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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革命

北美十三个英国殖民地通过政治变革与战争获得独立,并建立美国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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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革命是北美十三个英国殖民地脱离英国、建立美国的政治与军事斗争。这场革命源于围绕帝国权力与殖民地权利的争端,这些争端在1763年后日益激化。武装冲突始于1775年,大陆会议于1776年7月4日通过《独立宣言》,英国则在1783年的《巴黎条约》中承认美国独立。美国革命不仅包括独立战争,还涉及以新政权取代王室统治、建立共和制度,以及此后联邦宪政体制的发展。(loc.gov)

这场革命使政治代表权、人民主权和个人权利成为新共和国立国的核心议题。随着法国介入和欧洲更大范围的战争展开,一场殖民地反抗演变为国际冲突。革命对爱国派、效忠派、妇女、非裔美国人和原住民产生的影响显著不同:独立改变了政治权力的归属,却并未实现全民政治参与,也未终结奴隶制。因此,美国革命的历史涵盖帝国改革与反抗、革命思想与动员、军事行动与外交、宪法制定,以及独立所带来的不均衡的社会影响和历久不衰的历史诠释。(nps.gov)

范围、时间划分与历史背景

美国革命是一场政治和社会变革,十三个英属殖民地在这一过程中拒绝接受帝国统治,建立了作为独立共和国的美国。其范围比1775—1783年的美国独立战争更广:军事行动确保了独立,但革命进程还包括战斗开始前的反抗、殖民地政府的更替、各州宪法的制定,以及战后国家权力体系的重建。其核心制度变革涉及主权问题——最高权力究竟属于英国王室和议会,还是属于美国人自行组建的政府。从君主臣民转变为共和国公民,也引出了有关权利和政治共同体成员资格的问题,但并未使所有社会群体的处境发生同等程度的变化。(loc.gov)

不同的起始年份突出的是这一进程的不同阶段。美国国会图书馆采用1763—1783年这一时间范围,以七年战争结束为起点:英国的胜利扩大了帝国需要管辖的领土,同时留下巨额战争债务,促使英国采取新的增收措施,并加强行政管理。若以1765年为起点,则侧重于《印花税法》危机:议会对印刷品和法律文书征税,引发了殖民地有组织的反抗。这两个年份都不意味着当时已经形成统一的独立运动;最初的争议在于殖民地以何种条件作为帝国的一部分。范围较窄的军事历程始于1775年4月19日的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斗。独立是在战争期间的1776年7月宣布的,而英国则通过1783年9月3日签署的《巴黎条约》予以承认。因此,1783年标志着独立获得承认,而不是首次宣告独立。(loc.gov)

跨度更长的时间划分还包括持久宪政秩序的建立。美国宪法于1787年9月17日签署,并于1788年6月21日获得第九个州的批准,达到所需的批准门槛,为1789年成立的联邦政府提供了制度框架。若将革命时代延续至1791年,便涵盖了该年12月15日《权利法案》的批准;该法案增添了十条修正案,保障特定自由,并限制联邦权力。这些不同的终点将战时脱离英国的过程,与此后确定共和国权力如何分配及受到何种约束的过程区分开来。(loc.gov)

参与革命的十三个殖民地分布在北美洲大西洋沿岸。按照惯常的区域划分,新英格兰殖民地包括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湾、罗得岛和康涅狄格;中部殖民地包括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和特拉华;南部殖民地则包括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它们只是英属美洲的一部分。位于今加拿大境内的魁北克、新斯科舍和纽芬兰没有加入新成立的美国,东佛罗里达和西佛罗里达也没有加入,英国在加勒比地区的岛屿属地,包括牙买加和巴巴多斯,同样如此。因此,美国革命名称中的“美洲”,指的是建立美国的这场运动,而不是一场遍及英国所有美洲领土的起义。(en.wikipedia.org)

革命所处的多重背景相互交织,也使它不能仅被理解为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它最初是帝国内部围绕议会权力、税收和殖民地权利展开的宪制危机,随后发展为独立运动,并使各地社区分裂为革命支持者和仍然效忠王室的人。它也是一场国际冲突:1778年与法国结盟,推动这场战争演变为欧洲列强之间范围更广的较量。在大西洋地区的革命史中,美国革命早于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和1791年开始的海地革命。这些运动都涉及自由、平等和政府合法性的争论,但各自的发展却源于围绕君主制、殖民统治和奴隶制的不同冲突。(loc.gov)

殖民地社会与英国帝国体制

新英格兰的聚落以城镇为中心,周围分布着家庭农场,渔业、木材生产、造船业和海上贸易则是农业之外的重要经济活动。波士顿和纽波特将这些社区与大西洋市场连接起来。中部殖民地——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和特拉华——兼有谷物种植农场和商业港口,其中尤以纽约市和费城为代表。当地的农业经营形式多样,既有家庭农场,也有由佃农和被奴役者耕作的哈得孙河谷大庄园。南部地区的农业也存在内部差异:弗吉尼亚和马里兰主要种植烟草,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的沿海低地则生产稻米和靛蓝。生产出口作物的种植园与小型农场并存,后者在内陆地区尤为常见;可通航的河流使许多南部生产者无需依赖密集的城镇网络,就能将农作物运往外地。(ushistory.org)

各殖民地政府的主要区别在于行政权力的产生方式。在弗吉尼亚和纽约等王室殖民地,总督由王室任命;在马里兰和宾夕法尼亚这类业主殖民地,这项权力则由业主行使。特拉华与宾夕法尼亚共用一位总督,但自1704年起设有独立的议会。康涅狄格和罗得岛依据王室特许状运作,获准在当地选举总督。马萨诸塞根据1691年的特许状实行混合体制:总督由王室任命,议会由选举产生,参事会则由殖民地议会选出,并须经总督批准。代议制度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弗吉尼亚的首届议会于1619年召开。各殖民地议会制定地方法律,掌握征税和拨款权,因此能够通过官员薪俸对其施加影响。总督保有否决权,帝国当局也可以撤销殖民地立法。新英格兰的镇民大会和南部的县法院构成了其他地方行政机构,不过财产资格要求限制了政治参与。(en.wikipedia.org)

帝国贸易受《航海法》规制,其中包括1651年、1660年和1663年颁布的重要法令。这些法令规定,特定航运业务只能由英格兰或殖民地船只承担,将烟草、食糖等“列举商品”的贸易限定在帝国体系内,并通常要求运往殖民地的欧洲商品先经由英格兰转运。殖民地船主因得以进入受保护的航运市场而获益,生产者和商人在选择买家与供应商时则受到限制。不过,贸易并不只是以原材料换取英国制成品的简单往来:北美大陆的粮食及其他生活物资供应加勒比地区的种植园,商人的交易也横跨多个港口和帝国。逃避海关监管的行为以及执法力度的不一致,使法律规定与商业实践之间出现差距。殖民地仍受宗主国权力管辖,但遥远的距离、地方制度以及执法能力的局限,为殖民地自主行动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ncpedia.org)

财产与劳动身份塑造了殖民地的社会结构。商业财富和大规模土地占有,使精英阶层有别于小农、手工业者、佃农和雇佣劳动者。契约劳工以数年的强制服役换取赴殖民地的旅费或其他契约约定的待遇;许多契约的期限为四至七年。与这种有期限的劳役不同,种族奴隶制通常意味着终身受奴役,且奴隶身份世代相传。被奴役者在各殖民地从事劳动,不仅在南部种植园,也在北部的家庭、农场和港口工作。大西洋贸易将不同地区的这些劳动制度联系起来:1737年,艾萨克·罗亚尔一家带着被奴役者从安提瓜迁往马萨诸塞,体现了加勒比种植园财富与新英格兰精英社会之间的联系。(home.nps.gov)

宗教多样性与官方设立的教会及不平等的公民权利并存。公理宗教会在新英格兰大部分地区占据主导地位,而英国国教会在南部殖民地具有重要的官方地位。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渊源、纽约的荷兰归正宗教会,以及德意志路德宗和归正宗信徒的定居,共同促成了中部殖民地的宗教多样性。18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大觉醒运动跨越了殖民地边界;乔治·怀特菲尔德的巡回布道帮助各地福音派听众建立联系,而围绕宗教复兴运动的争论则造成了教会内部的分裂。因此,宗教多元并不意味着各地实行一致的宗教宽容,也不意味着不存在由公共资金支持的教会。(loc.gov)

定居者获取土地,有赖于向原住民已经占据并治理的领土扩张。殖民地的土地授予宣称欧洲人拥有管辖权,但这些授予本身并不能消除原住民的土地所有权。购买、胁迫、有争议的土地测量和战争,都促成了原住民土地的丧失。宾夕法尼亚1737年的“步行购地”事件展示了其中的运作方式:托马斯·佩恩和殖民地官员援引一份据称早已订立的协议,该协议允许以步行一天半所能达到的范围划定土地;他们雇用脚程快的人沿预先准备好的路线行走,随后声称拥有的土地远远超出勒纳佩族谈判者的预期。因此,早在革命危机出现之前,土地获取就已将殖民地业主的土地经营、定居者迁移与原住民被迫迁离联系在一起。(phmc.state.pa.us)

帝国改革与反抗,1763—1772年

七年战争的胜利扩大了英国的帝国版图,也加重了其财政和行政负担。1763年2月10日签订的《巴黎条约》将加拿大以及法国在密西西比河以东主张拥有的领土(新奥尔良除外)划归英国;西班牙则割让了佛罗里达。英国因此承担起管理更多要塞、定居点以及与原住民各族关系的责任。1763年1月,英国国债已超过1.22亿英镑,每年的利息支出超过440万英镑。政府大臣们在北美保留了一支常备军,并要求殖民地分担其费用。1763年10月7日颁布的《王室公告》限制殖民者在阿巴拉契亚山脉分水岭以西定居,以减少边疆冲突并管控扩张。包括乔治·华盛顿在内的定居者和土地投机者反对限制他们获取西部土地。(govinfo.gov)

