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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是一种将主权国家地位视为民族集体认同与自治体现的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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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是一种政治秩序,其中,国家的领土、制度与权威被认为与某个民族相对应;所谓民族,是指其成员认为彼此同属一个政治或文化共同体的群体。民族国家的核心原则是,民族构成政治统治正当性的基础。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居民都具有相同的血统、语言或宗教,也不意味着国家疆界涵盖所有认同该民族的人。民族共同体与国家领土完全对应的情况并不常见。

通过革命、行政集权、民族统一以及帝国的解体,民族国家成为政治组织的一种核心模式。它将集体认同与主权、领土管辖权和成员资格联系起来,从而塑造公民身份、公共教育、经济政策及国际关系。这一概念兼具描述性与规范性:它既指认一种在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组织形式,也表达了关于应由谁来统治、代表谁来统治,以及在何种疆界内统治的主张。

国家、民族及其对应问题

国家是公共权力在制度和领土上的组织形式;民族则是基于归属感形成的共同体。这一区分至关重要,因为两者可以独立存在。一个国家可能统治多个具有不同民族认同的群体,而一个民族也可能分散于多个国家,或没有自己的国家。政府又是另一个概念:它指在某一时期行使政治权力的一组人员和机构。政府可以更迭,而国家和民族认同并不因此消失。

民族国家通过主张国家与民族相对应,将这两个范畴联系起来。其制度以构成民族的人民之名运作,其领土被表述为民族家园,其法律则确立人们在共同政治共同体中的成员资格。这种关系不必采取某一种特定的制度形式。共和国与君主立宪国、中央集权体制与联邦体制,以及民主政体与威权政体,都曾以民族作为正当性的来源。因此,一个国家是否属于民族国家,并不能说明它是否实行民主治理、保障个人权利,或有效配置权力。

民族的形成也未必以某一种文化特征为基础。共同的语言、历史叙事、宗教或所宣称的共同祖先,都可以支撑民族认同,但没有任何一项是普遍必需的条件。瑞士表明,多个语言群体可以共享同一种民族政治认同。反过来,共享一种语言也不意味着必须在政治上统一:许多独立国家都使用英语、西班牙语或阿拉伯语。当文化传承和血缘出身被视为政治归属的基础时,族群性便与民族认同相互重叠,但仅有族群性,并不一定意味着要求建立主权政府。

一个有用的区分,是将作为理想类型的民族国家与现实中的国家分开。作为理想类型,民族国家假定民族成员的范围与国家边界相吻合。现实中,迁徙、混居、历史上的征服以及相互竞争的认同,使这种吻合并不完全。一个国家可以在推动整体性民族认同的同时,承认其内部的各个民族或原住民族。例如,英国既有全国性的制度,也存在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及其他认同,而这些认同无法被归并为单一而同质的类别。

不同学科对相关术语的使用也有所不同。国际法学者通常将国家作为法律主体加以分析,而不判断其是否构成民族。历史学者可能使用“民族国家”一词,强调以民族为正当性基础的制度的发展;政治理论家则探讨民族成员身份能否为政治边界提供正当理由。将所有获得国际承认的国家都称为民族国家,会掩盖这些区别。只有当这一术语用来指明政治权力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特定关系,而不只是充当“国家”的同义词时,它才最具解释力。

在欧洲的历史形成过程

民族国家并非在某个单一的创始时刻突然出现。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欧洲存在着王朝王国、城市共和国、教会领地和复合君主国,其统治者治下的不同人群适用不同的法律,享有不同的特权。人们可以效忠于君主、地方、等级或宗教共同体,而不以自己属于某个拥有主权的国民整体为前提。后来的一些民族国家由这些较早的领土政治结构发展而来,但不应将它们最终形成的民族国家性质原封不动地追溯到过去。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常被视为民族国家体系诞生的标志。这种解释将数种不同的发展过程混为一谈。这些和约结束了与三十年战争相关的重大冲突,并调整了欧洲、尤其是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政治和宗教安排,但并未建立起一个由文化同质的主权民族组成的世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王朝合法性、帝国制度以及相互重叠的管辖权仍然十分重要。领土国家的形成与以民族为基础的政治合法性的确立相互关联,却有着不同的历史进程。

法国大革命明确将民族而非君主确立为主权的来源,由此带来了决定性的变化。1789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三条规定,主权的本原在于民族。革命改革冲击了各等级团体的特权,推动建立统一的法律、行政区划和政治成员资格制度。1793年的全民动员令将军事动员与保卫共和国联系起来。这些变化有助于确立一种模式:居民应当成为民族政治共同体的公民,而不再是主要依附于某个王朝的臣民。

