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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叙利亚礼

东叙利亚礼是东方教会及相关亚述、加色丁和印度教会所承袭的礼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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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叙利亚礼是基督教内部的一组礼仪传统,主要形成于罗马帝国东部边界以外的美索不达米亚及伊朗地区。它在历史上与东方教会密切相关,涵盖圣餐的举行、日常祈祷、教会年历、圣事礼仪、圣咏以及对敬拜的诠释。其古典礼仪语言是叙利亚语,即阿拉米语的一种文学形式。如今,亚述东方教会、古东方教会、加色丁天主教会和叙利亚—玛拉巴教会仍沿用这一传统,但各教会的具体实践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后两者属于天主教会。

这一传统保存了基督教早期的感恩祷文形式,尤以阿代与马里感恩经为代表,并将叙利亚语基督教文化遗产传播到亚洲广大地区,因此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它的历史将伊拉克和伊朗的教会、中世纪中亚与中国的基督徒团体,以及印度西南部延续至今的基督教传统联系在一起。“东叙利亚”指的是一种礼仪和语言传统,而非当今某个单一的教会管辖实体,也不代表仅属于某一族群的身份认同。

尽管欧洲早期文献常将这一礼仪传统称为“聂斯脱利派”礼仪,但它并非由聂斯脱利创立,这一称谓反而模糊了其历史。东叙利亚礼也不同于西叙利亚礼,尽管两者使用相同的语言,并共享部分圣经和诗歌传统。两者的区别不仅在于发音或教会归属,还涉及不同的感恩祷文、礼仪书、历法、音乐传统及礼仪编排。

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的历史形成过程

公元最初几个世纪,美索不达米亚已建立起基督徒团体,但有关其早期敬拜形式的文献记载并不完整。与使徒多马、阿代和马里相关的传统,反映了这些教会对自身使徒渊源的认识,却不是当时对一套成熟礼仪的实录。埃德萨是叙利亚语基督教文献的重要中心,而尼西比斯及萨珊帝国的诸多城市,则成为东叙利亚传统的主要中心。政治疆界影响了这些传统的发展,却未能完全阻断文本、教师和礼仪实践的流传。

410年,在大公牧首伊萨克主持下于塞琉西亚—泰西封召开的教会会议,是波斯教会组织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会议接受了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所确立的信仰,并就主教体制和共同的教会生活作出安排。424年的会议宣布,教会的最高权威独立于外部司法管辖,不接受向外部权威提出的上诉。这些发展为独具特色的礼仪传统的确立创造了制度环境。不过,不应将这些年份视为整套礼仪创立的时间:祷文、经课、仪式惯例和节庆习俗,在此后数百年间仍不断发展。

埃德萨和尼西比斯的学派帮助塑造了这一传统的圣经诠释方式和神学用语。摩普绥提亚的狄奥多若的教导尤其具有影响力。约于六世纪初去世的纳尔赛,是叙利亚语诗体神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以其名义流传的讲道文,为理解洗礼和圣餐提供了重要史料,不过,各篇文本的作者归属和成文年代仍须审慎考证。他的礼仪诗歌将敬拜描绘为参与基督的救赎工程,并预尝来世的生命。

伊绍雅布三世于649年至659年担任牧首,其任期以对教会生活和礼仪生活的重要整顿而著称。后世的东叙利亚传统将日课及其他礼拜仪式的重要编排归功于他,但这些归属并不能证明,所有托于他名下的文本都出自他本人。修道院也保存并编排了周期性的祈祷秩序,将团体敬拜与圣经诵读及禁欲修持结合起来。

在穆斯林统治下,东方教会维持着学校、修道院和主教区网络,并建立了广泛的传教联系。在提摩太一世担任牧首期间,即780年至823年,其活动范围尤为辽阔。然而,基督徒团体在广大地域内的延续,并不意味着礼仪形式完全统一。现存手稿主要记录的是那些持续抄写和使用这些书籍的团体的传统,而非中世纪东叙利亚各地敬拜的所有形式。