乔治·格伦维尔政府在更严格地执行帝国贸易法规的同时,推出了新的增收措施。1764年的《糖税法》旨在从进口糖蜜及其他商品中获取收入,使此前经常遭到逃避的关税缴纳义务得到更有效的落实;商人既反对其带来的经济负担,也反对执法力度的加强。1765年3月22日通过的《印花税法》规定,法律文书、报纸和其他印刷品必须加贴税票,从而将议会征税的范围扩展到殖民地内部的交易活动。该法涉及面广,使律师、印刷商、商人和消费者都加入了反对行列。1765年的《驻军法》针对的是军队住宿问题,而非征收印花税或关税:殖民地当局必须为英军提供住处及指定物资。该法规定可使用军营、旅店,并在必要时使用无人居住的建筑,并非普遍要求居民在有人居住的私人住宅中安置士兵。反对意见主要集中于强制性支出和常备军的存在。(loc.gov)

反抗行动将议会请愿、商业施压和街头胁迫结合起来。1765年10月,来自九个殖民地的二十七名代表在纽约市召开印花税法大会,向国王和议会请愿,要求废除该法。商人签订抵制进口协议,停止购买英国制成品,使英国出口商有了支持废法的经济动机。群众恐吓印花税票经销人;在波士顿,安德鲁·奥利弗被迫辞职,另一次袭击则摧毁了副总督托马斯·哈钦森住宅的大部分。这些行动阻碍了该法的实施,但也受到部分反对征税者的批评。议会于1766年3月18日废除了《印花税法》,却同时通过《宣告法》,声称有权“在任何情况下”对殖民地进行立法。(loc.gov)

这场宪制争议关乎谁有权批准征税,而不仅仅是税额多少。议会主权的拥护者坚持认为,议会通过“虚拟代表制”代表全体英国臣民,包括英国本土没有自行选出议员的民众和城镇。殖民地的反对者则回应说,只有他们选举产生的议会才能代表他们同意征税。1767年的汤森税旨在检验进口税是否能够避开针对《印花税法》内部征税的反对意见。这些税项涵盖玻璃、铅、油漆、纸张和茶叶。约翰·狄金森在《宾夕法尼亚农民来信》中区分了调节帝国商业的关税与旨在增加财政收入的关税:他认为,议会可以管理贸易,却不能利用这一权力在未经殖民地居民同意的情况下向他们征税。由于纽约殖民地未充分遵守驻军安置要求,英国议会限制了纽约议会的立法活动,这又引发了关于殖民地议会自主权的争议。(parliament.uk)

一个总部设在波士顿的新海关委员会加强了执法,而新一轮抵制活动则在殖民地各港口间蔓延。1768年,在殖民地居民与海关官员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之际,英军进驻波士顿。军队的存在带来了更多摩擦,其中包括士兵寻找民间工作时引发的就业竞争。1770年3月5日,士兵向人群开枪,造成五人死亡,其中包括克里斯普斯·阿特克斯。反对者广泛宣传波士顿惨案,将其视为军事压迫的证据。在随后的审判中,约翰·亚当斯协助为被告辩护:托马斯·普雷斯顿上尉和六名士兵获判无罪,另有两名士兵被判犯有过失杀人罪。(loc.gov)

1770年,议会废除了茶税以外的汤森税,保留茶税以表明其拥有征税权。然而,对海关执法的反抗仍在继续。1772年6月9日,英国皇家海军纵帆船“加斯皮”号在纳拉甘西特湾搁浅。6月10日凌晨,一支武装队伍登船,打伤指挥官,将船员带离船只,随后将船烧毁。王室随即发布公告,缉拿肇事者,并对袭击展开调查。(loc.gov)

革命思想与政治传播

在启蒙运动更广泛的思想文化背景下,约翰·洛克对自然权利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论述。他的《政府论(下篇)》于1689年出版,扉页标注的年份则为1690年。书中认为,个人天生自由而平等,拥有先于政治制度而存在的权利。人们通过同意建立政府,以保护自己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因此,统治者行使的是受托权力,而不是个人可以无限享有的权力。对于系统性违背这一委托的政府,人们可以反抗并加以更替。这些论点提供了一套表述方式,使殖民地的具体不满能够转化为有关权威正当性的主张。1776年的《独立宣言》体现了同样的论证结构:权利先于政府而存在,正当权力以被统治者的同意为基础,破坏这些权利的政府可以被改变或废除。洛克是革命思想的重要影响来源,但并非唯一来源。(constitutioncenter.org)

共和主义强调共同体得以维护自由的条件。公民美德意味着将公共责任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腐败则是将公共权力用于谋取个人或派系利益。反对派作者担心,恩庇关系与强制力量会使代表依附于统治者,而不再向选民负责。约翰·特伦查德和托马斯·戈登的《加图书简》由1720至1723年间发表的144篇文章组成,在殖民地广泛流传,捍卫有限政府、财产权和表达自由。特伦查德早期的著作明确将常备军视为自由政体的威胁。约翰·亚当斯同样在1776年的政治著作中将共和政体与美德联系起来。反对专断权力起初并不意味着必须彻底否定君主制,但托马斯·潘恩于1776年1月出版的《常识》直接抨击了君主制和世袭制度本身:前一代人选定某位统治者,并不能成为让其所有后代都受该统治者家族支配的正当理由。(constitutioncenter.org)

基于普遍权利的论证,与植根于英国宪制传统的主张并行发展。殖民地中反对帝国政策的人援引特许状、代议机构、陪审团审判和普通法的保障,将反抗表述为对既有自由的捍卫,而不仅仅是创设新的自由。大陆会议于1774年10月发表的权利宣言结合了三项依据:自然法、英国宪制原则,以及殖民地特许状或契约。宣言主张生命、自由和财产权,要求通过殖民地代表参与立法,并将陪审团审判确认为一项承袭而来的保障。因此,英国反对派文献既提供了恢复宪制的表述方式,也提供了足以挑战议会对殖民地主权的论据。(tile.loc.gov)

政治传播将这些论点传递给了议会和私人通信圈以外的受众。小册子承载长篇论述,报纸传播评论与新闻,单页印刷品则以便于公开散发的形式刊载宣言。咖啡馆和酒馆为人们讨论印刷材料提供了场所;笔名使作者能够在不公开身份的情况下参与论辩。图像也能将政治论点浓缩表达:本杰明·富兰克林1754年创作的断蛇漫画,最初旨在呼吁殖民地在帝国战争期间团结起来;他1766年的漫画则将对殖民地征税表现为对大英帝国的破坏。口头宣读进一步扩大了传播范围。1776年7月9日,乔治·华盛顿下令向驻纽约市的部队宣读《独立宣言》,展示了一份印刷的政治文本如何转化为集体性的公共事件。(loc.gov)

布道将政治问题转化为人们熟悉的道德与《圣经》语言。波士顿牧师乔纳森·梅休在1750年的《论无限服从》中,反对无条件服从实行压迫的统治者,并主张反抗暴政是基督徒的义务。宗教关切与宪制关切也可能同时出现:1769年9月的漫画《试图让一位主教登陆美洲》描绘了殖民地居民抵制一位圣公会主教的场景,他们挥舞着洛克、阿尔杰农·西德尼以及加尔文的著作。不过,宗教界的参与并不意味着革命只有单一的宗教成因。各教会提出了彼此竞争的解释:许多牧师支持反抗,一些圣公会教士捍卫王权,而贵格会的和平主义则劝阻人们参战。援引《圣经》的论证与自然权利推理、宪制主张并行发挥作用,而非取代后两者。(loc.gov)

从抗议到大陆层面的组织协调,1773—1774年

1773年5月颁布的《茶叶法》旨在救济陷入财务困境的东印度公司,允许该公司直接向美洲出口茶叶,无须缴纳通常的英国出口税,并通过指定的殖民地代销商销售。绕过中间商降低了成本,但美洲原有的每磅三便士进口税仍然保留。该法并未向殖民地征收新税:反对者认为,购买这种价格较低的茶叶,就等于承认英国议会那备受争议的征税权;商人则面临享有特权的公司所带来的竞争。抵制行动阻止了茶叶在多个港口卸货。在波士顿,总督托马斯·哈钦森拒绝允许船只在卸货并缴税之前离港。1773年12月16日,抗议者登上了达特茅斯号、埃莉诺号和海狸号,其中一些人装扮成原住民;他们在波士顿倾茶事件中毁掉了342箱茶叶。(loc.gov)

英国议会于1774年春通过四项《强制法案》,作为回应。《波士顿港口法》规定,自6月1日起关闭该港口的常规商业活动,直至损失得到赔偿、秩序恢复。《马萨诸塞政府法》修改了该殖民地的特许状,以王室任命的议事会取代民选议事会,扩大总督的任命权,并限制镇民大会。《司法行政法》规定,对于因执法或平息骚乱而引发的某些案件,如果总督认定无法在当地获得公正审判,可以将审判移至英国或其他殖民地。修订后的《驻军法》适用于整个英属北美,扩大了安置军队的措施,包括使用无人居住的建筑物;该法并未普遍要求将士兵安置在有人居住的私人住宅中。这些措施将经济施压与殖民地政府及司法程序的变更结合起来。(govinfo.gov)

1774年6月颁布的《魁北克法》是管理英国在加拿大的殖民地的一项独立立法,并非针对毁茶事件的又一项惩罚。该法恢复了法国民法,允许天主教徒担任公职,保留了不设民选议会的政府体制,并将魁北克的边界向南扩展至俄亥俄河。这些规定照顾了法裔加拿大人的制度传统,却使殖民地居民感到不安,因为他们将缺乏民意代表的政府与专断统治联系在一起。该法的领土条款也与殖民地土地所有者提出的西部土地权利主张相冲突,尤其是弗吉尼亚人的主张。不过,殖民地的反对者仍将该法与上述惩罚性措施归为一类,统称为“不可容忍法案”。(history.state.gov)

