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玻利瓦尔(1783年7月24日—1830年12月17日)是委内瑞拉军人、政治家,在西属美洲独立战争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他协助在后来成为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和巴拿马的地区建立了独立政府。在他的军事领导下,各地的起义汇成了从加勒比海沿岸延伸至安第斯山脉中部的一系列战役;在政治上,他则试图通过建立疆域广阔、政府强有力的共和国,使独立成果得以长久维持。
玻利瓦尔曾任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该国通常被称为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在秘鲁对抗西班牙保王派军队的最后阶段,他还在那里掌握了最高权力。1825年,玻利维亚以他的名字命名。尽管被誉为“解放者”,他在世时仍是一位备受争议的统治者:他坚决反对西班牙的帝国统治,却日益倾向于将行政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他主张解放奴隶,但其政策所施行的社会,仍以奴隶制和种族等级制度为基本架构。
他的生涯既展现了革命建国的可能性,也揭示了其局限。独立事业有赖于地方政治人物、职业军官、乡村武装人员、外国志愿者、被奴役者和传统土地所有者之间的联盟,而这些群体的目标并不一定一致。玻利瓦尔在南美大陆取得的军事胜利,并未造就他所设想的持久政治联盟;他去世时,大哥伦比亚共和国正走向分裂。
殖民地社会、家庭与教育
玻利瓦尔出生于委内瑞拉都督辖区的加拉加斯,出身于一个富裕的美洲出生西班牙人家庭,这一群体通常被称为克里奥尔人。玻利瓦尔家族拥有种植园、城市地产、矿业权益和奴隶。他们属于殖民地精英阶层,在当地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却难以跻身帝国最高层的官职,其中许多职位都由出生于西班牙的官员担任。这些身份差别后来成为引发政治冲突的因素之一,但仅凭精英阶层的不满,并不足以解释独立运动的兴起。
他的父亲胡安·比森特·玻利瓦尔-庞特于1786年去世,母亲玛丽亚·德拉孔塞普西翁·帕拉西奥斯-布兰科于1792年去世。此后,亲属和监护人负责抚养他并管理其财产。他接受的教育并不系统,却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一位老师西蒙·罗德里格斯引导他关注非传统的教育理念,以及个人独立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关系。后来成为重要学者和法学家的安德烈斯·贝略也曾教导过他。玻利瓦尔的思想是在殖民地精英教育、欧洲游历、广泛阅读以及战争实践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1799年,他前往西班牙,继续求学,并进入贵族社交圈。1802年5月,他在马德里与玛丽亚·特雷莎·罗德里格斯·德尔托罗-阿莱萨结婚。夫妇二人随后返回委内瑞拉,但她在短暂患病后于1803年1月去世。玻利瓦尔此后终身未再婚。他后来的感情经历包括与曼努埃拉·萨恩斯的长期交往,两人于1822年在基多相识。萨恩斯本人就是独立运动的参与者,后来又深度参与了玻利瓦尔身边的政治事务。
