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1648年在德意志西北部威斯特伐利亚地区的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两座城市缔结的一系列条约。其中的主要条约结束了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三十年战争,并解决了皇帝与法国、瑞典之间的冲突。西班牙与荷兰共和国签订的一项相关条约则结束了八十年战争。这些协议共同调整了领土划分,在帝国内部确立了更为持久的宗教安排,并明确了帝国各邦统治者与城市在宪制上的权利。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通过大规模多边会议处理了相互交织的冲突,并将和平条款纳入具有执行保障的法律安排之中,因此成为欧洲外交史上的里程碑。其条款帮助塑造了帝国此后的制度框架,直至帝国于1806年解体。然而,将其视为现代国家主权诞生标志的广泛看法,则更具争议:这些条约既没有建立一个由独立民族国家组成的普遍体系,也没有宣布普遍适用的不干涉原则。它们的历史重要性,既在于1648年谈判实际达成的安排,也在于后世赋予它们的、远为广泛的意义。
战争与寻求通过谈判达成和解
三十年战争始于1618年波希米亚反抗哈布斯堡统治的叛乱,随后却演变为数场相互交织的斗争。这些斗争涉及皇帝的权威、帝国各等级的权利、教会财产的分配,以及邻国的安全。宗教改革使帝国在宗教上陷入分裂,而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约虽然承认了天主教和路德宗,却未解决通常与加尔文宗联系在一起的归正宗的地位问题。围绕教会土地和臣民宗教权利的争端,一再暴露出这一和解安排的局限。
战争中的阵营划分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天主教与新教对立。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由路易十三和黎塞留枢机主政的天主教国家法国,一直反对哈布斯堡王朝奥地利支系和西班牙支系的势力。法国先是资助皇帝的对手,随后于1635年公开对西班牙开战。瑞典于1630年在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率领下出兵德意志,既支持新教势力的利益,也怀有在波罗的海周边扩张的战略抱负。帝国诸侯同样追求各自王朝和领土上的目标,这些目标有时会超越宗派忠诚。
此前的和解努力未能终结整个冲突。1635年的《布拉格和约》促成了皇帝斐迪南二世与萨克森及众多其他帝国等级的和解,却将外国列强排除在外,而这些国家的军队仍是战争的核心力量。这项和约非但没有带来和平,反而促使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法国和瑞典继续与皇帝及其盟友交战。1637年即位的斐迪南三世最终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要达成和解,就必须与外国君主以及更广泛的帝国各方进行谈判。
厌战情绪使妥协更具吸引力,但谈判并非仅仅源于军事上的疲惫。各支军队仍有能力继续作战,各国政府也仍在争取战场优势,以改善自身的谈判地位。1645年瑞典在扬考战役中的胜利威胁到了哈布斯堡王朝的世袭领地;法瑞联军在德意志南部的行动,以及1648年瑞典对布拉格的进攻,都表明即使协议已接近达成,战斗仍可能继续。
因此,威斯特伐利亚谈判需要应对联盟战争中的一个核心难题:皇帝与部分臣民之间达成和平,并不能自动终结涉及外国盟友、不同王朝利益和相互冲突的领土诉求的战争。最终的和解需要通过数项彼此关联的协议来实现,而不是靠一纸宣言结束欧洲的所有冲突。
和平会议、与会者及条约文件
1641年在汉堡达成的初步协议,为在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召开和平会议确立了框架。谈判自1643年起逐步展开,但各代表团抵达的时间不一,实质性磋商的进展也参差不齐。分设两座城市的安排兼顾了宗教与外交上的分歧。明斯特是一座天主教主教驻地城市,涉及法国和西班牙的主要谈判在此举行;奥斯纳布吕克的宗教环境有所不同,成为皇帝与瑞典谈判的中心。会议期间,信使和使节始终往来于两地之间。