各地的协调依靠职能交叠的组织,而非单一的革命行政机构。塞缪尔·亚当斯于1772年11月协助成立了波士顿通信委员会;六个月内,马萨诸塞已有118个城镇成立委员会并作出回应。1773年3月,弗吉尼亚议会成立了一个殖民地间通信委员会,推动各殖民地立法机构之间的交流。书信和印行的决议传播各地的不满诉求,征求对波士顿的援助,并安排代表的选派。自由之子组织动员公众集会和直接抵抗,而通信委员会则提供了更持久的联络渠道。《强制法案》颁布后,镇、县和殖民地各级委员会日益绕开既有议会,独立组织抵抗。(mountvernon.org)

第一届大陆会议于1774年9月5日至10月26日在费城举行,十二个殖民地派代表出席,佐治亚未参加。佩顿·伦道夫担任会议主席。会议于10月14日通过的《宣言与决议》,将殖民地权利的依据归于自然法、英国宪制和殖民地特许状。文件主张,各殖民地的立法机构对税收和内部事务拥有专属立法权,同时接受英国议会对对外贸易的管理,前提是不得未经殖民地同意而借此征收财政收入。大陆会议寻求的是在帝国内部纠正不公,而非独立;在采取抵抗措施的同时,也拟定了呈交乔治三世的请愿书。(en.wikipedia.org)

10月20日通过的大陆联合协约将这些主张转化为协调一致的经济制裁措施。协约规定,自1774年12月1日起禁止进口指定商品;如果不满诉求仍未得到解决,则自1775年9月10日起停止出口,但向欧洲出口大米除外。各地选出的委员会负责检查执行情况、公布违规者姓名,并组织商业抵制。这些委员会的执行权,使日常贸易决策受到常规帝国行政体系之外的机构管辖。殖民地层面的组织也与这些委员会同步发展:在总督托马斯·盖奇拒绝召集立法机构后,马萨诸塞的代表于10月7日自行组成殖民地议会,由约翰·汉考克担任主席。此后,该议会通过安全委员会和物资供应委员会组织军事准备,使抵抗从通信联络和抵制活动,进一步发展为与既有政府相抗衡的治理权力。(tile.loc.gov)

武装反抗与独立决策,1775—1776年

1775年4月19日,约700名英国正规军从波士顿向康科德进军,企图夺取殖民地的军用物资。由保罗·里维尔、威廉·道斯、塞缪尔·普雷斯科特等人参与的警报传递网络向周边各地发出了警告。在列克星敦,英军与约翰·帕克上尉率领的民兵连对峙;究竟是谁打响了第一枪,至今仍不确定。八名民兵阵亡。在康科德的北桥,殖民地民兵与英军交火,并迫使其后退。英军纵队撤回波士顿途中,更多民兵连向其发起了攻击。因此,这次行动非但未能按计划解除乡间居民的武装,反而引发了持续的武装抵抗。随后,新英格兰各地的部队在波士顿周围建立了围城阵地,将英军驻军困在城内,但未能切断其海上通道。(nps.gov)

第二届大陆会议于1775年5月10日在费城召开,将地区性的军事应对转变为各殖民地共同参与的行动。6月14日,会议建立了大陆军,将包围波士顿的部队纳入其中,并授权在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组建十个步枪连。6月15日,会议选定乔治·华盛顿为总司令;他于7月3日在剑桥正式接掌指挥权。与此同时,殖民地军队在查尔斯敦半岛的布里兹山修筑了防御工事。在6月17日的邦克山战役中,他们凭借防御火力击退了英军的两次进攻,但在第三次进攻中被逐出阵地。虽然英国夺取了这片阵地,其伤亡却超过殖民地军队的两倍,而且波士顿仍处于围困之中。1776年3月,美军在多切斯特高地修筑的工事对波士顿及其港口进出航道构成威胁;英军于3月17日撤离。(loc.gov)

建立军事组织,起初并不意味着各方已就独立达成一致。1775年7月5日,大陆会议通过了《橄榄枝请愿书》,重申对乔治三世的效忠,并请求国王出面干预,以恢复和平。宾夕法尼亚代表约翰·迪金森是请愿书的主要起草人。递交请愿书的同时,军事准备仍在继续,反映出大陆会议试图兼顾武装自卫与对王室的忠诚。乔治三世拒绝正式接收或答复请愿书,并于8月23日发布公告,宣布各殖民地处于叛乱状态。这些举措使殖民地难以继续将敌视他们的大臣与可能保护他们的君主区分开来:向国王申诉,已不再是实现大陆会议所期望的和解的可行途径。(visit.archives.gov)

托马斯·潘恩的《常识》于1776年1月10日首次匿名出版,直接论证了脱离英国的必要性。潘恩并非仅仅批评帝国的某些具体政策,而是抨击君主制和世袭继承制度本身,主张建立独立的共和政体。他认为,继续依附英国会使美洲卷入欧洲冲突,并限制其商业发展机会。通过小册子重印和报纸转载,这些论点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康涅狄格新闻报》于2月19日刊登了全文。然而,各方对《常识》的反响并不一致:效忠派人士詹姆斯·查尔默斯以《朴素的真理》作出回应,为继续维持与英国的联系辩护。因此,潘恩的介入使独立成为公众明确辩论的议题,而非殖民地内毫无争议的共识。(constitutioncenter.org)

1776年6月7日,弗吉尼亚代表理查德·亨利·李提出一项决议,主张宣布独立、缔结对外同盟并建立邦联。在各代表寻求进一步指示期间,大陆会议推迟了独立问题的表决,但于6月11日任命了一个起草委员会,成员包括托马斯·杰斐逊、约翰·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罗杰·谢尔曼和罗伯特·R.利文斯顿。杰斐逊起草了《独立宣言》的主要初稿,亚当斯和富兰克林随后作了修改。7月2日,十二个殖民地的代表团赞成独立;纽约代表团因尚待授权而弃权,纽约的代表大会于7月9日授予了这一授权。大陆会议随后修改了阐明独立理由的宣言,并于7月4日通过其文本。(prologue.blogs.archives.gov)

7月2日的独立表决、7月4日通过宣言以及随后的签署,是三个不同的行动。约翰·邓拉普将获准的宣言印刷出来,分发给各地议会、委员会和军事指挥官。这些单页印刷品上印有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和秘书查尔斯·汤姆森的姓名,而非各代表的亲笔签名。7月19日,大陆会议下令在羊皮纸上誊清宣言,并在标题中注明这是十三州一致通过的宣言。大多数代表于8月2日在这份誊本上签名,其他人则在之后签署,最终签署人数达到五十六人。因此,人们熟悉的那份带有签名的羊皮纸宣言,并不是在7月4日集体签署的。(archives.gov)

爱国派、效忠派与分裂的社区

爱国派又称辉格派,主张抵制英国的帝国政策,并随着冲突的发展转而支持独立。效忠派又称保王派、国王派或托利派,反对脱离英国,继续承认王室权威。效忠英国并不必然意味着赞同议会的每一项举措:殖民地居民可以批评帝国政策,同时反对叛乱。在积极支持双方的人之间,还有一些人寻求和解、避免卷入军事行动,或因担忧表态的后果而不愿明确站队。不应将这些立场简单归结为适用于整个殖民地的固定比例;各地的具体情况,以及私下倾向与公开行动之间的区别,都使这类划分变得复杂。(nps.gov)

政治归属反映了经济联系、地方上的对立,以及人们对哪一方当局能够提供安全保障的判断。受雇于王室以及与英国的商业联系,使一些官员和商人有理由反对独立,但效忠派并不限于富裕的公职人员。在北卡罗来纳,总督乔赛亚·马丁寻求苏格兰高地移民和昔日“监管者”运动参与者的支持;后者是内陆地区的居民,他们此前与殖民地当局的冲突在1771年达到高潮。一些昔日的“监管者”反对后来加入爱国派的地方政治人物,因此,革命时期的政治归属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既有争端。家庭关系同样不能保证立场一致:本杰明·富兰克林支持独立,而他的儿子威廉则始终效忠英国。威廉于1763年至1776年担任新泽西的王室总督,并于1776年至1778年被爱国派当局监禁。(nps.gov)

宗教义务有时会超越爱国派与效忠派的阵营划分。宾夕法尼亚的大多数贵格会信徒出于宗教信念,拒绝持械作战、缴纳战争税和宣誓效忠;因此,这种拒绝并不自动意味着积极支持英国。然而,革命方面提出的要求,使置身事外变得越来越困难。支持革命事业的贵格会信徒则面临本宗教团体的惩戒:被主流贵格会逐出教会的“自由贵格会”于1783年在费城另设了一座聚会所。其他贵格会信徒因拒绝遵守革命政府在军事、税收或宣誓方面的要求,而遭到罚款、监禁、财产没收,并被剥夺公民权利。(nps.gov)

革命当局通过忠诚审查,将政治归属转化为可依法执行的身份区分。新泽西于1776年10月颁布的叛国法,将服从英国国王定为犯罪;1777年6月的一项赦免措施则允许人们通过宣誓效忠来恢复权利。1777年稍后又出台了财产没收法,允许查封并出售效忠派的地产。县级专员收集证据,交由二十四名自由土地所有者组成的陪审团审议,只要十二名陪审员同意,即可认定应予没收。在纽约州北部,安全委员会逮捕涉嫌效忠王室的人,定罪后可能处以罚款、监禁或没收住宅。政治排斥和法律惩罚之外,还存在恐吓、公开羞辱、人身攻击以及针对财产的威胁。(nj.gov)

