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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法是印度宗教与哲学中的一组概念,涵盖正当行为、维系秩序、精神教导及经验的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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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南亚宗教、哲学和法律传统中的核心概念。这个词源自梵语,可以指维系世界的秩序、恰当的生活方式、权威性的教导、道德或宗教义务,也可以指事物的固有本性。在印度教、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中,这个词的相关形式各自发展出了独特的含义。巴利语的 dhamma、普拉克里特语的 dhamma 和旁遮普语的 dharam,都属于这一广泛的语言与概念发展史的一部分。没有任何一个英语单词能够充分表达它的全部含义。

法之所以重要,部分原因在于它将现代分类中往往彼此分开的领域联系起来:宗教、伦理学、法律、社会义务、精神修行,以及对实在的阐释。然而,不应将它的各种含义归并为所有印度传统共同奉行的一套普遍教义。印度教关于与社会处境相适应的义务的讨论、佛教对诸现象的分析、耆那教对运动媒介的论述,以及锡克教关于诚实生活的教导,虽然使用了相关的词汇,却分属于差异显著的思想体系。

语言、词源与早期发展

梵语名词 dharma 源自动词词根 dhṛ,意为“持有”“支撑”或“维系”。这一词源有助于理解后世为何将法描述为维系个人、社会或世界的力量,但它并不能决定这个词在历史上的每一种用法。在日常及专门用途的梵语中,这个词可以指规则、既定惯例、义务、美德、教导、属性或构成要素。因此,理解其含义时,语境、语法上的单复数以及文本类型都至关重要。讨论“某物之法”时,所指的可能是该事物的特有属性,而非道德义务。

吠陀中已经出现了这一组词汇的早期形式和用法。在《梨俱吠陀》中,与之相关的名词 dhárman 常以表示根基或既定法则的形式出现,属于描述神圣秩序与宇宙稳定性的词汇。它与 梨多 的含义有所重叠,但并不相同;后者指宇宙有序的运行,以及仪式和行为的正当安排。早期吠陀宗教并未提出一套定义系统而统一、能够涵盖法在后世所有含义的学说。随着仪式、社会制度和思辨思想的发展,这个词的不同含义在不同时期受到的重视也有所变化。

在后期吠陀文献中,关于如何维系世界的问题,日益与人间权威和责任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广林奥义书》1.4.14 将法描述为凌驾于王权之上,并将其与真实相联系。这段文字的重要性在于,法并不仅仅意味着统治者施加的秩序,也可以代表约束统治者的准则。奥义书还将伦理修养、学习、祭祀和出离,纳入对终极实在与解脱的更广泛探究之中。

到公元前一千纪中叶,出家修行者与导师群体开始以相互竞争的方式使用同一词汇体系。婆罗门传统的作者以吠陀的权威为依据阐述义务,而佛教和耆那教传统则将各自的教导与实践称为 dhamma 或 dharma。使用同一个词,并不意味着这些传统在吠陀的权威、恒常自我的存在,或摆脱轮回的途径等问题上持有一致看法。这个词提供了一套共同词汇,使不同传统得以阐明各自认为具有权威性的理解世界与生活的方式。

现代英语的各种译法反映了这种多样性。“义务”(duty)能够表达其规范性用法,却无法涵盖佛教中指称现象的用法;“宗教”(religion)适用于某些现代语境,却可能掩盖其法律与习俗层面的含义;“法律”(law)则可能使人误以为存在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中央立法机制。在某些哲学段落中,译为“本性”(nature)或“属性”(property)较为合适,而在佛教语境中,往往以“教法”(teaching)更为妥当。保留原词不译,可以维护这些含义之间的区别,前提是说明它在具体语境中的意思。

印度教规范、社会义务与法学

在婆罗门教传统中,法逐渐发展为一套广泛论述正当行为、合法权威、社会关系及行为后果的话语体系。其文献形式包括以简练散文写成、与吠陀各学派相关联的法经,以及篇幅更长、通常称为法论的韵文典籍。现存阿波斯檀跋、乔答摩、菩陀衍那和婆私吒的法经,一般被认为成书于公元前一千纪后半叶,但其确切年代及文本内部各层次的先后关系仍有争议。较晚的著作包括摩奴法论和《耶若婆佉法论》。

