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帝(1328–1398),本名朱元璋,庙号太祖,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他出身于淮河流域的赤贫农家,饥荒和瘟疫夺去了他大部分亲人的性命,此后他曾做过寺中的行童,也曾云游乞食。1352年,他投身红巾军,加入反抗蒙古人所建元朝的起义。他在军中步步升迁,以南京为根据地,并在14世纪60年代击败了各路割据群雄。1368年,他建立明朝,大军随即把元廷逐出中国的腹地。在中国历史上,从社会最底层登上皇位的开国君主寥寥无几,他是其中之一,与汉朝的刘邦走过了相似的道路。
在位的三十年间(洪武年间,1368–1398),他建立起一套高度集权、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君主制度。1380年,他废除丞相一职,由皇帝亲自统领六部。他颁行《大明律》和《大诰》,并借助大规模清洗和特务机构来控制官员、将领与地方豪强。他还清查户口与土地,把乡村编入赋役体系,并设立世袭的军户制度。他又把诸子分封到边疆为王,这一安排后来引发了内战。他的统治一方面使社会从元末战乱中得以恢复,并强调儒家正统,另一方面也以严刑峻法、大规模清洗和对海上贸易的限制为特征。
本文依次叙述他从出身、童年和起义经历到建立王朝的生平,随后论及他的政府、法律与财政制度、军事安排、意识形态、对外关系、家族与继承问题,以及学界对其历史评价至今仍在继续的争论。
名号、谥号与史料
这位明朝开国皇帝出生时的乳名叫朱重八(重八),早年另有一名兴宗(興宗),后来加入反元起义军时才改名元璋(元璋),字国瑞(國瑞)。称帝之前,作为起义首领和明朝奠基者,他通常被称为朱元璋;称帝之后,则多以年号相称。
这位皇帝有三种常见称呼。1368年称帝后,他以"洪武"(意为"宏大的武功")为年号,定都南京。洪武年号的正式起讫时间为1368年1月23日至1399年2月5日。明成祖即位后,建文年间被并入洪武纪年。建文朝四年的记事附于《明太祖实录》之后,分别系于元年、二年、三年和洪武三十五年之下。明代实行一帝一元的制度,年号因而成为君主本人的代称,"洪武"遂成为中英文里的通行称呼。不过,"太祖"被认为是更严谨的称呼。庙号"太祖"(意为"伟大的始祖")也被其他王朝的开国君主所用,因此要称"明太祖"以免混淆。他的简称谥号为"高皇帝"。完整的谥号是一长串尊号,后世各朝不断修订、加长,所以留下了几种不同的写法。
主要史料
最主要的叙事史料是《明实录》,共2909卷,逾1600万字。其中记述洪武一朝的《太祖实录》,是皇帝去世后编纂的,带有官修一朝史书的性质,取材于起居注、日历和各类汇编的文书,奏疏、大臣的文牍和邸报也在采用之列。今传本共257卷。其他第一手材料包括皇帝本人的诏令和著述,如后文讨论的《大诰》,还有留给子孙的训示《皇明祖训》。《明史》是后世最主要的综合性著作,1739年刊行,主要依据永乐朝的实录写成。
史料的问题
《太祖实录》并非单一的同时代记录。学者研究指出,永乐帝曾下令两次修订其父的实录,第一次由翰林学士解缙主持,他充当了永乐帝的御用宣传者。修订带有政治动机,因为永乐帝需要证明自己的继位具有正当性。1403年的版本便是一例:书中称朱棣与其兄弟朱橚是马皇后仅有的两个儿子。这一说法被认为可疑,因为洪武帝若有嫡子,不太可能不立其为继承人。因此,关于朱元璋的崛起、诸王以及建文朝的记述,需要与同时期的私人著述和文集相互印证。史料中也含有传说成分。《实录》记载他出生时红光满室,这是天命所归之人的惯常异象。通俗传记、戏曲和后世民间传说又添加了更多渲染,尤其是关于他当乞丐和僧人那段经历的部分。
画像
留存至今的画像有两种风格迥异的传统。一种是庄重的宫廷正式画像,端庄而近于和善。另一种则面带黑色斑痣,下颌突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十幅太祖的"丑像",有戴冠像、着袍像和坐像等形式。博物院从相术的角度解读这些面貌特征:颧骨和颌骨突出,面部有斑纹,似乎与真正的天子"异相"相合。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这些不同寻常的画像是一种理想化的、象征天命的形象,而非写实的肖像;也有人认为它们更接近他的真实相貌。究竟哪一种更接近他的真容,目前没有定论。第二类画像并非清代后人的杜撰,它在明代就已出现,并在清代继续流传。
早年生活与家世(1328–1352)
朱元璋于1328年10月21日生于濠州钟离,即今安徽凤阳县。其父朱世珍(人称朱五四)是一个贫穷的佃农。一家人在淮河流域几度迁居:朱元璋生于钟离东乡,后来举家迁到西乡,最后落脚于太平乡孤庄村。他在亲兄弟中排行第四,在同族兄弟中排行第八,因此取名重八。这是一个以数字排行命名的名字,没有文化的平民通常都是这样取名的。他少年时曾给地主放牛。关于他童年的大部分细节,来自这位皇帝日后的自述,尤其是为父母陵墓所撰的碑文,以及《实录》。这两种材料都成于他登基之后,难免受到开国君主形象的塑造。
元末的局势
