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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 jallianwala-bagh-massacre · 事件

贾利安瓦拉园惨案

1919年4月13日,英属印度军队在阿姆利则屠杀手无寸铁的集会民众,严重动摇了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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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利安瓦拉园惨案于1919年4月13日发生在旁遮普的阿姆利则。当时,雷金纳德·爱德华·哈里·戴尔准将指挥的部队未作警告,便向一处四周封闭的公共场地内大批手无寸铁的聚集民众开火。人群中既有参加政治集会的人,也有为庆祝拜萨基节而来到城中的游客。英国官方调查记录的死亡人数为379人;印度方面的调查和后来的记述则认为,死亡人数远高于这一数字。确切的遇难人数至今仍不清楚。

惨案发生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旁遮普局势严重动荡,民众正抗议当局颁布的紧急法令。惨案之后,当局又实施了戒严、公开惩罚及其他强制措施。印度境内的调查和英国议会中的争论,暴露了各方对帝国政府的施政方式及其正当性存在尖锐分歧。对印度独立运动而言,贾利安瓦拉园惨案成为英国统治以暴力为支撑的持久例证,也成为推动运动转向群众性不合作的重要因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旁遮普

旁遮普在英属印度占据着尤为重要的地位。其农业经济、灌溉工程、征兵网络和战略位置,使其成为殖民行政体系的重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为英国服役而征募的印度士兵中,来自该省的比例尤为突出。战时征调还包括资金、农产品及其他形式的物资支持。各地的征兵方式有所不同,但官方施压以及有权势的中间人介入,在多个地区激起了不满。

战争加剧了经济和社会压力。物价上涨削弱了购买力,物资短缺、疾病和社会生活受到的扰乱,则进一步冲击了已因战时征调而不堪重负的家庭。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在印度各地造成了大量死亡。归来的士兵带回了在次大陆以外服役的经历,但他们的政治态度远非一致。这些状况并不意味着全省叛乱势必发生,却有助于解释为何针对政治活动的新限制遭到了广泛反对。

人们对政治前景的期待也发生了变化。1917年8月,英国政府宣布,其政策是在帝国框架内逐步实现印度的责任政府制度。此后,印度事务大臣埃德温·蒙塔古与总督切姆斯福德勋爵所推动的改革,提出扩大印度人在省级行政中的作用。与此同时,官员们仍对革命组织、战时密谋和政治鼓动心存忧虑。宪政承诺与持续实施的紧急权力并存,构成了一个破坏性尤为严重的矛盾。

1919年3月颁布的《罗拉特法案》,将针对政治活动的非常权力延续到了和平时期。其条款包括预防性拘留,以及审理某些政治罪行的特别程序,而这些程序不提供普通刑事诉讼所具有的保障。该法案依据法官西德尼·罗拉特主持的委员会所提建议制定,遭到了印度政治代表的强烈反对。批评者指出,恰恰在印度人受到鼓励、期待获得更大政治自由之时,战时限制却被长期保留了下来。

圣雄甘地为此组织了非暴力抵抗(萨提亚格拉哈)运动,即以非暴力和坚持真理为根本的抵抗。1919年4月6日,许多地方举行了“哈塔尔”,通过暂停日常商业活动和公开抗议表达反对。各城市的参与程度差异很大,和平动员有时也演变为冲突。在旁遮普,副总督迈克尔·奥德怀尔及其他高级官员出于对协同叛乱的恐惧来解读这场动荡。这一判断影响了当局在阿姆利则采取的强制镇压措施,然而,广泛存在的不满情绪并不能证明该市示威者参与了有组织的暴动。

逮捕、暴力事件与4月13日的集会

阿姆利则两位知名领袖赛义夫丁·基奇卢和萨蒂亚帕尔曾协助组织反对罗拉特法案的活动。基奇卢是一名穆斯林律师,萨蒂亚帕尔则是一名印度教徒医生;两人的合作体现了当地抗议运动跨宗教社群的性质。1919年4月10日,当局将他们传唤至副专员官邸,随后将他们押送出城。逮捕本意是削弱抗议运动,却反而激起群众要求释放两人的呼声。