这些典籍讨论的内容,远远超出当今许多语境中归入宗教教义的范畴。其主题包括教育、婚姻、继承、仪式义务、获准从事的生计、饮食禁忌、赎罪、君王职责、债务、财产及司法程序。一种常见的编排方式将内容分为三类:ācāra,即正当行为与既定惯例;vyavahāra,即争讼与法律程序;以及 prāyaścitta,即对过错的赎除。这些类别虽有交叠,却表明法既不只是私人道德,也不是狭义的刑法体系。

规则的权威依据本身也是探究的对象。法类典籍通常将吠陀、传承下来的权威传统(即 smṛti,忆传),以及博学者或典范人物的行为,列为法的渊源。有些表述还承认,在特定条件下,内心的认可或良知也可作为依据。这些渊源并不总是彼此一致。因此,注疏家发展出一系列方法,用以调和表面上相互冲突的规则、评判习俗,并确定哪些义务适用于具体情形。弥曼差派提供了影响深远的诠释方法,尤其有助于理解诫令及吠陀语言的权威性。

一种主要的组织框架是 varṇāśramadharma,即种姓与人生阶段之法:与社会分类(varṇa,瓦尔那)和人生阶段(āśrama,期)相联系的义务。四瓦尔那模式区分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同时将许多社群排除在这一体系的优越地位之外。人生阶段模式最终区分为梵行期、家居期、林栖期和遁世期。这些都是规范性的建构,而非对历史上每个社群的如实描述。实际的社会组织形式因地域、职业、世系和政治环境而存在显著差异。

法类文献也承认一些被视为普遍适用的义务,包括诚实、自制、慷慨和不伤害,尽管具体列举的内容及其适用条件各不相同。这带来了一个长期存在的诠释问题:普遍德行应如何与依据身份或处境而规定的义务相协调?这些典籍有时准许统治者或武士采取在其他情况下会被禁止的行动。它们还讨论 āpaddharma,即危难时的法,指紧急情况下获准采取的行为,例如在严重困境中从事通常受到限制的生计。这些规定表明,即使作者维护持久的等级秩序与权威规则,具体情境仍是这一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印度教文献中的伦理冲突、行动与解脱

梵语史诗将如何辨明法这一难题置于叙事的核心。摩诃婆罗多在公元纪元前后的数百年间逐渐成形,其中的人物反复陷入各种正当义务彼此冲突的处境。忠于亲族、服从长辈、诚实不欺、承担政治责任以及保护他人,并不总是导向同一种行动。史诗屡次形容法微妙难辨,表明问题在于如何判断,而不只是缺乏规则。

坚战的行为尤其重要。他执着于真实与合乎法度的王权,却也作出带来苦难、需要解释或赎罪的决定。赌局的叙事揭示了王室惯例、个人责任与被当作财产之人的地位之间的张力。黑公主质问:一个已经把自己输掉的人,是否还能拿妻子下注?这一问题将一件看似只关乎程序的事,转变为关于权威与正当性的争论。史诗并未把每一场这样的争论都归结为一个毫无争议的答案。

嵌入《摩诃婆罗多》中的薄伽梵歌,以阿周那拒绝与亲族和师长交战为背景展开教诲。黑天的回应将“自法”(svadharma),即个人应尽的本分,与自律的行动、知识和虔敬联系起来。经文在第3章第35颂及第18章第47颂两次强调,即使履行得不够完善,尽自己的本分也胜过圆满地履行他人的本分。在对话的语境中,这涉及阿周那作为战士的责任;同时,它也被纳入一种更广泛的论述之中,即行动而不执着于行动的结果。