效忠派的参与方式既包括有组织的军事服役,也包括提供情报和后勤援助。女王游骑兵团最初由罗伯特·罗杰斯组建,约翰·格雷夫斯·西姆科于1777年接掌指挥权后,将其发展为一支步骑混编部队。其他支持者并未加入武装部队,也为英军服务:1777年夏季,一千多名保王派人士来到约翰·伯戈因的军队寻求庇护,或充当船夫、架桥工、劳工、侦察员和间谍,提供协助。因此,武装冲突可能使殖民地的邻里直接兵戎相见。在1780年的国王山战役中,交战双方绝大多数都是美洲的爱国派和效忠派,效忠派一方由英国军官帕特里克·弗格森指挥。(amrevmuseum.org)

对平民而言,英国军队的保护可能意味着流离失所,而非长久的安全。1776年3月,英军撤离波士顿时,效忠派平民随军前往哈利法克斯,在仓促登船之际留下或毁掉了财物。财产没收可能使流离失所的家庭失去返乡或重建生计所需的资产。不过,各人的经历并不相同:一些效忠派最终留在了独立后的美国,另一些则迁往英国、加拿大、百慕大或巴哈马。这些不同的结局表明,持续不变的政治信念,与各家庭围绕居所、财产和生存作出的现实抉择,并不能混为一谈。(nps.gov)

军队、战略与战争的实施

大陆军是受大陆会议领导的常备野战部队,而各州民兵通常只在较短时期内动员,负责保卫社区、看守俘虏、搜集情报以及增援正规军。两者的人员并非截然分开:同一个人可能先后在民兵和大陆军部队中服役。英方兵力由既有的正规军团、德意志辅助部队和美洲效忠派部队组成。战争期间,约有三万名德意志士兵参战,由多个邦国根据与英国签订的协议提供。这些士兵通常被称为“黑森兵”,但他们并非全部来自黑森,也不是以个人身份受雇的职业佣兵。效忠派部队同样形式多样,既有地方民兵,也有编制完备、与英国正规军并肩作战的殖民地军团;不列颠军团则同时编有步兵和骑兵。(history.army.mil)

征募情况也会导致军队兵力波动,并不完全取决于战场伤亡。大陆军早期的入伍期限通常为一年;1776年进行的改组将服役期限改为三年或直至战争结束,力图避免服役期满时训练有素的士兵反复流失。大陆会议向各州分配征兵名额,各州则提供现金奖励和土地授予。军纪依靠《战争条例》、日常命令和军事法庭维持,而不是仅凭自愿参军的热情。军官通过以往的军事经验、操练手册和实战服役学习军事技能。弗里德里希·威廉·冯·施托伊本编写的《美国军队队列与纪律条例》于1779年3月首次出版,统一了训练内容和职责规定;首版印数为1,500册。乔治·华盛顿在文官主导的政治体制内行使指挥权,就兵员、任命和资源问题与大陆会议通信。1783年3月,纽堡一些未领到军饷的军官考虑采取强制行动,华盛顿反对以军事手段向大陆会议施压。(history.army.mil)

英国的战略兼顾击败美洲军队、占领重要港口和政治中心,以及恢复王室统治。海军的机动能力使大规模部队得以沿海岸调动,但夺取一座城市并不一定能压制其腹地的抵抗。英国的战略制定者试图通过控制哈得孙河走廊,切断新英格兰与其他各州的联系;后来又试图在效忠派支持下,通过军事占领重新控制南方。要在政治上平定当地,就必须保护这些支持者,并维持分散据点之间的联络。美方战略则日益强调保存有战斗力的军队,同时把握机会发动进攻。华盛顿在1776至1777年冬季的撤退及随后发动的进攻,体现了这两方面的结合;在南方,纳撒尼尔·格林除进行战场交锋外,还运用机动作战,并向英军补给网络施压。(history.army.mil)

双方都采用常规步兵战术、炮兵、筑垒工事和非正规作战。滑膛燧发枪是步兵的主要武器,包括英国的“褐贝丝”式火枪以及从法国进口的火枪。这类武器精度有限,因此部队倾向于在相对较近的距离进行协同射击,随后发动刺刀冲锋,或以刺刀冲锋形成威胁。线膛枪精度更高,但装填较慢,适合配备给特选射手,而不能普遍取代滑膛枪。施托伊本的训练强调装填、射击、刺刀使用和协同运动。因此,把据称僵化不变的英国军队阵形与据称只打游击战的美洲军队相对照,歪曲了双方军队的实际作战方式;双方都综合运用了战场机动、散兵战、突袭和围城战。(war.gov)

情报与通信依赖侦察兵、平民线人、信使和秘密通信。1778年,本杰明·塔尔米奇组建了卡尔珀情报网,报告纽约市周边英军的情况;该网络的数字密码本包含763个条目,分别代表词语、人名和地名。作战计划同样依赖物流:运输马车、役畜、船只、草料以及可供通行的道路。1781年,罗尚博的运输车队需要855匹马和600头牛。采购不力和当地物资耗尽,即使在农业地区也可能使部队挨饿。疾病进一步削弱了实际作战兵力:1777年,华盛顿下令为没有天花免疫力的大陆军士兵接种人痘,通过受控感染和隔离限制疫情,同时妥善安排接种者暂时无法服役的情况。(mountvernon.org)

北方战役,1775—1778年

1775年,大陆会议批准进攻英国的魁北克省,既希望消除英国从北方发动攻击的基地,也希望将加拿大作为第十四个殖民地纳入反英起义。理查德·蒙哥马利沿尚普兰湖—黎塞留河走廊推进,于11月13日攻占蒙特利尔;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则率领另一支远征军穿越缅因荒野,向魁北克城进军。两军于12月31日联合发动的进攻以失败告终:蒙哥马利阵亡,阿诺德负伤,阿诺德所率进攻部队中有很大一部分被俘。美军继续围城,但疾病、补给困难和英军增援迫使他们于1776年撤退。虽然一些加拿大人支持入侵部队,但英国正规军以及讲法语和英语的民兵共同保卫了魁北克。这次远征未能通过军事占领促使该省加入革命联盟。(history.army.mil)

1776年夏,英军将主要攻势集中于纽约市。威廉·豪将军的陆军在理查德·豪海军上将的舰队支援下,通过两栖登陆和侧翼机动威胁美军阵地。8月27日,英军绕过美军在长岛的左翼,将守军逼退至布鲁克林的防御工事内。乔治·华盛顿将余部撤至曼哈顿,保存了军队,却丢失了阵地。9月15日,英军在基普湾登陆,迫使美军再次撤退;翌日,美军在哈莱姆高地取得胜利,阻止了追击,却未能扭转战局。10月28日在白原的失利,以及11月16日华盛顿堡的投降,进一步削弱了美军实力。随后,华盛顿率军经新泽西撤退,渡过特拉华河进入宾夕法尼亚。(mountvernon.org)

在士兵服役期满、兵力进一步流失之前,华盛顿发动了反击。他于圣诞节当晚率军渡过特拉华河,并于1776年12月26日突袭特伦顿的黑森驻军,俘虏了900余人。返回新泽西后,他于1777年1月2日在阿桑平克溪沿岸抵挡住查尔斯·康沃利斯的进攻。当晚,美军悄然绕过康沃利斯的阵地,于1月3日在普林斯顿击败英军。这些胜利虽未使美军收复纽约,却打乱了英国对新泽西的控制,并在数月的撤退之后重振了美军士气。1月6日,华盛顿在莫里斯敦设立冬季营地。(parkplanning.nps.gov)

1777年,英军沿不同方向展开行动,未能实现有效协同与会师。约翰·伯戈因从加拿大出发,沿尚普兰湖—哈得孙河走廊向奥尔巴尼推进,意图切断新英格兰与其他各州的联系。巴里·圣莱杰率领的支援远征军经莫霍克谷地推进,却最终放弃了对斯坦威克斯堡的围攻。豪则选择率军乘船前往切萨皮克湾,进攻费城。9月11日,在布兰迪万,英军大范围的侧翼包抄迫使华盛顿撤离防御阵地;9月26日,英军占领费城。10月4日,华盛顿在日耳曼敦发动反击,起初取得进展,但浓雾、混乱的协同以及在丘宅遭遇的抵抗,使英军得以重整队伍并击退进攻。占领大陆会议所在地并未摧毁大陆军。(home.nps.gov)

与此同时,伯戈因的部队在推进中日益孤立。攻占提康德罗加堡后,他的军队遭遇了越来越严重的后勤困难;一支外出搜寻补给的分遣队在本宁顿被击败,使其损失了兵员和物资。霍雷肖·盖茨率领的美军占据了比米斯高地的设防阵地。9月19日弗里曼农场的战斗未能打开通往奥尔巴尼的道路,10月7日英军发动的进攻也以失败告终。伯戈因兵力处于劣势,又陷入包围,于1777年10月17日在萨拉托加投降。他的军队覆灭,宣告北方攻势失败,也促使法国于1778年与美国缔结同盟。(home.nps.gov)

1777年12月19日,华盛顿的军队进驻福吉谷。这里距被占领的费城足够近,既便于监视城内动向,也能保护周边乡村。食物、鞋子和衣物的短缺妨碍了军事行动:3月初,军队报表列出有2,898人因缺少衣物而无法执勤。驻营期间,近2,000名士兵死于疾病,其中大多数死于较温暖的春季,而非最寒冷的时节。弗里德里希·威廉·冯·施托伊本于1778年2月23日抵达,并通过一个示范连引入标准化操练,再将其训练方法推广至全军。他的工作改进了武器操作、协同机动和营地卫生。随着英军撤离费城,华盛顿的军队于6月19日离开福吉谷,朝纽约方向追击。(home.nps.gov)

