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社群是指分散居于多个地域的人群,其成员与原乡维持、发展或重建集体层面的联系,而且往往也跨越国界,彼此保持联系。原乡可能是一个现存的国家、一片历史上的地域,也可能是通过记忆、宗教或政治愿景来理解的祖居地。离散社群可以因被迫流离失所、经商定居、劳工迁移、帝国扩张而形成,也可能是这些过程先后交织的结果。其成员既可能包括迁移者,也可能包括从未在祖居地生活过的后代。
因此,离散社群并不仅仅是一种地理分布。它还涉及身份认同、组织和联系的各种形式,因而有别于单纯的人口迁移。共同的历史、家庭关系、宗教机构、文化实践、经济往来和政治活动,都可以使离散社群世代延续。然而,任何离散社群内部都并非整齐划一:成员之间在阶级、语言、宗教、性别、法律身份,以及对祖居地和现居地的态度等方面,均存在差异。
“离散社群”一词最初与犹太人的离散经历紧密相连,到了二十世纪,其适用范围大大拓宽。如今,这一概念已被用于研究非洲、亚美尼亚、中国、印度、爱尔兰、巴勒斯坦以及许多其他地方的散居人群。它的重要性在于揭示了社群如何能够同时归属于多个地方,同时也引出了若干问题:这些社群应如何界定,谁能代表它们发声,以及如何衡量其成员规模。
含义、边界与相关概念
diaspora 一词源自希腊语,意为“散布”或“撒播”。该词见于犹太教经籍的古希腊语译本《七十士译本》,这使它逐渐与犹太人口的流散联系起来。在后来的历史和宗教语境中,diaspora 既可指生活在祖居地之外的状态,也可指在这种状态下形成的社群。当代用法保留了这些含义,但其适用范围已远远超出这些范畴。
大多数学术定义都包含几个特征:从实际或被认定的起源地向外散布;保有关于该起源地的集体记忆或叙事;与周围人口持续保持某种区别;以及分散各地的社群之间存在联系。这些特征未必始终存在,也未必同样突出。一个社群可能在失去祖辈语言的同时保留宗教纽带,也可能维系商业联系,却无意永久回归故土。迁徙发生数代之后,故土的象征意义甚至可能比它对最初迁徙者的意义更为重要。
离散群体与族群性、移民身份、流亡或少数群体地位有所重叠,但并不等同。一个少数族群可能始终生活在同一片地域,而非由人口离散形成。移民群体则可能逐渐失去支撑离散认同的跨境联系。流亡通常强调非自愿地远离故土,以及回归的经历或期望;离散群体则也可包括自愿迁徙者,以及已在居住国扎根的人。难民身份是一种具有特定条件的法律类别,离散群体则不是。一个人可以同时属于这两种类别,也可以只属于其中一种,或两者都不属于。
与之密切相关的概念是跨国主义,它关注跨越国界的活动和社会关系。向海外汇款、在两个国家经营生意,或参与远方的选举,都是跨国实践。这类实践未必会形成离散群体,因为参与其中的个人可能并不具有持久的集体认同。反过来,即使直接的跨境活动有限,离散群体仍可凭借记忆、组织机构和文化归属延续下去。
因此,离散群体的边界并非不言自明,而是在社会互动中协商形成的。政府可能将身居海外的后裔算作群体成员,即使这些后裔自己并不认同这一身份。宗教机构对成员归属的界定,可能不同于世俗社团。混合血统、通婚、收养和国籍变更又进一步增加了成员身份的复杂性。具有分析价值的论述,应区分被外界归类为离散群体的人口,与主动认同这一身份并据此组织起来的社群。
犹太人的离散与这一术语的历史演变
犹太离散是离散概念最主要的历史参照。它的形成并非源于某一次驱逐或某一个离乡时刻。公元前8世纪亚述的征服,以及公元前6世纪巴比伦将犹大居民掳走,都是强迫迁徙的重大事件。公元前586年巴比伦摧毁耶路撒冷,成为犹太历史记忆中的核心事件;不过,迁徙、贸易和帝国形势的变化,也促成了故土之外大规模犹太聚居地的形成。