这里的法并不等同于人生的终极目标。一种影响广泛的体系提出四种“人生目的”(puruṣārthas):法、物质财富与权力,即“利”(artha)、欲望与享受,即“欲”(kāma),以及解脱。不同文献对四者关系的看法各异。有些将法视为规范正当求利与享乐的准则;另一些则探讨,追求解脱是否要求人超脱于日常的社会角色。因此,出家弃世的理想为这些传统带来了结构性张力,因为它们同时也认为,居家生活是维持社会与仪式延续所必需的。

各哲学流派对于为何应当履行规定的行为,提出了不同解释。弥曼差派强调吠陀的诫命,以及正确履行行为所产生的效力,其中也包括无法即时观察到的结果。吠檀多各传统则争论行动、对梵的认识与解脱之间的关系。在与巴克提相关的虔敬传统中,侍奉并归依神祇,可以重新界定传承而来的义务的意义。《薄伽梵歌》第18章第66颂中舍弃一切法、归依黑天的教诲,对后世诠释者尤为重要。对此,他们看法不一:这究竟是对仪式义务作出限定,还是改变了这些义务的基础,抑或表达了一种更高层次的、对神恩的依赖。

佛教中的法:教导、修行与证悟

在佛教中,法(巴利语作 Dhamma)最主要是指释迦牟尼的教导,以及这些教导所阐明的真理。法与佛、僧伽共同构成佛教徒皈依的三宝。这一用法所涵盖的,并不只是一组命题。法可以指传承下来的教导、践行这些教导的修行,也可以指通过修行而显明的、使人解脱的实相或认识。

收录于巴利三藏的早期经文,将法与对苦及其止息的阐释联系起来。四圣谛指出苦、苦的起因、苦的止息,以及通向苦止息的道路。八正道则具体列出理解、意向、言语、行为、生计、精进、正念和禅定等相互关联的修行要素。这些并非仅仅是被认为出自造物主的诫命,其理据建立在对渴爱、无明和行为如何使苦持续的解释之上。

缘起学说为这一解释提供了一种尤为重要的表述。经验与各种过程依赖条件而生起;改变相关条件,其结果也会随之改变。因此,法兼具描述与实践两个层面:既关乎苦如何生起,也关乎苦如何止息。在这一框架内,道德行为、冥想与智慧相互配合,而非彼此独立的宗教活动。这一分析也与业相关;在早期佛教教导中,业尤其是从有意的行为及其后果来理解的。

早期经典还区分了对教导的执著与对教导的善巧运用。《中部》第22经《蛇喻经》中的筏喻,将教导比作渡水的工具,而不是在完成用途后仍须随身携带的物品。这并非否定法的权威,而是告诫人们,不应以妨碍教导发挥其预期作用的方式执取教导。同样,传统上对法的描述强调,法可供检验,也可由个人亲自证悟;与此同时,佛教群体也依靠教导、经典传承和既有的诠释传统。

在上座部佛教传统中,一种常见的区分是将法分为教理的学习(pariyatti)、教法的实践(paṭipatti)以及其目标的证悟(paṭivedha)。大乘佛教传统同样通过经典、修行和证悟来理解法,但也承认更多经籍,并强调菩萨道。金刚乘则将密续教导和仪轨方法纳入佛教的解脱体系。这些传统在权威经典和修行方法上虽有差异,却都以“法”这一概念,将教导、持守戒律的行为与无明的克服联系起来。

佛教哲学中作为现象的诸法

佛教中“法”的另一项主要含义,在复数形式中体现得尤为清楚:诸法(dharmas)指现象、要素或分析对象。这个词可以涵盖感官性质、心理事件、物质过程,在某些体系中还包括无为的实在。不应一概将其译为“事物”,因为许多佛教分析着重于事件与关系,而非持存的实体。这个词也并非每次出现都指某套正式哲学分类中的一项;在早期论述中,它的含义往往更为宽泛。

阿毗达磨诸传统将教义整理为对经验的细致分类。其目的不仅是罗列世界中的事物,更是要辨明认知、情感、行为与苦如何生起。一个觉知刹那可以被分析为识及与之相应的心所,例如受、想、作意或思。这些分类有助于区分善、不善及伦理上无记的过程,也提供了一种解释相续的方式,而无须假定存在恒常不变的人格实体。