第二次欧洲之行使玻利瓦尔更直接地接触到法国大革命的政治余波,以及拿破仑·波拿巴崛起所带来的影响。1804年拿破仑加冕称帝期间,他身在巴黎。1805年,他与罗德里格斯在意大利旅行时,在罗马圣山立下了为祖国解放而奋斗的著名誓言。后世通常援引的誓言原文来自事后的回忆,而非当时的文字记录,但这一事件成为叙述他政治觉醒历程时的核心篇章。
启蒙运动为自由、法律和政治代表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语言,但玻利瓦尔并非只是将一套既定的欧洲学说照搬到美洲。他在后来的著述中反复强调,抽象的宪政原则与刚刚摆脱帝国统治的社会所处的历史条件有所不同。普遍性的共和理想与他所认定的政治监护之必要性之间的张力,始终是其政治生涯的一大特征。
革命与早期共和国的崩溃,1810—1815年
委内瑞拉独立的直接契机,来自拿破仑战争期间西班牙王室的危机。1808年拿破仑干预西班牙事务,斐迪南七世被废黜,由此引发了谁有权合法行使主权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始终悬而未决。在西属美洲各地,地方政治机构最初都宣称以不在位的国王之名进行统治。1810年4月19日,加拉加斯的一场运动罢黜了都督,并成立了执政委员会。玻利瓦尔投身革命事业,与路易斯·洛佩斯·门德斯和安德烈斯·贝略一同前往伦敦,寻求英国支持。当时英国正与西班牙结盟对抗拿破仑,因此没有正式承认委内瑞拉独立。
委内瑞拉于1811年7月5日宣布独立。其第一部共和宪法确立了联邦制,但这个新生国家面临财政薄弱、地方反对、保王派抵抗以及独立运动领导层内部分歧等问题。从欧洲归来的资深革命者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在危机加深之际获得了特别军事权力。1812年3月26日,一场毁灭性地震袭击了加拉加斯及其他共和派中心。保王派将这场灾难解释为上天的惩罚,使政治困境进一步加剧,不过,军事与制度上的薄弱才是共和国崩溃更为根本的原因。
1812年,玻利瓦尔负责指挥重要要塞兼港口卡贝略港,当地囚犯和驻军的叛乱成为该地失守的原因之一。随后,米兰达与保王派指挥官多明戈·德·蒙特韦尔德谈判投降事宜。玻利瓦尔和其他军官认定米兰达背叛了共和国,在他计划离境前将其拘捕。米兰达最终落入西班牙当局之手,于1816年死于加的斯的监狱。玻利瓦尔参与逮捕米兰达一事,始终是其早期生涯中最具争议的事件之一;对于这一连串决策的责任归属,不能简单归结为个人背叛。
逃往新格拉纳达后,玻利瓦尔于1812年12月发表《卡塔赫纳宣言》。宣言将委内瑞拉的失败部分归因于中央权力薄弱、对敌人过于宽容,以及联邦体制不适应战时环境。在新格拉纳达当局的支持下,他于1813年发动了“光复战役”,穿越委内瑞拉境内的安第斯山区,并于8月进入加拉加斯。在这场战役期间,他于6月15日在特鲁希略颁布“殊死战争”法令,威胁不积极支持独立事业的西班牙人和加那利群岛人将被处死,而对美洲人则给予不同待遇。这一法令试图将原本分散割裂的冲突,转变为美洲人与欧洲帝国势力之间的斗争。
重建的共和国很快就遭遇了毁灭性的抵抗。何塞·托马斯·博韦斯率领的保王派部队,大量吸纳平原地区的骑手,其中许多人反对共和派的土地所有者精英。这些部队的胜利表明,出生地并不决定政治效忠对象,仅靠克里奥尔人的领导也无法确保独立。1814年再次战败后,玻利瓦尔返回新格拉纳达,随后前往加勒比地区。1815年9月,他在牙买加写下《牙买加来信》,分析独立斗争的形势及西属美洲的政治前景。
加勒比流亡与独立军的重建,1815—1818年