在19世纪,民族主义既可能推动统一,也可能推动分离。意大利统一促成了1861年意大利王国的建立,不过此后领土整合仍在继续;德国统一则在普鲁士领导下促成了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相比之下,哈布斯堡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内部的民族运动则对既有政治疆界发起挑战。这些事例表明,民族主义不只是既有国家在文化上的表达,也可能成为建立国家、扩张国家或将国家分裂的政治纲领。

民族政治的发展与大众参与密切相关,但并不会自动带来民主。君主国利用民族象征和军事胜利来扩大民众的效忠基础,而革命运动和自由主义运动则以民族之名反对世袭统治。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也没有终结帝国统治。英国和法国在建立强大国家制度的同时,仍统治着海外帝国。因此,本土政治共同体内部的国民平等,可以与其他地区的不平等地位和强制统治并存。

制度与民族归属感的塑造

民族建构是指人们逐渐认同一个共同民族共同体的过程。在分析上,它有别于国家建构,后者关注治理机构的建立与巩固。一个国家即使未能获得广泛的民族认同,也可能征收税款、维持境内治安并执行司法判决。反过来,民族运动在掌控国家之前,也可能已经拥有强有力的象征符号、组织和民众支持。在许多历史案例中,这两个过程相互促进。

公共教育尤为重要,因为它通过标准化的课程、教科书、考试和教师培训,影响一代又一代人。学校传授一套共同的政治词汇,也往往确立对民族历史与地理的共同叙述。法国于1881至1882年间推行了与朱尔·费里密切相关的学校立法,通过一系列措施,使公立初等教育实行免费、义务和世俗化原则。这些制度提高了识字率,扩大了公民参与,同时也强化了标准法语相对于各地方语言的地位。因此,教育既能整合公民,也可能强加文化等级秩序。

行政实践也会将人口转变为在国家层面可识别的公众。人口普查按居住地、年龄、职业,以及某些制度下的语言、宗教或族群认同,对居民进行分类。民事登记、身份证件、地图和标准化地名,使成员资格与领土在行政管理中清晰可辨。这些工具并非只是记录固定不变的身份:其采用的类别可能影响群体的组织方式,以及资源或代表权的分配。它们产生何种影响,取决于分类是自愿还是强制、是否灵活,以及是否与不平等待遇挂钩。

通信与交通将彼此并不直接见面的人们联系起来。报纸和其他大众传媒使分散各地的读者能够关注同样的选举、危机和公共纪念活动。邮政网络与铁路促进了全国范围内的往来流通,而统一的时间标准和共同的行政程序则协调着相隔遥远的各类活动。国家制度由此不仅塑造象征性的归属感,也创造切身的归属体验。然而,其覆盖程度并不均衡:偏远地区、语言少数群体和遭受社会排斥的人群,对民族国家的体验可能与大都市精英不同。

国旗、国歌、纪念碑、博物馆和公共节日,将民族叙事转化为反复开展的公共实践。历史上,兵役制度也曾将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们纳入共同的制度之中,不过,征兵制既非普遍存在,也不是民族国家形成的必要条件。不应将这些机制理解为会让每一位公民都形成完全相同的信念。人们会通过地方归属、阶级、性别、宗教和个人经历来理解民族认同。国家主导的整合可能引发认同、冷漠或抵制,尤其是在某种民族文化被塑造成要求人们放弃其他归属的文化时。

公民身份、文化多样性与少数群体权利

公民身份赋予国家成员资格以法律形式,而 nationality 一词既可指这种法律纽带,即国籍,也可指文化意义上的民族归属。其用法因法律体系和语言而异。一个人可以拥有某一国家的公民身份,同时在文化上认同与另一国家相关的群体;双重国籍则使人能够同时在不止一个国家拥有合法成员资格。民族国家并不排除这些可能性,尽管政治运动有时会将对单一国家或民族的忠诚描绘为一种理想。

公民身份法通常综合考虑血统、在本国领土内出生以及归化入籍等因素。传统上称为“血统原则”(jus sanguinis)和“出生地原则”(jus soli)的两项原则,并不是彼此排斥的国家模式:大多数法律体系都将两者结合使用,并设有限制条件和例外。1868 年获批准的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确立了一项宪法规则:在美国出生并受其管辖的人,出生即取得公民身份。其他法律体系在历史上则更重视父母的身份。这些规则界定了法律上的成员资格,但其本身并不能决定一个人是否获得社会接纳,也不能决定其是否有平等机会发挥政治影响力。