示威者试图前往面见文官当局,在连接印度人城区与殖民行政区的道路附近遭遇军队。军队开枪造成印度人伤亡,随后骚乱蔓延。骚乱者袭击了与英国统治和商业活动有关的建筑,包括银行和通信设施。数名欧洲人遇害。英国传教士兼教师玛塞拉·舍伍德在城内一条街道上遭到袭击,幸存下来。这些袭击构成了惨案发生前的重要背景:它们加深了当局的恐慌,后来也被反复用作集体惩罚的辩护理由。然而,这些袭击并不能证明后来聚集在贾利安瓦拉巴格的人对此负有责任。

戴尔于4月11日抵达阿姆利则,并在恢复秩序的行动中担任主导角色。他的各项部署表明,他将局势视为军事紧急事态,而非仅仅是常规警务问题。4月13日上午,他率部穿行于城内部分地区,沿途命人宣读公告,限制出行并禁止公众集会。这份公告并未有效传达到每个街区,也未能传达给许多从阿姆利则以外地区赶来的人。因此,不能想当然地认定,当天下午参加集会的每个人都知道这项禁令。

当天是拜萨基节,这是一个重要的时令节日,对锡克教徒也具有特殊的宗教意义。人们从周边各地来到阿姆利则,其中包括前往金庙的访客。此外,有人宣布将在贾利安瓦拉巴格举行政治集会,讨论逮捕事件和当前局势。因此,聚集起来的人群并非一个统一组织的群体:其中既有政治活动参与者,也有旁观者,还有在节日期间来到这片场地的人。当时的估计普遍认为现场人数达数千乃至上万,常见估计约为一万至两万人,但并无可靠的统计数字。

贾利安瓦拉巴格是一片形状不规则、四周被建筑和围墙包围的空地,并非便于公众通行的正规园林。进出须经过狭窄的通道,主要入口也无法容纳大批人群迅速通过。这些地形条件至关重要。枪声一响,四周的围挡和有限的出口就使逃生过程本身也造成了更多伤亡。

札连瓦拉园的枪击

4月13日下午晚些时候,戴尔率约九十名士兵前往札连瓦拉园,其中约五十人携带步枪。这支分队包括在英属印度陆军服役的廓尔喀和俾路支士兵。他还带来了两辆装有机枪的装甲车,但通道过于狭窄,车辆无法进入园内。装甲车未能入内,并没有使他放弃行动,也没有促使他另寻办法驱散集会人群。

戴尔将步枪兵部署在主要入口附近一处地势略高的地方。他在下令开火之前,并未警告聚集的民众散去,也没有先尝试逮捕演讲者,或查明这场集会是否构成迫在眉睫的武装威胁。枪击于下午5时15分左右开始。集会民众手无寸铁,人群与军队之间并未发生交火。

枪击持续了约十分钟,其间步枪兵共发射约1,650发子弹。戴尔指挥士兵朝人群最密集的地方射击,其中包括人们试图逃离的通道。人们在奔跑、蹲伏或试图翻越四周围墙时中弹倒下。另一些人则躲进园内的一口井中。这口井后来成为遗址的主要纪念物之一。不过,与足以证实当时恐慌和大规模伤亡的总体证据相比,有关从井中捞出尸体确切数量的说法,依据并不那么可靠。

军队并非只是朝人群上方开枪,也不是仅作短暂齐射以示警告。戴尔后来的证词清楚表明,他意在施加一种惩罚,其影响不只限于当时在场的人。他将自己的目的描述为在旁遮普产生更广泛的“精神震慑”。这番话成为批评其行为的核心依据,因为它表明,这次行动旨在恐吓民众,而不只是驱散一场被禁止的集会。

戴尔最终下令停止射击,并率部撤离。那些声称军队打光了全部子弹才停火的说法具有误导性:当时仍有弹药剩余,尽管步枪兵随身携带的弹药已消耗了大半。军方没有立即组织救治伤员。宵禁以及人们对进一步惩罚的恐惧阻碍了救援,遇难者和伤者的亲属及其他人只能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搜寻受害者。

惨案发生时,阿姆利则尚未正式实施戒严。这一区别十分重要,因为后来的叙述有时会将枪击与随后实行的军事管制混为同一个法律事件。戴尔下令开火时,是在当时已有的紧急措施框架下动用军队对付平民集会;后来颁布的戒严令,并不能追溯性地为这一决定提供法律依据,也不能就此确定其是否合法。

