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殖民化是殖民统治走向终结、原先受其支配的人民逐步掌握自身政治制度、领土、经济和文化生活的过程。在较狭义的历史语境中,它指海外帝国的解体与独立国家的诞生,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非洲、加勒比地区和太平洋地区的这一进程。在更广泛的用法中,它还包括为扭转独立后依然存在的支配关系而作出的努力,以及在通过殖民定居和剥夺原住民土地建立的国家内部开展的此类努力。这些含义虽有重叠,却描述了不同的过程,不应混为一谈。
非殖民化改变了国际秩序。它使主权国家的数量大幅增加,确立了自决作为国际政治核心原则的地位,并改变了联合国的机构设置与工作重点。它是殖民地社会内部的反抗、帝国国家自身状况的变化、全球性战争以及国际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源于某一项政策或某一个历史转折点。其实现方式既包括通过谈判完成宪制框架下的权力移交,也包括旷日持久的革命战争。形式上的独立往往未能解决边界、土地所有权、经济依附、公民身份,以及谁有权代表一个群体的历史与文化等问题。
含义、界限与早期先例
非殖民化以殖民定居的存在为前提:这是一种外部势力对某一领土及其居民持续行使权力的关系,通常通过政治上的从属地位、不平等的法律地位和经济掠夺来维系。不过,各种殖民体制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有些领土由帝国官员直接治理;另一些则在保护国体制或间接统治制度下保留原有统治者。定居殖民地形成了规模可观的定居者人口,他们声称对土地拥有永久占有权;种植园殖民地则围绕奴隶劳动或契约劳工组织生产。这些差异既塑造了挑战殖民权力的运动,也影响了殖民统治结束后留存下来的制度。
主权的移交通常被视为非殖民化最明确的标志,但它并不能涵盖所有情况。一块领土可以成为独立国家,也可以自主选择与另一国家建立联系,或并入现有国家。反过来,宪制上的自治也可能与宗主国对国防、外交或财政的持续控制并存。因此,历史学家将殖民地位在法律上的终结,与更广泛的权力再分配区分开来。殖民行政当局的撤离,不一定会确立多数人统治、解决相互冲突的领土主张,或消除种族等级制度。
早期独立运动构成了重要先例,但其所处环境并不等同于二十世纪非殖民化的背景。美国革命结束了英国对十三个殖民地的统治,但由此建立的共和国保留了奴隶制,并继续向原住民土地扩张。海地革命于1804年以独立告终,将反殖民斗争与废除奴隶制结合在一起。在西属美洲,西蒙·玻利瓦尔等领导人推动的运动于十九世纪初瓦解了西班牙在美洲大陆的大部分帝国版图,却往往保留了土地所有权和政治参与方面的不平等。
将这一概念用于不同类型的帝国时,也有其局限。奥斯曼帝国的瓦解、大陆型多民族国家的解体,以及反抗外国军事占领的斗争,可能与非殖民化具有某些共同特征,但其制度沿革与海外殖民地并不相同。对于1991年的苏联解体,也有人从殖民与帝国的分析框架加以解释;与此同时,还有其他研究路径侧重于联邦制度和民族运动。进行分类时,必须关注具体的支配关系,而不能简单地把所有取得独立的事件都等同于同一种历史进程。
反殖民动员与帝国危机
早在独立成为国际上切实可行的目标之前,殖民地民众就已开始反抗征服与殖民管治。反抗形式包括武装起义、拒缴税款、逃避强迫劳动、宗教运动、罢工,以及反对土地侵占。20世纪,识字率的提高,以及城市就业、报刊、学校和交通网络的发展,帮助原本局限于各地的不满相互联结起来。各类组织得以将劳资纠纷、歧视性法律或农业诉求,阐释为共同政治处境的不同表现。不过,民族运动并非简单地取代了原有的身份认同,而是往往依赖于地域、宗教、亲缘和职业网络。
民族主义为一个民族应当自主治理的主张提供了有力的话语。其组织形式包括群众性政党、工会、学生社团、退伍军人团体和地下革命组织。圣雄甘地在印度开展了不合作与公民不服从运动,其中包括1930年的食盐进军。这场运动以一种大众易于理解的违法行动,挑战了殖民当局的食盐专卖制度。其他运动则倾向于武装斗争,或将宪制框架内的政治参与同强制性施压相结合。妇女以组织者、工人、信使、战斗人员和政治思想家的身份参与其中,但独立后的政府往往未能将她们的参与转化为平等掌握权力的机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削弱了帝国统治主张的正当性,却没有瓦解大多数殖民体系。殖民地士兵和劳工为战争作出了贡献,而有关民族权利的话语则抬高了人们的期望,战后的和平安排却大多未能兑现这些期望。原属德国和奥斯曼帝国的领土通过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制度被重新分配,而非普遍立即获得独立。包括1919年阿姆利则惨案在内的镇压事件,暴露了帝国宣称推动政治进步的言辞与其为维持统治而采取的强制手段之间的鸿沟。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活动人士还通过劳工组织、泛非大会,以及共产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团体,建立起国际网络。
