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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 / melbourne · 地点

墨尔本

墨尔本位于菲利普港湾畔,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首府及全国第二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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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都市区河口湿地气候语言城市规划城市墨尔本

墨尔本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首府,也是澳大利亚第二大城市,位于该国东南海岸、菲利普港湾内端的雅拉河河口。人口数字因统计范围和估算年份而异,各来源给出的数字约为490万至620万,目前大墨尔本地区的人口约为530万。这片土地是库林原住民族联盟的传统领地。1835年,殖民定居者在此建城;19世纪50年代维多利亚淘金热期间,城市迅速发展。

墨尔本是金融、专业服务、高等教育、健康研究、艺术和重大体育赛事的重要中心。当地人口具有鲜明的多元文化特征,其历史建筑中包括一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展览馆。1901年至1927年,墨尔本曾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临时所在地,此后国家首都迁至堪培拉。

本词条介绍墨尔本的名称与地理位置、气候、殖民之前的原住民历史,以及建城和淘金热时期的历史,随后叙述澳大利亚联邦成立、20世纪的城市发展,以及城市治理、经济、人口特征和城市形态。最后介绍交通、建筑、文化与体育、教育、环境和公共卫生。

名称与命名

Naarm 是墨尔本地区使用的原住民名称,与乌伦杰里人及沃伊乌伦语有关。它也写作 Narrm 和 Nairm:这些拼写是同一个口传名称的拉丁字母转写,而非三个不同的地名。这个名称所指的地理范围因语境而异。当代机构用它指称墨尔本或墨尔本地区,而乌伦杰里人的叙述也将 Naarm 与菲利普港湾联系起来。因此,不应简单地将它理解为现今墨尔本都市区范围内这片地域的旧称。(melbournefc.com.au)

如今,市政部门及各类机构在使用墨尔本这一名称时,也会并用原住民名称。例如,菲利普港市的《2025—2027年和解行动计划》将 Naarm 收入其术语表,作为坐落于乌伦杰里沃伊乌伦人土地上的墨尔本的传统名称。墨尔本大学在征询校内及更广泛社区的原住民领袖意见后,为其于2023年公布的奖学金计划采用了 Narrm 这一拼写;校方解释说,这一选择体现了地方、归属感与联系之间的关联。在体育领域,墨尔本澳式足球俱乐部会在原住民主题轮次期间暂时使用 Narrm 这一名称。这些都是市政文件、机构命名和公共活动中的具体用法,而非各组织统一采用的某一种拼写。(portphillip.vic.gov.au)

墨尔本这一欧洲名称由新南威尔士总督理查德·伯克爵士于1837年访问菲利普港地区时选定,用以纪念时任英国首相、通常被称为墨尔本勋爵的第二代墨尔本子爵威廉·兰姆。因此,这次命名是殖民行政当局为纪念一位英国政治人物而作出的决定,既不是对聚居地景观的描述,也不是原住民名称的英文翻译。兰姆从未到访过这座澳大利亚城市。墨尔本市的艺术收藏中有一幅他的肖像,体现了他与城市名称之间的联系;这幅画由马尔科姆·斯图尔特于1906年参照约翰·帕特里奇早先绘制的一幅肖像创作。(historyvictoria.org.au)

在伯克选定名称之前,这处欧洲人聚居地曾流传着几个临时或非正式名称,包括 Batmania、Bearbrass、Bareport、Bareheep、Barehurp 和 Bareberp。Batmania 指的是约翰·蝙蝠侠;文献记载,Bearbrass 在聚居地建立之初就已使用。《墨尔本百科全书》在记述1836年6月的情况时,将这处聚居地称为 Bearbrass:当时记录在册的人口为177人,建筑包括三座挡雨板房屋、十间厚木板或草皮小屋,以及若干顶帐篷。这些名称都出现在1835年欧洲人建立聚居地至1837年采用墨尔本名称之间的短暂时期,并不代表先后正式设立的一系列市镇。(historyvictoria.org.au)

地理与环境

墨尔本位于澳大利亚东南部、菲利普港湾北端,其中心城区坐落在雅拉河下游,位于纽波特河口的上游,毗邻霍布森湾。雅拉河将城市内陆地区与海湾滨水地带连接起来:河流先经过东部郊区和内城区,再穿过市中心与港区,最终注入海湾。在这一中央河流廊道之外,墨尔本都市区沿菲利普港湾北岸和东岸展开,并向内陆延伸,涵盖平原、谷地和林木覆盖的丘陵。(melbournewater.com.au)

都市区各地的地形差异显著。墨尔本西部位于维多利亚火山平原的一部分,这是一片广阔的玄武岩地貌区,以较为平坦的草地和深切的溪谷为特征。市中心以东和东北,起伏的丘陵与谷地向丹德农山脉延伸;雅拉河、达雷宾溪和普伦蒂河大致将这些东部地貌与西部平原分隔开来。东南部也分布着低洼的滨海平原和冲积平原。林木葱郁的丹德农山脉构成东部郊区醒目的背景,而大分水岭则界定了更广阔区域的北部边缘。南面的莫宁顿半岛将菲利普港湾与西港湾分隔开来,其外侧海岸面向巴斯海峡。开阔平原、河谷、山麓与滨海地带交织,使墨尔本的自然地理环境比单用“滨海平原”一词所描述的更为多样。(planning.vic.gov.au)

“墨尔本”可以指几个不同的地理单元。墨尔本市是中心城区的地方政府辖区,而非整个大都市;墨尔本都市区涵盖31个地方政府辖区,其中外围的一些辖区包含大片乡村和林地。连片建成区又是另一种地理单元,其划分依据是聚居地分布,而非行政边界。在统计上,澳大利亚统计局区分“主要城市地区”与“大首府城市统计区”。后者代表城市在功能意义上更广泛的都市区,包括周边城镇和乡村地区,这些地区的居民经常到城市工作、购物或使用服务。这些统计边界不一定与由31个地方政府辖区构成的都市区边界一致。边界调整也可能改变统计中的城市范围:在2021年的统计地理划分中,墨尔本与梅尔顿之间的城市扩展,使两者此前各自独立的主要城市地区合并。(liveinmelbourne.vic.gov.au)

雅拉河全长约242公里,汇集墨尔本以北和以东约4,000平方公里流域内的水流。其下游河道在狭窄河段与宽阔的泛滥平原河段之间交替变化,包括坦普尔斯托周边的平坦河滩和较狭窄的费尔菲尔德峡谷。在戴茨瀑布以下,河流成为受潮汐影响的河口湾,向下游延伸约22公里,直至菲利普港湾。这是一个盐楔型河口湾:密度较大的咸水从向下游流动的淡水下方进入,两者的混合程度受越过瀑布的淡水流量影响。因此,潮汐影响向内陆延伸至中央商务区以外,并非仅限于河口。(melbournewater.com.au)

在城市景观中,仍可通过公园绿地、河滩和残存的湿地辨认出泛滥平原。位于维尤班克的班尤尔牛轭湖和位于布林的博林博林牛轭湖,都是旧河道与主河流分离后形成的水体。过去,漫过河岸的洪水会定期重新连通这些洼地并为其补水,形成干湿交替的环境。河流调控、取水以及周边开发引起的水流路径变化,削弱或改变了这种水文联系。因此,这些牛轭湖既保留着昔日河道的地貌痕迹,也保存了散布于墨尔本郊区之间的湿地生境。(melbournewater.com.au)

气候与天气

墨尔本属温带海洋性气候,四季分明,夏季温暖至炎热,冬季凉爽。墨尔本区域气象办公室的历史观测资料显示,1月和2月的平均日最高气温均为25.9 °C,7月则为13.5 °C;这三个月对应的平均日最低气温分别为14.3、14.6和6.0 °C。这些平均值主要反映1855—2014年的观测结果,而非近期某个三十年时段的气候标准值。同一长期记录显示,每年平均有30天气温达到或超过30 °C,其中有10天达到35 °C,1.3天达到40 °C。因此,尽管各季节的平均气温相对温和,夏季仍偶有酷热天气。(bom.gov.au)

天气的快速变化主要由冷锋过境引起,冷锋两侧的大陆气团与海洋气团性质迥异。冷锋到来前,北风或西北风将澳大利亚内陆炎热、干燥的空气输送至墨尔本;冷锋过境后,西南风则带来较冷的南大洋空气。据澳大利亚气象局介绍,气温可在约一小时内下降多达20 °C。这种“天气骤变日”在晚春至初秋尤为明显,此时陆地与海洋之间的温差最大。锋面抬升可引发雷暴,伴随的风向转变则会带来飑。冷锋也会带来冬季降雨和强风,但并非每次过境都会产生大量降雨。(media.bom.gov.au)

