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尼教是公元三世纪由摩尼创立的一种传教性宗教。摩尼是一位宗教导师,出生于帕提亚帝国境内的美索不达米亚。摩尼教的核心教义区分了光明与黑暗这两种原初实在,以二者的冲突与混合解释宇宙、众生及苦难的存在。救赎在于解放散布于物质世界中的神圣光明。摩尼教形成了独特的经典、组织制度、仪式和视觉艺术传统,最终从地中海地区传播至中国。
摩尼宣称,他所领受的启示具有普世意义,并使耶稣基督、释迦牟尼和琐罗亚斯德等人物所传的早期教诲臻于圆满。他创立的宗教兴起于一个深受基督教、琐罗亚斯德教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宗教传统影响的环境,后来又调整自身的术语,以适应佛教、伊朗和中国的文化语境。尽管反对者常将摩尼教视为基督教的异端,它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宗教共同体,对启示和神圣历史有着自身的解释。
一千多年来,尽管屡遭迫害,欧亚大陆各地的摩尼教社群仍维持着彼此之间的联系。摩尼教的历史对于研究宗教交流、翻译、写本文化,以及宗教组织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如今人们对摩尼教的认识,很大一部分来自十九世纪末以来发现的写本。这些写本极大地修正了以往主要依据基督教、伊斯兰教及中国方面敌对记述所形成的认识。
摩尼与宗教的创立
摩尼于公元216年出生在巴比伦尼亚地区。他的早年正值帕提亚统治被224年建立的萨珊王朝取代之际。据《科隆摩尼古抄本》保存的希腊文传记记载,父亲将他带入了一个反复举行洗濯仪式的宗教团体。这个团体属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形态多样的犹太—基督教施洗派传统;它与通常所称的厄尔克塞派运动究竟有何关系,仍是历史研究中存在不同解释的问题。
摩尼教文献记载了两次具有决定意义的启示,通常认为分别发生在摩尼十二岁和二十四岁时。一位被称为他的“孪生者”或神圣伴侣的天上使者,向他揭示了他的使命,并指示他脱离施洗派团体。这些叙事将洗濯带来的外在洁净,与通过知识和自律行为实现的光明解脱相对照;同时也表明,摩尼的权威源自启示,而非既有宗教机构的授权。
约在240至242年间,摩尼开始独立传教。传统记载称,他早年曾前往印度河下游一带,在那里接触了受佛教影响的宗教环境。返回西方后,他得以进入沙普尔一世的宫廷;沙普尔一世的在位时间为240至270年。摩尼用中古波斯语撰写了阐述其教义的《沙卜拉干》,献给这位国王。沙普尔的庇护为传教活动提供了便利,但并未使摩尼教成为萨珊国家的官方宗教。摩尼的信徒既在伊朗境内各地活动,也向罗马世界传播教义。
摩尼将自己的使命置于历代先前使者的传承之中。不同于与某一种语言或某一个民族相联系的启示,他的教义旨在通过翻译和有组织的传教活动广为传播。他将自己认同为基督教传统中所应许的“保惠师”,以此支持他关于补全并阐明先前启示的主张。与此同时,他的信徒尊他为“耶稣基督的使徒”。这一称号体现了该宗教运动中重要的基督教成分,但并不意味着其宇宙观与当时正在形成的大公教会相同。
王室的庇护并不稳固。在273年即位的巴赫拉姆一世统治时期,摩尼遭到监禁,可能于276年或277年去世。各史料对其死亡情形的记载不一,后世一些有关他被处决的描述还含有传说成分。摩尼教传统将他的死作为受难或殉教来纪念,有时使用“钉十字架”一词,取其宗教意义,而未必是指实际的处刑方式。他的死亡成为该教纪念活动的核心,但此前建立的传教网络,使这一宗教得以在创始人去世后继续发展,并传播到萨珊疆域之外。
二本原与宇宙的构建
摩尼教的形而上学以两个非受生、起初彼此分离的本原为起点:光明与黑暗。光明与善、知识、和平以及有序的精神存在相联系;黑暗则与侵略、混乱和破坏性的欲望相联系。这不只是对人类道德选择中善恶之别的划分,而是对实在之终极构成的解释:在这一解释中,恶不可能被视为全善神祇的造物。这种对立也不同于阴阳,因为这两个本原并非相辅相成的力量,其相互作用也不会形成一种理想的平衡。