外国援助与全球战争

外国援助最初通过商业渠道输送,以掩盖政府的参与。1776年,法国和西班牙各提供了100万里弗尔,资助由剧作家兼企业家皮埃尔-奥古斯丁·卡隆·德·博马舍经营的贸易企业罗德里格·奥塔莱斯公司。该公司向美国人运送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使波旁王朝各国政府得以避免公开介入冲突。大陆会议派遣西拉斯·迪恩前往法国采购物资、招募军官;本杰明·富兰克林和阿瑟·李随后也加入了这一外交使团。富兰克林与法国外交大臣夏尔·格拉维耶·德·韦尔热讷伯爵谈判,同时争取各方对美国独立的支持。他的工作既包括请求外交承认和信贷,也包括实际采购军需物资。(cia.gov)

1777年10月,美军在萨拉托加的胜利促使法国政府决定正式提供支持。1778年2月6日,富兰克林、迪恩和李在巴黎签订了两项条约。《友好通商条约》承认美国,并确立了相互给予的贸易优惠待遇。《同盟条约》规定,若法国与英国之间爆发战争,双方将采取联合行动;条约明确以美国独立为目标,任何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都不得单独缔结和约或停战协定。因此,法国的介入既改变了军事力量对比,也改变了美国人结束战争所需的外交条件。(cia.gov)

法国的支持包括补助金、贷款、武器、正规军,以及能够挑战英国海上力量的舰队。拉法耶特在正式结盟之前就已在大陆军中服役,他主张向美洲派遣法国正规军,并协助盟军各指挥部之间的沟通。海军合作最初的成果并不理想,包括1778年进攻纽波特和1779年进攻萨凡纳的行动均告失败。1780年7月,罗尚博伯爵率领约5,500名士兵抵达纽波特,奉命在乔治·华盛顿的统一指挥下作战。法国在加勒比地区的部队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1781年,海军上将弗朗索瓦-约瑟夫-保罗·德·格拉斯率军驶入切萨皮克湾,使盟军得以对约克敦展开行动。(nps.gov)

西班牙于1779年6月以法国盟国的身份加入对英战争,而非通过与美国结盟参战。其目标包括收复此前被英国夺取的领土和战略据点;西班牙的宣战声明既未承认美国独立,也未承诺为美国独立而战直至目标实现。贝尔纳多·德·加尔韦斯发动一系列战役,攻击密西西比河下游和墨西哥湾沿岸的英国据点,并最终于1781年攻占彭萨科拉。荷兰共和国的处境又有所不同。商业援助以及围绕中立国航运的争端促使英国于1780年12月对荷兰宣战,第四次英荷战争由此开始。约翰·亚当斯随后于1782年争取到荷兰对美国独立的承认,并谈成了一笔贷款。(1997-2001.state.gov)

海上贸易将这些外交与军事进展联系在一起。荷兰属地圣尤斯特歇斯岛是向反抗英国统治的殖民地输送物资的中转站。美国的私掠活动动员私人出资的武装船只袭击英国航运,为规模较小的大陆海军提供了补充。1776年3月23日,大陆会议统一了授权书和相关规则,要求船主缴纳保证金。被俘获的船只和货物,只有经捕获法庭裁定后,才能作为战利品出售;船主和船员再依照合同约定分配收益。这一制度将商业利润与战争联系起来,而无须大陆会议直接为每艘船提供经费。革命期间共签发了约1,700份私掠许可证,但这些按航次签发的授权并不意味着有1,700艘不同的船只参与。(nps.gov)

战事扩大后,英国不得不保卫远在北美之外的属地和航运。在加勒比海,乔治·罗德尼于1782年4月12日在桑特海战中击败德·格拉斯。在直布罗陀,法西联军从1779年至1783年持续围城;1782年9月的大规模进攻未能成功,英国增援舰队则不断为守军提供补给。在印度周边海域,皮埃尔-安德烈·德·叙弗朗于1782至1783年间与爱德华·休斯进行了五次海战。这些战区相互争夺舰船、兵力、物资和护航力量,使英国的战略问题变成了整个帝国的资源分配问题,而不再仅仅是镇压十三州的反抗。(rmg.co.uk)

南方战役与约克镇,1778—1781年

英国的南方战略旨在将军事占领转化为王室统治的恢复。英国的战略制定者预计,佐治亚和南北卡罗来纳会有大量效忠派支持:正规军负责夺取港口、击败大陆军,随后由当地招募的效忠派驻守已占领地区,主力则继续向北推进。萨凡纳于1778年12月29日陷落,法美联军1779年试图夺回该城,但未能成功。在查尔斯顿,亨利·克林顿爵士率领的英军切断了守军的通信和撤退路线;本杰明·林肯于1780年5月12日投降。查尔斯·康沃利斯随后将作战行动向内陆扩展。8月16日,他的军队在南卡罗来纳的卡姆登击溃了霍雷肖·盖茨的部队;许多美方民兵先行逃散,大陆军随之被击败。这些胜利严重削弱了美方有组织的抵抗,却未能确保英国对乡村地区的控制。(nps.gov)

在南方内陆地区,军事行动与相邻爱国派和效忠派社区之间的冲突交织在一起。袭击、财产破坏和报复性暴力意味着,要控制这些地区,仅仅夺取城镇并不足够。民兵提供情报并袭击通信与交通线路,而动荡的局势则限制了效忠派的招募,也削弱了王室当局维持地方行政的能力。1780年10月7日,在国王山,爱国派民兵包围并击败了英国军官帕特里克·弗格森指挥的一支以效忠派为主的部队;参战民兵中包括来自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定居点的人。一些被俘的效忠派首领随后遭到处决。这次失败使康沃利斯失去了西翼的支援,迫使他放弃最初向北卡罗来纳推进的行动,转而撤退。(nps.gov)

纳撒尼尔·格林于1780年末接掌南方大陆军,并将部队分开行动,以扩大获取补给的范围,同时威胁英军补给线。丹尼尔·摩根率领一支分遣队进入南卡罗来纳西部,引来巴纳斯特·塔尔顿中校的追击。1781年1月17日,在考彭斯战役中,摩根将散兵和民兵部署在步兵主战线前方,要求民兵齐射两轮后撤退。这一安排既发挥了民兵的火力,又避免要求他们承受持续的刺刀冲击。在随后的战斗中,美方步兵发动反击,骑兵则袭击英军侧翼,使塔尔顿的进攻变成溃败。随后,康沃利斯一路穿过北卡罗来纳追击格林,格林则利用撤退和渡河来保存兵力。3月15日,在吉尔福德法院,格林部署了约4,400人,对阵约1,900名英军。格林撤退后,康沃利斯占据了战场,但其损失使他无法有效追击,并迫使他向威尔明顿进军,以获取补给。格林则返回南方,争夺英军据点,而没有跟随康沃利斯进入弗吉尼亚。(nps.gov)

康沃利斯从威尔明顿进入弗吉尼亚,最终在约克镇建立基地。他于1781年8月1日占领该镇,期望通过海路获得增援和补给。拉法耶特率领一支规模较小的美军监视他的行动。乔治·华盛顿获悉海军上将弗朗索瓦·约瑟夫·保罗·德·格拉斯正率领法国舰队和部队从加勒比海前往切萨皮克湾后,便与罗尚博一起,将主要作战方向从纽约转向弗吉尼亚。9月5日,德·格拉斯在切萨皮克湾外与海军上将托马斯·格雷夫斯指挥的英国舰队交战。格雷夫斯最终返回纽约,法国人由此控制了海湾。与此同时,雅克-梅尔基奥尔·德·巴拉斯率领的另一支法国舰队携重型攻城火炮抵达。法国海军对海域的控制切断了康沃利斯从海上逃脱或获得增援的途径,同时使盟军部队和补给得以抵达围城前线。(home.nps.gov)

盟军于9月28日包围约克镇。工兵于10月6日开挖第一道围攻平行壕,炮兵于10月9日开始有计划地进行轰击。10月14日,盟军夺取英军第9号和第10号堡垒,得以完成第二道更靠近敌军阵地的平行壕。英军试图横渡约克河逃脱,但这一行动因10月16日至17日夜间的风暴而失败。康沃利斯于10月17日请求谈判,其部队于1781年10月19日投降。约克镇围城战结束了英军主要的进攻战役,却并未终结所有战斗:1782年8月27日,约翰·劳伦斯在南卡罗来纳的康巴希河一带阻击英军搜粮部队时阵亡,而英军直到1782年12月14日才撤离查尔斯顿。(nps.gov)

战时经济与平民生活

大陆会议通过发行纸质货币、举债以及向各州征集款项来筹措战争经费,而非直接征收全国性税款。1775年6月22日,大陆会议批准发行面值总额为200万美元的大陆信用券;累计发行额最终达到约2.415亿美元。反复增发、财政收入不足以及偿付前景不明,削弱了这些纸币的价值。据记载,到1781年5月,500至1,000大陆元才能兑换1元硬币,即金币或银币。纸币贬值使士兵薪饷和供应商所得款项的购买力下降,名义金额因而越来越不能反映实际价值。根据《邦联条例》,大陆会议将共同支出分摊给各州,但用于缴纳这些款项的税收由各州议会征收。1776年在十三个州设立的贷款办事处接受国内战争公债认购,并签发凭证,使持有人获得从未来公共收入中受偿的权利。(home.treasury.gov)

1781年获任财政总监的罗伯特·莫里斯,建立了更为协调的财政管理架构,设有主计官、司库、登记官和审计官。他将公共资金、国外借款与私人信贷结合起来,用于获取物资并支持军事行动,其中包括约克镇战役。大陆会议于1781年12月31日批准设立北美银行,该行于1782年1月7日开始营业。莫里斯希望这家银行能够便利政府筹资、提供信贷,并发行可用于商业交易和缴税的流通媒介。这些安排改善了资金获取渠道,但并未赋予大陆会议独立征税的权力,也未消除其对各州缴款的依赖。(home.treasury.gov)