墨尔本全年均有降雨,没有界限分明的旱季。区域气象办公室记录的历史年平均降雨量为648.3毫米,月平均降雨量从1月的46.8毫米到10月的66.0毫米不等。在范围更广的墨尔本水资源核算区域内,降雨量通常在6月至11月较高。不过,干旱少雨的天气也可能持续数个季节:2024年7月至2025年6月,该区域平均降雨量为648毫米,比区域长期平均值861毫米低约25%,且从8月至次年6月,每个月的降雨量均低于平均水平。这些区域数据涵盖市中心以外降雨较多的集水区,不能与市区气象站的记录直接混用。(bom.gov.au)

各地所处的地理环境使都市区内部的天气存在显著差异。海洋空气和海风可使海湾沿岸地区降温,而内陆郊区仍然炎热;东部丘陵地区的气温通常随海拔升高而降低。位于丹德农山脉、海拔513米的弗尼溪,其气象站记录的7月平均最高气温为9.8 °C,年降雨量约为1,321毫米,但该站的记录始于2011年。市中心还存在城市热岛效应:铺装地面和建筑物吸收并储存热量,车辆与空调设备排放的热量又进一步加剧这一现象。这尤其影响夜间降温。朗斯代尔街旧观测站周围的开发建设日益增多,也是促使墨尔本官方气象观测迁至奥林匹克公园的原因之一。(media.bom.gov.au)

市中心历史记录中的最低气温为1869年7月21日的−2.8 °C,最高气温为2009年2月7日的46.4 °C;后者打破了1939年1月13日创下的45.6 °C最高气温纪录。2009年的这次极端高温发生之前,1月下旬曾出现异常强烈的热浪,而自前一年12月中旬以来天气一直十分干燥。极端大风也会扰乱城市的正常运行:2008年4月2日,墨尔本机场的阵风风速达到107公里/小时,丹德农山脉邓斯山的阵风风速达到115公里/小时。被风卷起的碎片扰乱了交通和电力输送,而接近120公里/小时的阵风则导致西门大桥部分车道关闭。(bom.gov.au)

1835年以前的原住民历史

墨尔本地区位于库林民族的传统领地内。库林民族是一个由多个族群组成的联盟,各族群通过相近的语言、通婚、亲属关系规则和仪式活动维系联系。联盟的五个主要成员族群分别为:包括乌伦杰里人在内的沃伊伍荣人;布恩伍荣人,又写作布努荣人;瓦达伍荣人,历史上称瓦塔荣人;贾贾伍荣人;以及陶恩古荣人。乌伦杰里人的传统领地涵盖雅拉河谷及毗邻的内陆地区,布恩伍荣人的传统领地包括菲利普港周边的南部沿海地区,瓦达伍荣人的传统领地则分布在吉朗周边,并向西延伸。在这些较大的族群内部,各氏族负责照管特定的土地。乌伦杰里氏族首领被称为 ngurungaeta:他们的权威建立在与族人及传统领地的关系之上,而非由一个中央政府统辖整个联盟。(wurundjeri.com.au)

考古证据表明,早在欧洲人定居前数万年,这一地区就已有人类居住。在德赖溪与马里比农河交汇处附近的凯勒,A. S. 加勒斯于1971年发掘出一处炉灶,其中的木炭经放射性碳测年,被确定为距今约31,000年。早期居民生活的环境与今天的海岸地貌大不相同:约20,000年前,海平面较低,如今的菲利普港湾当时是一片长满青草的盆地,低洼处则为湿地。此后海水淹没了这片土地,将狩猎场变成了海岸和海洋环境。原住民的历史传承保留了有关这些变化的记述,包括那片后来成为海湾的土地被水淹没的故事。(emelbourne.net.au)

当地居民在草原、河流、潟湖和海岸一带捕鱼、狩猎、采集植物,以此维持生计。他们在湖泊和潟湖旁修建捕鱼设施;沿海的贝冢则记录了人们反复采捕和食用贝类的活动。穆尔农,又称薯蓣雏菊(Microseris 属植物),提供可食用的块茎,袋鼠和较小的有袋类动物则是肉食来源。与雅拉河下游及海湾沿岸地区有着传统联系的布恩伍荣氏族亚卢基特威拉姆,利用了当地丰富的水生资源。查尔斯·格赖姆斯于1803年探索雅拉河时,其队伍记录了沿途的棚屋、一艘独木舟和一道横跨河流的捕鱼栅栏。不同氏族会在翡翠山以及如今议会大厦所在的高地等地点举行季节性聚会。较温暖的月份食物充足,能够供养更多聚集的人群,因此这些聚会也成为举行仪式、化解分歧和践行传统律法的场合。(environment.vic.gov.au)

关于与欧洲人接触时的人口数量,各项估算并不确定,且所指的地理范围各不相同。原住民助理保护官威廉·托马斯事后回顾称,1835年沃伊伍荣人和布恩伍荣人约有350人;另一项历史人口重建研究则认为,定居点周围50公里范围内的三个氏族约有700人。这些数字并非针对同一区域、可以相互替代的人口普查结果。对于面积大得多的菲利普港区,历史学家A. G. L. 肖讨论的估算数字从约10,000—12,000人到20,000—25,000人不等。殖民者的观察并不完整,而永久定居点建立之前可能已经发生的人口损失,也使人口重建更加复杂:早期记述回忆当地过去人口更多,但此前流行病造成死亡的规模及原因仍不确定。(emelbourne.net.au)

1835年6月6日,约翰·巴特曼代表菲利普港协会,记下了与八位库林长老达成的一项协议;这些长老通常被称为乌伦杰里首领。这份墨尔本契约声称,以毯子、工具、衣物、面粉及其他物品换取约500,000英亩土地,并在此后每年另行支付报酬。如何理解这份契约,始终是关键问题:长老们未必同意永久让渡传统领地,而可能将这种礼物互赠理解为坦德勒姆仪式,即允许来访者暂时进入土地并使用其资源的仪式。因此,这份契约并不能证明双方对欧洲式土地买卖有着共同的理解。1835年8月26日,新南威尔士总督理查德·伯克宣布,此类私人协议不能对抗王室所主张的权利,并将未经政府许可占用土地的行为认定为非法侵入。这一否决确立了殖民政府对土地分配的控制,却没有承认长老们对其传统领地的权威。(www2.sl.nsw.gov.au)

建立与早期定居,1835—1851年

1835年8月,由约翰·帕斯科·福克纳组织的一支队伍乘双桅纵帆船“企业号”,从范迪门地(今塔斯马尼亚)的朗塞斯顿启航,在雅拉河畔建立了定居点。他们的登陆地点位于雅拉瀑布下游的河北岸。福克纳出资并组织了这次远征,但并未参与最初的定居活动,而是在10月16日才与队伍会合。因此,这一定居点最初是一项私人事业,而非政府资助的殖民据点。9月初,约翰·巴特曼队伍中此前驻扎在因登特德角的成员抵达同一地点,发现福克纳的移民已经在那里落脚。(ftp.onlymelbourne.com.au)

殖民当局的承认是分阶段进行的。总督理查德·伯克于1835年8月26日发布公告,宣称这片土地归王室所有,否认私人向原住民购买土地可以作为取得殖民地土地所有权的依据,并将未经政府许可占用土地的人认定为非法侵入者。1836年,伯克任命威廉·朗斯代尔上尉为菲利普港的治安官、驻地指挥官及政府首席代表;朗斯代尔于10月到任。1837年3月,伯克到访,批准了城镇规划,并采用“墨尔本”这一名称,使该镇正式纳入新南威尔士的行政管理。1837年6月1日,罗伯特·霍德尔主持了首次已测绘城镇地块拍卖,此后,取得城镇土地的依据是向王室购买,而不再仅凭私人占用。(foundingdocs.gov.au)

罗伯特·霍德尔于1837年3月随伯克抵达,并规划了后来成为墨尔本中心区的网格状街道。他使用经纬仪和测量链,采用了殖民地城镇常见的矩形布局。主要街道宽99英尺,约合30米;其间的“小”街宽33英尺,约合10米,为大型街区内部提供通道。这套城市规划方案在已有定居点之上划定了经测绘的街道和可出售的地块,有时将原有住宅划入拟建道路的范围。规划对排水的考虑也不充分:伊丽莎白街沿着一条天然水道铺设,容易遭受洪水侵袭。(slv.vic.gov.au)

随着城镇测绘和规划的推进,政府设施与公共机构也逐步建立。城镇东缘的预留地包括政府围场及毗邻的治安官围场;1837年,朗斯代尔的临时小屋、警察营房和一座临时监狱在此建成。查尔斯·约瑟夫·拉筹伯于1839年9月30日抵达,出任菲利普港区行政长官。1842年,墨尔本正式设立镇级自治政府,首届议会选举亨利·康德尔为镇长。病患救治也有了常设机构:墨尔本医院于1846年3月20日奠基,1848年在斯旺斯顿街与朗斯代尔街交会处开院,设有十张病床。(production-k8s-default-new.prov.vic.gov.au)