伤亡、幸存者与证据记录

英国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为379人。行政调查在确认遇难者身份时,高度依赖家属和地方官员的报告。因此,这一数字更应被理解为官方记录的死亡总数,而非此次枪击所致全部死亡的确切统计。据信,另有超过1,000人受伤,约1,200人受伤的估计也经常被引用。

印度方面的调查和民族主义者的记述所估计的死亡人数要高得多,有时达到1,000人左右,甚至更多。这些数字反映了当地居民的证词、对射击规模的判断,以及对官方统计完整性的怀疑。然而,它们并非出自一份在稳定条件下编成的完整名册。因此,无论引用官方数字还是较高的估计,都应说明其证据依据。可以确定的是,数百人遇难,受伤者更多;确切的死亡总数至今仍无定论。

多种情况使准确统计变得困难。人群中有来自阿姆利则以外地区的访客,一些家庭未经官方登记便将遗体运走。伤者可能离开城市,也可能在事后伤重不治。一些家庭因害怕引起当局注意而不敢报告伤亡,惨案之后的混乱也使系统调查更加困难。当局最初将恢复控制置于首位,建立完整、透明的医疗与人口记录则退居其次。

幸存者的叙述揭示了伤亡数字无法传达的经历。人们描述了逃生通道附近堆积的尸体、彻夜寻找亲人的家属,以及无法及时得到救助的伤者。拉坦·德维讲述自己守在丈夫遗体旁的经历,经印度方面的调查而广为人知。这类证词有助于了解惨案发生后的情形,但仍须接受通常的史料审查:记录的时间、采集的情境,以及亲眼所见与日后回忆之间的关系,都至关重要。

相关史料包括戴尔的证词、官方往来函件、政府调查、印度方面平行开展的调查、新闻报道、照片,以及各个家庭保存的记述。这些材料的目的和视角各不相同。军事与行政文件往往侧重于当局所认定的威胁和官方决策过程;幸存者证词则更直接地记录了受伤、丧亲之痛,以及救援面临的实际困难。多年后采集的口述史补充了有关记忆如何传承的信息,但不能因此就将其视为能够证实每一项具体细节的同时代证据。

这些详略不一的记录影响了历史研究。戴尔抵达、部署、下令射击及撤离的事件顺序已有充分依据。相比之下,人群的确切构成、伤情的完整分布,以及最终死亡人数则较难确定。区分这些不同的确定程度,既能承认证据并不完整,也不至于掩盖这场杀戮已有大量史料记载的事实。

旁遮普的戒严与集体惩罚

札连瓦拉园的枪击屠杀是旁遮普一系列更大范围镇压行动的一部分。4月15日,阿姆利则和拉合尔开始实施戒严,随后扩大至其他受波及的地区。军事当局管制人员流动,实施宵禁,并设立特别法庭审理涉嫌违法的案件。由此形成的体制限制了常规法律保障,赋予官员在惩罚措施和公众行为管制方面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

在阿姆利则,最广为人知的集体惩罚是“爬行令”,适用于玛塞拉·舍伍德遇袭的那条街道。4月19日至25日,凡经过指定路段的人都必须爬行通过。当地居民无论是否参与袭击,都受到这一命令的影响。这项命令要求居民必须做出有辱尊严的身体动作才能进出家门,并将发生在当地的一起袭击归罪于整个街区。

其他措施包括当众鞭打,以及要求人们向欧洲官员敬礼。这些惩罚不仅旨在惩处特定行为,也意在彰显民众的从属地位。各城镇和地区采取的具体措施不尽相同,因此,不能将旁遮普其他地方的所有行动都归于戴尔个人。然而,这种遍及全省的做法仍十分重要:惨案发生后,行政当局展开了更广泛的行动,试图通过杀一儆百的强制手段重振权威。

在古杰兰瓦拉,军用飞机在动乱期间投掷炸弹,并用机枪扫射。在其他地方,被控破坏铁路、切断通信或参与骚乱的人遭到逮捕、审判,并受到各种限制。官员们认为,铁路线和电报系统对于维持帝国统治至关重要,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他们为何对袭击这些基础设施的行为作出如此严厉的反应。印度的批评者则认为,由此施加的惩罚超出了恢复公共秩序所需的任何正当限度。