14世纪40年代,元朝已不堪重负。黄河屡屡泛滥,其他天灾也接踵而至。1344年的水灾是最严重的一次,造成大量人口死伤、流离失所,随后又出现饥荒与瘟疫。为了治理河道,保证粮食经大运河北运大都,朝廷征调了规模极大的民力。1351年,约有15万农民被征去改道黄河。再加上沉重的赋税和徭役,这项工程使大批怨愤的民夫聚集在一起。弥勒信仰的宗教则提供了把他们组织起来的手段。从1340年起,红巾军的影响已在淮河沿岸多地出现。白莲教的传教者宣称弥勒佛即将降世,终结人间疾苦。凤阳本身就是白莲教势力所及之地。在治河工地上,教首韩山童声称掘出一尊独眼石人,背后刻有造反的谶语。他随即被捕处死,但其信徒在1351年追随刘福通起事。这就是红巾军起义的开端。
1344年的饥荒与寺院生活
朱家也遭遇了同一场灾祸。1344年,淮河流域发生严重旱灾,饥荒之后又接连出现蝗灾和瘟疫。《实录》记载,家中亲人在短短几周内相继亡故。四月,朱世珍病逝,终年64岁,长子当晚也去世了。母亲陈氏于同月二十二日亡故。活下来的兄弟二人无力安葬父母。东家刘继德不肯给他们一块墓地,最后是他的兄长刘继祖施舍了一小块地。这段经历对这位未来皇帝日后对待地主和地方豪强的态度,留下了持久的影响。
朱元璋这时约十六岁,既无田产,又无亲族可以依靠,便投奔皇觉寺的僧人高彬,削发为僧。他做行童时,要扫地、烧香、敲钟、做饭、洗衣。一般认为他就是在寺中学会了识字。饥荒很快使寺院断了收入,没有了施舍,住持只好打发僧众外出云游化缘。
云游四方的岁月
从1344年起,朱元璋以游方僧的身份在淮河流域行走了大约三年。据传记所述,他从濠州南下合肥,西入河南,远至固始、信阳;又北上汝州、陈州,再向东经过鹿邑、亳州。后世的记述把这段经历视为他成长的关键时期。它让他对淮河平原的村落、社会阶层的分化和民间宗教有了直接的了解,他后来在自己的文章中也谈到过这些年月。相关史料很少,又带有文学色彩,所以确切的路线和云游的时间长短都难以确定。化缘结束后,他回到皇觉寺,一直待到战乱波及濠州。
投身义军
1351至1352年间,红巾军各部遍及淮河流域。在濠州,郭子兴及其同伙攻占了城池,并据城抵御元军。据说皇觉寺也受到威胁,朱元璋面临去留的抉择:是留在寺中,还是投奔义军。他幼年时的朋友汤和已经入伙,并邀他加入红巾军。传说他在决定之前还占卜问卦。1352年4月15日,他在濠州投到郭子兴麾下,成为一名义军。起初他只是郭子兴部众中最底层的一员。不到一年,他就从家乡招募了二十四人,并娶了郭子兴的养女。
起兵经历与崛起(1352–1368)
在郭子兴麾下
1352年4月,朱元璋在濠州投入郭子兴麾下的起义军。郭子兴是定远人,红巾军首领,作战勇猛,但性情急躁。他逐渐信任朱元璋,把养女马氏许配给他,即后来的马皇后。朱元璋来自钟离一带的同乡,如徐达、汤和等人,构成了他个人班底的核心。濠州城内各路义军将领互相倾轧。有一次,郭子兴被对立一派扣押,朱元璋袭入对方首领的住处,把他救了出来。1353年秋,郭子兴让朱元璋独自领兵,朱元璋由此开始崛起。随后他攻取滁州,1355年7月渡过长江。同年郭子兴去世,不久其长子也去世,朱元璋成为这支军队的首领。此时他仍奉韩林儿的宋政权为正朔,该政权带有摩尼教色彩的白莲教思想,朱元璋在名义上依旧向其效忠。
南京与长江根据地
1356年4月10日,朱元璋攻占南京。南京当时称集庆,改名应天府,成为他在长江下游的大本营。他控制了长江南岸及周边富庶的江南地区,但地盘不大,四面皆敌:陈友谅占据长江中游,在上游一侧;张士诚占据苏州一带,在东面;方国珍占据浙江沿海;北面仍有元军。相传学者朱升向他献策,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意思是发展农业,不过早称帝称王,以免招致攻击。1360年前后,浙江的儒士陆续投奔朱元璋,其中有刘基、宋濂等人。他们为他提供战略谋划和制度知识,也带来了儒家关于正统统治的话语。其他浙江儒士以宋濂为文章领袖,与淮河地区的武将一起,构成了这个政权的文官阶层。1365年,朱元璋设立学校,由“博士”任教。
击败各路对手
第一场大战是与陈友谅的较量。1360年,陈友谅杀害徐寿辉,夺取帝位,改国号为汉。他随即进攻南京,但未能得手。鄱阳湖之战从1363年8月30日持续到10月4日。陈友谅以庞大的舰队围攻南昌。双方交火一番、胜负未分之后,朱元璋用火攻船烧毁了敌军的楼船,全歼其舰队。陈友谅被流箭射中头部身亡。其子陈理于1364年投降。朱元璋由此得到长江中游。他自1361年起为吴国公,1364年进称吴王。
随后朱元璋转而对付张士诚,后者同样自称吴王。1366年4月24日,朱元璋攻占大运河沿岸的高邮,切断了张士诚来自北方元朝的援助。1366年12月下旬,苏州被围,经过十个月的围困,于1367年10月1日陷落。张士诚试图上吊自尽,被俘。史料对他后来是被乱棒打死还是被缢死说法不一。朱元璋一方在围攻中使用了约2400门火炮。方国珍于1367年12月投降。方国珍原是贩私盐出身,曾据有浙江沿海。1367年11月,朱元璋已派徐达、常遇春率大军北上,由此展开了下一节所述的北伐元朝之役。
与宋政权决裂及“明”国号
1363年2月,张士诚的部将吕珍攻占安丰并杀死刘福通,3月,徐达救出韩林儿。韩林儿被安置在滁州,只是个没有实权的傀儡。后来他在长江中溺水而死,各种记载把此事系于1366年或1367年。后世怀疑朱元璋是幕后主使,但史料并不足以定论。朱元璋不再使用宋的年号,开始以自己政权的纪年标注文书。这标志着他从一场千年王国式的运动转向使用儒家的治理与征伐话语。他延揽儒士,避免使用弥赛亚式造反的语言;掌权之后,他否认自己曾属于白莲教,并镇压了这一教门。
