二论通常将修习描述为依次闻法、思辨与持续观修,即“闻”(śravaṇa)、“思”(manana)与“修”(nididhyāsana)。闻,是在具备资格的古鲁指导下,学习经典中的教言。思,是消解疑惑与表面上的矛盾。修,则是使理解稳固,以克服将自我等同于身心状态的根深蒂固的习惯。这些修习既不创造梵,也不把自我变成原本不是的东西。
不过,前期准备仍然重要。不二论的修习手册常常要求修习者具备辨别恒常与无常的能力,对有限的果报保持离欲,培养寂静、专注等自律能力,并怀有解脱的愿望。伦理行为与心智训练,是理解教义所需的条件。它们与知识的直接生起究竟有何关系,在这一传统内部一直存在争论。
有神论吠檀多赋予巴克提不同的、且往往具有终极地位的意义。礼拜、忆念、诵念与奉事,表达了有限自我与至高主宰之间真实的关系。它们并不必然要在获得所谓更高的、非人格的真理之后被抛弃。在罗摩奴阇的传统中,持续的虔敬与归依是在神恩的框架下得到解释的;在摩陀婆的传统中,对自我与毗湿奴之间差别的正确认识,则为虔敬提供指引。因此,即使仪式与观修实践在外在形式上有所重合,其教义含义也各不相同。
不二论还区分了在世时的解脱,即“生前解脱”(jīvanmukti),与肉身存在终结时的解脱。知识消除了无明,但身体仍可能凭借已经开始发生作用的业力继续存在。有神论各派则更常以持久的相契、奉事或享受神的临在来描述解脱,而不认为个体身份会因此丧失。
因此,关于梵的论述不能被简化为对通过冥想获得的非寻常体验的报告。暂时的状态有生有灭,而梵则被认为是不受条件制约的。各传统依据经典、推理与传承的教导来评判体验,但对于这些体验能够证成什么,彼此存在分歧。它们的修习属于系统发展的知识论与解脱论,而不仅仅是产生意识改变状态的技巧。
现代诠释与比较哲学
自十九世纪起,梵在世界各地对印度思想的论述中占据了显著地位。改革运动、翻译活动、殖民地教育机构,以及与基督教神学和欧洲哲学的接触,改变了讨论这一概念的语境。成立于1828年的梵社以《奥义书》为思想资源,阐述对唯一至上实在的崇拜,并批评某些沿袭下来的宗教实践。其诠释属于现代印度教改革的一部分,而非对前现代各吠檀多学派观点的简单重述。
维韦卡南达于1893年在芝加哥世界宗教议会上发表演说,以强调灵性普遍性与人的神圣本性的语言,向国际听众介绍吠檀多。他的论述将非二元思想带入了有关社会服务、科学文化和宗教多元主义的讨论。萨瓦帕利·拉达克里希南的哲学著作同样推动了对《奥义书》和吠檀多的唯心主义诠释,使其在英语学术界和公共讨论中产生了影响。
这些阐述扩大了人们接触相关思想的机会,但有时也助长了一种假设,即所有印度教传统最终都归结于同一个非人格的绝对者。这掩盖了一些思想家的反对意见:对他们而言,具人格的至上者并不是向宗教想象作出的较低层次的让步。这种假设也淡化了不同《奥义书》文本之间,以及以毗湿奴、湿婆或女神为中心的各传统之间的差异。因此,现代学术研究往往将历史上梵理论的多样性,与声称这些理论表达了某种永恒不变的宗教哲学的主张区分开来。
将梵与新柏拉图主义、巴鲁赫·斯宾诺莎和德国唯心主义相比较,可以澄清某些具体问题,但也可能带来误导性的预期。梵与普罗提诺的“太一”都可以被视为超越通常谓述方式的终极本原,但两者对流溢、自我性和知识的说明并不相同。斯宾诺莎的单一实体为讨论依存关系与统一性提供了比较对象,但他的属性和样态概念并非不二论各种区分的简单翻版。“泛神论”“万有在神论”“一元论”和“有神论”等术语,只有在明确其具体含义时才有用。
将梵译为“意识”也需要谨慎。在不二论中,意识通常不是指不断变化的心理事件之流、个体心灵,或大脑的一种可测量属性。因此,将其直接等同于当代心灵哲学中的理论是有问题的。同样,声称现代量子力学证明了梵的存在,是将一种数学化的物理理论与形而上学及经典中的主张混为一谈。当代哲学讨论转而考察更为确切的问题:非二元觉知这一概念是否自洽,不变的实在如何与变化相关联,经典证言能够为哪些主张提供正当依据,以及个体性在一个包罗万有的终极实在之中能否仍然真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