维多利亚女王于1847年6月25日发布公告,将墨尔本升格为城市;该公告于1848年2月刊登于政府公报。墨尔本的市政地位与其在菲利普港区内的行政归属仍是两回事,菲利普港区当时依然作为新南威尔士的一部分接受管辖。经过争取分离的运动,该区于1851年7月1日成为维多利亚殖民地,以墨尔本为首府,拉筹伯担任副总督。新成立的维多利亚立法议会于1851年11月开议,由此,一个独立殖民地政府的各项机构在墨尔本设立。(guides.slv.vic.gov.au)

淘金热与繁荣年代

1851年,克卢恩斯、巴拉拉特和本迪戈相继发现黄金,使墨尔本成为通往维多利亚金矿区的主要门户。虽然主要矿区位于内陆,但移民、采矿物资和黄金经由墨尔本的港口及商行流转,为这座城市带来了收益。历史人口估算因采用的地域界限不同而有所差异:一组数据认为,墨尔本1851年约有29,000名居民,1861年增至125,000名;另一组数据则分别为23,000名和140,000名。到1861年,墨尔本人口已超过悉尼,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城市。因此,维多利亚淘金热不仅扩大了城市人口,也强化了墨尔本作为海外市场与殖民地内陆之间中转枢纽的作用。(vhd-dr.heritage.vic.gov.au)

1851年至1861年间,超过50万人来到维多利亚,主要来自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美国、中国和德国。这场人口迁移在墨尔本建立起商业和社区网络,也在内陆形成了采矿聚落。到1855年,华人移民已成立互助组织,并在小伯克街和翡翠山开设商店及旅舍,为前往金矿区的旅客提供服务。这些商家构成了墨尔本唐人街的早期基础,不过,1861年维多利亚的华人居民中,住在墨尔本的比例还不到3%。同年,维多利亚全境约有10,000名出生于德国的居民;新到的爱尔兰人则包括获得移民资助者,以及前往金矿区寻找工作或发财机会的人。(collections.museumsvictoria.com.au)

最初,大批新移民涌入,住房供给难以承受。1852年11月,雅拉河南岸、王子桥附近形成了一处“帐篷城”,收容等待找到住所或准备启程前往金矿区的移民。帐篷既供家庭居住,也用作商店和饮食摊铺;当地一所学校招收了53名男生和33名女生。雨淋、酷热和尘土使本已拥挤、卫生条件恶劣的环境雪上加霜。1853年5月至9月的一次热病暴发期间,多加慈善会在临时医院或患者的帐篷中护理了517名病人。随着新移民到来的人数减少,当局于1854年初终止了居民的居住许可,并清除了这处聚居地。(blogs.slv.vic.gov.au)

此后的城市扩张并不只是依靠矿工的直接消费。人口增长带动了建筑、货物装卸、家政服务、服装和食品生产的需求,而墨尔本也成为维多利亚矿产品、农产品和畜牧产品出口的商业中心。约1860年至1890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劳动力短缺、实际工资上涨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到19世纪80年代,墨尔本已跻身大英帝国最富裕的城市之列;英国记者乔治·奥古斯都·萨拉在1885年到访期间,使“奇妙的墨尔本”这一称号广为流传。银行、办公楼、酒店和购物拱廊重塑了商业中心的面貌;缆索电车、电力照明和最早的一批高层商业建筑,则展现了这座城市日益扩大的都市规模。(emelbourne.net.au)

公共建筑彰显了这份繁荣。由约瑟夫·里德设计、大卫·米切尔承建的皇家展览馆于1880年10月1日开放,举办墨尔本国际博览会。展品来自33个国家,参观人数超过100万;1888年的百年纪念国际博览会则吸引了约200万人次参观。弗林德斯街车站也起源于淘金热时期:其前身于1854年启用,是通往桑德里奇(今墨尔本港)的铁路在市区的终点站。不过,如今人们熟悉的宏伟正立面,是1900年至1910年重建工程的产物,并非19世纪繁荣时期的建筑。(collections.museumsvictoria.com.au)

约1883年至1889年间,城市扩张与投机性土地交易交织在一起。银行、建房互助会和抵押贷款公司为土地购置及分割开发提供融资,海外资本也帮助维持了放贷。在1888年至1889年的高峰期,墨尔本市中心部分土地的价格已接近伦敦市中心的水平。随后房地产价格下跌,削弱了借贷双方的财务状况:土地银行和建房互助会在1891年至1892年间纷纷倒闭,澳大利亚商业银行则于1893年4月6日停止兑付。由此引发的经济萧条使建筑活动和人口增长陷入停滞,为19世纪的繁荣画上了句号。(emelbourne.net.au)

联邦成立与国家首都

1901年1月1日,澳大利亚六个殖民地组成联邦,墨尔本成为澳大利亚联邦的临时议会所在地和行政中心。这一安排源于维多利亚州与新南威尔士州就国家首都问题达成的妥协。宪法第125条规定,永久政府所在地必须设在新南威尔士州境内的联邦领地上,距离悉尼至少100英里(约161公里);在议会迁往该地召开会议之前,应在墨尔本举行会议。因此,墨尔本的国家政治中心地位从一开始就是临时性的,并非先被定为永久首都,后来又遭撤销。(aph.gov.au)

1901年5月9日,康沃尔和约克公爵,即后来的乔治五世国王,在皇家展览馆主持了第一届联邦议会的开幕仪式。仪式结束后,议会事务转至位于斯普林街的维多利亚州议会大厦,此后26年间,联邦议员都在那里开会。维多利亚州议会则因此迁入展览馆的西侧附楼。总理埃德蒙·巴顿就使用议会大厦达成的协议,也包括使用大厦内的议会图书馆,使新成立的国家立法机构能够利用这一现成资源。在此期间,联邦机构陆续在墨尔本成立,涉及国防、关税、移民及劳资仲裁等事务的法律也在这里制定。(aph.gov.au)

澳大利亚高等法院于1903年10月6日在墨尔本最高法院大楼的全席法庭首次开庭。首届法官包括首席大法官塞缪尔·格里菲思爵士、前总理埃德蒙·巴顿爵士和理查德·爱德华·奥康纳,三人都是联邦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尽管高等法院曾使用多个州首府的设施,但在议会迁出后,墨尔本仍是重要的司法基地。1928年,一座专为高等法院建造的墨尔本法院大楼启用,总登记处一直设于此,直至1973年迁往悉尼。1980年5月26日,高等法院在堪培拉的永久大楼启用,法院随之迁入,并于次月在那里首次开庭;因此,法院的迁移比议会迁移晚了半个多世纪。(hcourt.gov.au)

永久首都通过一系列立法和规划决策逐步成形。议会于1908年选定亚斯—堪培拉地区,联邦首都领地于1911年1月1日成立。在国际设计竞赛中,美国建筑师沃尔特·伯利·格里芬与玛丽昂·马奥尼·格里芬共同构思的方案于1912年胜出。堪培拉于1913年3月12日正式命名。议会于1927年5月9日迁入新都,当天,约克公爵,即后来的乔治六世国王,为临时议会大厦主持开幕仪式,距墨尔本首次议会开幕恰好26年。这使堪培拉成为实际履行议会职能的首都,但并不意味着整个联邦行政体系立即迁往那里。(aph.gov.au)

议会迁出墨尔本,使国家政治权力中心与这座城市原有的商业机构分离。起初,堪培拉为各部门提供的办公场所仅计划容纳规模较小的部长秘书处,大多数部门工作人员仍留在墨尔本。此后数十年间,迁移工作持续进行;联邦政府自1958年起加快堪培拉的建设,其中包括迁入主要来自墨尔本的公务员,以及将国防行政部门迁至拉塞尔建筑群。经济影响力的变化则遵循另一条时间脉络:联邦银行早在1913年就已将总部从墨尔本迁至悉尼,而墨尔本金融主导地位的相对衰落则贯穿了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因此,1927年的迁都是一次决定性的政治变化,却并非将墨尔本的银行业和工业职能一并转移至堪培拉的单一转折点。(naa.gov.au)

二十世纪:大萧条、战争与战后增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墨尔本是征兵、军事训练和平民动员的中心。设在布罗德梅多斯、皇家公园和肯辛顿展览场的军营,使军事活动融入了都市景观;市议会则鼓励居民参军,并为购置救护车筹款。战时进口机械短缺也推动了本地生产:托马斯·麦克弗森父子公司于1915年开始制造机床,萨顿工具与量具公司到1917年也已开始生产精密工具。这些发展增强了工业生产能力,不过在这场战争中,墨尔本的机械制造企业对军备生产的贡献仍然有限。(prov.vic.gov.au)