玻利瓦尔流亡之际,西班牙正大举恢复其殖民统治。1815年,巴勃罗·莫里略率领的远征军携数千名士兵抵达加勒比地区,帮助保王派重新控制了委内瑞拉和新格拉纳达的大部分地区。同年晚些时候,卡塔赫纳在遭到长期围困后陷落,革命者仅存的根据地进一步缩小。共和派仍在零散的沿海据点和平原地区坚持抵抗,其机动作战部队也继续活动;仅仅占领各省首府,并不足以轻易消灭这些力量。
《牙买加来信》写于1815年9月6日,收信人通常被认为是亨利·卡伦。信中既描述了西属美洲的困境,也阐述了争取国际援助的理由。玻利瓦尔预料,这些原殖民地不会组成一个统一国家,尽管他主张它们彼此合作。他认为,地理、人口、政治经验以及承袭下来的社会结构,将对各地可能建立的政府形态起决定性作用。这封信的重要性,与其说在于预言准确,不如说在于它试图将美洲独立解释为一个国际问题,而不是一系列地方叛乱。
在物质援助方面,海地发挥了最为关键的作用。亚历山大·佩蒂翁总统是经由海地革命建立的国家的一位领导人,他为玻利瓦尔的远征提供了武器、物资及其他支持。佩蒂翁将这项援助与革命者在所解放地区废除奴隶制联系起来。玻利瓦尔从海地出发的第一次远征于1816年抵达委内瑞拉,但最初取得的进展并未能使他在大陆建立稳固的立足点。此后又遭挫折,他返回海地,再次获得援助,并于年底再度登陆。
重整共和派的作战力量,所需的不只是外国物资。玻利瓦尔还必须与那些拥有各自军队和地方支持力量的指挥官协商权力关系。圣地亚哥·马里尼奥、曼努埃尔·皮亚尔等领导人并不会自然而然地接受他的最高领导地位。皮亚尔夺取安戈斯图拉周边地区,以及共和派于1817年4月在圣费利克斯取得胜利,帮助他们控制了奥里诺科河下游流域。这使共和派得以利用河运,获得牛只、关税收入和海外物资。安戈斯图拉,即今天的玻利瓦尔城,由此成为政治与后勤中心。
玻利瓦尔巩固指挥权的过程也伴随着强制手段。皮亚尔受到军事法庭审判,并于1817年10月以违抗军令、阴谋叛乱等罪名被处决。这一事件反映了围绕指挥权的冲突、个人之间的竞争,以及革命中如何看待种族与社会动员的分歧。与此同时,玻利瓦尔与何塞·安东尼奥·派斯逐步结成联盟,将至关重要的平原骑兵纳入更广泛的共和派联盟。外国志愿者,尤其是英国和爱尔兰的老兵与新招募人员,也为军队补充了富有经验的人手。到1818年,独立军正逐渐发展为一支构成更加多元的军事力量,依托内陆根据地获得支持,而不再依赖于守住加拉加斯。
新格拉纳达的解放与哥伦比亚的建立,1819—1822年
1819年2月,玻利瓦尔主持召开安戈斯图拉国会,使革命运动在军事指挥体系之外,也有了代议机构。他在演说中提议设立权力强大的总统职位、世袭参议院,以及独立的、负责公民品德培育的“道德权力”机构。国会并未接受所有这些提议。不过,国会的各项议事活动仍表明,在战争胜负尚未揭晓之际,革命者已开始努力将战时联盟转变为合法的共和政府。
同年晚些时候,玻利瓦尔发动了一场决定性地改变双方力量对比的战役。他没有将兵力完全集中在委内瑞拉,而是率军穿越洪水泛滥的平原,继而翻越安第斯山脉,进入新格拉纳达。弗朗西斯科·德保拉·桑坦德麾下的部队协助完成了这场战役的准备工作。部队穿越皮斯瓦高山荒原时,因严寒、疲惫和物资匮乏而遭受严重损失,习惯热带低地环境的士兵尤其如此。这次行军的战略目的,是在保王派当局料想不到会遭遇大规模攻势的地方发动进攻。
1819年7月25日在巴尔加斯沼泽交战后,玻利瓦尔的军队于8月7日在博亚卡战役中击败了保王派的主力野战部队。这场胜利打开了通往波哥大的道路,共和派不久便进入该城。掌握首都及新格拉纳达中部的资源,为玻利瓦尔提供了更稳固的财政、兵源和行政基础。其他地区的保王派仍在抵抗,但独立运动已不再主要依赖委内瑞拉境内那些岌岌可危的据点。