教会团体与地理传播

礼仪传统与教会并非同一概念。礼仪传统是一套传承下来的敬拜体系,以及与之相连的灵修和教规传统;教会则是有组织的信仰团体。共享东叙利亚传统的各教会,并不全都彼此共融。它们共同承袭的遗产包括古尔巴纳圣祭、东叙利亚祈祷经文、对美索不达米亚圣人和教会导师的纪念,以及独具特色的礼仪年安排。它们之间的差异则涉及教会权威、纪念对象、圣事规制、历法,以及近现代修订的程度。

亚述东方教会通过其各地团体保存这一传统。这些团体在历史上主要分布于伊拉克、伊朗、土耳其东南部及邻近地区,如今也包括规模可观的海外侨民团体。古东方教会于20世纪60年代在涉及历法改革和教会管理等问题的争议中,形成了独立的教会组织。两者都保留了东叙利亚的圣祭与礼仪遗产。它们的关系表明,不同教会可以共享同一种礼仪传统,同时在治理方式和敬拜规范上存在分歧。

加色丁天主教会的发展,经历了自16世纪起与罗马联合以及不同宗主教世系相互竞争的复杂历史。1553年,约翰南·苏拉卡被祝圣为天主教宗主教,这是一件大事,但并未立即形成一个与现代教会相对应的统一、稳定的机构。1830年,约翰南·霍尔米兹德获承认为加色丁人的巴比伦宗主教,这是现今宗主教区走向稳固的关键阶段。加色丁教会的敬拜保留了东叙利亚的基础,同时也吸收了源自拉丁传统的做法;后来的某些改革试图重新审视其中的一部分。

在印度,圣多马基督徒与东方教会长期保持联系,包括接纳来自西亚的主教。他们的敬拜将东叙利亚经文遗产与本地基督教制度及印度文化形式结合起来。葡萄牙人的干预在1599年的迪安佩尔会议上达到顶点,会议强制推行了广泛的教会与礼仪变革。此后的分裂产生了多个隶属关系和礼仪传统各异的教会。叙利亚—玛拉巴教会是当代承袭东叙利亚传统的最大教会;不应将其与叙利亚—玛兰卡天主教会混淆,后者的敬拜属于西叙利亚传统。

历史上,东叙利亚基督教的传播范围远不止于此。立于781年的西安景教碑,记载了唐代中国存在着与东方教会相联系的基督教传统,并追述了阿罗本于635年来华的事迹。中亚出土的叙利亚文及基督教资料,同样见证了文本与信仰团体沿跨洲路线传播的历程。这些遗存表明,这一传统曾跨越语言与文化传播,但不足以据此重建一种在整个中世纪亚洲始终统一不变的礼仪实践。

语言、礼仪书与文本传承

古典叙利亚语赋予这一礼仪许多独特的词汇与文学形式。它属于阿拉米语,而非阿拉伯语的一种,尽管许多教会群体后来逐渐改用阿拉伯语。东叙利亚的抄本与诵读传统采用独特的字形、元音标注和发音方式。它与西叙利亚传统的差异,包括人们熟悉的 Alaha 和 Qurbana 等形式;对应的西叙利亚语发音通常转写为 Aloho 和 Qurbono。这些惯例属于更广泛的语言传统,并非各自独立的神学宣示。

《别西大译本》是圣经的主要叙利亚语译本,为敬拜提供了经文用语。圣咏、圣经颂歌和新旧约经文渗透于祷文与圣歌之中。圣经诠释不仅见于讲道,也体现在经文诵读的编排、叠句的选择,以及将圣经事件相互联系的诗歌文本中。一首节日圣歌可能将耶稣基督生平中的某个事件与旧约人物或意象并置,使礼仪诗歌成为持续阐释圣经的载体。

圣体礼仪书通常称为 Taksa,意为次序或编排。视版本和使用群体而定,书中收录古尔巴纳(圣体礼仪)的仪程,以及相关的司祭祷文和礼仪指示。其他书籍则提供读经、圣歌,以及全年所需随时节更换的内容。因此,单册印行的“礼仪”文本,未必涵盖一次实际礼仪庆典中所有吟唱或诵念的内容。历史上,这一礼仪有赖于多种书籍的配合使用,以及神职人员和咏唱者的实践知识。