摩尼教通常将宇宙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二本原最初的分离、当下的混合,以及最终的再度分离。在第一个时期,由大明尊主宰的光明界与黑暗各自独立。危机始于黑暗势力的进攻。神圣一方的回应,则通过接连流溢或召唤出具有救赎作用的神灵而展开。这些神灵的名称因语言而异,因为译者会借用当地受众熟悉的术语来称呼摩尼教中的神灵。
在这一神话的一段主要情节中,生命之母生出原人,原人率领五种光明力量迎战黑暗。这五种力量常被描述为他的儿子或光明元素。原人并非《圣经》中的亚当,而是一位原初的神圣战士。他的战败使黑暗势力得以吞噬他的光明铠甲,从而将光带入黑暗之域。随后,大明尊又召唤出更多救赎神灵,其中包括救出原人的生命之灵。神圣的“呼唤”与“回应”之间的应答,成为人类灵魂觉醒的范型。
此后,可见的宇宙由战败的恶魔及其躯体物质构筑而成。因此,宇宙的构建既不是全然良善的创造,也不是毫无目的的偶然事件,而是一种回收被囚之光的机制。诸天、天体、大地以及自然的循环,都参与这一分离过程。太阳和月亮是光向上输送时所经的载具或中转站,荣耀之柱也与光的上升有关。宇宙秩序是暂时性的,也具有补救性质: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混合已经发生,而这种混合必须被解除。
这套繁复的神话以叙事形式呈现了一个长久以来的哲学难题:善与苦难何以能够共存。摩尼教否认二者的最终根源是同一位善的创造者。然而,光明与黑暗并非在所有方面都势均力敌。黑暗因其无序的欲望而挑起冲突,光明则掌握着使救赎成为可能的知识。“绝对二元论”等现代描述,只有既保留二本原自始便相互独立这一点,又体现出二者在救赎历程中各自独特且不对等的作用,才具有解释价值。
人类、救赎知识与世界的终结
人的存在以较小的尺度重现了宇宙中光明与黑暗的混合。光明的灵魂被囚禁在由黑暗塑造的身心状态之中。关于亚当和夏娃起源的叙述,将人类的繁衍解释为恶魔把光明集中并禁锢在肉体中的策略。有性生殖使光明在接连不断的生命中持续分散。因此,人体并非中性的容器,但具身生活中的一切体验也并非纯然邪恶:正是光明的存在,使觉醒和解脱成为可能。
一位常被称为“光明耶稣”的救赎者唤醒亚当,使他认识到自己的起源与处境。摩尼教传统区分了与耶稣相关的几种角色,包括来自天界的启示者、存在于世间的受难之光,以及基督教神圣历史中的耶稣。这些角色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在不同文献中也有所不同。有些文本否认天界救主经历了凡人的出生与肉体苦难,同时又将耶稣的教诲和受难视为信仰的核心事实。基督教反对者经常抨击这些立场,因为它们与其各自教会所理解的道成肉身相冲突。
救赎知识不只是关于遥远宇宙事件的信息,而是认识灵魂从何而来、为何受困,以及自身行为如何影响灵魂的解脱。在这一点上,摩尼教常被归入诺斯替主义,但这一现代分类涵盖了多种不同运动,不应以此取代对摩尼教具体制度与经典的考察。知识必须通过祈祷、节制、慷慨施予以及参与宗教团体生活来践行。仅有理智上的认同,并不足以完成救赎。
摩尼教的叙述通常认为,人死后的归宿因宗教身份与行为而异。得到完全净化的义人会向光明之境上升,其他人则会再次经历具身的生命,或遭受某种形式的惩罚。轮回转世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使尚未完成的解脱能够在多次生命中继续推进,尽管各地区文本对此的表述有所不同。在俗信众可以通过供养专职修行者来改善自己的处境,因为这些修行者的苦行戒律直接有助于提取光明。这种安排使个人的救赎与更广泛的仪式和物质援助体系密不可分。
摩尼教的末世论以现有世界秩序的终结为最终结局。一旦所有能够收回的光明都已聚集,宇宙的运转机制便不再有存在的必要。文献描述了最后的审判、一场大火,以及“最后之像”的形成;它在上升之前,会聚拢剩余的、已获解脱的光明。黑暗则被禁锢,从而无法再次入侵。至于那些与黑暗纠缠得无法分离的光明,其命运在各文献中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最终的分离并非简单地回到最初状态,而是通过建立一道持久的屏障,防止光明与黑暗重新混合,从而解决这场冲突。