1819年12月,安戈斯图拉国会宣布成立哥伦比亚共和国,将委内瑞拉和新格拉纳达合并为一个国家,并声称对基多拥有主权。历史学家通常将其称为大哥伦比亚,以区别于后来的哥伦比亚共和国。1821年通过的《库库塔宪法》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共和体制,由玻利瓦尔任总统,桑坦德任副总统。玻利瓦尔继续征战期间,桑坦德在波哥大主持了大部分行政事务。今巴拿马地区于1821年11月宣布脱离西班牙独立,随后加入这一联合国家。
军事胜利扩大了新共和国的实际控制范围。1820年11月,玻利瓦尔与莫里略谈判达成停战协定,并另行签订了一项规范战争行为的条约,标志着双方开始放弃此前旨在消灭对方的战争政策。1821年6月24日,玻利瓦尔赢得卡拉沃沃战役,巩固了共和国在委内瑞拉大部分地区的地位,但保王派仍保有一些据点。在更南方,安东尼奥·何塞·德·苏克雷于1822年5月24日在皮钦查击败保王派军队,使基多归于共和派控制。玻利瓦尔于6月进入基多,随后促成瓜亚基尔并入哥伦比亚。这些成就缔造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但其相距遥远的各个地区有着不同的经济利益、政治传统,以及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秘鲁、上秘鲁与保王派军队的覆败
秘鲁的斗争将玻利瓦尔在北方的军事行动与何塞·德·圣马丁从南方领导的解放运动联系起来。圣马丁的军队从拉普拉塔地区出发,翻越安第斯山脉,协助巩固了智利的独立,并于1820年在秘鲁海岸登陆。1821年7月28日,秘鲁在利马宣布独立,但保王派军队仍控制着内陆大部分地区。因此,占领首都并不意味着西班牙在秘鲁的军事力量已被消灭。
1822年7月26日至27日,玻利瓦尔与圣马丁在瓜亚基尔会晤。由于缺乏关于两人私下交谈的完整同期记录,后世对这次会晤产生了不同解读。他们讨论了瓜亚基尔的未来、如何继续战争,以及解放地区的政治安排。圣马丁于同年晚些时候退出秘鲁政坛,最终离开南美洲。如果仅将这次会晤视为两位领袖之间一胜一负的个人较量,就会产生误解:两人在军事资源、政治地位以及获得增援的前景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
应秘鲁当局邀请,玻利瓦尔于1823年9月抵达秘鲁。他面临的是共和派领导层的分裂、财政困境,以及盘踞高地、作战经验丰富的保王派军队。1824年2月,秘鲁国会授予他非常权力。他与苏克雷密切合作,整顿军队,并通过征兵、征用物资、征收捐款以及哥伦比亚军队的支援来动员资源。这些措施维系了战争,却也给那些已饱受多年军事占领与内乱之苦的地方社会带来了沉重负担。
1824年8月6日,玻利瓦尔的军队在胡宁的骑兵交战中获胜。随后,12月9日的阿亚库乔战役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苏克雷指挥共和派军队,俘虏了保王派总督何塞·德·拉塞尔纳。玻利瓦尔并未参加阿亚库乔战役。战后达成的投降协议瓦解了南美洲保王派的主力军,尽管一些孤立据点仍在抵抗。例如,卡亚俄要塞直到1826年1月才投降。
上秘鲁则面临另一重政治问题。当地各省在历史上与拉普拉塔地区和秘鲁均有联系,但一届议会于1825年8月6日宣布成立独立国家。新共和国为纪念玻利瓦尔而定名为玻利维亚,苏克雷则成为建国初期的主要执政者。玻利瓦尔为其起草了1826年宪法,规定总统终身任职,并设立旨在维持政权延续性的继任机制。秘鲁也曾短暂推行类似的宪制安排,但很快便予以否决。军事胜利由此将玻利瓦尔的影响力推向顶峰,同时也让他面临一项艰巨任务:为政治参与者在宪政构想上各执己见的社会设计政府制度。