大萧条打断了工业增长和郊区开发。1927年至1931年间,制造业减少了近40,000个工作岗位,超过一半的建筑工人失业。家庭收入下降导致工业制成品购买量减少,也使分期付款购货的还款难以维持。郊区扩张放缓,而1929年公布的都市综合规划方案始终未获实施。最初的救济措施包括发放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称为“生活救济”(sustenance),俗称“susso”;后来,失业者被安排参与公共工程,包括建设郊区公园和雅拉林荫大道。随着关税提高、货币贬值及生产成本下降,澳大利亚企业得以用本国产品替代进口商品,制造业最终带动了经济复苏,但失业问题一直持续到战时动员开始。(emelbourne.net.au)

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幅提升了墨尔本的工业生产能力。在费舍尔曼斯本德,联邦飞机公司和政府飞机厂生产了包括“威勒威”教练机和“博福特”轰炸机在内的军用飞机。富茨克雷和马里比尔农的军工厂不断扩张,1941年的雇员总数超过16,000人,女性是这批动员起来的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铁路和有轨电车维修厂也参与装配飞机部件、火炮和登陆艇。国防合同推动了精密工装、金属铸造和大规模生产方面的专业技术发展,这些技术后来为民用制造业提供了支持。通用汽车—霍顿公司于1948年11月推出了在澳大利亚制造的霍顿汽车,并于1955年在丹德农开设了另一座装配厂;福特位于布罗德梅多斯的工厂则于1960年生产出首批澳大利亚制造的猎鹰汽车。(emelbourne.net.au)

战后移民既为工业提供了劳动力,也带来了更多消费者。旅费资助计划吸引了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同时英国移民仍持续抵达。1947年至1954年间,维多利亚州出生于波兰的人口增至原来的五倍,达到21,428人;许多新来的希腊移民最初则在工厂从事非熟练或半熟练劳动。移民定居不仅改变了工作场所,也改变了社区商业: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意大利和希腊家庭迁入卡尔顿,开办了果蔬店、餐馆、裁缝店和牛奶吧等商铺。后来,亚洲移民又带来了新一轮变化。维多利亚州出生于越南的人口从1976年的382人增至1981年的12,000多人;此后,越南人经营的商铺重塑了里士满和斯普林韦尔的商业街。(museumsvictoria.com.au)

公共住房将大萧条时期的改革与战后重建衔接起来。在奥斯瓦尔德·巴尼特领导的倡议运动推动下,维多利亚州住房委员会于1938年成立,最初主要致力于改建被官方认定为贫民窟的住房。1942年以后,其职责扩展至在靠近新兴工业区的远郊建设住宅区。布罗德梅多斯、海德堡、多夫顿和普雷斯顿的住宅项目安置了低收入家庭,其中包括一些因市中心清拆而迁出的家庭。在内城区,重建项目以无电梯公寓和高层住宅楼取代整片老旧房屋,里士满尤为典型。(emelbourne.net.au)

战后的郊区扩张越来越依赖机动车,而不再以靠近铁路和有轨电车线路为前提。墨尔本人口从1947年的约120万增至1966年的190万,同时,大型工厂开始在丹德农和布罗德梅多斯等地寻找场地宽敞、公路交通便利的厂址。在维多利亚州全境,汽车保有量从1945年的每14人一辆增至1960年的每5人一辆。汽车使住宅开发得以向公共交通走廊之间及其以外的地区延伸;卡车同样减轻了工业对铁路沿线厂址的依赖。工作地点的分散带来了跨郊区通勤,而快速开发的住宅区在初期往往缺乏污水处理、排水、学校及其他设施。(emelbourne.net.au)

政府与公共行政

墨尔本是维多利亚州首府,也是州政府和州议会所在地。位于斯普林街的议会大厦内设有立法议会和立法委员会的议事厅,于1856年建成。立法议会有88名议员,每人代表一个选区;立法委员会有40名议员,由八个选举区域各选出五名。在立法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负责组建政府。由州督代表的王室是州议会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在澳大利亚的联邦制下,维多利亚州负责学校、医院、警务、应急服务、供水和公共交通等领域的立法及服务管理,而国防、移民和外交等全国性事务则由联邦政府负责。(parliament.vic.gov.au)

墨尔本市是一个地方行政区,其政府并不管辖整个大都市区。维多利亚州政府将31个地方政府辖区划入墨尔本大都市区,墨尔本市是其中之一;邻近的菲利普港市、雅拉市和穆尼谷市等也各有自己的民选市议会。墨尔本市议会不划分选区:除市长和副市长外,其九名议员代表的是整个市辖区,而非各自的选区。市长和副市长作为一个领导搭档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与市议员选举分开进行。尼克·里斯和罗希娜·坎贝尔于2024年分别当选市长和副市长。市长主持市议会会议,担任市议会的主要发言人,并在与其他政府及组织交往时代表市议会的利益;这一职务并不赋予其管辖邻近市议会的权力。市政服务和社区基础设施的资金部分来自按房地产征收的地方税,其征收标准由各市议会通过年度预算确定。(liveinmelbourne.vic.gov.au)

大都市区规划主要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主导,而非由另行选举产生的大都市区管理机构负责。2017年3月通过的《墨尔本规划2017—2050》提出了大都市区的长期发展战略。2025年2月28日,州长贾辛塔·艾伦和规划部长索尼娅·基尔肯尼发布《维多利亚州规划》,将这一战略框架扩展至墨尔本及维多利亚州其他地区。该规划的住房目标将截至2051年预计新增的住房容量分配至各个地方行政区,而不是将整个大都市区视为一个统一的规划辖区。例如,公布的目标包括墨尔本市新增119,500套住房、梅尔顿市新增109,000套、温德姆市新增99,000套。针对城市扩展地区地方议会的目标,则区分了绿地开发与既有建成区内的住房建设。(planning.vic.gov.au)

州级政策与地方政府决策之间的法定关系,通过依据《1987年规划与环境法》制定的规划方案落实。地方议会通常负责拟订当地规划方案的修订,并作为“主管机关”执行规划方案,审核许可申请,监督规划管制规定的实施。规划部长负责批准规划方案修订,并可接管特定申请的处理职责,包括原本由地方议会或维多利亚州民事与行政仲裁庭审议的申请。《墨尔本规划方案》还将指定区域的管理职责交由部长承担,包括滨海港区、赌场片区、弗莱明顿赛马场和墨尔本皇家展览场。因此,地方行政区的边界并不意味着其议会对辖区内的开发活动拥有专属管辖权。(planning.vic.gov.au)

议会代表的选举依据选区边界进行,这些边界与地方行政区边界不同。在联邦层面,墨尔本选区只是大都市区内的联邦众议院选区之一。其边界于2024年10月17日在政府公报上公布,并首次用于2025年联邦选举;该选区面积为39平方公里,涵盖墨尔本、梅里贝克、穆尼谷、斯托宁顿和雅拉五个地方政府辖区的部分地区。同一次选区重划还撤销了邻近的希金斯选区,使维多利亚州的联邦选区数量减至38个。在州层面,大都市区居民为所在选区选出一名立法议会议员,并为所在选举区域选出五名立法委员会议员。大都市区的立法委员会选举区域包括北部大都市区、东北部大都市区、南部大都市区、东南部大都市区和西部大都市区;这些是选举单位,并非大都市区行政管理的额外层级。(aec.gov.au)

经济与商业

墨尔本的商业经济中,银行、保险、法律、会计和咨询服务高度集聚。澳新银行的全球总部位于滨海港区柯林斯街833号,澳大利亚国民银行的注册办事处则位于中央商务区伯克街395号。这些机构是维多利亚州规模更大的专业服务业的一部分,该行业涵盖金融投资、退休金、保险、法律、会计、工程和管理咨询。(anz.com) 这种集聚在墨尔本市行政辖区内尤为明显,其统计数据不应与整个大都市区的数据混淆。2024年,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业,金融和保险业,以及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业合计占该市就业人数的46%,而2019年这一比例为42%。在此期间,该市新增的72,000个就业岗位中,约61,700个由上述行业提供;专业和技术服务业仍是该市最大的就业行业。(mvga-prod-files.s3.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墨尔本港将大都市区的经济与国际及沿海贸易联系起来。按吞吐量计算,它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集装箱海港,也是澳大利亚东南部的重要门户。2024—2025财年,该港处理了339万标准箱(TEU),较2023—2024财年增长3.7%,经港口流转的贸易货值约为1,540亿澳元。后一个数字衡量的是经过港口的货物价值,而非港口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portofmelbourne.com) 其业务并不限于集装箱:2024—2025财年,除石油产品、建筑材料和农产品外,还有386,402辆新机动车经由该港运输。当年,木材、肉类和牲畜饲料等集装箱出口有所增长,干散货出口则包括小麦、油菜籽、扁豆和鹰嘴豆。这些货物流通将城市中的分销和进口企业与墨尔本以外的农业生产联系起来。(portofmelbourne.com)

