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成肉身是基督教的一项教义,认为上帝永恒的圣子,即圣言,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人。按照这一教义的经典表述,公元一世纪在犹太地区度过人类一生的那一位,与作为圣子而永恒存在的那一位,是同一位格。因此,这项教义所宣称的,不只是神的启示、先知的权威,或神明暂时以人的形态显现,而是在不舍弃神性的前提下,真实地作为人而存在。
这一术语源自拉丁语 incarnatio,意为“成为肉身”,与《约翰福音》1:14中“道成了肉身”的表述相呼应。它处于基督教关于上帝、人类及救赎之教导的交汇处。对这一教义的诠释,影响了三位一体教义的形成、早期教会大公会议的决议,以及基督教各教派之间延续至今的分歧。它也引出了有关同一性、具身存在、知识、自由,以及永恒与时间之关系的哲学问题。
尽管在宗教比较的语境中,“道成肉身”有时也被用来指其他宗教中神明的显现,但它在基督教中的特定含义,取决于这样一个主张:一个神圣位格取了完整的人性。这一主张既不同于轮回转世所指的一连串有形体的生命,也不同于仅以比喻方式将某人描述为某种理想的化身。
圣经依据与早期诠释
新约以多种方式表述耶稣与上帝的关系,而非为道成肉身给出单一的专门定义。新约各卷将他描述为弥赛亚、上帝之子、主、上帝的形象以及道。后来的教义表述将这些描述整合为系统的论述,但“位格”“本性”和“位格结合”等术语主要属于后世神学辩论的范畴。
最明确的圣经依据是约翰福音的序言。《约翰福音》1:1称,道在“太初”就已存在,“与上帝同在”,并且就是上帝;1:14则说,这道成了肉身,住在人间。这里的“肉身”不只是指身体这一外在躯壳,而是指人类生命脆弱、必死的处境。因此,这段经文将先存、神圣身份与在历史中成为肉身联系起来。其措辞也呼应了犹太传统中关于神圣智慧、上帝创造万物的话语,以及上帝居于以色列子民中间的观念。
与使徒保罗有关的书信提供了其他重要表述。《腓立比书》2:6–11描述基督原有“上帝的形象”,却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经历死亡,随后被升为至高。这段经文是否引用了一首更早的赞美诗,至今仍有争论,但其中所呈现的过程成为后世论述上帝自我降卑的核心。《加拉太书》4:4说,上帝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罗马书》8:3则说,圣子奉差遣,“成为罪身的形状”。这些经文将成为肉身与从罪中得救联系起来,而不是把它视为孤立的形而上学事件。
《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叙述了耶稣因圣灵而受孕、由马利亚所生的经过。这些叙事为基督教关于耶稣的童贞女生育的教导提供了依据,但童贞女生育与道成肉身并非同一教义:前者关乎受孕的方式,后者则关乎成为人的是谁。其他经卷强调基督具有肉身这一存在的真实性。《希伯来书》第2章将他同有血肉之躯与他同所拯救之人认同、共担处境联系起来,4:15则描述他曾受试探,却没有犯罪。《约翰一书》坚持必须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而来的。在反驳那些认为基督的人性只是表象的诠释时,这类经文尤为重要。
从使徒宣讲到尼西亚会议的定论
在二、三世纪,基督徒逐渐更精确地阐述:耶稣如何能够具有神性,而基督教又如何仍然坚守一神论。他们的论辩以经文诠释、敬拜实践,以及希腊罗马思想文化中的概念为依据。与柏拉图、斯多葛学派以及后来的新柏拉图主义相关的术语,为讨论上帝的超越性和理性秩序提供了思想资源;不过,基督教作者对这些概念进行了改造,而非直接接受某个既有的哲学体系。