《胡德拉》的字面意思是“循环”,是主日及各礼仪时节可变礼文的核心来源。Gazza 意为“宝库”,提供重大节日及纪念日的礼文。Kashkul 意为“汇集”或“杂集”,收录平日时辰祈祷所用的内容。圣咏集、读经集及其他专门文集共同构成了这一完整的文本体系。不同抄本传统和印刷版本中的书名与编排各有差异,因此,理解这些书籍时,最好着眼于其功能,而不要将其视为处处完全相同的固定卷册。

抄本传承既维系了延续性,也保留了差异。抄写者记录地方惯例、增补礼仪规程、校订文本,有时还将不同时期的材料编合在一起。近代早期天主教的印刷活动,以及后来由教会主持刊行的版本,使某些特定形式得到更广泛的传播;翻译则进一步带来了术语和诗歌结构方面的取舍。在当代实践中,叙利亚语可能与阿拉伯语、马拉雅拉姆语、英语或现代阿拉米语的各个变体并用。翻译能让更多人理解礼文,但叙利亚语中的文字游戏、格律模式及与圣经的关联,并不总能直接移植到另一种语言中。

圣祭的程序与诠释

东叙利亚传统的感恩祭通常称为圣祭,其名称源于一个意为奉献或祭献的闪米特语词。这一用语将礼仪行动置于圣经中有关恩赐、感恩与祭献的语境之中。礼仪并非只是诵述最后晚餐的记载,而是将圣经宣读、团体代祷、饼酒奉献、感恩祈祷、领圣体和遣散融为一体。其具体编排在亚述教会、东方古教会、加色丁教会和叙利亚—玛拉巴教会的礼仪版本中各有不同。

礼仪的开始部分包括祈祷、圣咏吟诵、赞美诗,以及帮助会众准备聆听圣经的仪节。以“向你,万有之主”开篇的赞美诗《拉库马拉》(Lakhumara),是这一传统的一项鲜明特色。三圣颂也属于礼仪的一部分,以三重欢呼颂扬上帝为圣者、强有力者和不朽者。随礼仪时节变化的经文,将每次庆典融入教会年历之中。在历史上较完整的礼仪安排中,读经可包括选自律法书和先知书的段落,随后宣读宗徒书信与福音;当代堂区的实际礼仪则往往采用较精简的选读。

圣经宣读自有其仪式流程与尊崇次序。福音游行、蜡烛、乳香以及宣读经文的位置,都彰显其庄严性。历史上,礼仪曾分为向听道者开放的部分和仅限已受洗者参与的部分;即使在不再以独立的慕道制度决定参礼资格的地方,遣散仪节及其他沿袭下来的程式用语仍反映出这种区分。因此,礼仪保留了早期基督徒入教方式与团体成员身份制度的痕迹。

过渡至感恩祭献的部分包括代祷、信仰宣认、呈献或安置礼品,以及互祝平安;这些仪节的次序和具体形式随礼仪版本而异。执事在引导会众注意和宣告礼仪行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随后举行的感恩经,构成整场礼仪中感恩与奉献的核心祷文。领圣体前的准备祷文强调悔改、上帝的怜悯以及礼品的神圣;主祷文和领圣体时的圣歌,则将个人的领受与全体会众的祈祷联系起来。

东叙利亚传统的礼仪释义,常以圣经和天上的意象来解释圣所、礼仪职事人员及仪式行动。祭台既可象征基督的坟墓,也可象征献祭之所;聚集的教会团体则可被理解为一同参与天使的敬拜。这些诠释并不总能代表某一仪式行动最初形成的历史原因。它们表明,历代信徒如何领受和传授这一礼仪,在不一定改变外在仪式次序的情况下,为传承下来的仪式形式赋予神学意义。

三篇感恩经与感恩祈祷的神学

感恩经是圣餐礼的核心祷文,涵盖感恩、赞颂、纪念、奉献、代祷和呼求。东叙利亚礼的传统感恩经共有三篇,分别归于阿代与马里、摩普绥提亚的狄奥多若和聂斯脱里名下。这些名称体现了教会对文本的接纳,以及文本所承载的权威,并不意味着署名者亲自撰写了现存文本的每一部分。这些祷文在传承过程中逐渐发展,其与希腊语及叙利亚语神学文献之间的关系,至今仍是学术研究的课题。