共和思想、行政权力与洲际外交
玻利瓦尔的政治思想是在共和国屡次崩溃的经历中逐渐形成的。《卡塔赫纳宣言》《牙买加来信》《安戈斯图拉演说》和玻利维亚宪法,分别是对不同形势的回应,并非预先构建的一套完全自洽的体系。不过,贯穿其中的是他始终坚持的几项目标:摆脱西班牙统治而独立、实行共和政体而非世袭君主制、推动新生国家之间的合作,以及建立能够防止国家分裂的行政权力。他面临的核心难题,是如何使这些目标与民众参与及对个人权力的约束相协调。
他反对将美国的宪政经验原封不动地移植到西属美洲的设想。他认为,殖民统治使美洲居民缺乏自治经验,而深刻的社会分歧又使政治制度容易受到冲击。他对联邦制的批评,部分源于委内瑞拉早期的失败和新格拉纳达的内战。在他看来,幅员辽阔的国家若要在战争中存续并抵御外国干涉,就必须拥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反对者则指出,中央集权可能使各省利益受到压制,并以总统或军人统治取代帝国统治。
安戈斯图拉的各项提议体现了他思想中共和与保守因素的交织。玻利瓦尔赞成代议制度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却又提议设立世袭参议院,以维持政治稳定。他提出的道德权力构想借鉴了古典时代的先例,也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公民资格需要公共教育与公民纪律的支撑。1826年的玻利维亚宪法则更进一步,使行政权力免受常规政治竞争的影响。宪法规定的终身总统制并非世袭君主制,但批评者认为,它与实质性的公职轮替并不相容。形式上的宪法约束,并未消除终身行政首脑支配整个政治体系的危险。
玻利瓦尔也寻求哥伦比亚国境之外的合作。他的政府协助召开了1826年的巴拿马大会,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和中美洲联邦均派代表出席。与会者协商拟定了一项联合、同盟与永久邦联条约,其中包括集体防御和协商条款。这项事业旨在建立主权国家之间的外交联盟,并非一项已经成形、要在整个美洲大陆建立统一国家的方案。由于条约仅获少数国家批准,加之各国内政不稳,以及各方对所应承担的义务存在分歧,这一联盟未能发展为有效的常设组织。
他的国际战略既追求反帝国主义目标,又在现实中依赖对外贸易、信贷和国际承认。英国既是重要的贸易伙伴,也是可能制衡欧洲干涉的力量;与此同时,英国贷款为新生共和国提供了资金,却也使它们日后付出了沉重代价。玻利瓦尔还对美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抱有忧虑。后世的一些阐释有时会脱离这些具体情境,摘取他的个别言论,将他描绘为一套完整现代地缘政治学说的创立者。要更准确地理解他的外交,应将其置于新独立国家当时迫切面对的国际承认、安全、债务与生存问题之中。
奴隶制、种族与独立的社会局限
玻利瓦尔与奴隶制的关系,揭示了独立运动领导层的社会出身与战争带来的变革之间的距离。他出身于蓄奴精英阶层,并继承了这一地位,但解放奴隶日益成为他政治纲领中明确的一部分。他在1816年发布公告,宣布给予被奴役者自由;在实际执行中,这种自由与参军服役及支持共和事业挂钩。这些措施是在他获得佩蒂翁援助之后出台的,也反映了军事上的需要:必须将征兵范围扩大到克里奥尔精英之外。