贸易和运输受阻,使各地区的物资短缺程度不一。1777年末,纽约州限制小麦出口,除非用于交换食盐或获得特别许可。这表明,试图将必需品留在本地的措施可能妨碍地区之间的供应。各州和地方委员会还管制物价与工资:1777年在纽黑文召开的会议制定了一套分为三个区域的价格与工资标准,执行措施包括公布违规者的姓名。军队补给不仅需要粮食生产,还需要采购人员、军需发放人员、仓库、赶运牛群和货运马车。在福吉谷,规定的每日口粮包括一磅半面包和一磅牛肉或鱼,但物资运送屡屡未能到位。距离遥远、当地库存耗尽、通货膨胀、不同军事需求之间的争夺以及协调不力,都是造成这一局面的因素。1780年1月,在莫里斯敦,严寒天气中断了常规补给路线,乔治·华盛顿于是向新泽西州各县下达了粮食和牛只的征集配额。这类征用将军队的一部分后勤负担直接转嫁给了农业社区。(nps.gov)

军事占领和部队驻扎使平民遭受流离失所、物资短缺和财产损失。1775至1776年波士顿被围期间,一些居民逃往乡间,留下的人则忍受着供应受限和严酷的冬季环境。1775年10月18日,英国海军炮击并纵火焚烧法尔茅斯,即今缅因州波特兰,摧毁了约400座建筑和住宅。即使没有敌军进攻,也会发生损失:莫里斯敦附近居民留存下来的投诉记载了大陆军士兵盗窃财物的情况。家庭不得不承担供养军队和补充损失物资的费用;一些流离失所的平民随军行动,靠做饭、缝纫或洗衣挣钱。被俘士兵和海员则遭受另一种形式的拘禁,包括被关押在纽约市附近英国用作监狱的废旧船只上;相关记述描述了那里过度拥挤、给养不足和疾病蔓延的状况。(home.nps.gov)

书信、账簿、军队报表和抚恤金申请记录了这些经历的不同侧面。华盛顿的家庭账簿记载了司令部的开支,而补给报表统计的是发放物资的数量,并不能证明每名士兵都领到了足够的口粮。抚恤金档案保存了服役经历叙述、证人证言、婚姻记录和家庭状况的证明材料,但并不是对战时参与者的全面登记。并非每位退伍军人都获得了抚恤金,领取资格直到1818年和1832年才有较大幅度的扩大,而1800年战争部的一场火灾又烧毁了更早的申请材料。这些资料缺口使死亡人数难以估算,尤其是未被记载在战斗记录中的死亡;即便官方记载,对被俘期间死亡总人数的统计也各不相同。同样,被毁的建筑、损失的牲畜、未获偿付的款项和贬值的货币代表着不同类型的经济损失,不能简单相加,得出一个全国损失总额。(loc.gov)

女性的参与及其公民角色的变化

女性通过购买选择和住户的家庭生产,使抵制英国进口商品成为可能。拒绝进口茶叶和纺织品,就需要替代品:本地制作的草本饮品、家庭纺制的纱线与布匹。集体纺纱活动也将家务劳动转变为公开表达支持抵制的行动。1769年,《波士顿公报》报道,四十五名女性在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敦聚集,纺出了602绞亚麻线和246绞棉线。战争期间,由于男性不在家,女性承担了更多经营农场、店铺及管理家庭财务的责任。阿比盖尔·亚当斯的书信记录了她管理家庭农场和财务的情况;1779年1月,她在信中说,干旱和风暴使前一年的玉米收成减至二十三蒲式耳。(nps.gov)

募款是女性有组织地参与政治的另一种方式。1780年6月,埃丝特·德伯特·里德在费城发表单页传单《一位美国女性的心声》,将女性的爱国热情与为大陆军士兵募集捐款的计划联系起来。截至7月4日,里德报告已筹得超过三十万美元的贬值纸币——这只是票面金额,并不等同于相同数额的金银硬币。组织者最初提议向士兵额外发放一笔现金赏金,但乔治·华盛顿要求改为提供衬衫。里德在9月去世前已开始购买亚麻布;此后,萨拉·富兰克林·贝奇接手主持这项工作,并于1780年12月26日送出两千多件衬衫。马里兰、新泽西和弗吉尼亚的相关募捐活动,使这场动员扩展到了费城以外。(guides.loc.gov)

随大陆军、英军和德意志军队行动的女性,承担洗衣、护理、做饭、缝补衣物和售卖给养等不可或缺的工作。这些“随军人员”往往是带着孩子的士兵妻子,她们以劳动换取口粮、工资,或兼得两者;依附军队也可能让她们获得收入,并与家人保持接近。她们的活动是军事后勤的一部分,但随军也意味着艰苦的行军和没有保障的住宿条件。女性直接参战虽属例外,却有史料记载:德博拉·桑普森于1782年5月以罗伯特·舒特利夫之名加入马萨诸塞第四团,服役至1783年10月。她的服役记录必须与后来形成的英雄传说区分开来。约瑟夫·普拉姆·马丁在回忆录中描述,1778年蒙茅斯战役时,一名未具名的女性曾协助炮兵操作火炮;但这段记述本身并不能证实后来附加于“莫莉·皮彻”传说中的所有细节。(amrevmuseum.org)

政治书信与出版物使女性即使不担任公职,也能挑战权威。1776年3月31日,阿比盖尔·亚当斯要求约翰·亚当斯在制定新法律时“记住女士们”,明确反对丈夫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并指出女性缺乏政治代表。她的书信还传递军事消息,并主张女性应接受教育。默西·奥蒂斯·沃伦则以匿名发表的讽刺剧抨击帝国统治:1772年刊于《马萨诸塞间谍报》的《谄媚者》,塑造了一名以托马斯·哈钦森为原型的腐败总督。这些留存至今的文本表明,女性参与了宪政与政治问题的讨论,而非仅仅在私下鼓励参与革命的男性。(historysource.org)

这类参与通常并未带来平等的法律地位或选举权。根据承袭自英国普通法的夫权制,婚姻限制了女性独立支配财产、订立契约和提起诉讼的能力。未婚女性和寡妇则享有更大的法律独立性。新泽西在选举权方面是一个独特的例外:其1776年7月2日通过的宪法规定,拥有五十英镑净资产、并在所在县居住满十二个月的成年居民享有选举权,没有明确以性别限制选民资格。1790年和1797年的选举法规使用了“他或她”的表述,符合财产资格的女性——主要是未婚女性和寡妇——以及有色人种自由人都曾参加投票。1807年的立法将选民范围限定为白人男性公民,终结了这些投票安排。(zbrgdwvkmj.web.amrevmuseum.org)

当时逐渐形成、后来被称为共和母职的理想,赋予女性通过养育有见识、有德行的公民来履行公民责任的角色。它赋予母亲的教导以政治意义,也为女孩接受教育的主张提供了支持,但正式的政治权力仍主要掌握在男性手中。阿比盖尔·亚当斯在1776年8月14日的信中提出,要培养未来的政治家和哲学家,就必须有受过教育的女性。“共和母职”并非十八世纪某场运动的自称,而是后世历史学家使用的分析性术语,尤其与琳达·K. 克伯的研究相关,用来描述家庭责任与共和公民身份的结合。(historysource.org)

非裔美国人、奴隶制与解放

自由身与被奴役的非裔美国人在不同的法律条件下参与了革命。自由身男子可以为领取军饷或出于政治信念而参军;被奴役的男子有时通过承诺给予自由的安排入伍,也有人在没有此类保证的情况下服役。爱国派的征兵政策在战争期间发生了变化:乔治·华盛顿起初不允许大陆军招募黑人,随后准许自由身黑人老兵重新入伍;此后,随着兵员短缺日益严重,招募范围进一步扩大。爱国派的黑人士兵大多在黑人与白人混编的部队中服役,不过,罗得岛1778年的征兵法确立了一项特殊安排:被奴役者入伍后获得自由,其主人则得到补偿。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记录显示,有八十多名男子通过这项计划被赎身。塞勒姆·普尔于1769年花费27英镑赎得自由,并在1775年6月参加了邦克山战役;军官们随后联名请愿,要求表彰他的表现。(text-message.blogs.archives.gov)

英国方面同样只是将给予自由与特定的战时条件挂钩,而非废除奴隶制。1775年11月7日,弗吉尼亚的王室总督邓莫尔伯爵约翰·默里发布公告,宣布属于叛乱者、能够且愿意拿起武器并加入英军的被奴役者和契约仆役可以获得自由。效忠派拥有的被奴役者不在此列,而服兵役的条件也大大限制了符合资格者的范围。一些逃亡者加入了邓莫尔的埃塞俄比亚团,但疾病给聚集在他保护之下的难民和新兵造成了惨重损失。亨利·克林顿爵士于1779年6月30日发布的《菲利普斯堡公告》,将保护范围扩大到抵达英军防线以内、属于叛乱者的被奴役者,不再要求他们入伍:公告禁止将他们出售或据为己有,并允许他们在英军防线以内从事工作。然而,公告的开头条款仍准许购买在美方军队服役时被俘的黑人。这两份公告都没有确立普遍解放奴隶的制度。(housedivided.dickinson.edu)

通过自身行动争取自由的途径并不限于参军。被奴役的男子、妇女和儿童逃离种植园,在英军控制区内寻求安全;其中许多人以劳工而非战斗人员的身份支援英军行动。英国的保护可能带来自由,但另一些人则遭到重新抓捕或再次奴役。非裔美国人还在请愿和诉讼中运用革命的政治话语。1777年1月,普林斯·霍尔与其他黑人请愿者要求马萨诸塞立法机关废除奴隶制,主张自由是一项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份请愿未能促成废奴。不过,1781年,伊丽莎白·弗里曼与另一名被奴役的原告布罗姆在马萨诸塞通过诉讼成功摆脱了奴役。与之相关的夸克·沃克系列诉讼发生于1781至1783年,最终首席大法官威廉·库欣宣布,奴隶制与该州1780年宪法所保障的自由和平等相抵触。(nps.gov)