不同部派发展出了不同的本体论。成熟的上座部阿毗达磨将究竟实在区分为心、心所、色法与涅槃四大类。人们常引用的五十二心所之说,属于其发展成熟的经院体系。在印度北部颇具影响的说一切有部主张,诸法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世皆存在,但其作用随时间条件而异。批评者则质疑,这一理论是否成功解释了变化以及因果作用。

这些论争与无我和无常密切相关。将人分析为诸法,可以表明,看似统一的个人其实依赖于不断变化的身心过程。然而,这也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否定了作为实体的个人之后,是否仍留下了一些作为实体的基本要素?与公元二至三世纪前后的龙树相关的中观,质疑任何现象具有独立的内在存在,即“自性”(svabhāva)的主张。中观通过空性将现象理解为依缘而有,而非以自身为存在根据。

空性并不意味着一切都不起作用,也不意味着所有陈述都同样有效。中观区分世俗层面的解释与关于究竟基础的主张。行为、苦与因果关系即使不具有独立自性,在世俗层面仍然可以得到合理理解。瑜伽行派诸传统则通过分析认知、表象以及主客体之分来探究相关问题,不过,其文本与后世诠释各有差异。贯穿这些论争,作为解脱教导的“法”与作为分析对象的“诸法”始终相互关联:对现象的恰当理解,被认为能够转化执著与无明,而不仅仅是提供一份理论上的分类清单。

耆那教的法:行为、净化与运动的媒介

在耆那教中,法既有伦理与宗教层面的含义,也在形而上学中具有独特的技术含义。作为教导与正当行为,法关乎众生如何摆脱业的束缚,获得解脱。耆那教传统承认先后出现过二十四位渡津者(Tīrthaṅkara),这些导师为众生开辟了超越轮回的渡口。第二十四位渡津者大雄的生活年代通常被置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但各传统及历史重构对其生卒的具体年代有不同看法。

耆那教对束缚的解释与佛教有显著差异。生命个体,即 jīva(命),是持存的、有意识的实体;在激情及其他条件影响下的活动,会使业物质与之结合。解脱需要阻止新的业流入,并清除已经积聚的业。相传由乌摩斯伐底(Umāsvāti,又称 Umāsvāmin)所著的《真理证得经》(Tattvārthasūtra),在开篇的经句中将正信或正确理解、正知与正行确立为解脱之道。实践意义上的法属于这一整套修行体系,而不只是道德行为。

阿希莎(非暴力),即不施暴或不伤害,占据着核心地位。耆那教伦理所关怀的对象不局限于人类和常见动物,而是延伸到广泛的生命形态。出家者的誓戒要求格外严格的约束,在家者的誓戒则将相关原则调整为适合家庭生活的形式。五大誓戒涉及不伤害、不妄语、不偷盗、节制性行为和不占有。具体践行时,还须区分行为的意图、疏忽程度、伤害程度,以及在家群体与出家修行群体各自的实际责任。

然而,技术术语 dharmāstikāya(法体)并不指道德上的德行。它指运动的媒介或条件,是古典耆那教宇宙观中的基本实体之一。与之相对的 adharmāstikāya(非法体)则是静止的媒介。在这里,这两个术语都不应被理解为道德判断:这一用法中的 adharma(非法)并不意味着邪恶。运动的媒介使运动中的实体得以运动,但本身并不提供推动力,正如传统上以水为喻,说明水使鱼得以游动。

这些实体有别于空间、物质、生命个体和时间。法与非法遍布有众生居住的宇宙领域,即 loka(世间),却不延伸至其外部无限的空间。它们的作用有助于解释,为何运动以及具有形体的生命都存在于一个有边界的宇宙之内。这是耆那教宇宙论的一项特征,而不是现代物理学中某一特定概念的早期对应物。伦理意义上的法与法体之间的对照尤其具有启发性:即使在同一传统内部,同一个语言成分也可能属于不同的解释体系,不能贸然用其中一种含义替换另一种。