教团、禁欲戒律与礼拜
摩尼教内部最根本的社会区分,是选民与听者之别。选民奉行严格的禁欲主义,听者则维持家庭生活,以食物、接待住宿及其他援助供养选民。这并不只是现代意义上神职人员与普通信众的区别,而是体现了一种宗教分工:选民遵行被认为是释放光明所必需的戒律,听者则为这种持戒生活提供物质保障。
摩尼教关于教团制度的记述,描述了一套由十二名教师、七十二名主教和三百六十名长老组成的等级体系,其下是更广大的选民与听者群体。摩尼之后,由一位最高领袖继任教会之首。这些数字体现了一种具有权威性的组织范式,但现存证据并不能证明每个地区的教团都完整具备这套组织。来自不同地区的书信和文献,既显示了跨地域的联系,也反映了因应当地条件而作的实际调整。
选民遵守“三封印”,通常分别对应口、手和胸。这些戒律规范言语与饮食,禁止伤害行为,并要求禁绝性生活。他们奉行素食主义,饮食中不含肉类,意在避免进一步伤害生灵。耕作、收割和食物制作也可能损伤存在于植物和土壤中的光明。因此,听者承担了选民所回避的活动。由此形成的责任分配,是摩尼教伦理学中一项独特而有时颇具争议的特点。
仪式性进餐使这套体系得到了具体体现。听者奉上植物性食物,其中包括被认为光明含量尤为丰富的水果,选民则伴随祈祷将其食用。人们相信,选民净化后的身体有助于光明粒子的分离与上升。因此,进食是宇宙救赎过程中的一项神圣活动,而不仅仅是信众联谊的场合。反对者将这种安排描绘成剥削,或认为这是一种难以令人信服的罪责转移;摩尼教文献则将布施与仪式性进食表述为互惠之举。
定时祈祷、斋戒、忏悔、唱诵赞美诗以及纪念摩尼,共同构成了教团生活的基本节律。选民通常每日祈祷七次,听者每日四次;祈祷时面向太阳或月亮,与日月在宇宙中所承担的职能有关。各地采用的历法和斋戒习俗有所不同,但一年一度的贝玛节尤为重要。节名指高台或宝座,其上往往陈设摩尼的画像,教众围绕它纪念摩尼的受难,并彰显其权威。古突厥语《忏悔文》(Xwāstwānīft)等忏悔文本,逐一列举信仰、仪式遵行和行为方面的过失。这些文本表明,摩尼教戒律所关注的不只是神话知识,也包括需要反复履行的义务、疏漏的祈祷、未尽的布施,以及对生灵的伤害。
经典、翻译与圣像
摩尼在创立宗教时,赋予书面启示格外重要的地位。其信徒将一组核心经典归于他的名下,通常计为七部,主要以他的母语叙利亚语写成,包括《生活福音》《净命宝藏经》《论说集》《奥秘书》《巨人书》、书信,以及一部赞美诗与祷文集。现存各传承对这些经典的具体编排和名称记载不一。以中古波斯语撰写的《沙卜拉干》则与这组经典并列,是一部面向伊朗王室受众、因应其背景而作的教义阐释。
这些著作大多仅以残片、引文或译本的形式留存。《生活福音》并非基督教四部福音书中某一部的另一版本,而是宣告摩尼所获的启示及其权威。《巨人书》改编了有关太古巨人的传说,这些传说也见于与以诺相关的犹太文献。此类借用表明,摩尼教经典能够吸纳既有叙事,并在自身独特的宇宙观中赋予它新的位置。后来的门徒还创作了大量注疏、讲道文、教导性著作及礼仪文本。
翻译是摩尼教传播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非次要的因应措施。摩尼教文献以叙利亚语、希腊语、拉丁语、科普特语、中古波斯语、帕提亚语、粟特语、古突厥语和汉语流传。译者有时会借用当地熟悉的宗教名称来翻译神名。例如,在伊朗语文献中,原人可被称为奥尔马兹德,这一名称与琐罗亚斯德教的阿胡拉·马兹达相关。这种名称上的对应,并不一定意味着相关神祇在教义的各个方面都被视为相同,而是借助已有词汇,帮助受众理解陌生的宗教体系。
图像教导与经典相辅相成。在后世的记忆中,摩尼既是一位画家,也是一部图像作品的创作者;这部作品常被称为《图》或《画》,后来又与《阿尔赞》这一名称联系起来。其原貌已不可考,不能将后世的描述视为对原作的直接再现。尽管如此,现存的中亚写本绘画和中国宗教图像,仍足以证明视觉媒介的重要性。这些图像描绘宇宙中的神圣存在、神圣集会、施主及选民,既将教义中的关系直观呈现出来,也展示了教团的等级秩序与虔敬理想。
