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人是一个操伊朗语的族群,其历史故土粟特主要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肥沃的河谷地带。主要中心包括撒马尔罕、布哈拉和片治肯特。粟特人自古代便见于记载,公元4至8世纪尤其活跃,作为商人、外交使节、译者、工匠和宗教传播的中介,在丝绸之路沿线发挥了重要影响。他们通常并未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其故土由城市和较小的公国构成,海外社群则维系着遍及中亚、延伸至中国的联系。粟特人的历史展现了流动性商业网络在商品、语言、信仰和艺术形式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故土与身份认同
粟特以阿姆河以北的泽拉夫尚河和卡什卡河流域为中心。其疆域范围因时代和史料而异。依靠灌溉的绿洲支撑着密集的聚落,附近的山地和草原则使当地居民与牧业人群及长途交通路线相互连通。
“粟特”可以指一种地域身份、一种语言,也可以指共享某些文化习俗的社群。这些范畴并不总是重合。生活在中国的粟特裔人士,可能在公务场合使用汉语,同时保留粟特宗教习俗或商业联系。反过来,不同出身的人也可能参与以粟特语为交流语言的网络。
粟特人属于更广泛的伊朗语世界,但不能简单地将他们视为居住在更东方的波斯人。他们的语言和地方传统自有特色。同样,也不应将古代粟特人的身份认同等同于任何一个现代民族的身份。
历史发展
古代
在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王室铭文中,粟特被列为帝国领土之一。公元前4世纪末,亚历山大大帝经过艰苦征战,镇压了斯皮塔米尼斯等地方领袖的抵抗,征服了这一地区。此后的政治格局将粟特与希腊化时期的中亚联系起来,但当地制度和伊朗传统仍然延续。
关于古代后续某些时期的史料并不均衡。考古遗存和钱币揭示了政治关系的变化以及城市经济的延续,却不足以构建一部统一粟特王国的连续历史。
中世纪早期的诸公国
到中世纪早期,粟特由若干公国组成,其中以撒马尔罕尤为突出。统治者行使权力的同时,强大的贵族和商人家族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君王、地方精英与城市社群之间的力量平衡因地而异。
自6世纪起,粟特诸公国受到突厥势力的影响,或臣服于其宗主权之下。粟特人也为突厥统治者担任外交使节、行政官员和商业中介。他们的语言能力和商业专长,有助于将草原帝国与伊朗、中国的定居社会联系起来。
这些关系表明,粟特人的影响力并不主要依赖军事征服。商业流动能力、城市资源以及为更强大的政治势力服务,往往比领土统一更为重要。
贸易与散居群体
粟特商人是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的重要参与者,在中世纪早期尤为活跃。他们的活动范围经塔里木盆地和河西走廊延伸至中国北方,也向西与伊朗及其他市场保持联系。
丝绸之路并非一条单一的通道,粟特人也没有控制沿线的全部往来。不同背景的商人通过相互交织的区域网络交换货物。粟特人的突出地位,部分源于他们能够依靠通晓多种语言的人员、对当地情况的了解、信贷关系和值得信赖的伙伴,将这些网络衔接起来。
他们经营的货物包括丝绸、纺织品、贵金属及其他高价值商品。商人可能随商队出行,也可能作为常驻代理人留居异地,或通过亲属与合伙人开展业务。因此,海外社群兼具人口流动与永久定居的特点。
在敦煌附近发现的**《粟特古信札》**,为这一商业性散居群体提供了难得的直接史料。这些信件通常被断代为公元4世纪初,涉及商业、政治动荡与家庭状况。它们也表明,海外生活并非只有商业成功,还可能伴随着亲人分离、处境不安和对他人的依赖。
粟特社会并非完全由商人组成。在故土,农业、手工业生产和地方交换共同支撑着城市生活。灌溉是绿洲经济的根基,拥有土地的精英则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语言与文字
粟特语属于伊朗语族的东伊朗语支。它不同于包括波斯语在内的西南伊朗诸语言,不过,持续的交往带来了语言借用和文化交流。
粟特语曾成为中亚部分地区重要的跨区域交际语言。现存粟特语文献包括私人信件、商业和法律文书、铭文以及宗教文献。这些材料既呈现了日常语言的使用,也反映了通过翻译形成的专门词汇。
主要的粟特文字源自阿拉米文字传统。其相关字形用于世俗和宗教书写;此外,粟特语基督教文献也使用源自叙利亚字母的文字,摩尼教文献则使用摩尼文字。