《阿代与马里感恩经》使用最为频繁,普遍被认为保存了极为古老的圣餐礼传统。祷文依次为创造与救赎献上感恩,与天上诸权能一同赞颂,纪念基督的救赎工程,并为教会及所献礼物的圣化祈祷。亚述传统所保存的古老形式,并没有像许多其他感恩经那样,以一段完整连贯的圣餐设立叙述,复述“这是我的身体”和“这是我的血”。

这一特点并不意味着祷文没有提及基督设立圣餐。祷文的措辞包含对基督圣体圣血的纪念,也纪念了传交给教会的救恩奥迹。这篇祷文在神学上的连贯性,取决于感恩、纪念、奉献和呼求这一完整进程,而非某句孤立的定式。对于文本最早期的历史,以及某些段落是否反映了增补或佚失,学者们意见不一。目前尚无一种获得普遍认可的重构,能够在所有细节上还原其原始形态。

归于狄奥多若和聂斯脱里名下的感恩经篇幅更长,并包含明确的圣餐设立叙述。它们与古代晚期东方各教会的神学语言有着密切联系。按照传统,《狄奥多若感恩经》用于一年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而《聂斯脱里感恩经》则仅用于少数隆重场合。如今,各教会在规定的使用时段和实际用法上各有不同,现代天主教版本也各有其获准使用和调整修订的历史。

呼求圣灵祷文祈求圣灵降临,在所献礼物及领受者身上施行作为。东叙利亚礼的圣餐神学也强调赦罪、复活和分享天国。因此,纪念并不只是回想一件已经过去、不在当下的事件:教会庆祝基督的救赎工程,同时期待它最终圆满实现。这些祷文将道成肉身、死亡和耶稣复活与教会团体的圣化联系起来。理解其神学用语,必须立足于叙利亚传统,而不能将其简化为后来围绕某一句话或祝圣发生于哪一瞬间的争论。

礼仪年、斋戒与每日祈祷

东叙利亚礼的礼仪年按不同礼仪期编排,将救恩历史与教会的生活和盼望联系起来。其传统安排包括报喜期、圣诞期、主显期、大斋期、复活期、使徒期、夏季期、以利亚与十字架期、摩西期,以及教会奉献期;在某些礼历中,其中一些礼仪期会合并或有所调整。各礼仪期的长短并不完全相同,而复活节日期的变动也会影响全年主日的分布。因此,与其将这一安排视为一连串固定的时段,不如将其理解为相互协调的循环。

礼仪年始于报喜期,称为 Subara,通常涵盖圣诞节前的四个主日。这一时期的经课与圣歌通过应许、报喜,以及撒迦利亚、伊利莎白、施洗约翰和马利亚等人物的事迹,为基督的降生作准备。主显期尤其与基督的受洗和显现相关。大斋期为庆祝基督受难与复活作准备,而使徒期则将圣灵降临和教会的使命置于复活奥迹的延续之中。

礼仪年后半段的各个时期有着各自鲜明的神学重点。以利亚与十字架期将先知的盼望、十字架的胜利与将临的审判联系起来。礼仪年最后的教会奉献期,所关注的不仅是某座建筑的奉献周年纪念:其礼仪经文将教会诠释为上帝的居所,并将目光引向教会最终的圆满实现。这种编排赋予礼仪年鲜明的末世论维度。参与礼拜的团体在历经救恩事件的同时,也期待着末世所应许的转变。

这一传统中特有的斋戒之一,是为期三天的尼尼微斋戒,传统上在大斋期开始前数周举行。它以《约拿书》中尼尼微人的悔改为依据,将禁食、祈祷和祈求怜悯结合起来。每周的斋戒及其他时节的礼仪习俗,则因教会规章与地方惯例而异。圣徒纪念也融入这一礼仪期结构之中;在东叙利亚礼的历史传统中,星期五往往是举行纪念礼仪的重要日子。