殖民政府最初提供的信息也不完整,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官方报告左右。对人员流动和通信的限制延误了独立调查与监督。这使得早期将这场危机描述为平定骚乱的说法,与后来逐渐浮现的、关于平民苦难的更全面叙述之间,形成了鲜明反差。枪击之外的种种惩罚手段被揭露后,争议也从对一名指挥官判断的质疑,扩大到了对旁遮普行政当局所作所为的追究。

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在于戴尔与迈克尔·奥德怀尔并非同一人,两人相近的姓名常常引起混淆。戴尔是下令开枪的军官;奥德怀尔则是旁遮普副总督,是支持强力镇压的高级政治官员。两人所负的责任并不相同:前者涉及札连瓦拉园现场的军事决策,后者则涉及全省政策、官方对叛乱的判断,以及对强制措施的支持。

亨特调查与英国政坛的争议

1919年10月,印度政府任命了骚乱调查委员会,通常因其主席威廉·亨特勋爵而被称为亨特委员会。委员会调查了多地的骚乱,包括旁遮普发生的事件,成员中既有英国代表,也有印度代表。戴尔于11月接受委员会质询,留下了一份罕见而直白的记录,展现了他的行事思路,包括他为何决定不向人群发出警告,以及他意图借此产生超出集会本身范围的威慑效果。

委员会的报告于1920年公布,但英国成员与印度成员并未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多数派批评戴尔未事先发出警告,而且持续开火,超出了合理限度。印度成员则另行发表报告,对官方责任以及行动缺乏充分正当理由的问题提出了更严厉的批评。双方的分歧不在于是否发生了枪击,而在于如何解读此事、当局的错误有多严重,以及这场镇压在更广泛层面上的性质。

印度国民大会党也组织了独立调查。这项调查收集证词,在官方调查的框架之外审视旁遮普的骚乱。甘地以及其他印度政界和法律界知名人士参与了这项工作。国大党的报告将惨案与戒严期间的暴行放在一起考察,质疑了那种认为可以将个别人的过激行为与整体施政方式分开看待的论点。因此,两项调查不仅结论不同,关注的问题也各有侧重。

戴尔没有受到军事法庭审判。他被解除指挥职务,获告知今后不会再获派任何驻印度职务,随后退役。这些行政处分虽有实质分量,却并非刑事定罪。这一区别后来成为问责讨论中的重要问题:官方谴责和失去职位,并不等于司法机关已就这些死亡事件作出刑事责任认定。

1920年7月,这场争议进入英国议会。时任陆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在下议院谴责了这次枪击,称其为一起极不寻常、骇人听闻的事件。另一些政界人士则为戴尔辩护,称他是在险恶局势下采取行动的军官。下议院支持政府对戴尔一案的处理,上议院却通过了一项动议,批评他所受到的处置。这些分歧暴露出各方对帝国权威以及军事武力使用限度的理解根本不相容。

公众反应同样分裂。保守派报纸《晨邮报》为戴尔发起募捐,筹得约26,000英镑,表明英国部分支持帝国统治的群体对他抱有强烈支持。印度批评者则认为,这种支持证明问题并非仅在于一名军官。因此,尽管英国政府否定了将戴尔的做法作为治理印度的准则,调查和议会辩论仍未能带来各方普遍接受的处理结果。

民族主义者的回应与转向不合作

由于管制措施和通信中断最初限制了新闻报道,惨案的消息未能在各地同步传开。随着详情逐渐为人所知,这一事件加剧了印度人对英国统治的反对。作出回应的不仅是此前支持反《罗拉特法》运动的人。对许多主张宪政途径的民族主义者而言,无差别开枪、集体惩罚以及不彻底的问责,动摇了他们对于帝国体制能够切实保护印度臣民免受官员滥权侵害的信念。

最引人注目的抗议之一来自作家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在1919年5月31日致印度总督的一封信中,他宣布放弃1915年获授的爵位。他以拒绝英国荣誉的方式,声援那些遭受羞辱与暴力的人。这封信成为表达道义反对立场的重要文献,因为它将旁遮普的死难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联系起来,而不是仅仅将惨案视为地方行政失当。