书籍本身也可以是精心制作的圣物。中亚出土的写本残片保留了装饰性字体、彩色标题和书页彩饰。摩尼教特有的一套文字曾用于书写多种语言,不过各地教团也使用其他文字系统。赞美诗同样跨越语言界限传播,并可依照当地的诗歌惯例加以改编。由此形成的是一个信仰相通、却没有唯一专属礼仪语言的宗教。因此,摩尼教的文本史提供了格外丰富的证据,展现翻译、传教策略,以及在迥然不同的文化环境中维系宗教认同这三者之间的互动。
在地中海地区与伊斯兰世界的传播及受压制
摩尼在世时或去世后不久,摩尼教便已传入罗马帝国境内。到三世纪末和四世纪,埃及、北非以及帝国东西部的其他行省都已有摩尼教社群。它的吸引力来自有组织的传教活动、由教师与资助者构成的网络、书面论辩,以及选民严守戒律的声誉。埃及的史料表明,这些社群融入了日常家庭生活和经济活动,并非只关注抽象宇宙论的孤立群体。
罗马当局对这一宗教运动抱有疑虑,部分原因在于其波斯背景。戴克里先统治时期颁布的一道敕令,通常被定年为302年,下令严惩摩尼教领袖并销毁其著作。这一措施将摩尼教定性为外来渗透,并把它与罗马的主要帝国对手联系起来。后来的基督教皇帝出于不同但相互重叠的理由,重新施加限制,将摩尼教视为对宗教和社会秩序的威胁。这些法律表明官方长期持敌视态度,但仅凭法律本身,无法断定各地的迫害究竟得到多么持续一致的执行。
西方最具影响力的见证者是希波的奥古斯丁。他在皈依基督教之前,曾以听者身份信奉摩尼教约九年。他的《忏悔录》既描述了摩尼教最初对他的吸引,也叙述了他最终产生的不满。在后世对其思想发展历程的叙述中,他与摩尼教教师浮士德的接触尤其重要。皈依之后,奥古斯丁撰写了大量反摩尼教著作,探讨经书、恶、责任以及上帝的本质。这些著作保存了相关资料和引文,但写作目的是驳斥昔日的同道,不能将其当作中立的描述来阅读。
奥古斯丁对恶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否认有独立存在的恶之实体。他部分借鉴了新柏拉图主义,将恶理解为善的缺失或败坏。他的论战也将这一问题与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联系起来:在他看来,把恶行归因于一种外来的黑暗本性,可能使人逃避个人责任。然而,摩尼教的伦理与忏悔文本表明,信徒确实承认自身负有义务,也承认未能履行义务时应受责备。双方的分歧在于如何从形而上学层面解释道德经验,而非一方承认责任、另一方否认责任这样简单的对立。
在伊斯兰教统治下,摩尼教社群继续存在于伊拉克和伊朗,也有一部分迁往更东面的地区。阿拔斯王朝打击 zandaqa(异端信仰)的行动,尤其是在775至785年在位的哈里发马赫迪统治期间,针对的是被指控持有二元论或其他不被容许的信仰者。zindīq(异端者)一词可以指摩尼教徒,但后来在论战中获得了更广泛的含义,因此,并非所有以此名义遭到起诉的人都属于摩尼教。尽管如此,十世纪的书目学家伊本·纳迪姆仍保存了大量有关摩尼、其著作及其追随者的资料。镇压、迁徙和逐渐同化使西方的摩尼教社群日益衰减,但无法确定它们在某个确切的时间点彻底消失。
中亚的护持与中国的明教
中亚成为摩尼教得以延续并发生转变的主要地区之一。商贸网络,尤其是与粟特语社群相关的网络,推动了经文、人员和宗教实践沿丝绸之路传播。仅凭商业活动不足以解释人们为何改宗,但多语言的贸易聚落为传教者建立持久的宗教机构提供了条件。伊朗语族语言的赞美诗和教义著作表明,摩尼教在当地发展出了丰富的区域性文学传统,而非仅仅将叙利亚语经文向东传播。
762至763年间出现了一项决定性的政治变化:回鹘汗国的牟羽可汗在出兵干预唐朝局势期间接触摩尼教徒,随后皈依了摩尼教。王室的支持改变了摩尼教在回鹘人中的地位。教士得到资助,宗教机构也与外交和商业关系相联系。现有证据并不表明民众随即或全部改宗;宫廷的信仰选择与更广泛的社会宗教实践必须加以区分。
