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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文化与生活 / afro-cubanism

非裔古巴主义

非裔古巴主义是主要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化运动,强调非洲传统在古巴艺术与民族认同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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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裔古巴主义通常以西班牙语名称 afrocubanismo 为人所知,是一场文化与思想运动,尤其活跃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将古巴源自非洲的传统置于艺术实验和民族认同界定的核心。参与者的活动横跨文学、音乐、视觉艺术和文化研究,挑战了古巴文化从根本上源于欧洲的观念。这场运动既有黑人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也有白人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他们的取向不尽相同,有的反对种族歧视,有的则着眼于黑人文化形式的审美运用。因此,运动对非洲文化传承的认可,始终伴随着有关刻板印象、文化权威,以及文化接纳与种族平等之间关系的争论。

范围与术语

非裔古巴主义并不等同于非裔古巴文化。后者涵盖非洲裔古巴人的多样实践和历史经历,包括宗教社群、音乐传统、家族历史和集体组织形式。非裔古巴主义则更具体地指一场运动:它在文学、音乐会音乐、绘画、学术研究和公共讨论中,选择、诠释并推广这种文化的某些元素。

非裔古巴主义也不是一个拥有单一宣言的统一组织。这个术语统括了彼此交叠的多种文化实践,其参与者未必持有相同的政治立场。有些人寻求具有古巴特色的现代主义形式;有些人研究被既有体制边缘化的传统;还有一些人将黑人文化表达与对剥削和种族等级秩序的批判联系起来。

这场运动也是大西洋两岸重新评估非洲文化传承这一更广泛潮流的一部分。它与哈莱姆文艺复兴及其他黑人文化运动并行发展,但并不相同。各方通过旅行、出版、音乐,以及非洲裔散居群体内部的讨论建立了联系。

历史背景

奴隶制、独立与种族不平等

古巴源自非洲的文化实践,是在西班牙殖民统治下被奴役的非洲人及其后代的经历中发展起来的。古巴于1886年废除奴隶制,但奴隶解放并未消除种族不平等。1902年共和国成立后,呼吁各族团结、共建国家的公共言论,与就业、社会机构和政治参与中的歧视并存。

1912年对有色人种独立党的暴力镇压,暴露了“独立已经解决种族问题”这一说法的局限。这一背景十分重要,因为后来非裔古巴主义对非洲源流文化的礼赞,本身并未带来平等获取权力或资源的机会。

早在知识界和艺术界精英认可黑人文化之前,宗教团体、互助组织、邻里网络和表演者就一直维系着黑人的文化生活。非裔古巴主义并未创造这些传统;它改变的是这些传统在有关古巴认同的主流论述中的可见度和地位。

20世纪20年代的文化开放

20世纪20年代,古巴作家和艺术家日益摒弃学院派惯例,寻找能够表达本岛社会现实的形式。少数派团体(Grupo Minorista)以及1927年至1930年出版的《前进杂志》(Revista de Avance)推动了这一思想环境的形成,尽管两者都并非专门倡导非裔古巴主义。

源自非洲的节奏、言语模式、宗教意象和民间表演,为欧洲文化模式提供了替代选择。与此同时,欧洲先锋派对非洲艺术的兴趣,也促使一些古巴艺术家重新审视自身社会中早已存在的传统。因此,非裔古巴主义是在本土文化生活、民族主义和国际艺术实验的互动中兴起的。

文学与诗歌语言

尼古拉斯·纪廉成为这场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文学人物之一。他的《颂乐主题集》(Motivos de son,1930)和《松戈罗·科松戈》(Sóngoro cosongo,1931)将非裔古巴民众生活中的节奏、声音和社会场景带入诗歌。他的诗歌借鉴古巴颂乐,运用反复、叠句、富有节奏的言语,以及类似音乐中呼应对答的交替表达。

这些手法不只是为既有诗歌形式增添以非洲为主题的内容,还挑战了关于何种言语能够获得文学权威的固有观念。纪廉的作品也日益将种族身份与劳动、贫困和政治冲突联系起来,使人难以将其诗歌简单归结为对节奏的赞美。

包括埃米利奥·巴利亚加斯和拉蒙·吉劳在内的其他作家,也尝试运用非裔古巴题材和声音模式。他们的作品视角各异,这一时期的“黑人诗歌”既有社会观察,也有在局外人目光下形成的程式化描写。

阿莱霍·卡彭铁尔的小说《埃库埃-扬巴-奥!》(¡Écue-Yamba-Ó!,1933)通过实验性的文学框架,探索了非裔古巴人的生活和宗教实践。他后来的创作远远超出了非裔古巴主义的范围,但其早期小说及与作曲家的合作,对这场运动具有重要意义。

一个反复出现的批评议题,是呈现黑人经验与将其转化为文学效果之间的区别。模拟发音的拼写和节奏手法可以挑战精英阶层的语言规范,但一旦脱离所描写人群的复杂生活,也可能再现漫画式的刻板形象。