锡克教的法与真实的生活

在锡克教传统中,旁遮普语形式的“法”(dharam)属于一套围绕诚实行事、责任、虔敬,以及在神圣实在之下安排生活的词汇体系。锡克教古鲁所承袭的语言文化世界,融合了梵语、北印度本土语言和波斯文化圈的宗教表达。因此,dharam 可以指宗教、正义、义务或道德秩序,但具体含义取决于所在的段落及其神学语境。它并不只是婆罗门教规制换了名称后的延续。

古鲁·纳纳克生于1469年,卒于1539年,他强调真理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保存在古鲁·格兰特·萨希卜中的一句著名诗偈,将真实地生活置于抽象意义上的真理之上。在《贾普吉经》(Japjī)中,大地被描述为 dharamsāl,即践行法的场所或领域。这一意象将精神意义置于具身的存在、人的行动和现实世界之中,而不是仅仅把日常生活视为必须摆脱的障碍。

法与 hukam(神的秩序或命令)以及对神圣之名的忆念相联系。锡克教教义既不将正当行为与虔敬割裂,也不认为仅凭外在的宗教遵行便已足够。诚实劳动、分享资源和服务他人,是其宗教生活中反复出现的表现形式。公共食堂制度为服务与共同参与提供了具体形式。它的宗教意义不仅在于分发食物,也在于围绕备餐、供餐和用餐展开的共同实践。

居家生活在这一框架中占有重要地位。锡克教传统通常不把脱离家庭和工作视为取得精神成就的必要条件,而是将伦理实践置于人际关系和物质生活的责任之中。经典对以出身为傲以及徒具外表的仪式的批判,也使这种对法的理解有别于那些由世袭身份决定谁能优先获得宗教价值认可的体系。不过,这些教义仍须与不同历史背景下锡克教社群多样的社会实践加以区分。

后来的锡克教制度将宗教修持与集体责任及政治处境联系起来。17世纪,古鲁·哈尔戈宾德提出世俗权威与精神权威的理念,通常以 mīrī-pīrī 表述;1699年,古鲁·戈宾德·辛格创立卡尔萨。这些发展塑造了关于义务、服务和防卫的概念与表达。Dharam yudh 指为正义而进行的斗争或战争,对它的论述应放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与规范性语境中理解;这并不意味着每一处 dharam 都成了军事概念。在现代旁遮普语中,dharam 也常用来表示宗教归属,这一用法与其伦理和神学含义并存。

王权、公共秩序与传播的地理格局

法一再为政治权威提供表述的语言,却并未由此产生单一的政治制度。婆罗门传统对“王法”(rājadharma,即君王之法)的讨论,将保护、刑罚、裁判、赋税与秩序维护结合起来。统治者应当维护某种准则,而这一准则不能仅仅等同于其个人好恶。然而,对于传承下来的规范、实际治国之术、地方习俗,以及治理所必需的强制权力之间应如何取得平衡,各种文献的看法并不一致。

公元前三世纪在位的孔雀王朝皇帝阿育王的铭文,为法在公共领域的运用提供了尤为充分的史料。他的敕令使用 dhamma 一词的不同形式,倡导尊敬父母与长辈、慷慨施与、节制杀生,以及各宗教群体之间相互体谅等行为。《第十三号大摩崖敕令》将他对法的关切与征服羯陵伽所造成的苦难联系起来。这些铭文是当时的王室文书,因此对于古代统治者如何运用这套语汇,提供了罕见的直接证据。

阿育王在公共领域倡导的法,受到其佛教信仰的影响,但不应将其中每一处表述都视为对佛教教义的完整阐释。若干铭文谈论的是更广泛的伦理行为和群体间关系,而非禅修或僧团修行的具体内容。《第十二号大摩崖敕令》劝诫人们在赞扬自身群体、贬低其他群体时有所克制。另一些铭文则更明确地提及佛教人物、典籍或机构。区分普遍性的帝国伦理与明确针对佛教的护持,对于解读这些史料至关重要。