甘地的回应既包括对政府的批评,也包括对群众抗议行为的反思。在多地发生暴力事件后,他暂停了反《罗拉特法》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并承认,在尚未为遵守非暴力纪律作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群众动员就已展开。尽管如此,旁遮普发生的事件仍促使他日益拒绝与英国殖民当局合作。这些事件成为1920年发起的不合作运动所提出的主要不满之一。

这场运动与哈里发运动相互配合发展起来;后者因战后奥斯曼哈里发制度所受的处置而动员印度穆斯林。国大党和哈里发运动的领导人倡导抵制官方荣誉、政府机构、法院、教育机构和外国布匹。旁遮普所遭受的不公与哈里发问题,为拒绝合作提供了不同却又相互交织的理由。因此,札连瓦拉园惨案推动的是更广泛的政治力量重组,而非引发了单一而一致的回应。

惨案并未立即使印度所有政治组织在策略或目标上达成一致。一些领导人继续参与宪政改革,另一些人则支持抵制、革命活动或不同形式的民众动员。旁遮普本地也存在多种政治潮流,受到宗教、阶级、地域和军旅经历的影响。如果将这一事件视为必然导致最终独立的原因,或独立的唯一原因,就会掩盖这些差异以及随后数十年的政治斗争。

它的重要性,部分在于它改变了人们对殖民统治的政治信任。对于那些将惨案及其后续事态视为种族不平等证据的人来说,英国政府以公正无私的司法为根基这一说法,变得更加难以成立。因此,在更广阔的去殖民化历史中,札连瓦拉园惨案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直接造成的生命损失,还在于有据可查的国家暴力削弱了大英帝国统治的正当性。

纪念设施、历史阐释与公共纪念

惨案发生后不久,保护札连瓦拉园的工作便已开始。一场公众募捐运动筹款购下了这片场地,使其在印度独立前就成为全国性的纪念场所。随后,1951年《札连瓦拉园国家纪念地法》为纪念地提供了法律框架。1961年,拉金德拉·普拉萨德总统为建筑师本杰明·波尔克设计的中央纪念碑揭幕。

纪念地的景观包括那口水井、留有弹痕并得到保存的墙面、纪念建筑,以及介绍事件的陈列。这些设施让参观者得以接触惨案发生的实地环境,但如今的场地也是历次改造的结果。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其现貌完全重现了1919年4月的原状。将这里作为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和管理时,区分原有遗存、后期景观改造与阐释性设施十分重要。

另一条纪念脉络围绕乌达姆·辛格展开。他于1940年3月13日在伦敦卡克斯顿厅刺杀了迈克尔·奥德怀尔。辛格被判谋杀罪,并于同年7月31日被处决。他将自己的行动与英国在旁遮普的镇压联系起来。奥德怀尔并非下令开枪的军官,而雷金纳德·戴尔已于1927年去世;准确的历史叙述必须保留这一区别。辛格在印度公共记忆中的地位,将惨案与革命抵抗联系在一起,与之并存的则是截然不同的甘地式不合作传统。

英国王室成员和政治人物的到访,一再引发人们对承认责任与道歉问题的关注。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于1997年到访纪念地。首相戴维·卡梅伦于2013年到访,并称这一事件令人深感羞耻。2019年惨案百年之际,首相特雷莎·梅在议会表达了深切遗憾。这些表态在形式上不同于正式的国家道歉,而这一区别始终是公众讨论英国责任时的核心问题。

对这段历史的阐释也发生了变化。早期叙述往往着重探讨:戴尔究竟是一个行为失常的指挥官,还是一名按照帝国统治固有观念行事的军官。较新的研究则考察了他作出决定时所处的更广泛结构:战时动员、种族等级制度、情报工作惯例、集体惩罚,以及文官与军事当局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路径并不必然淡化个人责任,而是追问:这种暴力为何会成为可以设想的选项,以及事件发生后各机构如何作出回应。

纪念地经整修后于2021年重新开放,引发了关于应如何恰当呈现大规模死亡现场的争论。批评者质疑,重新设计的入口、灯光及其他设施,是否改变了这里肃穆的氛围,或削弱了参观者对原先封闭狭窄环境的理解。这场分歧凸显了文物保护中的一个实际问题:如何在提供阐释、接待大量游客的同时,保留那些使遗址得以传达惨案发生情境的物质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