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压力。欧洲列强遭受军事失败、财政困境和威望下降,而日本的胜利则动摇了欧洲不可战胜的说法。大日本帝国的占领政策本身也具有剥削性,而且往往残酷无情,但欧洲殖民行政机构遭到摧毁或被取代,为民族主义组织的发展创造了空间。1941年的《大西洋宪章》宣布了自治原则,但这些原则是否适用于殖民地,始终存在争议。1945年后,卷土重来的帝国列强面对的是有组织的运动、政治意识日益增强的退伍军人,以及不愿接受战前秩序恢复的民众。帝国的终结并不是因为欧洲各国政府一致放弃了帝国统治:其中几个国家曾试图以高昂代价重新征服殖民地,之后才接受撤离。
亚洲的独立与分治
亚洲的非殖民化促成了战后最早、规模也最大的一批权力移交。1947年8月,英属印度独立,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分治反映出,各方未能就英国撤离后如何安排政治权力、保障少数群体安全达成一致。印度国民大会党、穆斯林联盟和英国当局各自追求不同且不断变化的宪制目标。仓促的权力移交和新边界的划定,伴随着大规模族群暴力,以及约1000万至1500万人的流离失所。因此,独立并非从外国统治顺利过渡到统一民族国家的过程,而是与深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同时发生。
英国在亚洲的其他属地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缅甸和锡兰于1948年独立,但继承了不同的宪制安排,也面临不同形式的族群与地区冲突。马来亚于1957年通过谈判实现独立,谈判是在紧急状态期间进行的;这一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叛乱力量与英国支持的安全部队之间发生了武装冲突。1963年,马来亚、沙巴、砂拉越和新加坡组成联邦,成立马来西亚;新加坡于1965年退出。这些事例表明,独立国家的疆域范围并非预先确定。组建联邦、分离、移民以及公民身份争议,本身就是非殖民化进程的一部分。
日本投降后不久,印度尼西亚于1945年8月17日宣布独立。荷兰试图通过谈判和大规模军事行动恢复统治,但印度尼西亚的抵抗和国际压力,使重新征服这一地区日益难以为继。1949年12月,荷兰移交了主权,但西新几内亚除外,其地位仍存在争议。在法属印度支那,越南争取独立的诉求引发了一场反对法国恢复殖民统治的持久战争。1954年法国在奠边府战败,以及随后达成的日内瓦协议,结束了这一阶段的殖民战争,却未能确立持久的政治解决方案。越南的分裂与随后的越南战争,将非殖民化与一场规模大得多的国际冲突联系起来。
亚洲帝国统治的终结,也涉及一些无法简单纳入欧洲列强撤离叙事的地区。朝鲜于1945年摆脱日本统治,随后却出现了苏美占领区、相互对立的国家,以及朝鲜战争。菲律宾在经历了被日本占领所打断的自治邦时期后,于1946年正式脱离美国而独立,但仍与华盛顿保持密切的军事和经济联系。在整个亚洲地区,相较于国家边界、意识形态权威或与外部强国的关系等问题,独立更容易解决的是直接殖民管治的问题。
非洲的解放与定居殖民统治的瓦解
非洲的非殖民化在差异显著的殖民背景下展开。埃及于1922年获得形式上的独立,但英国仍保有重大影响力,包括对国防和苏伊士运河的影响,这体现了国家地位获得承认与实际自主之间的区别。意大利战败后,利比亚经历了一段盟国管理时期,于1951年独立。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加纳于1957年3月在夸梅·恩克鲁玛领导下获得独立,成为其他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政治参照。1960年,17个非洲国家获得独立,这种政权集中移交的局面常被称为“非洲年”。群众性政党和有组织的政治施压,促使殖民当局加快了原本以为能够自行掌控的权力移交进程。
法国与英国的权力移交方式不仅彼此有别,各自内部也存在差异。法国1958年的宪法公投向海外领地提供了加入新成立的法兰西共同体的选择;几内亚拒绝了这一提议,随即独立。法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多数领地于1960年相继独立,但往往仍与法国保持密切的货币、军事和行政联系。英国属地则既经历了宪制谈判,也发生了暴力对抗。在肯尼亚,20世纪50年代的茅茅起义及殖民当局的反叛乱行动涉及拘禁、强制迁居和广泛的暴行。肯尼亚于1963年独立,但土地分配争端在政权移交后仍持续存在。
