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多样性是指人们理解、组织和表达自身生活的方式所具有的多样性,包括语言、信仰、价值观、艺术实践、制度和日常习俗等方面的差异。它既存在于不同社会之间,也存在于社会内部。一个国家、社区、机构或个人的社会生活圈,都可能涵盖多种相互交叠的文化归属,而非只有单一、同质的传统。多样性也涉及文化表现形式在何种条件下得以传承、交流、转变,或受到排斥。
这一概念兼具描述性和规范性含义。从描述层面看,它指向可以通过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加以考察的差异及相互关系。从规范层面看,它为有关承认、平等、参与和保护文化表现形式的讨论提供依据。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通过2001年《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和2005年《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使这一区分在国际上受到广泛关注。因此,理解文化多样性不仅需要关注差异的存在,还需要关注权力、个人权利、制度安排以及文化创造的机会。
概念基础与思想史
文化多样性的含义取决于如何界定文化。狭义的文化指音乐、文学和表演等艺术与思想创作。在人类学的广义用法中,文化还包括后天习得的实践、分类方式、义务以及社会生活形式。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中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广义定义,涵盖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和习俗。在这一意义上,多样性不仅涉及各具特色的文化产物的集合,还涉及人们如何诠释经验、协调彼此关系的差异。
早期人类学常常将各个社会置于假定的发展阶段之中。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弗朗茨·博厄斯对将文化差异归因于固定的种族能力或单一演化序列的解释提出了质疑。他强调具体历史、语言研究和田野调查,推动形成了一种不同的比较路径。后来的文化人类学既考察人类共有的能力,也研究这些能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呈现的具体形式。这些发展并未消除围绕文化的分歧,却削弱了所有社会都能按同一尺度排列高下的假设。
有两个概念变得尤为重要。民族中心主义以自身群体内部视为不言自明的标准来评价其他生活方式。方法论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则力求先在实践所处的社会与历史背景中理解它们,再加以评判或解释。在方法上将实践置于具体背景中考察,并不意味着在逻辑上必须承认所有实践在道德上都是可以接受的。这一区分十分重要,因为为理解某种制度而开展的分析工作,不同于主张该制度应受到保护的法律或伦理立场。
当代学术研究也质疑将文化视为内部同质、具有明确地域边界的单元的观念。即使在同一语言或宗教共同体内部,人们也会因代际、阶级、性别、职业和政治观念而有所不同。个人可能参与多种文化环境,并对传承下来的实践作出不同解读。族群性、国籍、宗教和文化可能相互重叠,但其中任何一项都无法可靠地替代其余各项。一个族群类别可能将使用不同语言的人联结在一起,而同一种语言也可能为多个国家和宗教共同体所共享。
因此,文化多样性具有关系性和历史性。各种实践通过相互接触、制度和分类而获得社会意义,而不只是因为它们各自存在差异。两种口音之间的区别,在一种环境中可能无关紧要,在另一种环境中却可能决定人们能否获得就业机会。因此,分析必须区分文化差异本身、人们围绕这些差异划定的界限,以及与这些界限相关的不平等待遇。
历史形成、人口流动与文化交流
文化多样性是在定居、交流、政治扩张和流离迁徙的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并非近代国际移民才带来的结果。贸易港口、朝圣中心、边疆地区和帝国都城,往往汇聚着语言和制度各异的人群。丝绸之路通过贸易、宗教旅行、外交以及典籍和技术的流动,将不同人群联系起来。这些联系并未造就一种共同的单一文化,而是在差异持续存在的同时,促成了有选择的借鉴。