政治理论常将以共同制度和公民身份为核心的公民民族主义,与以血缘和传承文化为核心的族裔民族主义加以区分。这一区分揭示了不同的归属原则,却不能据此将整个国家可靠地划分为两种固定不变、彼此对立的类型。公民制度通常通过特定的语言和历史叙事运作;以血统为依据的成员资格规则,也可以与归化入籍和平等的公民身份并存。真正需要考察的是具体实践:谁能够加入,哪些身份认同得到公共认可,以及公民身份是否意味着平等的权利。

文化多样性可以通过个人权利保障、少数群体语言教育、地方自治、权力分享或联邦制得到容纳。加拿大的联邦制度及其对英语和法语的承认,体现了将语言差异纳入制度、而非消除差异的安排。瑞士则将各州自治与多语种的联邦制度相结合。这些体制并不能消除围绕身份认同的分歧,但它们表明,同属一个国家并不一定要求使用单一语言,或拥有整齐划一的民族文化。联邦制本身也不一定以多民族共存为基础;它同样可以出于其他历史或地域原因来安排权力。

国际人权文书对排他性的民族观念构成约束。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七条保护属于族裔、宗教或语言少数群体的人享有自身文化、信奉自身宗教和使用自身语言的权利。原住民族的处境还涉及其原有政治组织的历史、与土地的关系以及集体权利,不能将其简化为移民融入问题。旨在使人口与领土在民族归属上完全一致的计划,在其破坏性最强的形式下,可能涉及强迫迁移或种族灭绝。这种暴力并非民族国家形态的必然特征,但它揭示了将文化差异视为与政治成员资格不相容所带来的后果。

经济一体化与行政能力

民族国家通过减少内部壁垒、确立统一的交易规则,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形成。统一的货币、度量衡、商法和交通运输体系,使跨地区交易得以开展;这些地区此前受到通行税、特权或互不兼容的法规的阻隔。1834年,在普鲁士主导下成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比德国的政治统一早了数十年。这一事例表明,经济一体化能够促进民族整合,但并不意味着后来的政治结果必然发生。

经济发展与民族组织化之间存在双向作用。工业生产和城市化提高了对流动劳动力的需求,要求劳动者能够使用标准化语言沟通,并具备统一认可的资质。与此同时,国家对学校、交通运输和行政体系的投资,使规模更大的一体化市场成为可能。因此,国民经济并不只是一个原本就存在、由政治边界圈定的地理单元。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关基础设施、财产、监管以及商品和人员流动的决策所塑造的产物。

税收和军事财政是行政体系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政府需要掌握土地、收入、生产和人口等方面的信息,以筹集财政收入并维持武装力量。由此形成的制度提升了国家能力,即在领土范围内落实决策、执行规则和提供服务的能力。民族动员有助于将纳税和服兵役塑造为对共同事业的贡献,从而赋予其正当性。然而,民族话语的存在并不能保证行政运作有效,各国将法定权力转化为实际控制的能力也存在显著差异。

在19世纪和20世纪,社会保险和福利国家赋予了国民成员身份以物质层面的意义。德国在19世纪80年代推出了重要的社会保险措施,其中包括1883年实施的疾病保险。其他国家则发展出不同的制度组合,涵盖养老金、失业保障、公共卫生服务和收入补助。这些制度在广大人口之间分摊风险,并将获取公共资源的权利与法定成员身份、居住情况、就业状况或缴费记录联系起来。民族团结可以为再分配提供支持,但福利制度也在符合资格与不符合资格的各类人群之间划定了界限。

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始终伴随着民族国家。国际贸易、移民、海外投资以及帝国经济网络,都与民族国家的发展相伴而行。各国政府至今仍在汇率、投资流动和供应链依赖等外部制约下作出决策。加入货币联盟可能意味着将货币权力移交给共同机构,同时仍将许多财政和社会政策保留在国家层面。因此,与其将国家与经济的关系理解为在国家完全独立与国家消失之间作出选择,不如将其理解为监管权力不断变化的配置。

国际法、承认与民族自决

国际法主要承认的是国家,而非民族国家。1933年的蒙得维的亚公约提出了广为人知的国家资格标准:常住人口、确定的领土、政府,以及与其他国家建立关系的能力。这些标准并不要求语言或族群上的同质性,而且该公约是一项区域性条约,并非认定国家资格的普遍程序。尽管如此,其表述仍说明,法律上的国家地位与社会学意义上关于民族属性的主张是彼此分离的。