关于国号“明”(意为“光明”)的来源,有几种说法。《大英百科全书》将其追溯到主张复兴宋朝的韩林儿政权中的摩尼教影响,吴晗持此观点。另一些学者如胡阿祥则认为来自白莲教社团。第三种观点认为出自《易经》中的一句话,与“元”这一国号的典故一样,取自儒家经典。争论至今没有结论,这个国号也可能对两类受众都有号召力。1368年1月23日,朱元璋即位,年号洪武。
建立明朝与巩固统治(1368—1382)
登基与都城
1368年1月23日,朱元璋即皇帝位,年号洪武(意为“浩大的武功”)。他以南京为都。南京自1356年起就在他的控制之下,此时改称应天府,被视为帝国的“南京”。不过明廷并不把南京当作唯一的中心。此后数年,南京宫城基本没有大的改动,因为皇帝把精力放在家乡凤阳的“中都”营建上。这项工程耗费巨大,1375年因靡费过多而停工,营建重心又回到南京。
北伐与北元
征服北方的战事在登基之前就已开始。徐达任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其主要副手。大军先后经山东、河南,再沿大运河一线北上。1368年秋,元顺帝妥懽帖睦尔(脱欢帖木儿)撤出大都(后来的北京),逃往草原,徐达的军队不战而入城。蒙古朝廷重组为北元。元廷退至和林,明军于1380年攻陷和林。
大都陷落后,草原上的战事并未结束。1372年,徐达远征漠北,败于扩廓帖木儿之手,损失惨重。此后,明朝的对策更多依靠边境的设防卫所,并定期出塞袭击,以打散蒙古人的集结。1380年代的几次战役则更具决定性:
- 1387年,盘踞东北的蒙古将领纳哈出在遭遇严重饥荒后降明。
- 1388年,皇帝任命蓝玉为大将军,率15万大军征讨北元君主脱古思帖木儿(Uskhal Khan)。
- 蓝玉大军抵达捕鱼儿海,击败蒙古军,俘获可汗的家属一百余人、百姓7.7万余人、牲畜15万余头。
- 脱古思帖木儿向和林逃亡途中,在土剌河遭也速迭儿袭击而败亡。
这一胜利摧毁了忽必烈一系对汗位的继承资格,但并未消除北方边境的蒙古威胁。
四川与西南
1371年,明军攻取四川,灭掉明玉珍之子明昇的夏政权。元朝在这一带的最后据点是云南。明廷于1369年、1370年、1372年、1374年和1375年屡次遣使招降,其中有的使者被杀,成为出兵的借口。傅友德受任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副,率约30万大军,对手兵力约为其三分之一。战事于1381年秋季开始,次年1月攻下昆明,4月又克大理。蒙古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及其亲信在昆明陷落前自尽。统治大理的段氏失去权力,段明及其两个儿子被送往南京,授予荣誉官职,却没有实权。
对该地区的稳固统治依靠驻军。1384年,皇帝决定让沐英长期镇守云南,其家族在当地一直掌权到明朝灭亡。卫所驻军及供养他们的军屯(见军事制度一节)使大量汉族人口迁入云南定居。明朝在云南的统治沿用元代的土司制度,保留土著首领的世袭统治,同时不断加强中央集权,推动汉人移民。
南京城墙、宫殿与确立正统的礼仪
新都的营建意在昭示王朝的长久。谋士朱升建议加高城墙,被朝廷采纳,部分原因是为防备沿海的倭寇。城墙历时二十一年,动用工匠和役夫约20万人。旧城以东另辟“新城”,用来建造宫城。西北的狮子山被圈入城防之内,使城区面积几乎扩大了一倍。宫殿在1370年代大规模扩建和翻修,至1377年全部建成,南京也被定名为“京师”。这一布局后来成为北京宫城的蓝本。
朝廷还建立起中国王朝应有的礼仪制度,包括在城外坛场祭祀天地,设立太庙,以及祭祀社稷的坛壝。礼服和朝廷礼仪也一改蒙古旧俗。这一切为这位昔日的起义领袖提供了儒家王权的框架,使他得以天子的身份君临天下。到1382年,天下重归统一。
政府集权与废除丞相制度
承袭的体制
明初的行政体制沿袭元制。中书省掌管民政,设左右两名丞相,俗称宰相。御史台负责监察,大都督府统率军队,六部隶属于中书省。这些机构的名称几经变动。吴元年(1364)初设时,李善长和徐达分任两职,洪武元年改称左、右丞相。
1370年代的朝廷政治,受到不同地域官员之间相互倾轧的影响。许多高级文官出自皇帝的故乡淮河流域,最突出的是同为定远人的李善长和胡惟庸。另一些来自浙江,刘基、宋濂等谋臣便是浙江人。皇帝对身边的谋臣少有信任,对权势最大的大臣也时常调动或罢黜。李善长是官僚系统中最受敬重的人物,1370年因病,次年致仕。胡惟庸于1377年出任左丞相,在1370年代后半期主持全国的民政。
胡惟庸案与丞相制度的终结
洪武帝担心丞相府权力过于集中,会威胁皇位。1380年初,胡惟庸被指谋反,于1380年2月12日与御史大夫陈宁一同被处死。后世史书记载的罪名,包括图谋叛乱,以及向北元和日本寻求外援。有几位史家对这些指控持审慎态度,因为此案在其后数年间不断被扩大、增饰。1390年,已经致仕的李善长被牵连,连同家人一起殒命。清洗波及远亲、同僚和门生故旧,死者估计有三万到四万人。关于清洗的整体情形,后文另有专节叙述。
随后,皇帝干脆废除了这一整套制度。他撤销中书省和丞相之职,六部尚书直接向他奏事。他亲自掌管六部和五军都督府。六部尚书与改组后的都察院长官,被非正式地称为“七大臣”。
政务负担与大学士