战时的奴隶解放并不是一项一次完成、始终如一地得到执行的举措。共和派指挥官无法稳固控制其声称拥有的全部领土,奴隶主抵制劳动力和财产的损失,而军队有时对新兵本人及其家属的自由采取不同做法。保王派军队也提供机会或作出承诺,吸引被奴役及自由的非洲裔民众。人们选择效忠哪一方,取决于当地情况、对获得保护的预期、与地主的关系,以及改善自身地位的前景。因此,这场冲突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蓄奴帝国与解放奴隶的共和国之间的战争。
1819年,玻利瓦尔在安戈斯图拉呼吁废除奴隶制,但他参与建立的政治机构采取了更为渐进的措施。1821年的库库塔国会颁布了“自由子宫法”,规定此后由受奴役母亲所生的子女可在特定条件下获得自由,同时制定了解放奴隶的相关安排。这项法律并未立即解放所有被奴役者。奴隶制在玻利瓦尔去世后仍然存在,直到后来才在各继承国家中终结:新格拉纳达于1851年立法废奴,1852年生效;委内瑞拉则于1854年废奴。因此,他个人的倡导固然意义重大,却并未带来后来一些纪念性叙述所暗示的那种彻底的社会变革。
种族等级制度也使共和平等的含义变得复杂。自由的混血及非洲裔民众在人口和军队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但精英领袖往往害怕一场不受其控制的种族或社会革命。玻利瓦尔在书信中偶尔会对他所谓的“混血人统治”(pardocracia)表达忧虑。这类言论与他对法律平等的支持,以及他对不同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依赖同时存在。这种矛盾既是个人的,也是结构性的:共和国需要动员广大民众,而其统治精英又试图控制这种动员所带来的后果。
独立给原住民社群带来的影响同样不均衡。共和政府挑战殖民时期正式确立的身份差别,并讨论以平等的公民身份取代特殊的贡赋义务。然而,财政需求一再促使政府保留或恢复旧有的征收方式。偏重个人产权的政策也可能削弱社群土地共有制,却不能确保更有保障或更富足的生活。退伍军人曾得到包括土地在内的奖赏承诺,但分配并不均衡,他们凭军功获得的权益还可能转入投机者或有权势的军官手中。独立改变政治权威的话语和制度的速度,远远快于土地、财富或地方权力重新分配的速度。
大哥伦比亚的解体与玻利瓦尔的晚年
大哥伦比亚的困境源于其辽阔的疆域以及建国时的种种条件。委内瑞拉、新格拉纳达和厄瓜多尔之间通信迟缓;重重山脉与漫长距离使行政管理耗费巨大。战争扰乱了生产,削减了财政收入,债务和军费开支又限制了政府的施政能力。各省精英在关税收入、税收、征兵及官员任命等问题上意见不一。这些争端并不意味着国家从一开始就注定分裂,但确实削弱了人们对中央集权宪法的信心。
1826年,委内瑞拉爆发了被称为“科西亚塔”的运动,起因是派斯抗拒中央当局对他启动的法律程序。玻利瓦尔从南方返回,与派斯达成临时妥协,维持了国家统一,却也让法律面前一体问责的原则显得受到了损害。与此同时,玻利瓦尔与桑坦德的关系恶化。两人的分歧涉及宪法程序、行政权力、军方影响力以及如何对待政治反对派。后来的各国史叙述往往将这场冲突简化为英雄式解放事业与墨守法律条文之间的对立,或独裁统治与恪守宪政之间的对立,掩盖了双方立场背后所涉及的制度问题。
1828年,奥卡尼亚制宪会议召开,旨在修订宪法,却因对立派别无法达成一致而破裂。8月27日,玻利瓦尔依据一项组织法令取得独裁权力,声称必须行使紧急权力才能保全共和国。副总统职位被撤销。9月25日晚,波哥大发生的一次刺杀未遂事件使镇压进一步加剧。曼努埃拉·萨恩斯帮助玻利瓦尔逃离总统官邸。桑坦德被军事法庭裁定参与阴谋,判处死刑,不过,他事先究竟知情多少,至今仍有争议;玻利瓦尔将其刑罚减为流放。