粟特文字的深远影响超出了粟特语本身。古回鹘字母由粟特文字的一种草书形式发展而来,回鹘文字传统随后又成为传统蒙古文的基础。
粟特语逐渐让位于波斯语和突厥诸语言。历史上通行于塔吉克斯坦雅格诺布河谷的雅格诺布语,是粟特语一种地方变体的延续。因此,它对于理解中世纪粟特语与现存伊朗诸语言之间的关系尤其重要。
宗教
粟特人的宗教生活具有多样性。当地伊朗传统包括对特定神祇的崇拜、在仪式中对火的重视,以及与更广泛的琐罗亚斯德教传统相关的丧葬习俗。然而,当地证据并不总能完全纳入琐罗亚斯德教的某一种统一定义之中。
在粟特的部分地区,人们会在遗体软组织去除后,将遗骨放入纳骨器。这类发现与绘画、铭文相结合,有助于了解丧葬仪式,不过具体习俗因社群和时代而异。
粟特人也接受并传播佛教、摩尼教和基督教,其中基督教尤以东叙利亚传统为主。粟特译者以多种书面语言的文献为基础,译写宗教文本。他们的工作帮助宗教社群跨越语言界限进行交流。
不能仅凭粟特血统推断一个人的宗教归属。操粟特语的人群内部存在不同的宗教传统,艺术图像有时还会融合源自多种文化环境的元素。阿拉伯征服之后,伊斯兰教逐渐在粟特故土占据主导地位,但改宗既不是即时完成的,也并非各地同步。
中国境内的粟特人
粟特人在中国的定居历经数百年发展,在北朝、隋朝和唐朝时期尤为显著。其社群包括商人、宗教人士、士兵、官员及其家属。
中国史籍常以表明祖籍地的姓氏来记载粟特裔人士。康姓与撒马尔罕相联系,安姓与布哈拉相联系,其他一些姓氏则对应中亚的其他中心城市。这些姓氏是有用的证据,但仅凭姓氏,无法确定一个人的语言、宗教归属,或对粟特传统的认同程度。
部分社群首领拥有通常音译为萨保的头衔。该称号与表示商队首领的词语有关,后来成为一种官职名称,涉及对外来社群的管理,在某些情况下也包含宗教职责。其职能随时代而变化。
中国境内出土的粟特裔精英墓葬提供了尤为丰富的信息。石质葬具上描绘了商队、宴饮、狩猎、宗教仪式和前往来世的旅程。中国的建筑与丧葬惯例,同中亚和伊朗的图像元素并存,表明移民家庭如何适应当地社会,同时又未必放弃传承下来的传统。
具有粟特血统的安禄山于755年发动叛乱,改变了唐朝境内被视为外来者的人群所处的政治环境。然而,这场叛乱并非粟特人的集体行动,粟特社群也没有在叛乱之后立即消失。
艺术与物质文化
粟特物质文化反映了本地生产与长途交流之间的互动。片治肯特的考古发掘发现了住宅、神庙和大量壁画,内容包括宴饮、英雄故事、宗教题材以及精英生活场景。
撒马尔罕的阿弗拉西阿卜壁画通常被断代为7世纪,描绘了涉及多个地区人群的外交与礼仪活动。它们为撒马尔罕宫廷的国际视野提供了证据,不过,其中一些场景的确切身份判定和含义阐释仍有争议。
粟特艺术家对伊朗、印度、中国及草原文化相关的母题加以吸收和改造,而非仅仅模仿某一种外来传统。绘画、木雕、纳骨器、纺织品、金属制品和钱币都体现了这种多样性。在判定器物归属时需要谨慎:在粟特发现的器物不一定制作于当地,带有粟特相关图像的器物也不一定出自粟特族工匠之手。
征服与转型
8世纪初,阿拉伯人的军事行动使粟特落入不断扩张的哈里发政权统治之下。征服过程伴随着当地抵抗、谈判达成的协议,以及不断变化的联盟。与统治者迪瓦什蒂奇及最终导致722年事变的一系列事件有关的穆格山文书,保存了这一时期的往来书信和行政记录。
政治征服并未立即使粟特语或粟特身份认同消失。在此后的数百年间,伊斯兰化、波斯语的扩展,以及与操突厥语人群的互动,改变了这一地区。波斯语在城市和文学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而粟特语在某些地方则延续了更长时间。
粟特人参与塑造了后世中亚人群的血缘构成和文化历史,但他们的转型不能简单归结为一个民族取代另一个民族。语言转用、通婚、改宗和政治归属的变化,各自以不同的速度推进。
史料与历史阐释
对粟特人的认识来自几类相互补充的证据:
- **文字记录:**粟特语书信、契约、宗教手稿、铭文,以及汉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希腊语和其他语言的记述。
- **考古遗存:**聚落、防御工事、灌溉系统、神庙、住宅和墓地。
- **图像与可移动器物:**壁画、丧葬雕刻、钱币、印章、纺织品和金属制品。
每类证据都有其局限。现存手稿更多地反映了特定宗教社群的情况,其存留也受到干旱地区保存条件的影响。中国史书往往通过行政分类来描述粟特人。精英墓葬和装饰华丽的住宅,更多地揭示了富裕家庭的生活,而非全体人口的状况。
因此,现代考古学拓宽了人们对粟特人的认识,使其不再局限于人们熟悉的商人形象。贸易是粟特人历史影响力的核心,但农业、政治制度、宗教实践、家庭生活和艺术生产,同样是粟特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