二世纪的作者殉道者查士丁将基督描述为神圣的逻各斯,上帝藉着他创造万物并启示真理。同世纪稍晚时期活跃的里昂的爱任纽,则强调创造与救赎的统一。针对那些将至高的上帝与创造者分离,或认为物质性存在与救恩根本不相容的教导,他坚持圣言确实成为了人。他以“重归于一”的论述,将基督描述为重新承接人类历史,以顺服扭转亚当的悖逆,并引领人类走向其原本应有的圆满。
几种相互竞争的立场凸显了争论的关键所在。幻影说涵盖多种不同倾向,它们否认或削弱基督肉身受苦的真实性,有时将他显现为人的形象视作幻象。嗣子论的解释则认为,耶稣是一个受到上帝特别拣选或赋予能力的人,而非一位先已存在、后来成为人的神性位格。另一些论述则过分强调父与子的同一,以致可能抹去两者之间的区别。这些立场虽有显著差异,却都促使人们进一步澄清:那位降生并受苦者究竟是谁。
四世纪与阿里乌主义相关的争论,聚焦于子与父的关系。阿里乌主张,子并不具有父那种无始的神性存在。325年的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确认,子是“受生而非受造的”,并且与父 homoousios,即同质。会议直接处理的议题并非关于基督人性的完整理论,但其决定确立了一个关键前提:那位成为人的,并不是介于上帝与世界之间的受造物。
亚历山大的亚他那修将这一前提直接与救恩联系起来。他论证说,如果圣言本身也是受造物,就无法在救恩所要求的意义上传递神圣生命。因此,四世纪的神学将道成肉身与三位一体教义视为相互关联的教义。传统上与381年君士坦丁堡会议相联系的信经,将子的降临、藉圣灵与马利亚而道成肉身、被钉十字架及复活,置于同一个救恩叙事之中。
大公会议与位格、本性的表述
圣子完全的神性得到确认之后,争论的焦点日益转向他人性的完整性,以及他自身的统一性。老底嘉的阿波里拿留提出,神圣的圣言在基督里取代了人的理性心灵。他的本意是维护基督的统一性,但批评者认为,这使基督缺少了完整的人性。纳齐安的格列高利以一条原则概括了核心反对理由:凡未被取纳的,就未得医治。人的理性生活若要分享救恩,就必须被纳入道成肉身之中。
聂斯脱里自428年起担任君士坦丁堡牧首,围绕他的争论涉及如何区分神性与人性,而又不把基督分成两个行动主体。亚历山大的区利罗主张以诞神女称呼马利亚,意即“生育上帝者”或“上帝之母”。这一称号并不是说马利亚是神性的起源,而是说,由她所生的那一位就是神圣的圣言本身。431年的以弗所公会议谴责了聂斯脱里。不过,要准确理解他本人的教导及其与后来东叙利亚神学的关系,就必须作出一些细致区分,而过去论战中使用的标签往往掩盖了这些区别。
451年的迦克墩公会议提出了最广为人知的经典表述。会议宣认,同一位基督具有完全的神性与完全的人性,“在二性之中”被认识,不相混乱、不相改变、不相分割、不相分离。前两项限定排除了神性与人性相互融合或转化为第三种事物的可能;后两项则排除了将基督分为两个位格的可能。按神性而言,基督与父同质;按人性而言,他与人类同质,只是没有罪。因此,这一结合既不是混合,也不是各自独立存在的主体之间的联盟。
迦克墩公会议并未终结分歧。如今被称为东方正统教会的诸教会拒绝了会议的表述,却仍坚持道成肉身的圣言具有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它们特有的合性论用语源自区利罗,所说的是一个结合为一的、道成肉身的本性,不应简单等同于人性被神性吸收。东方教会则发展出自身的东叙利亚术语体系。现代普世教会运动中达成的协议已确认,各方存在广泛的共同基础,但在术语、会议权威以及历史上的接受情况等方面,分歧依然存在。