新体制让皇帝成了自己的行政首脑。过去由经验丰富的官僚处理的决策,现在直接压到他身上,也使身边亲信,尤其是宦官,有了施加个人影响的空间。《实录》记载,1384年9月的八天里,他处理的奏章多达一千多件,涉及三千多件事务。最初的补救办法是1380年设立的四辅官,按四季轮流为皇帝出谋划策,但这一办法没有维持多久。1382年,朝廷仿照宋朝的制度,设置大学士作为皇帝的顾问。皇帝从翰林院中选人,让他们处理行政文书。这些人品级不高,并非丞相。直到永乐帝在位时,他们才合称为内阁。内阁后来发展成为真正的政务中枢,是洪武一朝以后的事。
军事与监察机构
统一的军事指挥权同样被拆分。1380年,大都督府被撤销,职能分归五军都督府。军队的统率权由此不再集中于任何一位中央官员。皇帝亲自掌握任命和出征事宜,并为具体战事指定将领,详见军事制度一节。
御史台也经过改组。1382年改称都察院,御史被派往各地巡察。1383年,给事中分设于六部各署。他们虽然品级较低,却可以稽查文书、弹劾官员。丞相既已不存,给事中与御史便一同成为皇帝监视官僚系统的手段。
《皇明祖训》
禁止恢复丞相的规定,被写进了王朝的立国训诫。《皇明祖训》初编于1373年,1395年修订。其中明令后世子孙不得再设丞相,臣下若有胆敢奏请设立者,文武百官须立即弹劾,并予以严惩。明代后来的君主和官员都把这部文本当作必须遵守的“祖宗成法”,丞相之职终明一代再未恢复。
法律、刑罚与大案
《大明律》
律典的编纂早在明朝正式建立之前就已开始。1367年末,李善长主持起草了初稿,此后在洪武年间又几经修订,众多官员和朝廷顾问参与其事。其目的是以固定的成文法典取代元朝临时断案、援引判例的做法。13世纪以前的中国法律以唐朝的律典为根基,洪武帝掌权不久便想恢复唐律。但1389年的版本放弃了唐律按事项分篇的体例,改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编排条文,前面另设总则,载列名例与基本原则。1397年5月29日,皇帝在午门向群臣颁布了定本。自1397年至1644年明朝灭亡,它一直是中国的主要通行法律。后来的清朝制定了大量沿袭此律的新律典取而代之。皇帝下令律文本身不得更改,因此后世各朝只能通过补充条例和判例("例")来调整适用。最终形成的是一部篇幅相对简练、以刑法为主的律典。
《大诰》与法外之刑
与律典并行的还有另一套严酷得多的法令。1385年至1387年间,朱元璋颁布了分为四编的《大诰》,用以警戒和训导臣民。1387年12月颁布的第四编(《武臣大诰》)是专门写给军官的。这些文本收录了贪官、贪婪的胥吏和横行乡里的豪强的真实案例,并附有皇帝所处的刑罚。其中有剥皮、挑筋、阉割,以及发配充军服劳役或戍边等,都远远超出律典规定的笞、杖、徒、流、死等常规刑罚。地方官员和乡里的老人奉命宣讲《大诰》,学校也讲授其内容。后世记载称,家中藏有《大诰》的人家,若犯罪被定罪,可以得到宽宥。《大诰》原则上不属于《大明律》,在他去世后也没有作为常规法律延续下来。它们表明,皇帝是把刑罚当作道德教化的工具,尤其用来对付官场腐败。
特务机构与司法暴力
锦衣卫由皇帝的亲军卫队发展而来。1382年,他裁撤了原有的卫所机构,正式设立锦衣卫。锦衣卫可以在正常司法体系之外逮捕和审讯,并自设监狱。不过,皇帝也对其有所约束:1387年,他当众焚毁锦衣卫的刑具,并把狱中囚犯移交刑部;1393年,他又禁止把中央或地方的案件交给锦衣卫处理。继位的皇帝恢复并扩大了它的权力,锦衣卫后来与宦官掌管的机构纠缠在一起。在朝堂上用竹杖或木杖责打官员(廷杖)同样被使用,史料中也记载有因此致死的事例。
几桩大案
洪武年间1380年代和1390年代的清洗,传统上被归为明初的四大案,即胡惟庸案、蓝玉案、1376年的空印案和郭桓案。其中胡惟庸案已在前面论述丞相制度的一节中谈过。胡惟庸主持行政事务,被指谋反,于1380年被处死。后来罪名不断扩大,增加了勾结日本和蒙古势力的指控。1390年此案被重新翻出,年事已高的李善长和一批侯爵因此被处死。清洗株连到亲属、门生,乃至门生的亲属,据估计死者达三四万人。
1385年的郭桓案,起因是查出户部和各省官员通过伪造账目侵吞税粮。大批官员被处死,若把家属和同伙计算在内,传统说法是死者数以万计。这是促成黄册编制和更严格的财政监管的案件之一,相关内容见经济一节。
最后一桩大案牵涉一名将领。蓝玉是一位重要统帅,先封永昌侯,后晋封凉国公,于1393年3月22日被处死,罪名是谋反和图谋政变。随后的清洗,传统上认为死者在一万五千人以上。此后两年间,傅友德、冯胜、王弼等几位老将相继去世;史家认为,他们的死是皇帝清除功臣的举措的一部分。受害者中,与皇帝一同起家的淮西旧部所占比例尤其高。富裕人家,特别是江南地区的富户,也通过重税、强制迁往南京和对地主的起诉而成为打击对象。
对史料的评估
各案的死亡总数都是整数,出自明代及后世作者的记述,并且把被处死的亲属与同伙也算在内,而非仅指主犯。现代史家大体承认,这些清洗杀死了数以千计的人,并清除了开国时期的大部分军事精英。对于确切数字,他们持审慎态度,许多人还认为针对胡惟庸和蓝玉的谋反指控是夸大或捏造的。皇帝本人后来给出的理由是,这些清洗为继承人扫清了道路。蓝玉案的清洗与为其孙(建文帝)铺平继位之路有关,数以千计的人因此被处死或流放。
所谓"文字狱"则是相关而更存疑的问题。民间说法称,官员因奏章中使用了听起来像"僧""贼""光"的字眼而被处死,这些字眼影射的是皇帝自己的出身。有几位史家质疑这种迫害究竟有多系统。他们指出,最广为流传的故事依据的是后世轶事,而非《实录》,其中一些被提到的作者实际上是因别的罪名受罚。皇帝确实对奏章的格式作了规定,并为官员的贺表确立了固定的程式。