每日祈祷主要以《诗篇》、圣歌和反复诵念的祈求为基础。晚祷通常称为 Ramsha,晨祷称为 Sapra;二者与夜间日课共同构成这一传统的重要部分,但堂区与修道院的祈祷安排有所不同。基督徒团体传承了日课与基督教修道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但日课并非仅供修道者私下进行的敬礼。交替应唱的诗班、叠句和反复出现的诗歌形式,使日课成为团体共同参与的活动。现代堂区的礼仪往往会简化完整的日课周期,而修道院及专门从事礼仪生活的团体则保留了更为完备的形式。

洗礼、圣秩及其他圣事礼仪

东叙利亚礼的洗礼包括弃绝邪恶、宣认信仰、为水和油祝祷、傅油、浸水或洗濯,以及接纳受洗者进入基督徒生活。其祷文通过基督亲自在约旦河受洗、参与基督的死亡与复活,以及人类的复原来阐释洗礼。这些意象既关乎身体,也关乎宇宙:水成为重生的场所,而傅油则标志着归属于基督及圣灵的作为。在不同的历史文献和当代教会中,各次傅油的次序及其诠释不尽相同。

这一传统对洗礼傅油的理解,并不能完全套入后来拉丁传统将洗礼与坚振分开的框架。东叙利亚传统的入教礼,围绕水、油、圣灵的恩赐与领受圣体,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关联。现代天主教的礼仪形式,也受到有关圣事有效性的要求,以及恢复所承袭的东方传统之努力的影响。因此,婴儿入教礼的施行方式和初领圣体的时间各有不同,尤其是在拉丁礼做法影响较深的地方。

圣秩礼通过祈祷和覆手,使主教、司祭及执事进入各有等级的圣职体系。主教在祝圣圣职人员和维系教会礼仪的一致性方面居于核心地位。执事的职务在库尔巴纳礼中尤为显著:执事宣告礼仪指示、带领祈求、在祭台旁襄礼,并协助协调圣所与会众之间的进出往来。这一传统中也曾存在其他品级和职务,但其职能及延续情况因教会团体而异。

其中一项尤具特色的制度是圣酵,又称 Malka。在亚述东方教会和古东方教会的传统中,制作圣餐饼时会掺入一部分圣酵,并按规定的礼仪更新圣酵,传统上在圣周四举行。关于其起源的叙事,将圣酵与基督及宗徒联系起来。这些叙事表达的是信仰和圣事生活的延续,并非经独立史料证实、记载某种物质自一世纪传承至今的历史记录。具有东叙利亚礼传承的各天主教会,并未全都以同样的方式保留圣酵。

中世纪东叙利亚传统对圣事的列举,也不同于拉丁基督教所熟悉的七件圣事体系。逝世于1318年的尼西比斯的阿卜迪绍所列的圣事清单颇具影响力,其中包括圣秩、洗礼、傅油、圣餐奉献、赦罪、圣酵和十字圣号。这种分类并不意味着婚姻或对病人的照护没有相应的教会礼仪。婚配礼、忏悔实践、求医治的祈祷以及殡葬礼仪,都是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如何将这些礼仪归入圣事范畴,既反映了神学分类的历史,也反映了礼仪实践。

神圣空间、礼仪动作与圣咏

传统的东叙利亚礼教堂通过划分圣所与会众所在的空间来组织礼拜。圣所通常称为 qanke,内设祭台,地面一般较高,并可用帷幕或其他隔挡来标示其边界。面向东方在这一传统中具有重要地位,将祈祷与对基督再临的盼望以及世代传承的圣经意象联系起来。不过,建筑的实际朝向取决于当地条件,现代教堂也并非全都沿用历史上的布局。

一些古代和中世纪教堂最鲜明的特征之一,是中殿内设有高起的平台,称为贝玛台。这里用于宣读经文,并举行部分在圣所以外进行的礼仪。礼仪人员在贝玛台与祭台之间往来,使圣道礼仪与圣体奉献之间的关系在建筑空间中得到体现。考古遗迹和礼仪注释中仍保存着这种布局的证据。但不应将其推及所有时代或地区:如今许多东叙利亚礼教堂并没有这样的设施。