后来的大公会议探讨了这一结合所带来的含义。553年的第二次君士坦丁堡公会议进一步强调基督位格的统一性。680—681年的第三次君士坦丁堡公会议反对基督一志论,确认基督具有神、人两种本性的意志和两种本性的运作。人的意志并未因与圣言结合而被废除。这一决议使真正属人的能动性,而不只是肉身上的人性,成为教会所传承教义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神圣者具身的形而上学
这一古典教义通常称为位格联合,即神性与人性在同一个自立体(hypostasis),也就是同一个位格中的联合。在这种用法中,“位格”指行动并经历各种体验的具体主体,而“本性”则指这一主体是什么,以及这类存在所具有的相应能力。基督并非一个神圣位格与另一个人类位格的结合。相反,永恒的圣子借着完整的人性来生活,而这一人性在他里面获得位格性的自立存在。
这一区分产生了一套独特的述谓理论,传统上称为属性相通。属于任一本性的属性,都可以归于同一位格,前提是明确这种归属是以何种方式成立的。因此,“上帝受苦了”可以被接受,因为它所表达的是神圣的圣子在人性中受苦;但在关于上帝不受苦性的古典论述中,“神性受苦了”则遭到否定。同样,玛利亚可以被称为“上帝之母”,因为她所生的那一位是上帝,而不是因为神性通过她才开始存在。这一规则涉及的是主体的同一性,而不是把一种本性的所有属性都转移到另一种本性上。
核心的哲学难题在于,神的属性与人的属性似乎互不相容。传统上,上帝被描述为永恒、全知且不依赖身体条件的存在;人则处于时间之中,通过经验学习,并且身体容易受到伤害。如果只是断言基督在同一方面既知道又不知道同一件事,就会违反通常的逻辑学原则。古典神学家转而区分各项述谓所适用的不同方面:就神性而言的知识,并不等同于通过人的理智运用的知识。这种策略避免了直接的形式矛盾,却留下了进一步的问题:这两种生命方式如何同属于一个主体?
中世纪神学进一步阐述了这样一种主张:基督的人性是完整的,却不构成一个独立存在的人类位格。后来的术语常将这种人性描述为“在位格内自立的”(enhypostatic),即在圣言中获得位格性的自立存在。其用意不是否认人的个体性或心理生活,而是要区分具体的人性与独立自存的人类主体。这一区分在哲学上能否成立,仍是宗教哲学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当代研究采用了不同的模型。有些区分两种意识范围或认知通达范围;另一些则探讨神的自我限制,或通过关系与行动来理解人格同一性。这些方案与心灵哲学及有关人格同一性的争论相互交织,但没有哪一种是从迦克墩会议的定义中必然推导出来的。这一大公会议的信仰表述,更明确地划定了哪些主张可以接受的界限,却没有同样明确地给出一种心理机制,来解释道成肉身的神圣生命如何运作。
救恩、人性与中世纪的阐释
道成肉身与基督教对人类为何需要救恩、救恩如何实现的解释密不可分。教父著作常以必死、败坏、与上帝疏离以及意志失序来描述人类的困境。按照这种理解,圣言取了人性,本身就是一种使人复原的行动:神圣的生命进入了那需要医治的处境。十字架与耶稣复活并非次要的附加事件,而是圣子成肉身后的生命历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
亚他那修认为,道成肉身回应了人类的败坏,以及人类可能丧失对上帝之认识的危机。他那句经常被引用的话——圣言成为人,为使人能够成为神——表达了神化这一主题。在东正教中,这并不意味着受造物变得与上帝的本质完全相同,而是指人在恩典中分享神圣的生命,同时仍保有创造者与受造物之间的区别。道成肉身确立了位格上的结合,使这种分享成为可能。