北方各地通过不同的法律途径推进解放,却往往仍将强制劳动保留了数十年。宾夕法尼亚1780年3月1日的法案规定,只要主人为其登记,已经遭受奴役的人通常仍维持原状;而法案通过后,被奴役母亲所生的子女仍须服役至二十八岁。未遵守登记要求,可能成为被奴役者主张自由的依据。罗得岛和康涅狄格于1784年通过了渐进解放法,纽约和新泽西随后分别于1799年和1804年通过类似法律。这些措施只是启动了废奴进程,并未立即使所有被奴役的居民获得自由。马萨诸塞的宪法诉讼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动摇了奴隶制的法律基础。在其他地区,尤其是南方种植园地区,独立并未改变奴隶制;白人效忠派还将被奴役者带往东佛罗里达、巴哈马和牙买加等地。(nps.gov)

英国撤离又带来了另一系列结果。1783年,从纽约市撤离的约3,000名黑人被登记在《黑人名册》中,该名册记载了他们的姓名、原主人、逃亡经历及其他身份信息。盖伊·卡尔顿将军爵士安排他们离境,没有将受到英国自由承诺保护的人交还给美国奴隶主。许多人定居于新斯科舍,但自由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够平等地获得土地、生活物资或就业机会。与白人定居者相比,黑人效忠派受到较差的待遇,谢尔本还于1784年发生了种族暴力事件。1792年,约1,200人离开新斯科舍,前往塞拉利昂,而其他黑人社群则继续留在英属北美。他们迁徙的同时,白人效忠派带来的被奴役者也陆续抵达,因此,撤离并非对所有人都意味着解放,也不能保证长久的安全。(nationalarchives.gov.uk)

原住民族与大陆边疆地区

原住民族应对这场帝国冲突时,着眼于自身的领土与外交利益,而非作为一个统一群体在英国和美国的统治之间作出选择。保全家园、维持贸易和保护族群的需要,可能促使他们保持中立,也可能促使他们选择不同的盟友。在豪德诺索尼联盟内部,与英国官员长期建立的关系促使许多人支持英国王室;他们认为,英国更能阻挡定居者的扩张。然而,英国划定边界的做法并未保障原住民的领土:1768年的斯坦威克斯堡协议,在未获肖尼人、特拉华人及其他相关族群全体同意的情况下,声称让出了他们使用的土地,而定居者仍不断越过商定的边界。起初,保持中立为原住民族提供了避开这场帝国内战的途径,但军事招募、袭击以及交战双方施加的压力,逐渐使中立难以维持。(home.nps.gov)

战争使联盟分裂,其六个成员民族内部也并未形成一致的效忠立场。许多莫霍克人、塞内卡人和卡尤加人支持英国;奥农达加各社群中则既有中立派,也有亲英派和亲美派。莫霍克领袖约瑟夫·布兰特(又名萨延达内吉亚)和莫莉·布兰特协助维系与英国的同盟关系,而奥奈达人和塔斯卡罗拉人则为美方提供情报、向导、信使和战士。1777年8月6日,在奥里斯卡尼,随美国民兵出战的奥奈达战士与效忠派及英国的豪德诺索尼盟军交锋。此后,在萨拉托加战役期间,奥奈达人为霍雷肖·盖茨的军队提供了约150人。效忠美方也使他们的社群遭到报复:1780年,奥奈达人的一个主要村落被毁,流离失所的家庭前往斯坦威克斯堡和斯克内克塔迪附近寻求庇护。一些人在这种压力下改变了效忠对象。(home.nps.gov)

边疆战争不仅打击军事力量,也把平民赖以生存的农业基础作为目标。1778年,与英国结盟的原住民及效忠派在纽约和宾夕法尼亚发动袭击,摧毁聚落,扰乱美方的物资供应,促使乔治·华盛顿下令于1779年发动大规模攻势。由约翰·沙利文和詹姆斯·克林顿指挥的沙利文—克林顿远征投入约4,469名大陆军士兵,主要以摧毁塞内卡人和卡尤加人的村落及粮食储备为目标。8月29日,这支军队在纽敦击败由原住民、效忠派和英军组成的联合部队后,焚毁了四十多个村落,并毁掉至少160,000蒲式耳的玉米。数千人逃往尼亚加拉堡方向,对英国粮食供应的依赖随之加深。这种破坏并未终结抵抗:1780年再度发生的袭击表明,试图通过饥饿和流离失所来摧垮原住民社群的攻势,其成效终究有限。(home.nps.gov)

在南部边疆地区,切罗基人的抵抗同样主要针对不断侵入的定居点,但各领袖与城镇作出的选择并不相同。1776年,拖舟率领部众在霍尔斯顿、克林奇和鲍威尔河谷发动袭击。随后,威廉·克里斯蒂安、格里菲斯·拉瑟福德和安德鲁·威廉森率领的美国远征部队进攻了山外、中部、河谷和下部各城镇。9月至10月间,这些部队摧毁了三十六个以上的城镇,焚烧庄稼与储粮。1777年的和平协议使切罗基人的政治立场分化:签约的社群寻求妥协,而拖舟及其追随者——通常被称为奇卡莫加切罗基人——则维持与英国的联系,继续抵抗。粮食供应遭到破坏,使英国援助能否获得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外交上的利诱。(doi.org)

在俄亥俄地区,外交活动同样与针对试图保持中立的社群的暴力并存。1778年9月17日,包括白眼在内的特拉华人代表在皮特堡缔结条约,允许美军穿越其领土,并付费获取补给。作为交换,美国保障特拉华人的领土权利,并提出在国会批准的前提下,建立一个由特拉华人主导、在国会拥有代表权的原住民州。然而,这类协商达成的安排并未保护所有原住民聚落。1782年3月,宾夕法尼亚民兵在格纳登许滕杀害了九十多名信奉和平主义的基督徒莱纳佩人,其中包括许多儿童,以报复此前的袭击;这些村民并未参与那些袭击。(americanindian.si.edu)

没有任何原住民族参与促成1783年9月3日《巴黎条约》的谈判。英国放弃了在美国新国界之内的领土主张,却未能为其原住民盟友争取到保护。欧洲列强之间通过外交转让领土主张,并不意味着原住民投降,也不意味着他们同意转让土地所有权和主权。俄亥俄河谷各民族大多并未被击败,并拒绝接受美国关于他们因与英国结盟而丧失土地权利的说法。迈阿密人、肖尼人及其他族群继续捍卫俄亥俄河这条阻挡定居者扩张的边界;有争议的条约和持续的侵占,使武装冲突在英美议和后仍延续不止。(nps.gov)

和平谈判与1783年的和平安排

1781年10月英军在约克镇投降,削弱了议会对继续在美洲作战的支持,但并未立即终结敌对行动。诺斯勋爵于1782年3月20日辞职,随后由罗金厄姆侯爵领导的新政府谋求和平;此后,谢尔本勋爵出任首相。在巴黎,本杰明·富兰克林开始与英国代表商谈,约翰·杰伊和约翰·亚当斯于1782年先后加入谈判。富兰克林坚持争取独立,而非殖民地自治。杰伊不信任法国和西班牙在美国西部边界问题上的意图,亚当斯则支持直接与英国谈判。尽管大陆会议曾指示谈判代表与法国协商,他们仍在未事先取得法国同意的情况下达成了初步条款。富兰克林随后向法国外交大臣韦尔热讷伯爵解释,该协议仍以英法达成和平为生效条件。(home.nps.gov)

1782年11月30日签署的初步条款确立了英美和平安排的实质内容,但并非最终条约。这些条款能否生效,取决于英国是否与法国达成和平条款;法国于1783年1月20日签署了本国的初步协议。最终的《巴黎条约》于1783年9月3日签署,美国方面的签署人为亚当斯、富兰克林和杰伊,英国方面则为戴维·哈特利。该条约是更广泛的和平安排的一部分,其中还包括英国分别与法国和西班牙达成的协议。签署与批准也有区别:大陆会议于1784年1月14日批准英美条约,英国于4月9日批准,双方于5月12日在巴黎交换批准书。(history.state.gov)

第一条承认十三州独立,英国放弃对这些州的统治权及领土主张。第二条划定边界:西至密西西比河,北界穿过五大湖地区,南界主要沿北纬三十一度线及与佛罗里达接壤的指定河流。第三条保留了美国人在纽芬兰浅滩和圣劳伦斯湾的捕鱼权,并规定他们可在一定条件下,在新斯科舍、马德琳群岛和拉布拉多尚无人定居的海岸晾晒和腌制渔获。第八条允许英国臣民和美国公民在密西西比河航行。(archives.gov)

条约区分了具有强制约束力的义务与仅承诺建议各州采取行动的条款。第四条禁止设置法律障碍,阻挠任何一方的债权人追讨真实合法的债务。根据第五条,大陆会议必须建议归还遭没收的效忠派财产,但并不保证各州议会会予以归还。相比之下,第六条禁止今后因战时的效忠立场而没收财产或提起诉讼。第七条要求释放俘虏并撤出英军。条约的执行仍不一致:各州的抵制阻碍了英国债权人追债,而英国尽管承诺撤军,仍保留了北部边境的据点。债务、边界和这些据点问题,继续成为英美争端及后续谈判的议题。(archives.gov)