文化传播指实践方式、思想和物品在人群之间的流动。其机制包括师徒传承、通婚、翻译、商业交换、征服和模仿。借鉴通常伴随着调整,而非原样复制:传入的乐器可能形成不同的演奏曲目,宗教传统也可能通过新的建筑形式得到表达。印刷技术、农作物和音乐类型的传播,说明文化形式如何能够流传到发源地之外,同时获得具有地方特色的意义。
人口迁移既改变迁入地社会,也改变迁出地。迁移者建立社团、企业、宗教场所和通信网络,同时维系跨境联系。散居群体可能保留对故土的记忆,却并不原封不动地复制故土的制度。文化实践在海外可能变得更有组织性:语言课程、节庆活动和社群刊物,将原本平常的活动转化为共同身份认同的标志。回流迁移和数字通信又能将这些经过调整的实践传回原居地。
交流也发生在强制条件之下。殖民统治、奴隶制、强迫迁徙和强制学校教育改变了文化传承,并往往使主导语言和制度占据优势。殖民行政机构有时通过将人口划入官方类别,使原本灵活的社会区分固化。在另一些地方,流离失所的人群则在不平等的接触中发展出新的文化形式。例如,大西洋地区的音乐和宗教传统,反映了非洲人群、欧洲殖民制度与原住民社会共同参与的历史;无论将其发展描述为简单的传统保存,还是不受限制的混合,都不足以说明其过程。
民族国家的扩展带来了另一项重大影响。标准化的学校教育、兵役制度、官方语言和国家历史叙事,推动了共同公共文化的形成,有时也以牺牲地方及少数群体的文化实践为代价。另一方面,一些政治运动则致力于复兴遭到压制的语言,并推动地方文化获得认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一步促使不同背景的人群集中,创造出新的城市文化。因此,历史分析将文化多样性视为不断生成和重组的现象:接触可能拓宽可供采用的文化表达形式,而政治或经济压力又可能同时削弱某些传统延续的能力。
语言、知识体系与传承
语言是文化多样性的一个重要维度,因为它既是交流的工具,也是组织社会经验的媒介。通常认为,现存语言有七千多种,但总数会因分类方式、记录情况以及区分语言与方言的判断标准而有所不同。语言边界与文化边界并不完全重合。多语人口可能跨越语言差异,共享同一套制度;而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也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经历和文化归属。
语言传递着称谓方式、幽默、讲故事的方式、专门词汇以及礼貌规范。口头传统不主要依赖文字记录,也能保存族谱、历史叙事、生态观察和表演技艺。这类知识往往嵌入具体的使用情境之中:一段叙事的含义,可能取决于讲述者是谁、在什么季节讲述,或听众与讲述者之间的关系。因此,仅仅记录话语,可能只能保存知识传播实践的一部分。
语言转移是指一个群体在代际更替中越来越多地使用另一种语言。这一过程往往始于特定领域,如就业、行政、学校教育或大众传播,随后才扩展到家庭生活。政治压制可能加速这一过程,但即使没有正式禁令,语言转移也可能发生。父母可能因为某种主导语言能带来教育或职业上的优势,而转用这种语言。随着习得原有语言的儿童减少,日常生活中流利使用该语言的机会也随之减少,形成一种不断累积的过程,不能仅凭使用者人数来评估。
语言复兴包括扩大语言习得、使用及代际传承的各种努力。毛利语“语言巢”,即 kōhanga reo,于1982年在新西兰兴起,让幼儿置身于使用毛利语的环境。夏威夷语复兴同样采用了学前沉浸式教育、学校教育和师资培养等方式。这些例子说明了语言记录与语言复兴为何不同:词典或档案保存的是资源,而一种活态语言还需要使用它的人、相应的机构,以及反复出现、能让它发挥作用的情境。复兴成效不仅取决于积极的态度,也取决于持续的使用机会。
文化多样性还涵盖传统知识,包括与农业、航海、建造和环境管理有关的分类体系和实践。这类知识既非社群内所有人都共同掌握,也未必一成不变。它可以与科学研究相互作用,但并不等同于科学研究。关于特定方法的主张,需要放在相关情境中加以评估;文化上的重要性本身并不能证明其在经验层面有效。与此同时,将知识从其社会环境中抽离,可能会掩盖与其传承、使用和传播收益分配有关的责任规范,即谁可以传授、可以如何使用,以及谁应从其传播中受益。
国际认可与文化权利
国际社会对文化多样性的认可,是随着1945年后人权框架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确认了人人参与文化生活、欣赏艺术,以及参与科学进步并分享其惠益的权利,也确认了作者对其作品享有的利益。这份宣言确立的是一个宽泛的框架,而不是一套在个人、社群与国家之间划分文化事务决定权的详细制度。