1945年签署的联合国宪章将各国主权平等与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利及民族自决的原则相结合。宪章也在其规定的框架内,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侵犯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这些原则所处理的问题各不相同,在具体争端中可能难以协调。仅凭民族认同,并不能确立一项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改变边界的权利;民族自决也不意味着每一场民族运动都享有不受限制的单方面分离权。

20世纪,外部自决最明确的适用情形涉及殖民地。在殖民地情境之外,自决可以体现为在现有国家内部参与治理、实行自治,以及保护集体认同。国际实践尚未形成一项普遍接受、可在某一群体遭受严重不公时自动适用的“补救性分离”规则。对任何声称具有国家地位的实体进行法律评估,还涉及有效性、承认、义务,以及其领土控制是在何种情形下确立的等问题。

国际法院在2010年关于科索沃独立宣言的咨询意见中,处理了分离问题的一个有限方面。法院认定,该宣言并未违反国际法;但这一意见既未确立普遍的分离权,也未裁定有关国家地位与承认的所有问题。这一区分十分重要,因为独立宣言、法律上的权利、有效治理和外交承认是不同的问题。民族运动可能将它们合并为一项政治诉求,而法律分析则会分别处理。

承认使其他国家得以认可一个新国家并与之建立正式关系,但承认的作用无法归结为某一项普遍适用的判断标准。加入联合国也有其独立程序:接纳新会员国需要安全理事会的推荐和大会的决定。无论是获得承认还是取得会员国资格,都不能证明其人口构成单一民族。因此,国际秩序将具有主权的领土国家作为制度基础,同时容许各国在用以论证其权威正当性的身份认同、宪制安排和历史叙事方面保有相当大的差异。

去殖民化与世界各地的适应

民族国家在全球的传播,并不是对欧洲经验的简单复制。在殖民地,民族运动往往通过反抗外来统治、追求平等政治地位来界定民族。殖民统治已经建立了领土边界、交通网络、官方语言和官僚机构,这些都可能成为独立国家的框架。由此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往往必须容纳语言、宗教和地域上的巨大差异,而非体现一种早已统一的文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去殖民化迅速改变了国际社会的成员构成。联合国在1945年有51个创始会员国,随着南苏丹于2011年加入,会员国数量增至193个;这一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去殖民化,但并非完全如此。1960年联合国大会第1514号决议,即《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在制度层面鲜明表达了对殖民统治的否定。新独立国家进入了以领土主权为核心组织起来的国际框架,即使它们内部的民族认同仍存在争议,或尚在形成之中。

印度于1947年独立,既体现了包容性的民族建构,也显示出使政治边界与认同相吻合的困难。印巴分治在大规模人口流离失所和族群间暴力冲突中造就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印度随后于1950年通过共和宪法,并按语言分布调整了国内许多邦的边界,其中尤以1956年《邦重组法》的实施为代表。这些发展表明,民族整合可以通过宪政多元主义和领土安排上的协调来推进,而不必要求所有公民使用同一种语言。

在非洲各地,保留继承下来的边界被普遍视为避免领土主张相互重叠及进一步冲突的一种方式。非洲统一组织1964年的开罗决议确认,应尊重各国独立时已有的边界。这些边界往往将文化共同体分隔开来,或将多个共同体纳入同一个国家;但若按认同重新划界,又会引发有关混居人口和历史权利的争议。因此,民族政治建设通常强调以共同领土为基础的未来,有时也伴随着赋予特定语言优先地位或强化中央集权机构的努力。

在东亚及其他地区,现代民族国家制度同样是在改革、抵抗帝国主义压力、革命以及旧有政治秩序转型等因素交织作用下形成的。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依托既有的天皇制度,在行政、军事组织和教育方面启动了重大变革。从更广的范围看,1991年苏联解体后出现了一批独立国家,其领土框架此前已由苏联的联邦体制塑造。这些不同的发展轨迹提醒我们,不应假定每一个民族国家都依次经历从文化觉醒到主权统一的过程:有时国家制度先于大众民族认同而形成,而在另一些地方,民族运动则先于国家的建立。

人口迁移、超国家机构与跨国生活

人口迁移使民族共同体的边界与实际居住的地域界限之间的差异清晰可见。移居国外的人可以保留公民身份,将国籍传给子女,在海外参与选举,或与已不再居住的国家维持经济和文化联系。移民可能在获得公民身份之前就已成为长期居民,而有些居民则世代在法律上被排除于国民群体之外。因此,在一国领土内受其管辖的人口,与被承认为该国公民的人口,并不一定重合。