经济向服务业转型的同时,制造业的相对重要性有所下降,但这一转变不能仅用关税变化来解释。高夫·惠特拉姆政府于1973年将澳大利亚各类关税一律削减25%;此后的贸易自由化逐步降低了保护程度,汽车进口配额于1988年取消,纺织品、服装和鞋类进口配额于1993年取消。(assets.pc.gov.au) 保护程度下降,使此前受到保护的生产商面临更激烈的竞争,但澳大利亚生产力委员会的研究还指出,服务需求上升、制造业生产率提高,以及部分服务职能外包,也是导致制造业在产出和就业中所占份额下降的因素。(pc.gov.au) 墨尔本汽车业的重组是一个显著的本地案例:福特于2016年停止在澳大利亚的制造业务,其中包括布罗德梅多斯的汽车组装业务;丰田则于2017年10月3日停止在阿尔托纳生产。此后,丰田将公司职能整合至墨尔本,同时保留其位于墨尔本港区的总部,体现了制造活动与销售、分销及公司职能岗位之间的分离。(pc.gov.au)

旅游业和大型活动带动了对住宿、餐饮、零售和商业服务的需求。2023年,墨尔本接待了390万名来自澳大利亚其他州的过夜休闲游客,其消费额达50亿澳元。维多利亚旅游局估计,2024年澳大利亚大奖赛期间,墨尔本酒店客房入住率达九成,表明大型活动能够在短时间内集中带来游客消费。会议和展览是游客经济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截至2024年4月,该市活动日程中列出的118场商务活动预计可产生3.974亿澳元的经济效益;这一数字是预测值,而非对最终实际结果的衡量。(corporate.visitvictoria.com)

高等教育和医疗服务通过创造就业、机构支出以及对相关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为经济作出贡献。2024年,国际教育为维多利亚州带来了159亿澳元的出口收入,并在全州支撑了约64,000个就业岗位;这些估算针对的是维多利亚州,而不只是墨尔本。(studymelbourne.vic.gov.au) 教育出口不仅包括国际学生缴纳的学费,还包括他们在住宿、食品、交通和其他服务上的支出。(studymelbourne.vic.gov.au) 在墨尔本市行政辖区内,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业在2019年至2024年间新增了约15,000个就业岗位,与金融业和专业服务业共同成为推动就业增长的主要行业。(mvga-prod-files.s3.ap-southeast-4.amazonaws.com)

人口与多元文化

截至2025年6月30日,大墨尔本地区的估计常住人口为5,435,590人,比上一年增加105,030人,增幅为2.0%。澳大利亚统计局(ABS)的这一数据采用“大首府城市统计区”的范围,即一个按城市功能划定的广域都会区,而非中心城区的墨尔本市地方政府辖区,也不是范围更窄的“重要城区”。因此,采用不同边界会得到不同的人口总数;例如,澳大利亚统计局在2021年采用的统计地理区划中,将此前各自独立的墨尔本与梅尔顿重要城区合并。2021年人口普查录得大墨尔本地区通常居住人口为4,917,750人。人口普查人数与年度人口估计不能混为一谈:估计常住人口先对普查结果作出调整,计入净漏计人口及暂时身处海外的居民,再纳入此后的出生、死亡和迁移情况。(abs.gov.au)

移民是这座城市近期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2024—2025年度,大墨尔本地区的海外净迁入人口为81,168人,自然增长人口(即出生人数减去死亡人数)为32,416人,但境内迁移造成了8,554人的净流出,抵消了部分增长。境内迁移既包括墨尔本与维多利亚州其他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也包括墨尔本与其他州之间的人口流动;净流出并不意味着无人迁入,而是总体上迁出人数多于迁入人数。维多利亚州政府的《维多利亚未来展望2023》预计,到2051年,墨尔本人口将达到约800万。这些推算以生育率、预期寿命和迁移情况等假设为前提,并非确定不变的预测。推算预计,维多利亚州超过90%的海外移民将定居墨尔本,而从墨尔本迁出的人口将成为该州其他地区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abs.gov.au)

2021年人口普查显示,大墨尔本地区约35.7%的居民出生于海外,59.9%出生于澳大利亚,其余居民未填报出生地。印度是当地海外出生居民最多的出生地,共有242,635人;其次为中国大陆,不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共有166,023人。出生于英格兰的居民有132,912人,越南有90,552人,新西兰有82,939人。历史较悠久的意大利和希腊移民群体中,出生于这两个国家的居民分别有58,081人和44,956人。仅凭出生地会低估散居群体的规模,因为这一指标不包括在当地出生的后裔:约323,654名居民填报具有意大利血统,而出生于意大利的居民仅有58,081人。从更广泛的情况来看,墨尔本49.3%的居民填报父母双方均出生于海外。(abs.gov.au)

家庭语言使用情况也体现了多语现象。2021年,61.1%的居民填报在家只使用英语,而37.7%的家庭使用英语以外的语言。除英语外,最常用的家庭语言依次为普通话,有212,680名居民使用;越南语,115,314人;希腊语,103,658人;旁遮普语,97,684人;以及阿拉伯语,87,689人。这些指标描述的是家庭中的语言使用情况,并不一定意味着使用者英语能力有限。语言多样性也影响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维多利亚州政府政策规定,对于无法用英语有效沟通、且需要获取必要信息或作出重大决定的人,应提供专业口译和笔译服务。各部门须每年报告其口译和笔译服务的使用情况。(abs.gov.au)

墨尔本的年龄结构与维多利亚州其他地区明显不同。截至2025年6月30日,墨尔本的年龄中位数为36.8岁,而该州其他地区为43.4岁;20至44岁人口占墨尔本总人口的39%,相比之下,首府以外地区的这一比例为28%。澳大利亚统计局认为,这种较年轻的人口结构与人们为就业和教育而迁入城市有关。大学所在地区的年龄中位数尤其低:克莱顿(北部)—诺丁山为24.3岁,帕克维尔为25.0岁,卡尔顿为25.6岁。不过,不同移民群体的年龄结构存在显著差异。2021年人口普查中,出生于意大利的居民年龄中位数为73岁,出生于希腊的居民为74岁;这两个群体各自约有72%的人口年龄在65岁及以上。(abs.gov.au)

城市形态与街区

中央商务区以霍德尔网格为骨架,其布局由测量师罗伯特·霍德尔于1837年在雅拉河北岸规划。宽阔的街道之间穿插着较窄的“小街”,巷道和有顶购物拱廊则进一步分割街区,形成更细密的步行网络。这些通道连接主要街道,也容纳了小型商铺:德格雷夫斯街和中心巷聚集了众多咖啡馆与餐厅,布洛克拱廊和皇家拱廊则是市中心购物网络的一部分。现行规划管制将这种通达性视为城市设计的优势,鼓励在临接多条街道或巷道的开发项目中设置步行通道。由此形成的街道格局,将规整的大街区与穿行于街区内部的众多小通道结合起来。(participate.melbourne.vic.gov.au)

再开发使中心城区突破了这套19世纪的网格布局。在中央商务区以西的滨海港区,新城区建设于1997年启动;滨水住宅、企业办公楼、体育场和公共空间取代了该地区原有的码头功能。维多利亚州开发局与私营部门合作管理再开发,建成了包含公寓、联排住宅及其他住宅类型的片区,而非简单延续中央商务区的街道格局。雅拉河对岸的南岸则经历了另一种转型: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这片工业区逐渐成为高层住宅与商业街区。南岸步道提供了连续的滨河公共空间,博伊德社区中心、图书馆和公园则为这片以高楼为主的街区提供社区设施。这两个地区是大都市核心区附近城市更新的重要实例。(vic.gov.au)

市中心以外,郊区形态反映的是土地分割与交通投资的不同发展阶段,而非整齐划一的同心环状布局。内城区围绕密集的街道、联排住宅、作坊和沿街商业带发展;随后,由铁路带动的扩张使居民区进一步向南、向东延伸。铁路线于1857年通达圣基尔达,1861年通达霍索恩;在19世纪80年代初由铁路专员理查德·斯佩特监督的扩建中,铁路网总长度增至原来的两倍以上。这些交通走廊沿线的开发起初形成了彼此分隔的郊区聚落,其间的土地后来才逐渐建成。20世纪汽车的普及推动了铁路走廊之间更为分散的开发。因此,中圈郊区既有成熟的独栋住宅区,也有商业与就业中心;与此同时,大都市增长区规划通过片区结构规划,将外围新划分地块的开发与拟建道路、学校、服务设施及开放空间统筹协调。(emelbourne.net.au)