西方中世纪神学家提出了进一步的解释。坎特伯雷的安瑟伦在十一世纪末写成的《上帝为何成为人》(Cur Deus Homo)中,从罪与补赎的角度探讨上帝为何成为人。人类本应顺服上帝,却未能履行这一义务;有罪的人类无力完成所需的弥补,但这弥补又理当由人类作出。因此,神人能够成就的事,既非单纯的人类行动者,也非与人性无关的神圣行动所能以同样方式成就。安瑟伦的补赎论不应与后来所有的刑罚代赎理论等同看待:其核心概念包括尊荣、公义以及自愿献上的顺服。
托马斯·阿奎那区分了上帝必须做的事与上帝做来合宜的事。他在《神学大全》中指出,道成肉身并非绝对必要,因为这并不意味着上帝没有其他可能的方式来拯救人类。道成肉身却是最为合宜的,因为它彰显神圣的爱,坚固人的盼望,树立人生的典范,并使人得以分享上帝的生命。阿奎那也主张,基督具有真正的人类理智和意志,同时对基督的知识作出了细致的区分与阐述。
中世纪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人类没有犯罪,道成肉身是否仍会发生?阿奎那认为,《圣经》支持道成肉身旨在救治罪的观点,同时也承认上帝的自由。约翰·邓斯·司各脱则赋予基督的预定一种不以堕落为前提的首要地位。按照这一思路,道成肉身不仅是对危机的回应,也属于创造原初所指向的圆满。这一分歧关乎上帝各项目的之间的次序,而非对基督拯救人脱离罪这一历史性的基督教信仰主张存在异议。
宗教改革时期的争论与现代的重新诠释
主要的新教改革者保留了古代教会关于基督具有完全神性和完全人性的信仰宣认。他们的分歧涉及多个方面,包括位格结合对基督的身体、升天以及他在圣餐中的临在意味着什么。这些争论表明,即使共同接受大公会议的同一信理表述,对于神性属性与人性属性如何关联,仍可能提出截然不同的解释。
马丁·路德强调基督位格的统一性以及属性相通。后来的路德宗神学提出,基督的人性借着与圣言的结合而分享神圣的威严,却不因此成为第二个神性本体。这一论述有助于说明基督以身体临在于圣礼之中的可能性。约翰·加尔文及其他改革宗神学家则坚持,圣子的神性存在并不受限于他所取的人性之内。后来被称为“加尔文主义的超外论”(extra Calvinisticum)的立场认为,圣言即使与肉身不可分离地结合,仍在肉身之外有所作为。因此,改革宗的论述反对那些似乎会使基督的人体在空间上不受限制的推论。
自十八、十九世纪起,历史批判研究以及哲学上对人格理解的变化,催生了新的进路。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以基督的上帝意识所具有的完美而恒常的力量来解释其独特性。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则将道成肉身置于有关神圣精神与人类精神之间关系的哲学论述之中。相比之下,索伦·克尔凯郭尔强调,宣称永恒的上帝以一个个体的身份出现在时间之中,本身就包含悖论,并会使人感到冒犯。这些进路并非可以彼此替代:道成肉身究竟应通过哲学的中介而得到理解,还是应被视为对思辨理性的挑战,正是它们的分歧所在。
十九世纪的虚己论神学家,包括戈特弗里德·托马修斯,重新转向《腓立比书》第2章及其中关于自我倒空的表述。虚己可以指圣子放弃独立行使神性特权;在更激进的理论中,则可以指涉及神性属性本身的限制。批评者认为,如果真正舍弃了本质上的神性,就意味着这一主体不再是完全的上帝。辩护者则试图说明,基督如何能够活出真正的人类生命,而不将人通常具有的局限仅仅视为表象。