定居者群体的存在可能使帝国撤离引发格外激烈的争斗,因为独立会威胁他们在土地占有和政治权力方面享有的特权。1954至1962年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是民族解放阵线与法国之间的战争;这片领土在法律上已被纳入法国,并有大量欧洲定居者居住。冲突伴随着游击战、恐怖主义、酷刑、强迫流离失所和政治危机。《埃维昂协议》签订后,阿尔及利亚于1962年7月独立,大多数欧洲定居者随后离去。在南罗得西亚,白人少数派政府于1965年单方面宣布独立,意在维持少数派统治,而非建立多数人的自治政府;经过战争并达成《兰开斯特宫协议》后,津巴布韦于1980年诞生。
葡萄牙通过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进行战争来抵制非殖民化。1974年4月,葡萄牙军事政变推翻了威权主义的新国家政权,为1974至1975年间承认这些领地独立或向其移交权力铺平了道路。在非洲南部,这一进程持续得更久:纳米比亚在经历南非统治和长期解放斗争后,于1990年独立;南非则于1994年举行首次以全体成年公民普选权为基础的全国选举,终结了种族隔离制度的核心政治结构。南非的转型常被视为与非殖民化密切相关,尽管其宪制史和国际地位演变史,不同于殖民地从海外宗主国手中取得主权的历史。
加勒比地区、太平洋地区与其他宪制安排
加勒比地区的非殖民化表明,争取独立不仅可以诉诸起义,也可以通过议会政治和宪制谈判来实现。西印度联邦于1958年成立、1962年解体,牙买加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随后于1962年独立。巴巴多斯于1966年独立,另有几个较小的岛国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获得独立。独立并不必然意味着君主制度的终结:一些国家起初依据各自的宪制安排,继续以英国君主为国家元首。同样,加入英联邦也不意味着英国继续对其拥有主权。
加勒比地区也形成了独立之外的持久性安排。1946年,马提尼克、瓜德罗普、法属圭亚那和留尼汪成为法国海外省,这一安排与当地要求在法国国内享有平等公民身份和社会权利的诉求密切相关。苏里南于1975年脱离荷兰独立,荷属加勒比地区的其他领土则走上了不同的宪制道路。波多黎各于1952年确立了现行的自治邦体制,但仍处于美国主权之下;围绕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独立及其他安排的政治争论一直持续至今。这些案例凸显了改变领土宪制地位与就其殖民关系达成普遍认可的解决方案之间的区别。
在太平洋地区,地理上的分散、人口规模较小、军事战略利益以及托管历史,共同影响了宪制变革的时机与形式。西萨摩亚于1962年独立,瑙鲁于1968年独立,斐济于1970年独立,巴布亚新几内亚于1975年独立。其他一些领土则建立了自由联合关系,使自治政治实体得以通过协商与一个较大的国家保持联系。库克群岛于1965年与新西兰建立自由联合关系,纽埃于1974年采取了同样的安排。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马绍尔群岛和帕劳后来与美国签订协定,将自治与特定的防务及财政安排相结合。
并非所有属地都选择了独立,或具备独立的条件。公民投票可能表明,出于公民权利、移民机会、财政支持或安全保障等方面的考虑,居民倾向于维持既有联系。如何解读这些投票结果,还取决于哪些人有投票资格、人口迁入与流离失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可供选择的方案是否符合国际标准。东帝汶呈现了另一种历程:葡萄牙统治结束后,印度尼西亚于1975年入侵并实施占领,随后是1999年联合国组织的公民投票,以及2002年的独立。因此,殖民势力的撤离本身,可能使一片领土落入新形式的外来统治,而非完成其非殖民化进程。
民族自决与国际法律框架
民族自决原则在二十世纪逐渐获得更强的法律效力。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将尊重各民族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列为联合国的宗旨之一,同时为托管领土建立了制度框架,并规定了有关非自治领土的义务。这些安排最初并未要求所有殖民地立即独立,但它们将殖民地行政管理纳入了国际体系,使管理国必须面对有关政治进步、民众福祉及其对附属地居民所负义务的质询。