各个街区仍保有植根于土地用途和住宅发展历史的独特面貌。菲茨罗伊的布伦瑞克街自1839年开始出售王室土地地块后,逐步发展起商业;1853年后,联排住宅建设加快,1886年引入的缆索电车进一步巩固了沿街商业带。如今,留存的19世纪街景中分布着商店、咖啡馆、酒吧和餐厅。卡尔顿的莱贡街因意大利移民的定居和商业活动而与“小意大利”联系在一起,阿盖尔广场的一部分也被改建为意大利式广场。布伦瑞克的工业特色源于制砖、陶器制造以及后来的纺织生产:1871年,当地44家砖厂和陶器厂生产了约2,200万块砖,约占维多利亚州总产量的30%。圣基尔达则发展为海滨住宅与休闲区,既有19世纪的宅邸和酒店,也有20世纪20至30年代大规模兴建的公寓。(yarracity.vic.gov.au)

住房政策需要平衡增加住房供应、维护街区特色与限制城市化向外扩张等相互竞争的需求。墨尔本于2002年引入城市增长边界,以管理城市扩张,并将城市开发区与周边非城市化的“绿色楔形地带”区分开来;此后,该边界有所外扩,其中包括2010年通过VC68修正案进行的调整。因此,这一边界管制的是城市增长的位置,而非禁止外围开发。在成熟郊区内,提高密度的再开发引发了建筑体量、历史街景及服务设施可达性等问题。维多利亚州面向2051年的住房目标要求,至少70%的新住房建在成熟地区,住宅形式包括联排住宅、中小型公寓楼,以及位于公共交通便利地段的较大型建筑。这些城市规划机制引导住房供应向现有就业地点与设施集中,同时为未开发土地上的新建住宅区保留独立的规划程序。(planning.vic.gov.au)

交通

墨尔本的有轨电车网络拥有超过250公里的双线轨道,覆盖24条线路,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在运营城市有轨电车系统。该网络由雅拉有轨电车公司(Yarra Trams)运营,在中央商务区以及卡尔顿、布伦瑞克、里士满和圣基尔达等近郊地区提供班次密集的服务,较长的线路则延伸至博士山、邦杜拉和南佛蒙特。有轨电车轨道铺设于街道之中,使其成为内城区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使服务容易受到道路拥堵影响。在未设上下客站台的街道上,乘客上下有轨电车时可能需要穿过一条机动车道;专门的交通规则要求,乘客上下车期间,机动车必须停在已停靠的有轨电车后方。全程位于市中心免费有轨电车区内的行程,无需使用myki交通卡。(transdev.com)

都市铁路网络沿放射状交通走廊延伸至各郊区中心及外围终点站,包括韦里比、森伯里、克雷吉本、梅恩达、赫斯特布里奇、莉莉代尔、贝尔格雷夫、东帕肯纳姆和弗兰克斯顿。弗林德斯街站和南十字星站是市中心的主要换乘枢纽,市区环线则设有旗杆站、墨尔本中央站和议会站。公交车补充了铁路和有轨电车网络,提供郊区之间的连接服务,并覆盖轨道交通未能到达的地区。南十字星站还将都市交通与V/Line的区域铁路及长途客车网络相连接,包括通往吉朗、巴拉瑞特、本迪戈、西摩和吉普斯兰的服务。这一换乘功能将墨尔本的通勤系统与维多利亚州各地区的交通网络连接起来。(vline.com.au)

地铁隧道改变了市中心铁路服务的运行格局。其两条各长九公里的隧道及阿登、帕克维尔、州立图书馆、市政厅和安扎克五座地下车站于2025年11月30日启用。自2026年2月1日起,森伯里、克兰本和帕肯纳姆方向的列车全部改经隧道运行,不再行经市区环线,从而形成了一条贯通西北与东南的交通走廊。将这些服务与其他线路分离,释放了网络其他部分的运力,弗兰克斯顿方向的列车也重新驶入市区环线。州立图书馆站与墨尔本中央站共用站厅,市政厅站则通过德格雷夫斯街地下通道连接弗林德斯街站。帕克维尔站为大学和医院集中区提供铁路服务,安扎克站服务于圣基尔达路沿线,使地下铁路的覆盖范围超出了传统的市中心车站区域。(bigbuild.vic.gov.au)

道路网络由郊区主干道、放射状高速公路和环线连接道路共同构成。CityLink连接塔拉马林、西门和莫纳什高速公路,EastLink则服务于东部和东南部郊区。这些均为收费道路,西门隧道也不例外。西门隧道于2025年12月14日开通,通过亚拉维尔地下的隧道及跨越马里比农河的通道,为西门大桥提供了一条替代路线。墨尔本机场与市区之间仍依靠道路连接,尚无运营中的客运铁路:SkyBus机场巴士往返于机场与南十字星站之间,公共巴士停靠第四航站楼交通枢纽,区域长途客车则提供直达服务,包括前往吉朗的班次。截至2026年10月,独立推进的墨尔本机场铁路项目仍处于开发阶段。(transport.vic.gov.au)

步行和骑行已被明确列为市中心交通规划的优先事项。墨尔本市于2019年10月15日批准的《2030年交通战略》提出,应提供宽敞、无障碍物阻挡的步行空间,改善车站周边环境,并使被称为“小街”的街道更加以行人为本。骑行设施包括专用自行车道、道路上的自行车道,以及据市议会游客信息所述新建的27公里路缘侧隔离式自行车道。与机动车交通进行实体隔离是核心设计原则,在交叉路口尤其如此。实施过程中涉及重新分配街道空间,并取消部分停车位;2022年6月,市议会暂停在中央商务区进一步增设隔离式自行车道,为期十二个月,转而优先建设阿登街、麦考利路和阿尔伯特街等连接通道。这些市级措施旨在配合铁路投资,而非在整个都市区范围内取代道路交通。(participate.melbourne.vic.gov.au)

建筑与建筑遗产

淘金热带来的财富为宏伟的商业建筑和精致的郊区住宅提供了资金。位于埃尔斯特威克的里彭利庄园于1868年为商人弗雷德里克·萨古德建成,是维多利亚时代意大利式建筑庄园的典范:一座以多色砖砌成的宅邸坐落在广阔的游赏花园中,配套的后勤设施和供水系统使庄园住户基本能够自给自足。庄园主的财富部分来自在金矿区出售商品。商业建筑也借鉴了中世纪的建筑样式。威廉·沃德尔设计的柯林斯街哥特式银行大楼建于1883至1887年,以砂岩建造,将哥特复兴式建筑形式运用于银行营业场所,内部装饰华丽,天花板饰以金箔。这些建筑展示了19世纪的业主如何运用不同的历史风格,彰显家庭的富裕与机构的地位。(dcceew.gov.au)

皇家展览馆和卡尔顿花园构成了墨尔本最主要、享有国际认可的建筑遗产群。约瑟夫·里德为1880年和1888年的国际博览会设计了皇家展览馆,现存的大厅融合了拜占庭、罗曼式、伦巴第式及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元素。其十字形平面布局、中央穹顶、宏伟入口和塔楼,均体现了19世纪展览建筑的典型设计语汇。林荫大道、喷泉和规整的花园布局是整体设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非附带的景观装饰。这片占地26公顷的遗产地于2004年被列入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原因在于其与国际博览会运动的密切联系;这一运动促进了工业技术和设计理念在各国之间的传播。(whc.unesco.org)

澳大利亚联邦成立时期的公共建筑在保留宏伟的历史风格形式的同时,也容纳了日益复杂的城市功能。弗林德斯街车站由铁路建筑师詹姆斯·福西特和工程师H. P. C. 阿什沃思设计,于1910年竣工,沿街延伸近两个街区;穹顶、拱形入口、钟楼和列车时刻钟为绵长的立面增添了层次。楼上的房间曾用作维多利亚铁路协会的教育和康乐设施。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商业建筑则将装饰艺术与现代建造技术相结合。马库斯·巴洛设计的曼彻斯特团结大厦建于1932年,共12层,采用混凝土包覆钢结构,外墙饰以模制陶土釉面砖。其带有扶壁的哥特式塔楼,与内部的装饰艺术风格、大理石饰面及镀铜电梯门形成鲜明对比;该楼还引入了墨尔本最早的自动扶梯。(lovellchen.com.au)

战后的现代主义建筑改变了建筑设计,也改变了建筑高度的管理方式。帝国化学工业大厦于1958年在东墨尔本竣工,后来更名为奥瑞凯大厦,是早期办公塔楼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座。大厦高21层,突破了此前法定约11或12层的高度上限,为更高建筑的建设开创了重要先例。项目获批体现了增加建筑高度与提供公共便利之间的权衡,其中包括在地面层设置景观绿地。这座大厦是墨尔本20世纪50年代末建设热潮期间兴建的22个大型多层办公楼项目之一,并于2005年列入《国家遗产名录》,使获得认可的建筑遗产不再局限于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的建筑。(prov.vic.gov.au)