这次会议并不是设有常设全体会议的现代国际会议。谈判通过书面提案、反提案、私下会晤、中间人斡旋以及向远方宫廷请示等方式进行。礼宾次序、头衔、礼节性拜访和代表权限等问题,都可能拖延实质性讨论,因为这些问题体现了各方对政治地位的主张。帝国各等级的参与尤为重要:它们自身的权利也是谈判议题,因此不愿让皇帝独自决定帝国的未来。
主要谈判代表包括代表皇帝的马克西米利安·冯·特劳特曼斯多夫伯爵,代表瑞典的约翰·奥克森谢纳和约翰·阿德勒·萨尔维乌斯,以及代表法国的达沃伯爵克洛德·德·梅姆和阿贝尔·塞尔维安。教廷使节法比奥·基吉和威尼斯使节阿尔维塞·孔塔里尼在明斯特担任调停人。他们的影响力取决于各方是否愿意接受其斡旋;他们并无独立权力强行促成协议。基吉反对作出影响天主教教会利益的让步,也暴露了教廷调停的局限。
通常认为,这次和议主要涉及三份条约文件。西班牙与荷兰共和国于1648年1月30日签署《明斯特条约》,并于5月15日交换批准书。10月24日,皇帝与法国缔结了《明斯特和约》(Instrumentum Pacis Monasteriensis,通常简称IPM);同日,皇帝与瑞典缔结了《奥斯纳布吕克和约》(Instrumentum Pacis Osnabrugensis,简称IPO),参与和会的帝国各等级也共同缔约。尽管以奥斯纳布吕克命名,后一份条约仍是在明斯特协调完成的整体和议的一部分。
10月签署的这两份条约各自独立,却又相互依存。《奥斯纳布吕克和约》包含最为详尽的宗教条款,而两份条约都涉及帝国的宪制安排和领土调整。构成实际生效的和平安排的,是这些详尽的条款,而非一份简短的原则宣言。
威斯特伐利亚和议并未解决会议期间讨论的所有冲突。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一直持续到1659年签订《比利牛斯条约》才告结束。荷兰决定单独媾和,也表明结成同盟未必就会达成一份共同的和平协议。这次会议取得了重大成果,但其适用的地域和法律范围都有所限定。
宗教共存与基准年
宗教方面的安排修订了1555年奥格斯堡确立的框架,而非将其废除。天主教和路德宗保留了法律认可的地位,改革宗也在帝国的和约安排中获得承认。这解决了一项重大的宪制矛盾:包括普法尔茨在内的一些重要统治者及领地早已改奉改革宗,却未能像1555年获承认的两个教派的信徒那样,享有同等明确的法律地位。不过,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既没有平等承认所有宗教群体,也没有确立普遍的宗教自由。
其中一项核心机制是“基准年”(Normaljahr),即以1624年1月1日的状况为基准,裁定许多有争议的教会财产归属与宗教活动权利。这取代了此前试图通过恢复遥远过去某种据称正当的状态来解决所有争端的做法。这一日期早于17世纪20年代后期帝国内天主教势力扩张最显著的时期,其中也包括斐迪南二世1629年颁布《归还敕令》所带来的扩张。然而,要运用这一基准,仍须详细调查各地的财产归属、礼拜活动与机构惯例。
和约限制了统治者信仰与领地信仰之间的传统联系,通常以“教随国定”(cuius regio, eius religio)来概括这种联系。统治者改宗,不再足以成为推翻和约所保护的既有教派安排的理由。已获承认享有公开或私人礼拜权的群体,继续受到条约保护;某些尚未确立公开礼拜权的臣民,则获得了明确规定的良心自由、家庭宗教活动自由,以及前往他处参加礼拜的自由。迁居仍是应对宗教分歧的一种选择,但已不再是和约容纳宗教差异的唯一法律机制。
这些规定既不统一,也并非不受限制。哈布斯堡世袭领地适用若干重要例外,和约总体上也没有逆转波希米亚重新天主教化的进程。西里西亚的一些新教群体获得了特别让步,其中包括获准兴建三座和平教堂,最初分别位于格洛高、尧尔和施魏德尼茨的城外。这些针对特定地区的安排体现了条约的性质:它是各项协商所得权利的汇集,而非一份普遍宣示个人宗教自由的宣言。
教派保障机制也被纳入帝国的决策与司法裁判。在宗教事务上,天主教与新教的帝国等级须分别组成议事团体,寻求友好协议,而不能让简单多数强行作出决定。这项被称为“分团议事”(itio in partes)的程序,使协商调和成为宪制要求。有关帝国法院组成与运作的规则,同样旨在限制某一教派独占主导地位。
教宗英诺森十世在谴责和约的《热爱上帝之家》(Zelo domus Dei)诏书中,否定了和约在教会财产与权力方面所作的让步。尽管如此,缔约各方仍坚持条约有效。最终形成的局面并非宗教退出政治,而是一种法律秩序:在这种秩序下,处理教派分歧越来越不必以帝国在宗教上重新统一为前提。