1960年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514号决议,即《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标志着一项决定性的进展。宣言反对外来奴役,并确认各民族有权决定自身的政治地位。次日通过的第1541号决议指出,非自治领土可以通过独立、自由联合或与一个独立国家合并,实现完全自治。这一区分十分重要:法律上的目标并不只是管理国撤离,而是依据有关人民自由表达的意愿,达成具有正当性的政治结果。1961年成立的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则成为持续审议未决问题的论坛。
新独立国家加入国际组织并增强投票影响力,也推动非殖民化重塑了国际法。加入联合国使这些国家的政府获得了一个反对种族歧视、领土支配和经济不平等的平台。然而,“一个民族”在法律上如何界定,以及应在何种领土范围内行使自决权,仍存在争议。新独立国家的政府普遍维护继承自殖民时期的边界,担心重新划定边界会引发领土战争和国家分裂。非洲统一组织于1964年承诺尊重各国独立时既有的边界,正体现了这一倾向。这一承诺巩固了一项确立国家间秩序的原则,却未能解决所有边界争端或独立建国诉求。
国际法院曾处理具体的非殖民化争端,但并未消除政治分歧。国际法院在1975年关于西撒哈拉的咨询意见中认定,向其提出的法律联系并不排除通过该领土人民自由、真实地表达意愿来落实自决原则。2019年,国际法院认定,毛里求斯于1968年独立时,其非殖民化进程并未依法完成,因为查戈斯群岛是在未遵循有关人民自由、真实意愿的情况下被分离出去的。这些咨询意见表明,即使独立仪式早已结束,领土分离、人口流离失所,以及同意是在何种条件下作出的,仍可能在法律上产生深远影响。
冷战与亚非国际主义
去殖民化与冷战在时间上相互重叠,但它并不只是超级大国竞争的产物。反殖民运动有各自的支持群体、历史和目标。其领导人有时寻求某一阵营的支持,有时在多个援助方之间保持平衡,有时则拒绝接受世界政治应围绕华盛顿和莫斯科展开这一前提。苏联以帝国主义反对者自居,并向部分解放运动和政府提供外交、军事及教育援助。美国在某些情况下支持自治,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支持殖民盟国或反共政权。
1955年4月举行的万隆会议使二十九个亚非国家的代表齐聚印度尼西亚。与会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战略立场各不相同,但都关注殖民主义、种族歧视、发展以及再次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万隆会议推动亚非合作成为一支独立的外交力量。1961年贝尔格莱德峰会成立的不结盟运动,随后为那些寻求在正式阵营约束之外保有回旋余地的国家提供了一个论坛。不结盟并不意味着采取相同政策、与两个超级大国保持同等距离,也不意味着不与它们建立军事和经济关系。
超级大国的干预可能加剧源于殖民制度或地方政治斗争的冲突。刚果于1960年6月脱离比利时独立后爆发的危机,涉及军队哗变、比利时干预、分离主义运动、联合国行动以及相互竞争的外部利益。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被移交至加丹加后,于1961年1月遇害。安哥拉在1975年独立后陷入内战,相互对立的运动在不同阶段获得了苏联、古巴、美国、南非及其他国家的支持。外部援助扩大了可供战争动用的资源,但要解释这些冲突,仍不能忽视当地的政治竞争和地区力量的盘算。
国际团结也不限于政府之间。工会、学生团体、教会、解放委员会和海外社群组织筹集资金、传播信息,并推动实施制裁或给予外交承认。反对葡萄牙殖民战争和种族隔离的运动,将非洲的解放事业与欧洲、美洲及其他地区的社会行动联系起来。这些网络内部也存在竞争:各运动就哪些组织有资格代表某一地区争执不休,新独立国家有时也会争夺反殖民事业的领导地位。因此,去殖民化催生了一股新的国际政治力量,却没有形成一个统一而协调一致的政治集团。
经济主权、国家建设与依附
政治独立使新国家取得了预算、立法和行政管理的权力,但许多国家继承的经济体系仍以帝国市场为中心。铁路和港口往往将矿区或出口商品产区与海外买家连接起来,而非促进国内各地区之间的整合。财政收入高度依赖少数几种商品,如可可、铜、咖啡、糖或石油。外国企业可能仍掌控银行业、航运业、种植园和矿产开采。这些结构限制了可用于发展的资源,也使各国政府容易受到世界市场价格波动的冲击,即使其形式上的主权并无争议。
独立后的各国政府采取了不同策略来改变这些关系。一些国家推行发展计划、设立国有企业、实行国有化并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另一些国家则着重吸引外国投资和发展出口生产。农产品购销管理机构、关税、土地改革以及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成为重要的政策工具。这些政策的成效取决于行政能力、政治权力的分配、获取资本和技术的渠道,以及国际市场状况。殖民遗产固然重要,却并不机械地决定此后的成败,各后殖民国家政府面临的制约也并非完全相同。