840年,草原上的回鹘帝国崩溃,此后回鹘人口聚居地和政治中心在天山东部及吐鲁番地区发展起来。摩尼教在那里继续与佛教及其他传统并存。以伊朗语族语言和古突厥语写成的手稿,以及绘画和行政文献,记录了其宗教机构的运作与艺术活动。此后数百年间,佛教在回鹘人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摩尼教机构则逐渐衰落。各聚落的演变时间并不一致,而残存的手稿也无法为摩尼教最终从中亚消失提供一个确切年代。
在中国,官方记载的一次摩尼教传教活动于694年抵达唐朝宫廷。731年,一部中文教义纲要呈交朝廷;732年的一道敕令限制该教在中国臣民中传播,但允许外国信徒维持其宗教活动。后来,回鹘的护持改善了摩尼教的处境,并为寺院提供了支持。840年代对外来宗教的压制,尤其是845年的会昌灭佛,严重破坏了这些机构;而在失去回鹘帝国的保护之后,摩尼教此前便已处于脆弱境地。
中国摩尼教借用佛教和道教的语言来适应本土环境,通常被称为“明教”。在京城层面遭到镇压后,其传统仍在中国南方延续,尤其是在福建及邻近地区。官员有时以“吃菜事魔”等称谓指称可疑群体,但这些分类也可能涵盖并无确凿证据表明属于摩尼教的社群。泉州附近的草庵保存着一尊纪年为1339年的石像,将摩尼尊为光明佛。仪式手稿、碑铭和绘画显示,摩尼教进一步融入了地方宗教环境;不过,中世纪宗教机构与后世乡村宗教实践之间是否存在传承关系,仍须逐案考证。
写本的发现与摩尼教的阐释
近代以前,人们对摩尼教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反对者的记述。奥古斯丁等基督教作家、叙利亚语异端论著作者、伊斯兰学者和中国官员保存了不可或缺的材料,但他们的写作各有特定的神学关切或行政考量。有些人记述了亲身接触的经历,另一些人则沿袭了前人的指控。近代摩尼教文献的重新发现,使研究者得以将外界对这一宗教的归类,同它自身的叙事、祷文、教团记录及日常生活记述相互比较。
二十世纪初,前往吐鲁番地区的考察队发现了以数种伊朗语言和古突厥语写成的写本,其中许多已极为残破。这些发现改变了东方摩尼教研究的面貌,也帮助学界确立了其文学与艺术文化的重要地位。敦煌写本则增添了有关教义和礼仪的汉文资料。解读这些文献需要不同语言领域的专家通力合作,因为同一个宗教概念可能以数种名称保留下来,并见于年代相隔数百年的文本之中。
约于1929至1930年间在埃及发现的科普特语写本,提供了大量摩尼教内部文献,包括《克法莱亚》、讲道文和《摩尼教诗篇集》。《克法莱亚》意为“篇章”,保存了归于摩尼及其传教群体的教导性讨论,不过其现存文本形态也反映了后来的传承与编纂过程。诗篇展现了有关苦难、希望、赞颂和归属的虔敬表达,而这些内容在敌视摩尼教者对其教义的概述中大多付之阙如。这些文献的重新发现也表明,将摩尼教描述为一种脱离群体礼拜的抽象二元论哲学,并不足以呈现其全貌。
科隆大学于1969年购得、并于1970年首次以初步整理形式刊布的微型希腊文《科隆摩尼古抄本》,为了解摩尼的成长经历提供了关键证据。随后,在凯利斯——即今埃及达赫莱绿洲的伊斯曼特哈拉布——开展的考古工作,又使另一类材料进入研究视野。四世纪的书信、账目和宗教文本,记录了家庭关系、旅行、纺织生产、布施以及与宗教专职人员的往来。这类证据使研究者能够将摩尼教徒作为地方社会的参与者来考察,而不再仅仅将他们视为神学论争中的人物。
这些发现也使方法论上的争论更加鲜明。过去将摩尼教描绘成基督教、琐罗亚斯德教和佛教的机械拼合,低估了它对承袭而来的材料所作的系统性重新诠释。反过来,强调其基督教渊源,也不应抹去它独立的宗教主张或此后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所谓古代摩尼教徒与中世纪西欧宗教群体,尤其是卡特里派之间的传承关系,至今仍有争议;二元论表述上的相似,并不足以证明组织上的延续。现代形容词“摩尼教式的”常被用来指任何将世界僵硬地划分为善恶两极的观念,但用它来理解历史上的摩尼教,同样并不准确,因为这一宗教对混合、净化与责任的论述要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