到希腊化时期和罗马时期,犹太社群已遍布地中海东部及更远的地区,其中亚历山大里亚和美索不达米亚都有重要的犹太人口聚居地。公元70年罗马摧毁第二圣殿,以及公元132至135年镇压巴尔·科赫巴起义,改变了犹太人的政治和宗教生活。然而,这些事件既不是全部离散社群的起源,也没有使所有犹太人离开故土。当地始终有犹太社群留存,而其他地方的社群机构则日益重要。
宗教学术、社群组织、商贸路线和书信往来,将分散各地的聚居地联系起来。巴比伦地区的拉比学院成为重要的权威中心,《巴比伦塔木德》也于古代晚期在此逐步形成。各地社群设有负责礼拜、教育、慈善、丧葬和纠纷调解的机构,但在不同统治者治下,其自治程度各不相同。这些安排表明,即使没有统一的政府,也不持续掌控某片领土,离散人群依然能够维系彼此的联系。
后来的犹太历史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社群。1492年西班牙及1496至1497年葡萄牙驱逐犹太人,此后流亡者在奥斯曼帝国、北非、西欧等地定居,深刻重塑了塞法迪犹太社群。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群体则在中欧和东欧各地发展起来,随后又通过向美洲及其他地区迁徙而进一步扩展。这些宽泛的称谓所涵盖的群体,在语言、宗教和社会层面都具有显著的多样性,而非两个内部同质的群体。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犹太人大屠杀,摧毁了欧洲犹太社群生活的很大一部分。随后,1948年以色列建国,改变了离散、故土与国家地位之间的关系。尽管如此,以色列以外的犹太人生活仍以多样的宗教、文化和政治取向延续下来。这段历史也揭示了“离散”与“流亡”的区别:一些传统主要将散居视为一种等待终结的流离状态,另一些诠释则认为,在祖居地之外生活,也可以为社群正当而持久的繁荣发展提供环境。
其他重要的离散历史
非洲离散族群涵盖多段历史,包括古代人口流动、大西洋和印度洋奴隶贸易,以及较近时期的移民活动。16至19世纪,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将约1,250万名被掳的非洲人押上船只,其中约1,070万人幸存下来,在美洲登陆。奴役使来自不同社会、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在极端不平等的条件下被迫聚集在一起。因此,非洲离散族群的认同不仅源于对原有身份的保留,也形成于奴隶制及其余波之下的新关系、反抗、宗教形态的形成和文化创造。
此后,非洲裔人群之间的联系通过废奴运动、印刷传播网络、政治组织活动和泛非主义发展起来。这些联系并未消除国家或地区间的差异。非洲裔巴西人、非洲裔美国人、海地人及其他社群,分别形成于不同的法律制度、种族分类体系和经济组织形式之中。现代非洲移民又增添了新的层次:一名移居英国的尼日利亚专业人士,与一个祖先曾在加勒比地区遭受奴役的非洲裔家庭,可能参与彼此交叠的离散社群机构,却并不拥有相同的迁移历史。
亚美尼亚侨民同样融合了较早的商业和宗教网络,以及后来的被迫流离失所。亚美尼亚商人社群将地中海、东欧和亚洲各地的聚居点连接起来;17世纪初,阿拔斯一世统治时期,亚美尼亚人遭到强制迁徙,此后在伊斯法罕附近建立的新朱尔法成为重要的商业中心。1915年开始于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种族灭绝,又造成了一次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离散。此后,中东、欧洲和美洲的社群建立起开展教育、宗教活动、救济和纪念活动的机构。