音乐、表演与视觉艺术

音乐会音乐与民间传统

阿马德奥·罗尔丹和亚历杭德罗·加西亚·卡图尔拉,是将非裔古巴节奏结构、打击乐以及仪式或民间元素融入音乐会音乐的重要人物。罗尔丹的芭蕾舞剧《雷班巴兰巴》(La rebambaramba)及《节奏曲》(Rítmicas),体现了以古巴素材探索现代音乐语言的努力。

他们的创作并不只是引用旋律。源自非洲的音乐实践,推动了对交叠节奏型、乐器音色,以及打击乐在曲式结构中所起作用的探索。

音乐会作品创作与民间表演之间的区别仍然很重要。颂乐、伦巴和宗教音乐传统,都有各自的实践者、历史和评价成就的标准。它们的意义并不取决于音乐会体制的认可。非裔古巴主义帮助其中某些元素进入新的场域,而这些转化也引发了有关贡献归属和文化权威的问题。

视觉呈现

在绘画和平面艺术中,非裔古巴主义推动了对黑人题材、舞蹈、街区生活和非洲源流宗教意象的关注。维克托·曼努埃尔的作品,参与了对现代古巴视觉认同的广泛探索。维弗雷多·拉姆的绘画,尤其是《丛林》(1943),则属于一种与之相关但有所区别的发展:它让非裔古巴元素与国际现代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展开对话。

不应将这些艺术家视为同一风格流派的成员。他们与非裔古巴主义的联系,在于彼此交叠的关注点,而非统一的视觉纲领。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以黑人形象为题材的装饰性和商业性图像,其中有些并未质疑常见的种族刻板印象,反而将其重复呈现。

民族志与宗教传统

在学术界重新评估非洲对古巴社会的贡献方面,费尔南多·奥尔蒂斯发挥了核心作用。他的学术生涯也体现出一次重要的思想转变:早期著作沿用了当时犯罪学中带有种族化色彩的话语,后期研究则日益强调源自非洲的传统所具有的历史和文化重要性。

奥尔蒂斯在《古巴对位法:烟草与蔗糖》(1940)中提出的文化转化概念,认为文化变迁不只是某一文化对另一文化的简单吸收。这一概念强调接触过程中发生的丧失、调适和新形式的创造。尽管其适用范围超出了非裔古巴主义,它仍成为理解古巴文化形成的重要概念。

莉迪娅·卡夫雷拉也通过立足于非裔古巴叙事和宗教知识的写作与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她的作品凸显了口头传统以及宗教实践者所掌握知识的重要性。

桑特里亚教、帕洛和阿巴夸等传统,为研究和艺术诠释提供了重要题材。然而,它们是鲜活的社会制度,拥有自身的仪式形式、权威体系和知识传承方式,而不只是可供艺术家取用的符号集合。民族志出版物能够保存知识、挑战偏见,但也将社群实践置于由研究者和出版者掌控的框架之中。

民族认同与批评争论

非裔古巴主义促使非洲文化传承成为有关古巴认同的重要论述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挑战了将黑人文化实践视为落后或边缘事物的叙事,也扩大了被认为值得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关注的素材范围。

这场运动的核心张力,在于吸纳文化与分享社会权力之间的差别。一种国家文化可以赞美源自非洲的音乐和意象,而古巴黑人仍可能继续遭受歧视。种族融合的叙事能够承认文化之间的相互依存,但也可能暗示,黑人群体特有的不满与民族团结不相容。

另一项争论涉及文化挪用。白人的参与是非裔古巴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仅凭参与者的身份,无法解释某一作品究竟强化还是挑战了不平等关系。判断时需要区分的因素包括:文化实践者是否得到认可,相关呈现是否复制了刻板印象,以及谁掌控出版、表演和经济收益。

对这场运动的历史记述,也往往以男性作家和作曲家为中心。关注女性作为作者、表演者、研究者和宗教知识守护者的作用,可以拓宽一种原本主要围绕少数文学和音乐经典展开的叙述。

后续影响

到20世纪中叶,非裔古巴主义最具代表性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阶段已经过去,但其艺术方法和相关论争仍有影响。源自非洲的传统,在文化研究、表演,以及面向公众展示古巴文化遗产的活动中,日益占据显著地位。

1959年古巴革命后,成立于1962年的国家民俗歌舞团(Conjunto Folklórico Nacional)等机构,使非裔古巴表演在官方文化领域获得了新的展示空间。这些发展发生在不同的政治和制度环境中,不应简单视为早期运动的延续。

非裔古巴主义至今仍是现代主义、种族与民族主义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因为它揭示了曾经被边缘化的文化形式如何成为国家象征,而影响这些文化创造者的不平等却未必因此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