二十世纪的神学家又提出了其他解释。卡尔·巴特将道成肉身置于上帝启示与和好的行动之中,而不是置于某种关于宗教经验的一般理论之中。卡尔·拉纳则从神学人类学的角度加以探讨,认为人向上帝的开放性在基督里得到独一无二的成全。历史研究的进路把有关耶稣公开生活的问题,与教会对其身份的教义性诠释区分开来。当代学界仍在争论两者的关系:历史研究可以考察文本、语境以及信仰的发展,但断言某一历史人物就是永恒的圣子,则涉及超出单纯历史描述范围的神学判断。
敬拜、圣礼与视觉表现
道成肉身通过对耶稣降生、在世生活、死亡与复活的纪念,塑造了基督教敬拜的结构。圣诞节庆祝耶稣降生,而许多教会传统上于3月25日庆祝的圣母领报节,则纪念向马利亚报喜以及基督受孕。这些节期分别纪念叙事中的不同时刻,尽管日常用语往往几乎只将道成肉身与圣诞节联系起来。礼仪文本将婴孩的脆弱与对其神圣身份的宣认并置,使永恒与在历史中取得肉身之间的对照成为反复出现的灵修主题。
这一教义也影响着圣礼实践。在洗礼中,信徒借助以水施行的具身仪式,表达对基督死亡与复活的参与。在圣餐中,饼和酒与基督的身体和血相联系,尽管各基督教传统对基督临在的性质存在分歧。物质实在能够成为上帝行动的媒介,这一主张的重要依据之一便是道成肉身。然而,圣礼中的临在并不等于另一次道成肉身:古典神学将位格结合专用于圣言与基督人性之间的独特关系。
视觉表现成为一个影响尤为深远的检验案例。在八至九世纪拜占庭的圣像破坏之争中,反对圣像者质疑:描绘基督是否会混淆他的神人二性,或将他的人性与神性割裂。圣像的捍卫者,尤其是大马士革的约翰以及后来的斯图狄修道院的狄奥多尔,则主张不可见的圣言已以真正的人形成为可见。圣像所描绘的不是神的本质,而是依照道成肉身者可见的人性来表现他的位格。787年的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认可对圣像的敬礼,同时将其与唯独应归于上帝的崇拜加以区别。
因此,道成肉身在题材及其正当依据两个层面上影响了基督教艺术。耶稣诞生场景、圣母子像、苦像以及对基督伤口的描绘,都使肉身的依赖与苦难变得可见。它们在神学上的作用不只是图解故事,更是强调圣子确实进入了物质与历史中的存在。然而,各基督教传统由此得出了不同的实践结论:有些广泛发展以圣像为中心的敬礼,另一些则限制宗教图像的使用,以免敬拜沦为偶像崇拜。
同一教义也影响了对身体生活与社会生活价值的阐述。基督教作者在讨论照顾病人、人的尊严以及日常工作的宗教意义时,常以基督取了人性为依据。这些引申意义仍需进一步的伦理论证,而不能仅凭这一教义便推导出一套完整的社会纲领。因此,道成肉身、圣礼实践与公共伦理学之间的确切关系,在天主教会、各东正教会及新教各传统中各有不同。
道成肉身与其他宗教的比较
在比较宗教学中,“道成肉身”可以泛指更广泛的神圣者具身显现现象,但使用这一概念时,必须注意各种现象在结构与意义上的差异。神祇以可见形态显现、神圣力量居于某个人体内,以及先存的神圣位格取了人性,并不是等同的主张。基督教神学本身也将道成肉身与神显及默感加以区分:神显是神的显现,不一定涉及成为人;默感则是人受到神的启示,而其位格仍与神圣源头有别。
最常见的比较对象是印度教中的化身,尤其是毗湿奴降世为罗摩或黑天的情形。梵语词 avatāra 意为“下降”。在《薄伽梵歌》中,黑天讲述自己如何在正义衰微之时显现,以保护善人、恢复法。这两种传统都可以谈论神的主动作为、可为世人接近的具身显现,以及使失序的世界恢复秩序。不过,印度教内部各传统对于特定化身的身份、具身方式及地位有着不同理解,其叙述也不必符合基督教关于一个神圣位格与两种本性的区分。神可以多次降世的观念,也与传统基督教关于一次而永久的道成肉身的主张形成对照。
佛教有关示现之身的论述,则提供了另一种比较。在大乘佛教传统中,三身说区分了佛的不同层面,通常称为法身、报身与化身。化身(nirmāṇakāya)使世间众生得以接近觉悟。这并非创造神的道成肉身,不能不加限定地套用基督教关于神与人的范畴来解释。同样,藏传佛教对转世上师的认定,属于佛教对相续、慈悲行与再生的理解,而不是永恒圣子成为人的教义。