华人和印度裔离散族群的形成,经历了帝国体系内外的多次人口流动。早在19世纪华人迁往美洲、澳大拉西亚及其他地区之前,华人移居东南亚就已有悠久的商业历史。印度人的海外定居者既包括商人和士兵,也包括奴隶制废除后被送往种植园殖民地的契约劳工。印度契约劳工于1834年抵达毛里求斯、1845年抵达特立尼达,正是这一制度的例证:它在严苛的劳动契约约束下,促成了延续至今的社群。这两个离散族群都不能仅用这些劳工迁移来概括:后来的留学生、专业人士、企业家和家庭移民,又为其增添了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和地区的群体。
其他案例表明,离散可能与边界变动及悬而未决的流离失所问题交织在一起。在此前迁移的基础上,爱尔兰人的海外移民在1845至1852年大饥荒期间及其后急剧增加。巴勒斯坦离散族群深受1948年战争及随后冲突所造成的人口流离失所的影响。难民社群、移民及其后代在各自居住国所处的法律地位各不相同。这些例子说明,比较离散族群时,必须关注造成离散的历史机制,而不能假定所有离散族群都遵循同一条发展轨迹。
网络、机构与日常归属感
离散群体依靠跨越距离、连接家庭、邻里、社团和机构的关系而延续。亲属关系往往为移民提供最初的支持网络:先期抵达者提供有关工作、住房、证件和出行的信息。这一过程通常称为链式移民,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来自某个城镇或地区的移民可能集中在特定目的地,而不是均匀分布在一个国家各地。即使外界用宽泛的国别标签来描述这类网络,它实际联系的人群也可能具有很强的地方性。
各类机构能够使这些联系在第一代之后继续稳定维系。宗教场所、互助会、丧葬互助组织、同乡会、文化俱乐部和补习学校,既提供服务,也为集体参与提供场所。例如,华人同乡会在历史上以共同的地域出身为纽带组织互助。亚美尼亚人的教会和学校则在多个大洲支持着社群生活。这些机构既可能维系成员与祖籍地区的联系,也能帮助他们在居住国立足。
离散群体不一定聚居于族裔聚居区,但集中居住可以让机构更容易维持。商店、聚会场所、学校和交通联系共同营造出一种本地环境,使人们能够方便地使用本族语言、维持社会交往。这些街区并不是封闭的系统,其发展取决于住房市场、就业机会、歧视性限制以及城市化模式。后代可能迁往郊区,却仍继续参与旧聚居区内机构的活动,使居住上的集中与社群参与不再重合。
归属感也在家庭内部通过姓名、饮食、探亲、宗教活动、讲述故事以及围绕婚姻的期待而形成。跨国家庭可能将谋生、照护和教育安排在几个国家。父母在国外工作时,孩子可能与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共同生活;年长亲属可能往返于居住在不同目的地的成年子女家中。这些安排表明,离散群体不仅与公共文化或政治认同有关,也与照护的组织方式相联系。它们还可能导致责任分配不均,尤其是在维系关系所需的大量无偿劳动由女性承担的情况下。
机构并不必然代表所有具有共同祖源的人。机构的领导层可能偏向根基深厚的家族、特定宗教派别、富裕捐助者或年长世代。新来者的优先事项可能不同于定居已久者的后代,而具有混合族裔背景的人则可能质疑限制性的成员资格界定。因此,离散群体的延续是一个持续参与和协商的过程。政治危机、重要周年纪念或新社群组织的成立等事件,都可能使其凝聚力减弱、使群体分化,也可能促成其重振。
记忆、语言、宗教与文化创造
离散文化依靠的是有选择的传承,而非原封不动地保存原有的生活方式。家庭和机构会明确或隐含地决定哪些习俗重要、应当传授哪些历史,以及哪些变化可以接受。某个节日在原乡的庆祝方式即使已经改变,在海外仍可能具有特殊意义。反过来,一些被称为祖传的习俗,可能是相对较晚才形成的标准化做法,目的是将离散族群中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们联系起来。