恩克鲁玛在1965年的著作《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中,对新殖民主义这一概念作了重要阐发,用以描述形式上独立的国家仍受外部经济和政治控制的状况。这个概念使人们将注意力转向外国所有权、不平等贸易、军事协定、货币安排以及对援助的依赖。包括依附理论在内的相关理论认为,全球经济结构可能不断再生产工业中心与初级产品生产地区之间的不平等。这些理论框架催生了影响深远的研究和政治纲领,但也受到批评,被认为低估了各国内部的差异、制度选择的作用,以及通过国际贸易实现发展的可能性。
经济非殖民化成为一项集体外交事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于1964年成立,七十七国集团也于同年成立,以协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诉求。197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支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主张加强对自然资源的控制,并改变国际经济关系。这些倡议面临出口国与进口国、产油国与非产油国,以及结成不同战略同盟的国家之间的分歧。此后,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以及国际贷款所附带的政策条件,改变了经济辩论的议题和框架。
国家建设还要求就公民身份、官方语言、地区自治以及公共部门职位的分配作出决定。殖民政府往往通过区别化的法律身份类别和地区发展的不均衡格局实施统治。独立可能使围绕这些安排的争议,转化为争夺中央国家权力的斗争。一些政府保留了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紧急状态法和强制性行政手段,另一些政府则扩大了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和政治参与的机会。因此,分析后殖民制度时,必须区分继承而来的制约因素与接替殖民当局的政府自身所作的选择。
土地、文化与去殖民化的延伸
在移民殖民社会,去殖民化问题往往涉及对土地和司法管辖权的持续控制,而非海外殖民当局的撤离。移民殖民主义描述的是殖民移民在原住民领土上确立持久权力,并驱逐原住民或使其处于从属地位的结构。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或美国等国家,摆脱英国或其他欧洲强国而实现政治独立,并不一定意味着原住民主权得到恢复。因此,当代的相关诉求涉及条约、土地归还、资源治理、语言权利,以及原住民法律体系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2007年通过的《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是对这些权利的重要国际宣示。
文化去殖民化与政治解放同步发展,而非仅在政治解放之后才出现。殖民地的学校和行政机构往往赋予宗主国语言优先地位,并将欧洲历史和分类体系视为普遍标准。反殖民作家挑战这些等级秩序,同时也就能否改造沿用下来的殖民语言、使之表达独立的文化认同展开辩论。弗朗茨·法农的《大地上的受苦者》于1961年出版,探讨了殖民暴力、解放以及后殖民领导层面临的危险。恩古吉·瓦·提安戈1986年出版的《思想去殖民化》将语言置于文化权力的核心,论述了以非洲语言进行文学创作的重要性。
与此相关的争论涉及大学、档案馆和博物馆收集、分类与阐释知识的权威。在殖民背景下被移走的人类遗骸、神圣物品和文化财产,其归还问题引出了有关所有权、同意、历史文献记录以及对来源社群所负责任的讨论。贝宁青铜器已成为归还问题讨论中的突出案例,其中许多是在1897年英国远征贝宁城期间被掠夺的。对殖民时期收藏活动的研究也改变了编目方式,并推动相关机构与一些社群开展合作;这些社群的知识此前一直被排除在机构的阐释之外。
范围更广的后殖民主义与去殖民思想学术领域,考察殖民权力如何持续存在于表征、种族分类、知识和全球经济结构之中。两者有所重叠,但在思想谱系和侧重点上有所不同。去殖民研究取向往往区分殖民行政统治的终结与“殖民性”的延续,后者指通过征服和帝国统治确立的持久权力模式。批评者质疑,过于宽泛地使用去殖民化一词,是否会模糊它在土地、司法管辖权和政治解放方面的具体含义。因此,在大学和文化机构中,被称为去殖民化的提议,既可能涉及所有权和治理上的具体变革,也可能涉及课程和阐释用语的修订;要评价这些提议,就必须准确辨明正在改变的是哪一种权威、实践或物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