经济、人口登记与赋税
黄册与里甲制度
明代的财政制度建立在两套相互关联的簿册之上。1370年曾编订过第一次户口调查册,但结果不尽如人意。于是在1381年,朝廷推行里甲制度,并颁行了第一批全国性的黄册。每里合110户,从最富裕的人户中选出十名里长,其余一百户编为十甲。黄册登载户内人口、田地、池塘、果园和牲畜,同时注明各户的职业类别(民户、军户、灶户或匠户)及赋役等级,每十年重新编造一次。1381年另设专门的库房存放黄册,1391年又进行了一次清查。1381年,隐匿人口被定为死罪,但仍有许多人户为逃避徭役而脱离户籍。因此,现代学者将黄册上的数字视为偏低的统计。
鱼鳞图册是与之对应的土地册籍。洪武年间,鱼鳞图册编成于1387年,当时国子监的生员(如武淳)被派往各府。土地按税粮数额划分为若干区,每区设四名粮长,一区以税粮一万石为单位。丈量人员记录每块田地的形状和面积、四至边界、土壤肥瘠及业主。两套册籍合用,使田产难以瞒过官府的核查,这也正是编造它们的目的。里长之外,另有粮长辅助,粮长由州县官府从富户中指派,负责征收税粮。乡民还要承担徭役,并在本地调解一般的纠纷。
赋税
田赋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每年分两次征收,夏季征麦,秋季征米。私田的名义税率约为每亩三升三合,官田则为每亩五升三合。各地税率相差悬殊,这是因为洪武政府沿用了前代政权对被征服的江南地区所定的高额税则。1393年,苏州府的田地约占全国的1.1%,却要缴纳粮食281万石,约占全国总额2,940万石的9.5%。后来建文帝减轻了这些负担。
恢复生产与移民垦殖
14世纪50至60年代的战乱之后,政府鼓励垦荒。难民和人口稠密地区的居民可获得优惠,迁往无主荒地。元末受到破坏的灌溉工程也得到修复。政府设立了军屯和民屯,要求屯田军士每人种植桑树和枣树各一百株,并栽种柿、栗、核桃等适宜的树种。北方各省新垦的土地被宣布永久免税,这促进了人口凋敝的北方的移民定居。
货币
开国之君曾试图恢复金属货币,却发现金属不足,于是改用桑皮纸制造纸币。大明宝钞于1375年首次发行。一贯面额的宝钞,价值相当于一千文铜钱,钞面上还绘有一串铜钱的图样,并印有伪造者将被斩首的警告。铜钱(洪武通宝)与宝钞并行流通,民间的金银交易则被官方明令禁止。这种钞票是不可兑换的货币,国家为支付开支而大量发行。与此同时,政府自己却基本不再收受宝钞,人们因此对它失去信心,银价相对纸钞上涨。宝钞的价值很快便贬去一半以上,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持续了数十年。1433年,官方恢复铸钱,白银则逐渐取代宝钞和铜钱,成为贮藏手段和交换媒介。
人口与赋税数字
到1393年,黄册登记的民户为1,605万户,人口6,054万,登记纳税的土地为850万顷(一顷合一百亩)。官方公布的1393年总人口为60,545,812人。何炳棣认为应上调至约6,500万,因为华北和边疆的大片地区并未计入。登记人口很可能远低于实际数字,此后官方公布的总数也停滞不前,甚至下降,而实际人口却在增长。因此,1393年的数字最好被看作元末崩溃之后经济恢复的证据,并且只能视为最低限度的估计。
军事制度与诸王分封
洪武帝以世袭军户为基础建立明军。这是对前代制度有意为之的改造。朱元璋创立的世兵制,既受蒙古式驻防体制的启发,也参考了北魏、隋、唐的府兵制。元朝的先例在实际中同样重要,因为明朝的军事机器大半承自元朝。其结果就是卫所制度,并于1384年重新整编。标准的卫约有5600人,下辖五个千户所。每个千户所约1120人,再下分为百户所,每所约112人。到1393年,卫所兵的总数已达120万。
士兵被编入专门的军户。军户世代承担兵役,父死子继。若某户绝嗣或逃亡,官府便派人前往原籍,勾取亲属或贴户补充。这一负担十分沉重。据一种估计,国家多达两成的户口登记在军籍上,近一成的耕地被划为军屯田。其目的是让军队自给自足。士兵通过军屯自行解决粮食,并轮番赴京师等地操练和任职。耕种与操练的比例因地区而异。在云南,征服之后,三成军士操练,其余则从事农业生产。边防卫所本应比内地卫所保有更大的作战兵力比例。
在最高层,大都督府于1380年被拆分为五军都督府。五军都督府掌管军籍、统辖各卫,却不能擅自调动军队。军队的调遣须出自皇帝的诏令,为征战而任命的将领,只在战事期间拥有指挥权。战事结束后,他须交还印信、离开所部,因此没有哪位统帅能够形成长久的私人班底。军职还带来非同寻常的地位。受封为公侯的将领在洪武朝廷中位在文官之上,享有更高的俸禄,并拥有世袭的爵位。开国时期的名将,如徐达、常遇春和蓝玉,都属于这一群体。他们对北元的战事,以及蓝玉等开国将领在清洗中的下场,已见于前文各节。
诸王分封
在卫所之外,还有另一套军事架构,意在于皇室内部巩固王朝。从1370年起,皇帝先后将二十四个儿子和从孙朱守谦封为亲王,形成了一种有俸禄而无行政职责的亲王制度。这一制度仿效了前代封建制度的做法,而皇帝又力图避免前代的失败。诸王对名义上的封地都没有行政管辖权。他们的身份、晋升与惩处,反由京师的宗人府负责管理。
亲王虽无民政权力,镇守边疆的诸王却掌握实际的军权。其中九位亲王的封地设在边疆,用于防御。最为知名的是驻西安的秦王、驻太原的晋王,以及驻北平(即今北京所在地)的燕王。每位亲王统领三支护卫军,兵力从3000人到15000人不等。晚年,皇帝派晋王和燕王出塞作战。他们接替了昔日由老将担任的职责,而那些老将到1390年代初或已亡故,或已被清洗。皇帝还期望诸王能够制衡大臣,并制约日后可能出现的软弱君主。