集体记忆往往将个人经历与公共叙事联系在一起。亲历者的讲述、家庭照片、纪念活动、档案和博物馆,都能将迁徙或受迫害的记忆转化为共同的历史。口头传统保存了官方记录中缺失的经历,但也会在反复讲述中发生变化。关于故土的记忆,着重呈现的可能是某个村庄、宗教景观或历史时刻,而非当下的那片地域。当后代到访某地,发现眼前景象与代代相传的描述不符时,这种时间上的错位就可能变得十分重要。
语言是维系延续性的重要因素,但其作用并不固定。第一代移民可能在家中使用祖辈的语言,而子女则逐渐以学校和工作中使用的语言为主。课外教育、宗教学习、出版和广播可以减缓或改变语言转移的进程,但语言流利程度下降,并不一定意味着文化认同也随之消失。有些离散族群的语言本身就是长期接触的产物:意第绪语和拉迪诺语是在犹太社群与周围语言环境的互动中发展起来的,而非与之隔绝的结果。
宗教可以通过历法、神圣典籍、朝圣、教职人员网络和标准化的仪式,将散居各地的人群联系起来。宗教在不同离散族群之间,以及同一族群内部,所发挥的作用都有很大差异。宗教机构可能同时承担福利组织或语言学校的职能,而其中的世俗成员可能主要参与其文化活动。宗教归属与民族认同也并非总是重合:同一个民族的离散族群可能包含多种宗教,而同一个宗教网络也可能涵盖来自许多不同民族的人。
离散也催生了新的艺术形式。非洲离散族群的音乐传统在与非洲文化传承、当地条件及更广泛的文化流动相互交融的过程中,推动了爵士乐、雷鬼乐、桑巴等音乐类型的形成。英国的加勒比裔文学探索了迁徙、种族化以及家园含义的变迁;其他离散文学也在不同的语言和历史背景下探讨类似问题。文化混杂性等概念被用来描述这些交融,尽管这类比喻可能掩盖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文化创新既可能产生于自愿交流,也可能发生在排斥或强迫的环境之下;而围绕真实性的争论,往往揭示了谁有权界定一个社群的文化遗产。
经济联系、侨汇与知识流动
离散群体的网络能够降低跨境经济活动的成本和不确定性。共同语言、熟人引荐、家庭纽带以及对当地制度的了解,都有助于寻找供应商、评估合作伙伴和解决纠纷。历史上的离散商人群体通过书信往来、信贷关系和声誉,在不同法律体系之间协调贸易。公元第一个千年间活跃于长途贸易的中亚粟特人,就是一个重要例子:这些散居各地的商人社群在开展商业交流的同时,也维系着文化和宗教联系。
这些优势取决于特定条件,并非任何族群与生俱来的特征。网络内部的信任可能便利交易,但也可能排斥外人,或给成员带来负担。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能否获得资金、运输条件、法律保护,以及进入更广阔市场的机会。少数备受瞩目的企业家,并不能证明整个离散群体都生活富裕。同一群体中可能既有大型投资者,也有就业不稳定的劳动者、失业的毕业生,以及依靠海外亲属维持生计的家庭。
侨汇是移民与原籍地之间影响最为深远的经济联系之一。汇给亲属的钱款可用于食品、住房、教育、医疗开支、偿还债务和小型经营活动。其影响取决于家庭状况及整体经济环境。汇款能够缓解当地危机的冲击,但人口迁移也会造成劳动力和照护者流失,一些家庭还会为支付招工或旅途费用而背上沉重债务。汇率、汇款手续费、银行服务的可及性,以及移民的法律身份,都会影响收款人实际收到的金额。
集体行动的作用范围则超出了个别家庭。同乡会可能出资建设供水系统、学校、诊所或社区活动场所。政府有时会提供配套资金、投资优惠或面向离散群体发行的债券,以吸引海外储蓄。以色列于1951年首次发行以色列债券;印度则在后来需要外汇的时期,采用过面向非居民投资者的专项金融工具。此类计划有赖于财务条款、机构信誉与情感联系的共同作用;仅凭共同的祖源并不能保证投资。