1966年通过的两项条约进一步发展了相关保障。《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确认了参与文化生活的权利,并对科学与创作活动作出了规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7条保障属于族裔、宗教或语言少数群体的个人与群体内其他成员共同享有自身文化、信奉并实践自身宗教以及使用自身语言的权利。这些条款关注的是人及其参与,而不只是文化物品的保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1年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将文化多样性界定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并将维护文化多样性与尊重人的尊严联系起来。宣言还明确反对以文化多样性为由,侵犯国际法所保障的人权或限制其适用范围。该宣言并非条约,其意义在于阐明了将文化多元主义、文化参与机会、创造力与权利相联系的原则,而不是将每一种传承下来的习俗延续下去都视为无条件的义务。
2005年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是一项对缔约方具有约束力的条约。其主要关注文化表现形式的创作、生产、传播、分销与享用,包括通过文化产品和服务传达的表现形式。公约承认文化表现形式兼具文化与经济属性,并为文化政策和国际合作提供了框架。它并不是一项保护文化各个方面的一般性条约,也不会直接取代其他国际协定所规定的义务。
其他国际文书则针对不同的具体情形。2007年的《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确认了涉及文化传统、语言、遗产、知识和制度的各项权利。1989年通过的《国际劳工组织第169号公约》则为批准该公约的国家规定了有关土著人民和部落人民的条约义务。这些文书不能被简化为少数群体艺术政策:它们将文化的延续与参与、制度以及同土地的关系联系起来。在这些框架中,始终存在一个核心的法律区别:保障人们维系文化生活的能力,并不等于赋予那些自称代表某种文化的权威主体不受限制的权力。
公共机构与调适模式
政府通过语言、公民身份、教育、公共服务和地域管辖权等方面的制度安排来应对文化多样性。这些安排常被归纳为若干宽泛的模式,但实际制度通常融合了多种做法。文化同化是指人们采纳主导群体或接纳社会群体的文化实践的过程。这一过程在某些领域可能出于自愿,在另一些领域则可能受到制度压力的推动。融合通常更广泛地指参与共同的制度体系,但这一词语在政治语境中的用法并不一致,有时几乎与同化同义。
多元文化主义既可以描述多个文化社群并存的状况,也可以指承认并调适文化差异的政策取向。加拿大于1971年宣布实行联邦多元文化政策,并于1988年颁布《加拿大多元文化法》。澳大利亚也在20世纪70年代制定了多元文化政策。这些制度安排的法律沿革和行政机制各不相同,但都体现出一种转变:不再期待以单一的传承文化认同来界定谁能成为公共生活中的完整成员。
对文化差异的承认可以采取多种实际形式,例如提供口译服务、支持少数语言媒体、向文化组织提供公共资金,或在工作时间安排和着装要求上作出调适。这些措施并不必然赋予相关群体独立的政治权力。地域性安排则以不同的方式运作:联邦制和区域自治可以将立法权或行政权分配给拥有独特语言或文化群体的地区。瑞士的多语言制度与加拿大的联邦权力分配,展示了公共权力与语言多样性相互交织的不同方式。
跨文化主义强调跨越文化界限的互动、共同参与和对话。有时,它被视为多元文化主义的替代方案,尤其是在后者因被认为助长群体隔离而受到批评时。但二者之间的对立并非绝对。许多多元文化政策本已支持文化交流和共同的制度体系,而跨文化举措也可能有赖于承认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及少数群体的权利。评价这两种取向,都需要考察其具体制度内容,而不能仅凭名称推断其成效。
调适也会引出有关代表性与权威的问题。一个获得认可的社群组织或许能够提供宝贵的专业知识,却未必代表所有被归入该社群的人。女性、年轻成员、宗教异议者,以及具有多重群体归属的人,其优先诉求可能不同于既有领导者。因此,公共机构需要面对一系列问题:哪些人的诉求受到重视,个人如何表达异议或退出,以及相似的需求是否得到相似的对待。实际问题不只是应不应该承认差异,而是这种承认如何与平等的成员身份、获得服务的机会以及个人选择相互作用。