撤离与平民移民活动在谈判期间也同步进行。英军于1782年12月14日撤离查尔斯顿,于1783年11月25日撤离纽约市。效忠派军人和平民前往英国的其他属地;数万人在英属北美定居,其中包括约3,000名抵达新斯科舍的黑人效忠派。他们在撤离和安置过程中面临各不相同的自由与财产问题,难民经历并非千篇一律。(nps.gov) 1783年12月23日,乔治·华盛顿在安纳波利斯的马里兰州议会大厦出席大陆会议,辞去总司令职务。他交还了1775年获授的权力,使其军事指挥权的终止置于大陆会议的权威之下,而没有将这一职务转变为持续掌握的政治职位。(loc.gov)

各州制宪、邦联与联邦体制重建

各州制定宪法,将对帝国权威的反抗转化为相互竞争的共和政体设计方案。乔治·梅森起草的《弗吉尼亚权利宣言》于1776年6月12日通过,申明人人享有固有权利,政府须对人民负责,并保障出版自由与宗教自由。宾夕法尼亚州1776年宪法将立法权集中于每年选举产生的一院制议会,并将行政权交给一名主席及一个委员会,而非独立行使职权的州长。马萨诸塞州1780年宪法主要由约翰·亚当斯起草,将权利宣言与两院制议会、拥有有限否决权的民选州长及独立司法机构结合起来。这些制度安排以不同方式防范专断权力:宾夕法尼亚州依靠频繁选举与立法机关的主导地位,马萨诸塞州则依靠制度性制衡与权力分立。选举权仍有条件限制,并未普及所有人。宾夕法尼亚州通常赋予年满二十一岁、在本州居住并纳税的自由男子选举权,但对土地所有者的成年儿子另设例外;马萨诸塞州则保留了财产资格限制。(archives.gov)

大陆会议于1777年11月15日通过《邦联条例》,但直到1781年3月1日才完成各州的一致批准。第二条保留了各州的主权,以及未明确授予合众国的权力。无论人口多少,各州在国会中均拥有一票;借款和拨款等重大决策须获九个州同意,修正条例则须全体一致通过。国会可以开展外交、宣战、借款,并裁决某些州际争端,但没有独立的行政机关,也没有覆盖全国的联邦法院体系。共同开支通过向各州摊派筹措:国会核定各州应缴款额,由各州议会征收所需税款。由于既无直接征税权,也无可靠手段强制各州缴款,国家收入有赖于各州合作。(archives.gov)

西部地区的治理显示了邦联建立持久制度的能力。各州放弃对西部土地的权利主张,使国会获得了可以组织管理并出售的领地。1785年《土地条例》规定采用矩形测量法,将土地划为边长六英里的镇区,每个镇区再分为三十六个面积各为一平方英里的地块,使经过测量的土地成为移民定居和公共收入的基础。1787年7月13日通过的《西北条例》规定了领地政府发展的几个阶段:最初由任命的官员治理;自由成年男性居民达到5,000人时,可成立民选议会;自由居民达到60,000人时,即具备建州资格。新州将以与现有各州平等的地位加入联邦。该条例保护若干明确列举的公民自由,并禁止奴隶制,但允许追回逃离奴役的人;其领地制度安排并未消除原住民的土地所有权或抵抗。(blogs.loc.gov)

战后债务与州际贸易争端暴露了这一制度的弱点。国会既不能征收全国性关税,也无法在州政策与条约义务相抵触时始终确保条约得到履行;旨在增加收入的修正案提议也受到一致通过要求的阻碍。在马萨诸塞州,沉重税负、债务追讨以及丧失财产的威胁,促成了1786至1787年的谢司叛乱。抗议者封锁法院,以阻止债务诉讼程序;前大陆军军官丹尼尔·谢司的追随者于1787年1月试图夺取斯普林菲尔德军械库,但遭击退。这场起义强化了重建全国政治体制的主张,不过此前的改革努力已促成1786年9月召开的安纳波利斯会议,并由该会议呼吁召开范围更广的会议。(history.state.gov)

1787年5月25日开幕的费城制宪会议超出了修订《邦联条例》的范围,起草了《美国宪法》,并于9月17日签署。宪法确立了全国政府的征税权与商业管理权,设立独立的总统职位和联邦司法体系。在国会组成问题上达成的妥协,将众议院按人口分配代表席位与参议院各州享有平等代表权结合起来;五分之三条款将被奴役者计入代表席位分配和直接税分摊的人口基数,却不赋予他们政治权利。宪法交由各州专门召开的批准会议,而非州议会批准。联邦党人为拟议中的全国政府权力与联邦制之间的平衡辩护;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与约翰·杰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系统阐述了他们的论点。反联邦党人则反对权力集中,并认为宪法对个人自由缺乏充分、明确的保护。1788年6月21日,新罕布什尔州成为第九个批准宪法的州,达到了宪法规定的在批准州之间建立新体制的门槛。(archives.gov)

新联邦政府定于1789年3月4日开始运作;乔治·华盛顿于4月30日宣誓就任总统。这些事件重建了联邦的治理机构,而非为美国赢得独立,因为美国独立已在1783年的和平协议中得到承认。为回应宪法批准过程中提出的诉求,麦迪逊在第一届国会提出了宪法修正案。1789年9月25日,国会向各州提交十二项修正案;其中十项于1791年12月15日获得批准,成为《权利法案》。这些修正案保障宗教活动、言论、出版及程序性权利,并将未授予联邦的权力保留给各州或人民。(archives.gov)

国际影响、历史阐释与记忆

美国革命通过人员往来和政治文本的传播影响了法国大革命,而不是由后者简单模仿前者。拉法耶特在美国服役的经历,使他接触到共和制度,也结识了托马斯·杰斐逊;1789年7月,他在起草权利宣言时曾向杰斐逊征求意见。两人的通信记录了有关权利与政府正当性的论述如何传播,但并不能证明美国独立本身就是法国大革命的起因。(loc.gov) 海地革命于1791年在圣多明各爆发,最终于1804年实现独立,其根源在于当地的奴隶制社会和法国革命政治引发的动荡。美国的反应暴露了不同革命之间相互声援的局限:美国历届政府时而援助殖民当局,时而援助杜桑·卢维杜尔,而直到1862年才在外交上承认海地。(history.state.gov)

在拉丁美洲,美国独立为摆脱欧洲统治提供了先例,美国宪法则提供了制度范本。委内瑞拉于1811年12月21日颁布的宪法采用了联邦制,既受到美国先例的影响,也吸收了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并延续了既有的省级自治。因此,对宪法制度的借鉴是有选择的,而非全盘照搬。(en.wikipedia.org) 西属美洲独立斗争的直接契机,是拿破仑于1808年入侵西班牙及其造成的王权秩序瓦解,而不是三十年前十三个殖民地发生的事件所带来的直接影响。(history.state.gov)

史学史研究区分了几种相互交叠的美国革命解释。帝国史与宪政史的解释着眼于大英帝国的运作,以及帝国内部对权威的不同理解。查尔斯·麦克莱恩·安德鲁斯在1925年美国历史学会会长演说中,强调殖民地的发展与英国行政管理所依据的观念之间存在分歧,反对将革命的原因仅仅归结为个别大臣的失误或蓄意施行的暴政。(historians.org) 经济史与社会史的解释则将财产、相互竞争的利益以及围绕权力分配的斗争置于中心。查尔斯·比尔德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1913年)以制宪者的经济利益为核心,解释联邦体制的重构;该书研究的是宪政安排的确立,而不只是独立的起源。(histories.newschool.edu)

对共和主义意识形态的研究,挑战了那些主要将政治话语视为物质利益掩饰的解释。伯纳德·贝林的《美国革命的思想起源》(1967年)主要依据1760年至1776年间出版的小册子,将殖民地居民对腐败和专断权力的恐惧追溯至英国激进反对派的著述。(amrevmuseum.org) 戈登·伍德的《美利坚共和国的创建,1776—1787》(1969年)考察了宪政思想的变化;他后来的著作则将从君主制下的人际关系向共和、民主社会的转变解释为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news.harvard.edu) 学术研究也扩大了证据的范围,使更多群体的经历得到重视。琳达·克伯的《共和国的女性》(1980年)利用书信、日记和法律档案解释女性的政治参与,同时并未将这种参与等同于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对非裔美国人、原住民族、效忠派以及大西洋世界联系的研究,同样使那种将革命一概描述为解放进程的叙事变得复杂:寻求自由、遭受剥夺、流亡以及帝国之间的竞争,都会带来对革命性变革的不同评价。艾伦·泰勒的《美国诸革命》体现了这种将视野扩展至整个大陆的研究路径。(amrevmuseum.org)

公共记忆同样将颂扬与批判结合在一起。费城于1777年庆祝了独立一周年,但独立日纪念活动是在1812年战争之后才变得更加普遍。1859年,费城的班纳克研究会借独立周年纪念之机,直面《独立宣言》的平等主张与奴隶制之间的矛盾。(loc.gov) 纪念碑的修建和战场的保护构成了另一种纪念景观。萨拉托加纪念碑于1877年10月17日,即英军投降一百周年之日奠基;萨拉托加战场于1927年成为纽约州历史遗址,国会又于1938年6月1日批准将其纳入国家历史公园。这些日期区分了战时事件本身与后来围绕如何保存和呈现该事件而陆续作出的决定。(nps.gov)

1976年的独立二百周年纪念通过展览、演出和消费品进一步拓展了纪念活动的形式。史密森尼学会举办了为期十二周的美国民俗生活节,并于1976年7月1日开放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其馆藏保存了周年纪念横幅、邮票、服装和商业纪念品。(si.edu) 这些物品记录的是二十世纪人们如何运用革命记忆,而不是十八世纪的事件本身。博物馆也将事件发生时的文献与物质文化证据结合起来解读:美国革命博物馆的教学时间线综合运用历史物件、文物和文献,既阐明重大事件,也揭示鲜为人知的经历。这一区分在研究方法上十分重要:战时书信为当时的交流提供证据,实物反映物质层面的实践,而后来的纪念物则反映后人对记忆内容所作的选择。(amrevmuseu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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