人口迁移也会改变知识的分布。“人才外流”一词指原籍地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流失,尤其适用于公共机构出资培养这些人才的情况。有关“人才循环”的研究则考察回流迁移、专业合作、指导培养,以及连接多个地区的企业。大学、实验室和企业无需以人才永久回归为前提,也能从这些关系中受益。然而,海外专业网络并不能自动填补教师、工程师或医护人员的缺口。其成效取决于当地的就业条件、基础设施,以及机构利用外部专业知识的能力。
公民身份、政治参与及与故土的关系
离散群体本身并不是一种法律身份。其成员可能是居住国公民、仅拥有原籍国国籍的人、双重国籍者、难民或无国籍者。这些身份差异决定了仅凭文化认同无法获得的各项权利,包括入境、居留、就业、投票和领事保护。根据国际法,国籍主要由各国自行规定,但须遵守相关条约义务及其他法律限制。移民的后裔并不普遍享有取得祖籍国国籍的权利。
各国与海外人口建立关系的方式不尽相同。有些国家允许双重国籍,为依血统取得国籍提供便利,设立海外选区,或设置专门处理侨民事务的机构。意大利通过海外选区,让海外公民在议会中拥有代表。爱尔兰允许部分在国外出生的人依血统取得公民身份,符合条件者可通过登记等程序办理。印度的“印度海外公民”身份则体现了另一种安排:尽管名称如此,它并不等同于印度公民身份,也不赋予与印度公民同等的政治权利。
离散群体的政治活动可以同时在居住国和原籍国展开。相关社团可能一方面在当地开展反歧视运动,另一方面支持海外救灾或选举参与。有些团体会就外交政策、对历史事件的承认,或海外亲属所受待遇等问题游说政府。参与程度因人而异:组织领导者、捐助者、偶尔参与活动的人,以及拒绝参与故土政治的人,不应被视为一个统一的政治行动者。对某个议题的支持,也不意味着在其他所有议题上都持相同立场。
流离失所的经历可能使围绕回归、财产和民族自决的政治问题尤为重要。这些领域的法律主张取决于具体法律文书、司法管辖及历史情境;离散群体的存在本身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同样,一国声称代表海外同族,也不能因此否定其他国家的主权,或无视相关人群的权利和意愿。文化归属、国籍与领土管辖是不同的关系。
跨境政治参与可以支持谈判、人道主义援助和重建,但也可能将冲突带入海外社群。政府可能试图监视移民、向其施压或迫使其噤声,这些做法通常被称为跨国镇压。离散群体组织本身也可能遭受恐吓或内部胁迫。分析时必须区分有具体证据支持的行为与对整个人群的笼统怀疑:海外亲属关系或文化纽带,并不能证明一个人从事非法政治活动或不忠于所在国。
数字通信与联系形式的变化
通信技术一再改变距离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书信、轮船、电报、低成本印刷、广播和国际电话服务,都曾改变散居各地的人们交流消息与协调行动的方式。互联网则带来了快速、低成本、多对多的通信。如今,网络论坛、即时通信群组、视频通话、流媒体服务和社交平台,使分散各地的家庭与机构无须在地理上彼此邻近,也能保持频繁联系。
数字通信使人们能够间歇性地参与活动,且不受固定地点的限制。一个人可以身在居住国,参加海外的宗教仪式、为救援募捐活动出力、上在线语言课,或关注故乡的选举。无力维持本地学校或报纸的小型社群,可以依托分布在多个城市的受众。数字档案还能将不同家庭保存的家庭照片、口述证言录音和文献汇集起来,使以往难以组织开展的历史重建工作成为可能。