帝国宪制与帝国等级的权利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根本法。其宪制条款确认,皇帝不能将帝国作为一个不受限制的世袭君主国来统治。帝国等级——即具有公认政治地位的选帝侯、诸侯、教会高级教士、伯爵和帝国城市——保留了参与集体决策的权利。有关帝国立法、征税、战争、和平及结盟的重大问题,都需要帝国议会参与。这些条款将经协商形成的权力分配正式确立下来,而不是把皇帝的全部权力转交给各领地统治者。
和约确认了帝国等级在各自领地内的权利,论述这些权利时常使用德语术语 Landeshoheit(领地统治权)。这包括对领地内行政、司法和政治事务的广泛权力,但不应直接将其等同于不受限制的主权。帝国等级仍受帝国法律、对皇帝与帝国所负义务、帝国机构管辖权,以及其他团体和臣民权利的约束。帝国是一个多层次的法律秩序,而不只是完全独立国家的联合体。
帝国等级彼此之间以及与外国势力结盟的权利,是一项影响尤为深远的规定。但这项权利受到明确限制:联盟不得针对皇帝、帝国、公共和平或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本身。这一条款承认了既有的外交实践,同时也为其划定了法律界限。后世声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赋予每一位德意志诸侯不受限制的外交自主权,忽略了这些条件。
普法尔茨问题的解决方案,体现了宪制地位与王朝妥协如何相互交织。战前,普法尔茨选帝侯拥有帝国七个选帝侯席位之一。腓特烈五世战败后,这一席位及上普法尔茨转归巴伐利亚。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允许巴伐利亚保留这些所得,同时将下普法尔茨归还给腓特烈之子卡尔·路德维希,并为他增设第八个选帝侯席位。这项安排既避免了完全推翻巴伐利亚的战果,又使被剥夺领地与地位的普法尔茨王朝重新在帝国宪制中占有一席之地。
帝国城市在帝国议事中的地位也得到了确认。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帝国不仅包含王朝统治下的诸侯领地,还包含众多城市政治共同体、教会领地及其他享有特权的团体。这项宪制安排保留了这种多样性,而没有将其整合为少数几个结构同质的领土国家。
较早的论述常将这些安排描述为德国最终陷入瘫痪的标志,认为它们阻碍了民族统一,使帝国在外国势力面前无力自保。这种解释预设,建立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是17世纪宪制发展的自然目标。实际上,和约旨在通过限制单方面行动,并以法律强制要求宗教和政治上的妥协,维持一个能够运作的帝国联合体。尽管围绕其机构权限和效能的争议始终存在,这些机构仍继续发挥作用。
领土补偿与权力重分配
领土安排有助于争取参战各国同意和约,但这些安排并不只是由法国和瑞典瓜分德意志。和约既包括领土的直接转让和对既有领地的确认,也包括教会领地的世俗化、未来继承权的授予,以及在帝国权威之下持有的封地。理解每项领土所得的法律形式至关重要,因为占有土地并不总是意味着与帝国形成同样的关系。
法国对梅斯、图尔和凡尔登三个主教区的占有得到了正式承认;法国王室自1552年起便已占领这些地区。法国还获得了布赖萨赫,以及哈布斯堡家族在阿尔萨斯持有的一系列复杂权利,其中包括孙德高,以及该家族在上、下阿尔萨斯的领地伯爵权利。和约还对阿尔萨斯十帝国城市联盟的行政长官职权作出了安排。这些条款并不等于明确无误地将阿尔萨斯的所有领土割让给法国。既有权利及各地与帝国的关系得到保留,而保留方式又为相互冲突的解释留下了余地。
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这种模糊性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法国后来的扩张,部分依靠对所获领土附带权利的宽泛解释。帝国城市斯特拉斯堡并未依照1648年的和约转归法国,而是在1681年才落入法国控制之下。如果将法国后来在这一地区取得的所有领土,都视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明确转让领土的直接结果,就会掩盖条约的实际措辞,以及法国随后运用军事和法律压力的过程。
瑞典获得了西波美拉尼亚,包括通往奥得河口这一战略要地的通道,还获得了维斯马,以及改为世俗公国的不来梅和费尔登原主教区。这些领土加强了瑞典在波罗的海南岸和德意志北部沿海的地位。它们以帝国封地的形式归瑞典持有,使瑞典王室成为帝国宪制秩序的参与者。因此,瑞典的所得体现了国际强权政治与帝国管辖权的延续并存的局面。