联邦广场由LAB建筑工作室与贝茨·斯马特建筑事务所联合设计,于2002年10月26日开放,为墨尔本带来了风格迥异的当代公共建筑群。其砂岩、锌板和玻璃立面采用三角形模块,逐级组合成更大的面板。建筑群建在仍运行的铁路轨道上方,承托平台内设有4,000多个减振弹簧及橡胶衬垫板,以免展厅、电影院和广播空间受到铁路噪声及振动的干扰。高层住宅建设也重塑了城市天际线:由芬德·卡萨利迪斯建筑事务所设计、位于南岸的尤里卡大厦于2006年竣工,地上共91层,建筑高度达297.3米。(fedsquare.com)

遗产保护与再开发受到州和地方两套不同审批制度的共同约束。影响《维多利亚遗产名录》所列地点的工程,除非符合豁免条件,通常须经维多利亚遗产局批准;地方层面的遗产叠加管控则要求对拆除及其他指定改动进行规划评估,包括评估这些改动对地点遗产价值的影响。这些管控措施并不只针对临街立面,还可能保护内部空间、结构、花园及周边环境。保护工程也可能涉及大规模的技术性干预:2018年完成的弗林德斯街车站工程包括抗震加固、屋顶更换、排水改善,以及砌体和金属构件修复,同时恢复了1910年最初的配色方案。施工期间,车站始终保持运营。(heritage.vic.gov.au)

艺术、文化与体育

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NGV)成立于1861年,其藏品分设于两个主要馆址展出:位于圣基尔达路的NGV国际馆,以及位于联邦广场、于2002年开放的伊恩·波特中心——NGV澳大利亚馆。这一分馆安排使澳大利亚艺术拥有专门的展览场所,与美术馆的国际藏品展区并立。墨尔本艺术中心则以表演艺术为重点,与美术馆相互补充:其音乐厅,即如今的哈默音乐厅,于1982年11月6日开放,剧院大楼则于1984年10月开放。哈默音乐厅是墨尔本交响乐团的驻地;剧院大楼开幕时的演出节目包括澳大利亚芭蕾舞团的《睡美人》、墨尔本剧团的作品以及歌剧。(ngv.vic.gov.au)

墨尔本的音乐演出不仅在大型音乐厅举行,也活跃于酒吧内的乐队演出厅和中型场馆。例如,里士满的科纳酒店、科林伍德的托特酒店、圣基尔达的滨海大道酒店,以及市中心的论坛剧场。这些场馆既接待本地表演者,也承办巡演,其中托特酒店尤其以朋克和独立摇滚演出著称。各类节庆还将表演带入市政建筑和公共空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由巴里·汉弗莱斯和彼得·库克于1987年创办,以市政厅及周边区域为主要活动中心,呈现单口喜剧、歌舞综艺和戏剧演出。RISING艺术节在剧院、教堂、街道和公共广场等不同场所呈现音乐、装置艺术与表演。其2022年的活动安排包括六辆饰有原住民艺术家设计作品的有轨电车,让公共交通也成为展览空间的一部分。(visitmelbourne.com)

街头艺术集中分布在霍西尔巷、AC/DC巷和达克博德巷等小巷中,壁画、模板喷绘、贴纸及其他艺术介入形式将建筑表面变成公众可自由观赏的展示空间。墨尔本的街头艺术步行路线将这些地点串联起来,而非将其视为一处封闭的艺术收藏展区。市政府的指引依据是否获得业主许可,以及在适用情况下是否符合规划管理要求,区分经授权的艺术作品与非法涂鸦。2008年8月,墨尔本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文学之城”称号,成为第二座获得这一称号的城市。这一认定表彰的是另一种文化网络,涵盖出版商、独立书店、图书馆、作家、教育项目和文学节。因此,这一称号既涵盖文学作品的创作与传播,也涵盖其面向公众的展示。(whatson.melbourne.vic.gov.au)

墨尔本板球场(MCG)建于1853年,既承载着板球和澳式足球的传统,也有举办国际赛事的悠久历史。它是1956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体育场,并承办节礼日板球测试赛和澳大利亚澳式足球联盟总决赛,后者吸引的观众人数可达约10万人。澳式足球早期的成文规则是在墨尔本制定的:1859年5月17日,威廉·哈默斯利、汤姆·史密斯、詹姆斯·汤普森和汤姆·威尔斯在东墨尔本的布莱恩特酒店拟定了十条规则。附近的墨尔本公园于1988年取代库扬,成为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的举办地。这一新建的网球场馆区耗资9,400万澳元,最初名为弗林德斯公园,1996年更名为墨尔本公园。(mcg.org.au)

赛马和赛车在体育赛事日程中各有一席之地。墨尔本杯于1861年11月7日在弗莱明顿首次举行,是一项3,200米让磅赛,每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二举行,为春季赛马嘉年华的一部分。首届冠军赛马为“阿彻”。一级方程式赛车澳大利亚大奖赛于1996年迁至墨尔本,在市中心以南的阿尔伯特公园赛道举行。赛道环绕阿尔伯特公园湖,部分路段利用公共道路,并为赛事配备赛车设施和缓冲区。(vrc.com.au)

教育与研究

墨尔本的高等教育机构是在学术教育与技术教育两种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墨尔本大学成立于1853年,是维多利亚州的第一所大学。莫纳什大学依据维多利亚州议会于1958年通过的一项法案成立;其最初的克莱顿校区于1961年招收了363名学生。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MIT)的前身是1887年创办的工人学院,得到慈善家弗朗西斯·奥蒙德、工会大楼理事会及公众捐款的支持。该校早期的教学涵盖职业技能、应用科学、商业和艺术,如今同时提供大学学位课程和职业资格课程,延续了这一传统。(about.unimelb.edu.au)

这些院校在国际上享有较高声誉,但在不同排名体系中的名次有所不同。在2027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墨尔本大学并列全球第22位,莫纳什大学位列第31位,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位列第119位。迪肯大学、拉筹伯大学和斯威本科技大学分别位列第227位、第241位和第291位;维多利亚大学和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也属于当地更广泛的大学体系。在2026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中,墨尔本大学位列全球第37位、澳大利亚第1位,莫纳什大学则并列全球第58位。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学科特色与这两所综合性大学有所不同:在2026年QS学科排名中,该校的建筑与建成环境、艺术与设计,以及图书馆与信息管理学科均位居澳大利亚首位。(studymelbourne.vic.gov.au)

医学与生物学领域的研究与开发依托历史悠久的研究机构,以及帕克维尔地区协同开展的临床研究。沃尔特与伊丽莎·霍尔研究所成立于1915年,如今以WEHI之名为人所知。弗兰克·麦克法兰·伯内特于1944年至1965年担任所长期间,该所于1957年将研究重点从病毒学转向免疫学。此后,唐纳德·梅特卡夫及其同事研究了集落刺激因子,即调节抗感染白细胞生成及活性的信号物质。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分别于1977年和1983年纯化了GM-CSF和G-CSF,为帮助患者在化疗后恢复的治疗方法作出了贡献。彼得·麦卡勒姆癌症中心将实验室研究、转化研究与临床研究相结合;其帕克维尔癌症临床试验组负责协调该区域内的各项试验,包括首次在人类身上测试治疗方法的早期药物开发研究。(wehi.edu.au)

国际教育将墨尔本的教育机构与庞大的海外学生群体联系起来。全州数据可反映这一行业的规模,但并不等同于墨尔本都市区的总数:2025年,维多利亚州的国际学生课程注册量约为32.2万人次,占澳大利亚国际学生课程注册总量的30.5%。其中,高等教育占52%,职业教育与培训占35%,英语课程占8%。印度和中国是最大的两个生源国,其后依次为越南、斯里兰卡和尼泊尔。注册量统计的是课程注册次数,而非学生人数,因此,修读多门课程的学生可能会被重复计入。2025年,维多利亚州的国际教育服务出口额达到179亿澳元;这一指标包括学费,以及学生在住宿、餐饮、交通和其他服务方面的支出,并非仅指教育机构的学费收入。国际学生群体还促进了文化与学术交流,将不同的语言和国别背景带入校园生活。(studymelbourne.vic.gov.au)

英语教育和实践培训为继续升学与就业提供了途径。大学、技术学院和专门学校开设的海外学生英语强化课程(ELICOS),可帮助学生满足本科或研究生课程的入学要求。职业教育与培训由公立技术与继续教育(TAFE)学院、兼办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大学,以及私立教育机构提供,所授资格涵盖证书至高级文凭等不同层级。墨尔本的相关课程包括博克斯希尔学院的汽车技术、设计、酒店与餐饮服务和信息技术课程,以及奇泽姆学院在东南郊区开设的工程、护理和烹饪课程。培训利用实训车间、模拟临床环境及专业设施开展;例如,奇泽姆学院的伯威克校区设有健康中心,学院的其他设施则为制造、机器人技术和建筑施工培训提供支持。(studymelbourne.vic.gov.au)