紧急统治并未恢复政治凝聚力。1828至1829年,哥伦比亚军队卷入了与秘鲁的战争,各地区的反对活动也持续不断。委内瑞拉在派斯领导下走向分离,厄瓜多尔也于1830年建立了独立政府。由于建立可行宪政安排的努力失败,玻利瓦尔于1830年辞去总统职务。苏克雷是玻利瓦尔最亲密的军事伙伴之一,也可能成为延续其事业的人物,却于6月在前往基多的途中遇刺身亡。
玻利瓦尔离开波哥大,原打算出国流亡,却因健康状况不断恶化而滞留加勒比海沿岸。1830年12月17日,他在圣玛尔塔附近的圣佩德罗·亚历山德里诺庄园去世,终年47岁。根据当时的医疗记录,他最后所患的疾病通常被认定为肺结核,不过,后世的回溯性讨论也提出过其他解释。关于他遭人下毒的说法并未得到证实。他最初安葬于圣玛尔塔,遗骸于1842年迁至加拉加斯,后来安放在委内瑞拉国家先贤祠。此时,曾组成大哥伦比亚的各国已逐渐走上各自的政治发展道路。
历史声誉、国家记忆与历史诠释
玻利瓦尔的声誉在独立战争期间便开始形成。1813年,他在加拉加斯被正式授予“解放者”称号,这将他的个人领导地位与革命事业的政治合法性联系起来。即使他的权威受到质疑,宣言、仪式、肖像和公共庆典仍将他塑造为独立事业的化身。这种形象塑造能够在分散的各地动员支持,但也促使人们将共和事业的成就归于一位非凡人物,而非制度或集体参与。
在他去世后,曾经拒绝接受其政治安排的国家,越来越多地将他奉为开国元勋。1842年,委内瑞拉将他的遗骸迎回国内,有助于使对他的纪念与这个脱离了他所建立联盟的共和国相协调。19世纪后期,在安东尼奥·古斯曼·布兰科执政时期,官方纪念活动尤为突出,并在1883年纪念他诞辰一百周年的大规模庆典中达到高潮。纪念碑、公共广场、学校教育和爱国纪念日,使玻利瓦尔成为公民文化中的核心人物。1876年,他的遗骸被迁入加拉加斯的国家先贤祠。
在与其军事行动相关的各个国家,对他的纪念有着不同的含义。在玻利维亚,国名本身就维系了他的奠基者地位,尽管苏克雷在该国建立及早期治理中的作用同样不可或缺。在哥伦比亚,玻利瓦尔与桑坦德逐渐成为相互竞争的权威传统与宪政传统的代表,而后来的党派斗争往往将这种对立简单化。在厄瓜多尔和秘鲁,纪念玻利瓦尔的同时,人们也关注当地的独立运动,以及哥伦比亚军事和政治影响所引发的紧张关系。因此,同一位历史人物既可能象征解放,也可能象征备受争议的外部权威。
现代政治运动一再援引玻利瓦尔关于团结、主权和社会改革的主张。在委内瑞拉,1999年通过的宪法将国名正式改为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这些做法表明,他的形象依然具有重要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19世纪初提出的纲领与后来的意识形态完全一致。他反对西班牙统治、倡导法律平等、忧虑社会失序,并倾向于建立强有力的行政权力;不同的人因此可以从他的政治遗产中选取不同的内容。
历史学研究日益重视支撑其成就的更广泛关系网络,包括地方政府、非洲裔与原住民参与者、妇女、外国志愿者、军事经费资助者,以及与他竞争的独立运动领袖。这一研究取向并未否定其战略决策的重要性,尤其是1819年的新格拉纳达战役,以及他对秘鲁独立战争最后阶段的统筹。它将这些决策置于当时的军队与社会背景之中:玻利瓦尔能够影响它们,却从未能完全控制它们。他留存下来的书信和重要政治文献仍是关键史料,需要与地方档案、军事记录,以及支持者和反对者的著述对照研读,以区分他的意图与独立运动所产生的种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