这一制度带来了财政负担。1376年,亲王的岁禄定为米5万石、钞2.5万贯,后来减为米1万石。由于明朝宗室人口无限增长,宗藩禄米在后世诸朝日益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不过,这属于王朝后期历史上的问题,并非开国之君在位时所面对的。
眼前的紧张则是政治性的。皇太子朱标于1392年去世,继位人成为他的儿子朱允炆,1392年立为皇太孙时年仅十五岁。朱允炆的诸位叔父都是经验丰富、手握兵权的统帅,其中最危险的是燕王朱棣,他是皇帝在世诸子中年纪最长、影响力最大的一位。1398年6月,皇帝驾崩。他的孙子即建文帝,与黄子澄、齐泰等谋臣开始削藩。他们首先以周王、齐王、湘王、代王和岷王的不法行为为由下手。这一政策引发了1399年8月由朱棣领导的叛乱。1402年,朱棣攻克南京,成为永乐帝。此后,朱棣及其继任者逐步剥夺了诸王的兵权。诸王保有财富与地位,却失去了权力。
意识形态、教育与宗教
理学正统与科举
朱元璋政权很早就确立以宋明理学中的程朱学派作为治国学说,尽管他本人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对士大夫群体也始终存有戒心。他首先着手建立学校体系。1360年代后期的诏令要求各府、州、县普遍设立官学,并给官学生发放廪膳。乡村也被要求设立社学。南京的国子监(1382年定名)培养出仕的人才,位居整个学校体系的顶端。
科举制于1370年恢复。朱元璋对科举选出的人才不满,1373年又下令停止,1384年重新恢复,并定为每三年一科。考试以四书五经为内容,以朱熹及其学派的注释为标准解释。成熟的"八股"文体直到十五世纪才最终定型。其结果是国家学说、学校教育与入仕之途紧密相连,这一联系一直持续到1905年。
被删节的《孟子》
他对儒家经典的态度,在对待《孟子》的做法上表现得最为清楚。书中把民置于君之上的言论,以及把暴君视为可以被废黜的独夫的说法,都令他不快。据说他曾想把孟子撤出孔庙祀典,但遭到官员反对。1384年科举恢复之后,他越发觉得需要一个经过删削的版本,于是在1394年颁行了《孟子节文》,由刘三吾与翰林学士们共同编成。被删去的条目多达八十五条。其中一些主张君主的正当性应当建立在被统治者的意愿之上,另一些则主张君臣之间相互尊重,或由正直的大臣在道德上规劝、引导君主。节本与科举的考试内容挂钩,但在明朝最初几十年之后就不再通行,后继诸帝时期,《孟子》全本重新通用。
教化与礼制编纂
朱元璋还想直接教化普通乡民。1397年,他下令把"六谕"这六条简短的道德训诫张贴于所有乡村,并要求里中老人每月公开宣讲六次。六谕的内容是: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依据相关的乡村规约,宣讲的方式是由一位老人、残疾人或盲人在孩童的引领下走遍各里,摇动木铎,每月六次。这些规约于1398年以《教民榜文》的名义颁布,把道德教化与本文其他部分所述的里甲组织结合在一起。数百年后,康熙帝1670年颁布的《圣谕》也参考了六谕。
宫廷礼制编入了《大明集礼》。该书由徐一夔领衔的学者班子编纂,约于1370年完成,对祭祀、朝会、丧服、品级和服饰等礼仪作了规定,是后来明代典礼的依据之一,但直到十六世纪才刊印。
佛教、道家与民间教派
朱元璋与佛教有着个人渊源。亲人去世后,他有八年时间在寺院生活与四处乞食之间交替度日。不过,他把佛教僧侣与道家的道士都视为国家需要统计和管控的人群。在他的统治时期,朝廷对佛道两教实行严格管理:发放度牒,限制出家人数;1382年设立僧录司和道录司,专门管理僧道;把寺院分为禅、讲、教三类,即禅修、教义讲习和仪式法事;并设法把僧人限制在登记在册的寺院之内,不让他们介入乡村生活。朱元璋本人还为佛道典籍撰写文字,包括注解《道德经》,并看重僧道为亡者所做的法事。
未经许可的教派则被视为治安威胁。佛道两教的秘密结社,尤其是白莲社,在元代助长了民间的不满。朱元璋自己就出身于这一环境,称帝后却明令禁止这些组织。《大明律》规定,组织白莲教、弥勒教等异端教派以及擅行邪术,均属犯罪。
革除蒙古习俗
明政权以恢复蒙元统治之后的华夏旧制自居。1368年的诏令要求朝廷和官员的服饰恢复唐宋旧制,并禁止京城居民穿用蒙古式的服装、发式、姓名和语言。《大明律》后来又规定蒙古人和色目人必须与汉人通婚。服饰制度规定了官员、士人和平民各自可用的颜色、面料和饰物,并限定了各等级的住宅规模和车马规格。商人不得穿丝绸。这些规定意在使社会等级在日常生活中一目了然,并与《大明集礼》所载的礼仪配合施行。
对外关系与海洋政策
朝贡框架
洪武帝登基后不久,便通告周边各国君主,明朝已据有中国。有说法称,他期望外国定期遣使朝贡,并承诺承认各国依序继位,同时给予一定的庇护。明朝没有在海外常设使馆,但经常派出使者,也接待朝贡使团。参与后来所称的朝贡体系,也意味着获准通过正当渠道与中国通商。1383年,明朝推行勘合制度,以便管理各国的朝贡使团。每个使团都须出示相符的勘合,朝廷借此验明其身份。朝鲜和琉球被视为格外可信赖的藩属,其使者无须持勘合,所获许的朝贡次数也多于多数其他国家,贸易机会因此更多。