勃兰登堡获得了东波美拉尼亚、世俗化后的哈尔伯施塔特和明登主教区,以及与卡明有关的权利。它还取得了马格德堡总主教区日后的继承权;1680年,该总主教区原任行政长官去世后,这项继承权正式生效。勃兰登堡并未得到它所声索的全部波美拉尼亚领土,而它与瑞典之间的利益冲突,仍是日后冲突的根源。其他统治者,包括梅克伦堡和黑森-卡塞尔的统治者,也同样获得了领土或金钱补偿。
世俗化重新分配了教会财产,却并未一律要求居民改信新统治者的宗教。基准年规则及其他宗教保障,可以在统治者信奉另一教派的情况下,保护当地既有的教派格局。因此,和约有意将王朝归属、制度地位和宗教实践等方面的某些问题分开处理,而交战各方此前曾试图将这些问题一并解决。
荷兰获得承认与瑞士获准豁免
荷兰与西班牙签订的《明斯特条约》结束了一场通常被认为始于1568年反抗西班牙统治起义的冲突。西班牙承认联省各邦为自由的主权国家,并放弃对其统治权的要求。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法律承认,但并不意味着荷兰的自治从此才开始。北方各省在数十年的事实独立期间,早已建立共和制度,维持武装力量,开展外交,并发展了广泛的海外贸易。
荷兰共和国本身是一个联邦,而非单一制的民族君主国。各省保留了相当大的权力,共同事务则通过联省议会处理。与西班牙媾和反映了强烈的商业和财政利益诉求,尤其是荷兰省的利益诉求,但共和国内部对此意见不一。泽兰省及其他反对者担忧和解带来的战略与经济后果。因此,这项协议既是与西班牙谈判的结果,也是国内各方讨价还价的产物。
条约大体依照实际占有状况,稳定了共和国与西属尼德兰之间的划分,不过边界及相关管辖权仍错综复杂。条约还维持了对斯海尔德河及相连水道的封锁,禁止海运船舶通行,限制了安特卫普直通海洋的通道。这有利于尼德兰北部的商业中心,也成为和约中影响最为深远的经济条款之一。
海外问题的处理以荷兰和西班牙的帝国属地及特许公司的活动为背景。这项和约既没有确立普遍的贸易自由,也没有终结殖民冲突,更没有为整个低地地区恢复一个共同的政治框架。它确认了北方共和国与仍受西班牙王室统治的领土之间的分离,而西班牙君主国仍继续对法国作战。因此,对荷兰的承认既是欧洲外交格局的一次重大变化,也是仍在持续的更广泛斗争中的一环。
瑞士邦联的情况则有所不同。瑞士各共同体长期以来在实际事务中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尤其是在1499年施瓦本战争之后,但它们与帝国机构之间的关系在法律上仍有模糊之处。在威斯特伐利亚和谈中,巴塞尔市长约翰·鲁道夫·韦特施泰因成功争取到对邦联不受帝国管辖的承认。条约确认邦联享有完全自由及豁免权,并就试图将瑞士各共同体置于帝国司法程序管辖之下的做法作出了规定。
这一条款常被概括为对瑞士独立的承认。这种说法抓住了其长远结果,却可能掩盖其中的法律措辞及逐步演变的过程。与荷兰各省一样,瑞士各州并未在1648年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邦联仍由各州、盟属地区和附属领地组成,各自拥有不同的制度和宗教认同。这两个案例都表明,国际承认可以确认既有的政治分离,却不一定产生后世理论所设想的那种形态一致的主权国家。
批准、遣散军队与维持和平
条约的签署并未立即使军队撤出帝国,也没有马上恢复正常的民政管理。落实和约需要完成批准、公布、归还财产与恢复职务、释放战俘、向军队支付款项以及撤离被占地区等工作。每一项任务都面临实际困难。对于一支等待补发欠饷的军队,如果没有可靠的资金安排,就不可能仅凭一道命令让其解散归乡;而驻军是否撤离,则可能取决于款项是否付清,或某项有争议的管辖权是否得到恢复。
帝国各项主要条约的批准书于1649年2月在明斯特交换。此后,落实和约成为1649—1650年纽伦堡和约执行会议的核心议题。这里的“执行”指的是使和约付诸实施。会议将原则性的义务转化为更具体的安排,涉及军队遣散、撤军、摊款以及归还被占领土等事项。会议达成的协议表明,缔造和平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并未止于1648年10月24日这个广为纪念的日期。
支付瑞典军队的补偿款是一项重大的财政问题。和约规定支付五百万帝国塔勒,并通过涉及帝国各领地的安排筹措这笔款项。款项的分摊、征收时间表,以及付款与撤军之间的关系,都需要进一步谈判。皇帝的军队及其他部队也须裁减或撤离。这些义务给各地民众带来了沉重负担,而他们此前已饱受军需征发、农业生产中断、基础设施损毁和贸易受阻之苦。