环境、灾害与水资源

菲利普港湾的生态系统包括海草床、岩礁和沿海湿地,但它们的状况与墨尔本各集水区流入海湾的污染物密切相关。城市地表径流通过河流和雨水排水管道输送营养物质、泥沙及其他污染物,处理后的污水也会带来额外的氮。氮过量会增加藻华风险;为海湾2017年《环境管理计划》提供依据的科学综合报告建议,将氮输入总量控制在每年6,000吨以下。因此,管理措施既包括升级污水处理设施,也包括在集水区设置雨水花园等措施,以截留雨水径流中的污染物。位于韦里比的西部污水处理厂还维护着大面积的湿地生境:这里已记录到300多种鸟类,其中包括迁徙水鸟。这些永久性湿地体现了污水管理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marineandcoasts.vic.gov.au)

墨尔本林木茂密的城市边缘地带及其供水集水区尤其面临丛林火灾威胁。2009年2月7日,在长期干旱、极端高温以及风向不断变化的强风条件下,“黑色星期六”大火爆发。火灾在维多利亚州全境造成173人死亡,而非仅发生在墨尔本市内,并摧毁了2,029栋住宅。当天墨尔本的气温达到46.4°C。该市约30%的供水集水区受到不同程度的火灾损害,尤以奥沙纳西和马龙达集水区为甚。这些事件表明,都市区的供水安全与建成区之外发生的灾害密切相关;极端气温也显示出这座城市面临严重热浪的风险。(knowledge.aidr.org.au)

洪水风险既包括河流泛滥,也包括降雨径流超过排水能力时造成的积水。道路、屋顶和铺装地面取代了可透水的土地,增加了径流量,也加重了排水基础设施的负担。2022年10月14日,马里比农河沿岸发生严重洪灾,淹没了附近社区。由前法官托尼·帕戈内主持的独立审查于2023年10月发布报告,建议更定期地审查洪水模型,并将气候变化预估纳入其中。墨尔本水务局于2024年4月发布了该河流的更新模型。(melbournewater.com.au)

墨尔本的常规饮用水供应取自城市北部和东部森林覆盖的集水区,包括上雅拉、马龙达和汤姆森供水系统。受保护的集水区限制公众进入,以维护水源水质,从而减少所需的处理工序;来自开放集水区的水则需要更全面的处理。“千禧年大旱”使水库入流量大幅下降,促使当局采取日益严格的节水措施。2006年实施的一级限水措施在一年内升级为三级A限水措施,2008年的“目标155”宣传活动则鼓励每人每日用水不超过155升。2009年6月,供水系统的蓄水量降至总库容的25.5%,为汤姆森水库1984年开始蓄水以来的最低水平。限水措施于2010年逐步放宽,并于2012年被永久性节水规定取代。(melbournewater.com.au)

位于旺萨吉的维多利亚州海水淡化厂提供了不依赖集水区降雨的水源,使供水来源更加多元化。该项目于2007年干旱期间宣布建设,2012年竣工,并于2017年首次按政府订单供水。其年产能为1,500亿升,产量由政府下达的供水订单决定。海水在压力作用下通过膜,去除盐分和矿物质;剩余的浓盐水则排回海洋。淡化水经卡迪尼亚水库进入都市区供水网络,作为集水区蓄水的补充,而非替代水库系统。(water.vic.gov.au)

沿海适应措施针对海平面上升、风暴潮淹没、海岸线侵蚀以及盐水侵入地下水等问题。维多利亚州《海洋与海岸政策》规定,规划须按到2100年海平面至少上升0.8米的情景制定,并考虑潮汐、风暴潮、洪水及当地条件;这一数值是规划时预留的幅度,并非对每一段海岸线的精确预测。《菲利普港湾沿海灾害评估》提供模型,为各具体地点的适应措施提供依据。在墨尔本市地方政府辖区内,《城市森林战略》的目标是到2040年使公共空间的树冠覆盖率达到40%。减排措施包括通过墨尔本可再生能源项目采购可再生电力,以及设定204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为支持这一目标,拟议的商业建筑措施涉及电气化、能源性能标准和排放报告。这些市级举措不同于覆盖整个大墨尔本地区的政策。(marineandcoasts.vic.gov.au)

公共卫生与卫生系统

墨尔本的公共卫生系统既提供都市区医院服务,也设有接收维多利亚州各地及其他州患者的专科中心。符合澳大利亚全民医保(Medicare)资格的患者,如果选择以公立患者身份就医,可免费获得公立医院服务;以私立患者身份接受治疗,以及不符合全民医保资格的患者就医,则适用不同的收费安排。皇家墨尔本医院和阿尔弗雷德医院是维多利亚州的两家成人重大创伤救治中心。皇家墨尔本医院公布的数据显示,该院每年治疗约4,000名创伤患者,其中重大创伤病例最多可达1,000例,并协调提供急诊、手术和重症监护服务。阿尔弗雷德医院面向全州提供成人烧伤治疗、心脏及肺移植等服务;其心脏移植项目始于1989年。皇家儿童医院是维多利亚州主要的儿科专科医院,也接收来自塔斯马尼亚州、新南威尔士州南部及其他地区的儿童。其转诊安排使需要高度专科化诊疗的儿童能够入院,而不再需要这一层级治疗的患者则可转至离家更近的医疗机构。(health.vic.gov.au)

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墨尔本于2020年3月至2021年10月间经历了六轮严格的居家限制。按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与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联合事实核查项目(RMIT ABC Fact Check)的统计口径,累计达262天。这是澳大利亚城市所经历的累计限制时间最长的情形之一,但并非一次连续的封城。措施包括限制出行和聚集、关闭商家,以及在部分防疫阶段实施宵禁;2020年7月22日,墨尔本都市区和米切尔郡开始强制要求佩戴口罩等面部遮盖物。都市区最后一轮封城于2021年10月21日晚上11时59分结束。卫生服务部门采取的应对措施包括检测、接触者追踪、感染防控和疫苗接种,同时为住院患者提供治疗。(abc.net.au)

此次大流行也改变了公共卫生工作的组织方式。维多利亚州于2020年设立地方公共卫生单位,由依托医院的团队与当地社区合作,开展病例调查、接触者追踪和疫情处置。从2022年7月起,其职责扩展至其他法定须报告的疾病及健康状况。医生和病理检验机构继续依据《2008年公共卫生与福祉法》向卫生部报告,将地方调查与全州监测联系起来。在较长期的监测方面,维多利亚州人口健康调查通过计算机辅助电话访谈,收集慢性病、心理困扰、健康行为及未得到满足的医疗需求等信息。该调查按地方政府辖区发布结果,为考察墨尔本都市区内部的差异提供了依据,而不必仅依赖全州平均值。(health.vic.gov.au)

精神卫生服务包括医院临床服务、社区治疗以及心理社会支持。维多利亚州各公立精神卫生服务机构均提供全天候精神科分诊和转介服务。维多利亚州精神卫生系统皇家委员会于2021年发布最终报告,推动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包括设立地方心理健康与福祉服务中心;首批六家中心于2022年末开放。都市区的服务地点包括布林班克和弗兰克斯顿。这些中心为26岁及以上人群提供免费的治疗、照护和身心健康支持,也服务于同时存在酒精及药物相关需求的人士,将临床援助与社区支持相结合。(health.vic.gov.au)

大学参与疾病监测、流行病学研究和医疗服务评估。墨尔本大学的公共卫生研究人员运用流行病学、生物统计学、卫生经济学和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卫生政策;莫纳什大学则运营临床登记系统,用于考察治疗结果和医疗质量。2020年1月,由墨尔本大学与皇家墨尔本医院合作设立的多尔蒂研究所,在实验室研究方面作出了直接贡献。包括朱利安·德鲁斯和迈克·卡顿在内的研究人员,从1月24日收到的一份患者样本中培养出SARS-CoV-2,这是中国境外首次成功培养该病毒。他们随后提供了这一病毒分离株,供诊断检测验证和国际实验室研究使用。(mspgh.unimelb.edu.au)

对健康不平等的记录和分析涉及收入、就业、住房及社会支持等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维多利亚州首席卫生官的2016年报告发现,弱势群体在自评健康和心理困扰等多项指标上的健康与福祉状况较差。随后发布的2020—2021年报告记录显示,处境最不利地区的COVID-19病例、住院和死亡比例更高,并将这一现象与暴露风险不均、基础临床风险以及较低的疫苗接种率联系起来。这些是全州层面的研究结果,并非仅针对墨尔本的估算。在都市区内,按地方议会辖区发布的人口调查结果,以及对寻求医疗服务却未能获得服务的情况所作的衡量,有助于区分疾病在不同社会经济群体中的分布与能否获得治疗这两个不同问题。(health.vic.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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