这些联系并不能消除不平等。能否使用数字通信,取决于设备、可靠的网络、语言、金钱、时间和数字素养。老年人和新近抵达的移民可能需要依靠他人协助,而针对平台的限制则可能使联系网络因司法管辖区的不同而分隔。线上参与还会留下痕迹,可能暴露个人关系。当社群成员身份、政治归属或与冲突地区人员的联系可能带来风险时,数据隐私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平台既能增强团结,也同样容易放大争端。推荐机制和易于广泛传播的内容,可能使那些情绪色彩强烈的故土事件叙述获得优先传播;与此同时,错误信息也会沿着受信任的家庭与社群网络流传。另一方面,离散群体中的记者、译者和研究者也可能提供重要的地方知识,并质疑不实说法。因此,考察数字活动时,需要关注信息由谁生产、如何核实,以及哪些受众接触到这些信息,而不能假定互联互通必然带来凝聚力。
网络上的可见度也使代表性的评估更加复杂。一个知名账号可能面向大量受众发声,却不必向任何会员制组织负责。一场迅速组织起来的行动可以动员捐款,但谁掌控资金、谁确定优先事项,可能并不清楚。反过来,公共空间中的低可见度,也可能掩盖私下广泛开展的互助活动。采用数字民族志的研究通过将线上交流与机构、家庭关系及线下情境联系起来,考察这些差异,而不是把社交媒体活动当作能够直接反映离散群体意见的指标。
研究、测量与概念之争
离散研究横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以及文学与文化研究等领域。1991年创刊的《离散》(Diaspora)期刊推动了这一跨学科研究领域的确立。威廉·萨弗兰在1991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组颇具影响力的特征,其核心包括散居、集体记忆、对故土的认同取向,以及能否为居住地社会所接纳的不确定性。詹姆斯·克利福德在1994年的文章中强调了离散经验的多样性,并质疑是否应将某一种历史经验视为所有离散社群都必须符合的范本。罗宾·科恩于1997年出版的《全球离散社群》(Global Diasporas)进一步拓展了对不同散居形式的比较讨论。
一个主要争论是,这个词的适用范围究竟应有多广。狭义定义保留了离散与一般迁移之间的区别,却可能将某些社群排除在外,因为它们的情感联结并不以回归故土或单一故土为中心。广义定义能够涵盖更多经验,却也可能使几乎所有流动人口或少数群体都被视为离散社群。罗杰斯·布鲁贝克在2005年对“‘离散’的离散”的讨论中,着重指出了这一术语使用范围的扩张,并强调:与其自动假定存在一个边界明确的群体,不如将离散视为一种表达方式、身份主张和实践来考察。
测量也面临相应的困难。人口普查可能记录出生地、国籍、祖源、语言或族群自我认同,但这些变量所描述的是不同的人群。按国外出生人口计算,会遗漏在居住国出生的后代。按祖源计算,则可能纳入与祖籍地几乎没有实际联系的人;允许填报多个祖源,也可能导致类别之间相互重叠。难民统计和领事登记还服务于特定的法律或行政目的,不能直接用来替代离散人口总数。
因此,迁移统计只能提供背景信息,而不能直接给出全球离散人口的总数。联合国估计,2020年全球国际移民约为2.81亿人,约占世界人口的3.6%。这一存量估计大体涵盖居住在出生国以外的人口;在某些无法获得出生地信息的情况下,则以国籍作为统计依据。它未计入许多在当地出生、却可能对离散社群有强烈认同的后代,同时又纳入了并不以这一术语自我界定的移民。因此,依据公民身份、血统和自我认同得出的离散人口估计,在核查其重叠情况之前,不应直接相加。
研究方法也必须顾及人口在空间和世代上的分散。多点民族志追踪家庭、机构和迁移目的地之间的关系;档案研究重建迁移路线与组织沿革;调查考察身份认同和参与情况;网络分析描绘各种联系。每种方法都有局限。仅以社团领袖为对象的研究可能夸大群体的凝聚力,而以故土为中心的研究则可能忽视人们在其他地方形成的持久归属。审慎的分析会明确所研究的是哪一人群、哪个时期,以及通过哪些可观察的关系展开考察,同时为那些祖源、情感联结和政治选择无法归入单一集体标签的人保留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