和约对大赦及恢复财产与权利作出了广泛规定,但这些规定受到例外条款和个别协议的限制。恢复某个贵族家族或团体的权利,可能引发围绕占领期间所征收的收益、债务、教会财产以及相互冲突的授予权利的争议。为某一问题选定的法律基准,并不一定适用于另一问题。因此,即使主要军队已经撤离,帝国法院、各领地委员会以及外交谈判仍长期在和约的落实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保证条款为维护和约提供了另一种机制。缔约各方承诺维护和平,条约还规定,在对违约方采取集体强制措施之前,应先努力通过友好协商和法律救济解决争端。法国和瑞典取得了持久的保证国地位,但其保证作用是在一个更广泛的义务框架内发挥的,皇帝和帝国各等级也参与其中。这一机制并不等同于拥有常设执行机关或独立执法力量的现代国际组织。
战后恢复并不均衡,取决于当地的具体情况。有些地区曾遭受反复占领、人口流离失所和严重破坏,另一些地区受到的直接损害则较轻。条约为重建和恢复商业创造了条件,却无法立即消除战争带来的后果。和约能否在实践中持久有效,有赖于持续谈判、财政上的协调,以及能够将有争议的条款转化为可行决定的制度机构。
历史意义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最直接的成就,是为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共存确立了持久的法律框架。它保全了帝国,同时降低了任何单一教派或王朝凭借自身纲领、以合法武力重组帝国的可能性。宗教安排始终是帝国公法的基础,而这些条约也成为后来争端中的权威依据。其宪制意义一直延续到1806年帝国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解体为止。
此次和会也成为外交史上的重要先例。它展示了如何在协调一致的谈判中,兼顾众多参与方、相互关联的冲突以及不同类型的政治权威。会议外交、常驻使馆、条约担保和多边谈判都并非由它首创。它的意义在于以空前的规模和复杂程度整合了既有做法,并由此形成了内容广泛的文书与法律安排。
一种更宏观的解释将1648年视为现代主权国家体系的起点。按照这种说法,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形式上平等的领土国家取代了中世纪的普世权威;各国掌控本国内政,不得干涉他国内政。“威斯特伐利亚主权”一词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法领域仍有影响,常被用作领土管辖权和政治独立的简称。
不过,条约本身所支持的结论要有限得多。它们并未宣告所有国家主权平等,而且保留了帝国的宪制,其中仍有不平等的等级、团体特权、共同机构以及相互重叠的管辖权。帝国各等级的结盟权附有条件,并非不受限制。宗教保障条款使统治者对待臣民的方式受到国际层面和帝国层面的约束,而担保安排则设想由外部采取行动,维护和约确立的秩序。这些规定并不符合国内事务绝对自主这一简单模式。
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解释为一个决定性起点的观点,通过后世的历史与法学著述获得了尤其广泛的影响。利奥·格罗斯1948年发表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1948》一文,是阐述其奠基意义的代表性论述。后来的学者则对这种倾向提出质疑,其中包括安德烈亚斯·奥西安德2001年的一项研究:他们反对将现代概念赋予一项主要旨在解决帝国特定宪制问题的和平安排。争论的焦点并非和约是否重要,而是它究竟实现了哪些变革,又有哪些变革是后人追溯赋予它的。
其地理范围的局限同样重要。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并未将奥斯曼帝国、莫斯科国家以及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政治社会纳入一个普遍秩序之中。欧洲的殖民扩张也仍在继续,其所依据的安排与所有民族主权平等的原则并不相容。以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还经历了后来的帝国扩张、革命与去殖民化。将1648年视为这一秩序在全球确立的起点,就是把这些各不相同的历史进程压缩到一场欧洲外交事件之中,而这场事件当时所议定的内容远为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