犹太教与伊斯兰教提供了尤为重要的对照,因为基督教产生于犹太背景,而伊斯兰教则明确回应了基督教的主张。即使犹太教经文以丰富的语言描述神圣的智慧、临在或圣言,主流犹太教神学也不将耶稣等同于上帝。伊斯兰教尊耶稣为弥赛亚和使者,但否认他的神性。《古兰经》将他描述为真主传予麦尔彦的一句话,以及来自真主的精神,但这些表述并不具有尼西亚信仰所赋予的含义,即一个与上帝同质的永恒神圣位格。
因此,伊斯兰教关于真主独一的原则——认主独一(塔瓦希德)——并不只是基督教上帝论的另一种表述。基督教神学家坚持认为,道成肉身既没有增添第二位神,也没有分割神的本质;穆斯林神学家则否定其根本主张,即神成为人。比较分析必须既保留双方共有的词汇,也呈现这些词汇所承载的互不相容的解释。
关于知识、自由与历史的哲学问题
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涉及基督的知识。福音书描写耶稣学习、提问并经历忧伤;《马可福音》13:32 则说,子不知道末后之事发生的日子或时刻。古典神学必须说明这些经文与上帝的全知如何相容,同时又不能消解耶稣真实的人类生活。阿奎那区分了神性的知识与人类知识的几种形式,其中包括后天获得的知识。现代的一些论述则区分神性认知中所包含的知识与基督的人类意识所能获取的知识。难点不仅在于这两个范围的知识如何共存,还在于同一主体如何能够真正学习,而不只是展现其通过另一种认知方式早已拥有的知识。
第二个问题涉及自由与无罪。传统基督教肯定基督曾受试探却没有犯罪,同时许多神学家也认为,神圣的圣子不可能犯罪。如果真正的试探要求存在作恶的可能性,那么这些主张似乎彼此冲突。一种回应是,将承受痛苦、压力和相互竞争的诱惑的能力,与最终同意犯罪的可能性区分开来。另一种回应则主要将自由理解为不受阻碍的理性行动能力,而非能够在道德上相反的选项之间作出选择。这些论述与有关自由意志的更广泛争论有所交集,但并未消除人们对于试探在基督身上究竟意味着什么的所有分歧。
上帝的不变性引出了一个相关问题:上帝之子如何成为人?如果上帝不发生变化,圣子又如何能够开始过人的生活?传统的回答是,变化发生在受造的现实之中:一个与圣言结合的人性开始存在,而神性既没有获得新的内在完善,也没有失去原有的完善。批评者质疑,这是否充分体现了出生、受苦以及参与人际关系的真实性。其他论述则赋予上帝更强的回应性,但必须解释,这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上帝教义有何关系。
这一教义还带来了历史特殊性的问题。它将一项关乎神圣启示与救赎的普遍主张,同罗马帝国统治下一位犹太人的具体生命联系起来。对于基督的意义如何惠及那些生活在他之前,或没有明确基督教信仰的人,基督徒有不同的回答。道成肉身这一教义本身既不能判定得救是否要求人有意识地认识耶稣,也没有就宗教多样性给出一套完整的解释。这些问题取决于有关恩典、启示、审判和教会的其他教导。
最后,道成肉身还引出了一个认识论上的区分:描述一种信仰,与确立其真实性,并不是一回事。历史证据可以帮助厘清特定文本写于何时、早期基督徒所宣认的内容,以及教义语言如何发展。哲学分析可以评估所提出的表述是否自洽,以及这些表述蕴含什么。然而,单凭其中任何一种方法,都无法得出耶稣就是永恒圣言这一神学认定。这一认定属于对启示的诠释,也属于一套更广泛的信仰主张;基督教各传统正是通过这些主张来理解上帝与世界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