祭台、福音书、十字架、灯盏、香和祭衣共同构成井然有序的礼仪环境。历史上的东叙利亚礼教堂往往特别重视十字架,其中也包括不带基督身体形象的十字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团体在各个时期都一律禁止使用任何图像。加色丁教会和叙利亚—玛拉巴教会通过当地艺术传统、与天主教的接触以及现代教堂建设,形成了多样的视觉文化。因此,其教堂内部陈设可能与沿袭美索不达米亚较古老惯例的教堂有显著差异。

圣咏在这一礼仪的传承中居于核心地位。礼仪文本的创作和编排是为了实际吟唱,而不只是供人默读。音节格律、旋律程式、叠句以及不同组别之间的交替吟唱,有助于组织漫长的礼仪,并区分其中随时节而变化的部分。叙利亚语诗歌体裁包括格律赞美诗和应答式作品,而同一文本在不同地区可能配有不同的旋律。伊拉克、伊朗和印度鲜活的音乐传统,不能被简化为一种经重构得出的单一“原始”声音。

即使唱词已保存在手稿或印本中,这些音乐知识仍有很大一部分依靠口头传统传承。书面礼仪用书可能只标明文本或旋律范式,而不会用现代记谱法完整记录实际唱法。如今,录音、五线谱和数字档案正在记录那些过去主要依靠歌者和当地教师传承的曲目。采用马拉雅拉姆语及其他本地语言的谱曲,还带来了重音、音节长短和旋律调整等额外问题。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彼此相关的实践,传承下来的叙利亚语礼仪结构与各地区的音乐发展在其中并存。

现代改革、学术研究与普世教会关系

现代东叙利亚礼的敬礼生活,受到流离迁徙、教会改革、礼仪本地语言化以及堂区生活条件变化的共同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暴力与大规模迁徙,以及此后伊拉克和邻国的冲突,重创了那些保存着手抄本、学校和地方圣咏传统的团体。散居海外的教会在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建立了新的中心。在这些环境中,保存叙利亚语的努力,往往与使用年轻一代能够理解的语言举行礼仪的需要并存。

在加色丁教会和叙利亚-玛拉巴教会中,改革涉及重新审视受拉丁传统影响而引入的做法,并决定如何让传承下来的东方礼仪结构在当代敬礼中发挥作用。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尤其是其于1964年颁布的《东方公教会法令》(Orientalium Ecclesiarum),肯定了东方天主教各传统的尊严,并鼓励各教会忠于自身的传承。落实这些原则的过程并未形成单一模式。对于感恩经、祭台的位置、主礼者面向何方,以及叙利亚语文献与堂区使用本地语言举行礼仪之间的关系,各教会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

叙利亚-玛拉巴教会的经验表明,恢复历史传统与确立当今礼仪仪节的统一规范,是两件不同的事。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修订既参考了叙利亚语文献,也回应了印度数百年来的实践。有关主礼者朝向的决定,成为教会规章和地方争议中的重要议题。这类争议关乎如何依照认可的规范举行共同的礼仪,并不意味着参与争议的各方分属互不相关的礼仪传统。研究改革史,既要关注文本证据,也要考察负责颁行礼仪用书的机构。

东叙利亚礼在普世教会运动中也占有重要地位。1994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与大公牧首马尔·丁哈四世共同发表《基督论共同声明》,确认双方对基督的天主性与人性持有共同信仰,同时承认神学表述中存在正当差异。2001年,天主教当局认可了亚述东方教会所使用的《阿代与马里感恩经》的有效性,尽管其中没有连续完整的建立圣体叙述。随附的安排涉及在特定牧灵条件下,加色丁天主教信徒与亚述东方教会信徒相互领受圣体的问题;这些安排并未确立所有教会之间不受限制的圣体共融。

学术研究所依据的材料包括手抄本、印刷版本、考古遗存、神学注释,以及对现行礼仪的观察。每一类证据所能回答的问题各不相同。中世纪的注释可能解释某一礼仪动作被赋予的象征意义,却不能据此证明其起源;现代版本则可能把过去存在多种形式的做法统一为规范。因此,无论是判定《阿代与马里感恩经》各文本层次的年代、厘清日课的发展,还是重建各地区的礼仪仪节安排,都需要比较多种类型的史料。数字化工作和散佚各处的手抄本编目,扩大了研究者获取证据的途径;对现存礼仪团体的记录,则保存了单靠文字无法传达的礼仪实践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