早期的使节前往高丽、日本、今越南境内的安南和占城,以及爪哇和东南亚的其他政权。与朝鲜的关系密切,却并非一帆风顺。据一项研究,洪武帝曾要求朝鲜向明廷进献女子,意在削弱朝鲜与元朝上层之间的旧有联系,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在日本,明朝打交道的对象是以九州为据点的怀良亲王,而不是足利幕府。这些交涉的主要议题是倭寇问题。
琉球
琉球成为朝贡国的典范。1372年,使者杨载前往冲绳。当时冲绳分属各地领主,杨载说服中山王察度与明朝建立正式的朝贡关系。察度之弟泰期随后携土产前往明廷。察度获赐织物、瓷器、书籍、银质王印,以及承认其王位的文书。山南和山北的领主也在14世纪70至80年代相继入贡。洪武帝的动机部分出于战略考虑。有历史学家认为,他意在把以九州为基地的倭寇的走私活动,引导到合法的朝贡贸易框架之内,而琉球的那霸港可以成为日本硫磺和马匹输入中国的合法出口。1392年,他派遣三十六姓精于造船和航海的人前往琉球。这些移居者后来成为琉球华裔海洋社群的核心。
对扩张的克制
《皇明祖训》初修于1373年,此后不断修订,直到1395年。其中列有一份明朝不应攻伐的国家名单。1395年对这项政策的一份表述称,洪武帝不会征伐十五个周边国家,以维持和睦的朝贡关系,促进贸易。通常认为这份名单包括朝鲜、日本、安南、占城、真腊和爪哇等国。蒙古不在名单之内。祖训要求子孙防御外来的“夷狄”,不要为求功名或征服而兴兵。实际上,越南入侵占城时,洪武帝拒绝出兵干预,仅对越南加以申斥。这种克制适用于海上和南方。在北方边疆,北元仍是现实的军事威胁,明朝以前文所述的出征和诸王镇守来应对。
海禁
海禁(参见海禁)是这一体系的另一面。1371年,洪武帝颁布海禁,禁止私人海上贸易,也禁止中国人出海,无论出于何种理由。直接起因是倭寇的劫掠。他对张士诚、方国珍等沿海割据势力旧部的忌惮,也是原因之一。外国商人被禁止航海来华贸易,与违禁者往来者可处死刑。一切合法的海上贸易都须通过由国家掌控的朝贡使团进行。这也符合洪武帝重农的取向,他以农为本,轻视包括商人阶层在内的其他行业。海禁被写入祖训,在明朝此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大体仍得到执行。
海禁无法完全落实。朝贡贸易受到各国入贡频率的限制,供应不足以满足国内外的市场需求。走私屡禁不止,后来的海盗活动也多由因这一政策而失去生计的中国人所为。海禁直到1567年才解除。
对后世远航的影响
洪武一朝留下了后继者沿用的外交机制,包括朝贡礼仪、勘合制度、与琉球的藩属关系,以及福建的造船和航海群体。永乐帝在15世纪初利用这些遗产,派遣郑和的船队前往东南亚、印度洋及更远的地区。这些远航是洪武帝所确立的朝贡外交的延伸,而非背离。
家庭、继承与驾崩
马皇后与皇室
朱元璋于1352年迎娶日后的马皇后,她直到1382年去世,一直是他的正妻。传统记载把她描绘成一位起缓和作用的人物:她为受罚的官员和儒生求情,又在早年征战期间与朱元璋共甘苦。这些轶事都出自她去世之后的文献,或许受到后世“贤后”形象的影响。即便如此,明代的传统说法仍一再把她的去世与洪武后期较为严酷的阶段联系起来,包括1380年代和1390年代的诸次清洗。她死后谥号孝慈高皇后,葬于后来也安葬了朱元璋的陵寝。
朱元璋有众多妃嫔,据某些记载,其中还有朝鲜和蒙古女子。他被认为有26个儿子和16个女儿。马皇后所生之子包括太子朱标,以及秦王、晋王和燕王,其中燕王即朱棣,也就是后来的永乐帝。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订立了宗室谱系与礼仪方面的规定,确定了皇子皇女的身份以及供给他们的禄米。由此形成的藩王封地制度,已在军事制度一节中论述。传统记载还提到,他有数十名妃嫔被迫殉葬。各种文献所记人数不一,而明代后来的君主也没有沿用这一做法。
继承危机
朱标生于1355年,1368年立国时被立为太子。他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却在1392年、年仅三十六岁时先于父亲去世,具体日期是1392年5月17日。他的死打乱了皇帝为有序交接权力所作的安排。皇帝也考虑过其他儿子,但年长的诸王或被取消资格,或已先后去世。秦王朱樉一度被视为可能的继承人,但他性情暴烈、滥用权力,因此被排除;他于1395年去世,晋王朱棡则于1398年3月去世。这样一来,朱棣就成了在北部边疆拥有丰富军事经验的年长亲王。然而皇帝仍坚持嫡长一系的继承原则,指定朱标之子朱允炆为继承人。这一选择保住了嫡长继承的原则,却把皇位交给了一个缺乏军事经验的年轻人,而他的叔父们正手握重兵驻守边疆。
逝世与靖难之役
洪武帝于1398年6月24日去世,终年69岁,6月30日葬于孝陵。同日,他的孙子即位,是为建文帝。新朝廷在齐泰、黄子澄等官员的谋划下,迅速着手削弱诸王的权力。1398至1399年间,朝廷废黜或逮捕了数位亲王,其中有周王、齐王、代王和湘王。1399年,朱棣以“靖难”(“清君侧”)为名起兵,声称是依照《祖训》铲除奸臣。战争持续了三年。朱棣先在北方平原取得关键胜利,随后绕过各座设防城池,直逼京师。建文帝的统治于1402年7月13日结束。南京城的一座城门被打开,迎入朱棣的军队,宫中随即起火。建文帝的下落至今不明,他出逃的传言流传了数代。朱棣于1402年7月17日即位,是为永乐帝。他的朝廷在当年余下的时间里恢复使用洪武年号,这等于暗示建文一朝并不具有合法性。洪武、建文两朝的《实录》随后也依此作了修订。