佛教传统还发展出了“法王”(dharmarāja)与“转轮王”(cakravartin)的理想:前者是依循法或护持法的统治者,后者则是建立秩序的普世君主。轮成为一种有力的象征,将君主权威与佛陀的“转法轮”联系起来,尽管这一象征在宗教与政治中的用途并不相同。现代印度国旗上的二十四辐轮,以鹿野苑石柱柱头上的阿育王法轮为原型。这种运用是将古老象征置于现代宪政国家之中,而非恢复某种古代王职。

在南亚以外,统治者与各类机构通过佛教和印度教的传播网络,采用了与法相关的语汇。东南亚的梵文铭文与王室称号,将统治的正当性与宗教功德、保护及秩序联系起来。在斯里兰卡和东南亚大陆,佛教典籍与机构将王权同对僧团的护持相联系;在源自巴利语的用法中,被称为 dhammasattha 的法律汇编,则将规范性材料加以调整,使之适应当地情境。这些发展都涉及地方的法律传统与政治需求,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一套统一的印度法典向外输出的结果。

翻译、现代重新诠释与比较运用

佛教典籍在不同语言之间的传播,为 dharma 形成了一系列沿用至今的对应译词。汉语译者通常使用“法”(fǎ),这个字也可表示法律、典范或方法。同一个字在日语中读作 hō,在韩语中读作 beop。藏语译者则通常使用 chos。这些对应译词衍生出了丰富的专门术语:“佛法”“法界”“法身”和“传法”所指的,并非教义或修行的同一方面。

翻译也重塑了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在东亚佛教中,传法逐渐与传承谱系的认可及延续联系起来,尤其是在中国禅宗和日本禅宗中。dharmakāya,即佛的法身,属于佛教关于觉悟与成佛的论述,而非法律或社会义务的范畴。即使同一个“法”字被用来翻译梵语原词的多种含义,包含“法”的汉语复合词仍可借助搭配的词语保留这些区别。因此,法的历史也是一部翻译与概念调适的历史。

欧洲语言中的诠释带来了另一组影响因素。在英国殖民统治下,行政官员和学者依据梵语文献,并选取某些学识权威的意见,建构了后来所谓的“英印教法”。纳撒尼尔·布拉西·哈尔赫德的《印度教法典》于1776年出版,其英文译本转译自一部梵语汇编的波斯语译本。威廉·琼斯于1794年出版了《摩奴法论》的英译本。这类工作使某些文本在殖民地司法行政中获得了突出地位,但不能据此认为,这些文本在殖民统治之前的南亚各地都曾得到统一执行。

现代印度教运动也重新塑造了这套词汇。Sanātana dharma,即“永恒之法”,逐渐成为印度教宗教传统的重要称谓,尽管这一表达在更早的文献中已有先例。改革者、传统主义者和政治运动对法的运用各不相同:它可以指普遍伦理、承袭下来的宗教秩序、公共责任的基础,或集体身份的标志。因此,现代以 dharma 或 dharam 指称一种边界明确的宗教,这种用法虽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却并未涵盖其早期的全部含义。

佛教现代主义者有时也将法(Dhamma)表述为一种伦理性、理性的教导,相较于其他佛教传统,较少强调宇宙观或仪式。B. R. 安贝德卡尔的《佛陀与他的法》于1957年在他去世后出版,该书从道德、社会关系以及克服种姓不平等的角度诠释佛教。这是一种独具特色的现代重构,而不是对历史上各个佛教宗派的中立复述。

将法与自然法、德性、义务或宇宙之“道”相比较,有助于阐明它的某些方面,但每一种比较都有其局限。自然法无法涵盖佛教中复数形式的“诸法”;义务无法解释耆那教中作为运动媒介的法;宗教也无法囊括法在古典法律与习俗中的全部用法。在学术论述中,恰当的研究单位往往不是孤立的“法”,而是置于其语言和历史传统之中的某个具体复合词、段落、制度或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