散居群体可以通过家庭、社团、宗教机构、媒体和侨汇维系民族认同。这些联系不一定会形成统一的政治取向:同源之人也可能在语言、阶级、公民身份以及对祖籍国的态度上存在差异。国家可以通过领事服务、文化项目、境外投票以及基于血统的公民身份制度,培育与这些群体的联系。这些做法将国民成员资格延伸至领土边界之外,但并不意味着国家由此获得了对移民居住国的一般属地管辖权。

区域一体化改变了主权权力的行使方式,却不一定取代各国的政治共同体。欧洲联盟既由成员国组成,也设有能够在条约规定的领域内制定具有约束力规则的机构。1993年生效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创设了联盟公民身份,作为附随于成员国国籍的一种身份。它是对各国公民身份的补充,而非替代。因此,欧盟既不同于传统的国际组织,也不同于单一民族国家:其权力通过一套独特的法律和制度结构进行分配。

跨境问题进一步使“政治行动能力可以局限于国界之内”这一观念变得复杂。气候变化、传染病、金融不稳定和数字通信,都涉及超出任何单一管辖范围的过程。各国通过条约、国际组织、国内监管以及行政机构间的合作来应对。这些安排制约了单边行动,但往往仍依赖各国政府提供资金、制定法律、落实执行,并获得公众认可。因此,相互依赖既可能提高协调的必要性,也可能使国家机构继续保持重要地位。

全球化对民族认同的影响同样并不一致。信息与人员流动的增加可以促使人们形成多重归属,也可能激起强化边界和国家管控的诉求。英国于2020年正式完成脱离欧盟,表明区域一体化可以通过一国的政治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发生逆转。当代的发展既未表明民族国家必然消失,也未表明其拥有不受限制的自主权,而是揭示出:哪些决策应由地方、国家、区域或全球层面作出,仍处于持续协商之中。

学术解释与测量问题

民族国家研究涉及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其中一项核心分歧在于民族的历史纵深:民族主要是现代的产物,还是现代民族主义重组了那些拥有更悠久认同与文化资源的共同体。这并不只是关于传统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被发明的”的争论。学者们区分了两个问题:特定语言、记忆与象征有多悠久,以及后来提出的政治主张,即主权国家应将承载这些语言、记忆与象征的人们作为一个民族来代表。

现代主义解释将民族主义与大规模社会转型联系起来。欧内斯特·盖尔纳的《民族与民族主义》(1983年)强调,工业社会与一种通过教育传播、标准化且广泛普及的高层文化之间存在联系。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1983年)探讨了人们如何设想自己与陌生人同属一个共同体,着重分析了印刷资本主义,以及人们对语言和时间的体验如何发生变化。在这一论述中,“想象的”并不意味着虚构的,而是指共同体的形成需要以媒介为中介,因为其成员不可能全都彼此相识。

其他研究路径则强调国家权力、有组织的冲突与历史记忆。查尔斯·蒂利将欧洲国家的形成与战争、资源汲取,以及统治者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讨价还价联系起来。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考察了民族传统在现代的建构及其政治用途,安东尼·D.史密斯则强调,传承下来的族群象征、神话与记忆对于现代民族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这些解释着眼于不同的因果层面,未必相互排斥。在同一个案例中,行政扩张、文化传承、经济变迁与政治动员可能相互作用。

另一个问题是方法论民族主义:即倾向于假定民族国家是社会生活的天然容器,因此也是理所当然的分析单位。国家统计数据对于许多研究目的不可或缺,但也可能遮蔽跨国家庭、帝国网络、区域不平等与流动人口。比较各国平均值还可能使人将某些结果归因于民族文化,而实际上,差异可能源于制度、收入分配、人口构成,或超越国界的历史关系。

即使以民族国家本身为研究对象,测量也存在困难。语言使用、公民身份、血缘与自我认定的民族归属,并不是可以互相替代的指标。各国的人口普查分类不尽相同,也会随时间变化;受访者可能具有相互嵌套的认同或多重认同;政治运动的影响力可能增强或减弱,而文化实践未必发生相应变化。因此,研究必须明确,所测量的究竟是法律上的成员资格、主观归属感、制度整合程度,还是对某项领土主张的支持。这一选择决定了哪些人口群体及历史进程会被呈现为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或仍处于民族整合过程中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