孝陵
孝陵始建于1381年。马皇后于1382年葬于此地,此后它成了皇帝自己的陵寝。孝陵位于南京东郊的紫金山脚下,整个陵区分为两部分:一是神道,二是陵寝主体。入口附近的四方城内立有一通碑,是朱棣下令所立,用以颂扬其父的功业。神道并不笔直,这与后来诸帝陵不同。一种说法认为,神道绕弯是为了避开三国时期吴主孙权的墓,朱元璋不愿惊扰它。神道两侧的石像生有狮子、骆驼、神兽、马和象,再往前是文臣武将的石像,然后是坟丘,坟丘前方建有明楼。孝陵确立了此后明清帝陵的布局与礼制范式。而自永乐帝起,明代后来的诸帝改葬于北京附近。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于2000年首次将“明清皇家陵寝”列入名录。2003年,列入范围扩大,纳入了南京的明孝陵和北京昌平区的明十三陵。孝陵现已以这一名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史学评价与历史遗产
中国传统史学对洪武帝的评价,是在真实的功业与真实的残酷之间权衡。清代编纂、1739年完成的《明史》称颂他的文治武功,评价之高,把他置于汉、唐两朝开国之君之上。明代的文人和后世的儒家批评者,则谴责他大规模的诛杀、对贪官的剥皮之刑,以及《大诰》中的法外之刑。康熙帝于1684年谒孝陵,并题词称颂朱元璋的治绩,表明满洲人建立的王朝同样可以把他奉为开国楷模。流行的形象是:他减轻农民负担,整饬官僚队伍,在元朝崩溃之后重建国家,但靠的是恐怖手段。
二十世纪,他事业中反抗蒙古的一面使他成为民族主义的象征。许多中国人把他奉为民族英雄,孙中山即是其中之一,因为明朝结束了近百年的蒙古统治,恢复了汉人政权。吴晗所著的朱元璋传,是中国学界关于这一时期最著名的研究。该书最初出版于20世纪40年代,1949年修订再版。1949年的北京版长期被视为关于朱元璋生平与事业最权威的著述。早先的版本常被解读为对蒋介石政府独裁统治的隐晦抨击。1949年以后的版本则更紧密地把这位开国之君纳入马克思主义的农民起义框架:这位从最贫苦阶层崛起的起义者,同时也是重建地主官僚国家的人。吴晗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批判,1969年死于关押之中。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阶级分析解读朱元璋的做法在中国失去了主导地位。
西方学者和后来的中国学者已不再采用英雄化或妖魔化的两极画像。爱德华·法默(Edward Farmer)的《明初政府》(Early Ming Government)等研究,把他描绘成一位“精明而有远见的立法者”,为皇室、宦官、官员、贵族和平民等每一个社会群体都制定了规则。另一些史家则强调他的多疑和专横。黄仁宇认为,开国者设想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并不适合后来日趋商业化的帝国。现代学者还认为,传统上胡惟庸案、蓝玉案中数以万计的死亡数字,只是经明、清后世作者加工的粗略估计。对乡村学校、里甲制度等地方社会机构的研究,则显示了他的各项规定实际上推行到了多远。
他在制度上的长远影响十分巨大。他塑造的中央政府一直延续了明、清两代,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1380年废除丞相,使皇帝成为自己的宰相。后世的皇帝无法负担这样的工作量,内阁大学士于是从顾问发展为非正式的内阁。洪武帝约束宦官,但他的继任者却让宦官接管了原本由丞相一职处理的宫廷事务。锦衣卫和后来的宦官特务机构,发展成为明中期政治中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宝钞贬值,到十五世纪中叶,经济逐渐转向用银,这后来又促成了十六世纪的赋税改革。海禁以及对私人海外贸易的禁令执行得并不均衡,助长了走私和倭寇问题,这些问题一直延续到1567年限制放宽。卫所制度下的世袭军户,在一个世纪之内就衰败了。
与其他开国君主的比较,通常从刘邦开始:他是唯一另一位平民出身的重要开国之君,也同样铲除了许多昔日的战友。与赵匡胤的对比同样为人熟知:961年,他通过协商和给予厚禄而不是诛杀的方式解除了诸将的兵权,这一文官控制军队的先例塑造了宋朝。相形之下,朱元璋对待淮西功臣的做法就显得格外严酷。
在大众文化中,他既是当上皇帝的乞丐和尚,也是一位暴君。民间传说把他与刘基等谋士以及预言联系在一起。金庸的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中,他是接管反元的明教的反派人物。电视剧也一再讲述他的故事,例如中央电视台2006年首播的《传奇皇帝朱元璋》,由陈宝国主演。该剧以他1382年重返凤阳、前往皇觉寺为叙事中心。在凤阳,人们对他的记忆是分裂的:一方面为“中都”和皇陵感到自豪,另一方面又流传着一首讲述当地贫困的著名民谣。在南京,明城墙和孝陵是这座城市文化遗产认同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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