教育、社会互动与参与
教育通过语言政策、课程、评价以及日常互动塑造文化多样性。学校传授共同知识,同时也决定哪些历史、作者和表达形式能够获得制度层面的认可。课程既可以把文化差异呈现为一套固定的节庆与服饰,也可以探讨各种实践如何在迁徙、冲突、交流和内部争论中发展。后一种方式将了解文化传统与假定每个学生都代表某种特定传统区分开来。
教学语言的影响尤为直接。学生可能理解数学推理,却不熟练掌握考核所用的语言。因此,掌握学科知识与在特定语言条件下展示这些知识的能力并不相同。双语和多语教育方式的目标各不相同:有些将学生最初使用的语言作为过渡到主导语言的桥梁,另一些则力求让学生在两种或更多语言中都保持较高水平。教育成效取决于教学质量、资源、教师培养以及各学段之间的衔接,而不只是涉及多少种语言。
互动方式上的文化差异也会影响课堂和工作场所。对于轮流发言、表达异议、眼神接触以及公开展示知识,人们的期待既因情境而异,在同一社群内部也不尽相同。将这些模式视为固定不变的民族特征,容易造成刻板印象。个人会学习新的交往惯例,在不同情境之间切换,也会与背景相似的其他人有所不同。然而,当某一种参与方式被误认为衡量能力、积极性或尊重的唯一标志时,机构的评价机制就可能使采用不常见方式的人处于不利地位。
社会心理学研究考察互动如何影响偏见与合作。戈登·奥尔波特在1954年出版的《偏见的本质》中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接触假说,指出在具体情境中地位平等、拥有共同目标、开展合作以及获得制度支持等条件,有利于改善群体关系。此后的研究总体上发现,群体间接触与较低程度的偏见相关,但其效果因情境和研究设计而异。仅仅在空间上彼此接近,并不能保证相互理解:带有竞争性、不平等或威胁性的接触,可能使敌意延续,而非减轻敌意。
参与也取决于物质和制度条件。口译服务、无障碍信息、公平招聘以及影响决策的机会,可能比单纯的象征性庆祝活动更为重要。无障碍之所以与此相关,是因为文化参与也包括有感官、认知和身体障碍的人;例如,聋人文化表明,语言与文化归属能够以纯粹的医学分类无法涵盖的方式与残障交织。因此,社会包容既意味着认可独特的文化实践,也意味着消除阻碍人们进入共同的教育、职业和公共生活空间的障碍。
遗产、社群权威与文化延续
文化遗产是文化生活中被人们视为承自前人、且重要到值得传承的部分,包括建筑、物件、景观、技艺、表演和各种形式的知识。遗产并不等同于文化多样性:一个社会可能保存了种类丰富、令人瞩目的历史古迹,却不鼓励当代少数群体的文化表达。反过来,活态的文化多样性也可能通过尚未被认定为遗产的新形式蓬勃发展。作出这一区分,是为了将对特定传承事物的保护,与文化生活赖以存在的更广泛条件区别开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建立了以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为核心的国际框架。2003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则涵盖各社群、群体,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的个人认定为自身遗产一部分的实践、表现形式、表达、知识和技能。该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强调其随历史、环境和社会互动而不断得到再创造。因此,保护并不意味着将某项表演永久固定为某一特定日期所见的形式。
遗产认定可以通过师徒传习、记录建档、提供表演空间和提高公众关注度来支持传承,也可能改变它所认定的事物。原本围绕社群义务开展的活动,可能变成按固定时间供游客观赏的演出;原本灵活多变的表演内容,可能为了竞赛或官方展示而被标准化。旅游业可以创造收入和就业,同时也会改变由谁掌控展示方式,以及哪些版本在商业上占据显著地位。这些影响并不一致:社群的所有权、游客带来的压力以及收益分配方式,都会影响最终结果。
博物馆或档案馆同样需要就分类、展示、开放使用和阐释作出选择。被作为艺术品展示的物件,也可能附有仪式上的义务,或与某个特定地方存在关联。来源与流传记录所涉及的问题包括物件是如何被取得和转手的,以及其被移走时是否涉及胁迫或非法夺取。围绕返还与共同管理的争论,涉及法律上的所有权、历史情境、文化权威,以及保管照护的实际条件。没有任何一种安排能够解决所有类型的藏品或权利主张所面临的问题。
当不同文化资料有着不同的接触和使用规则时,文化延续的问题尤其复杂。有些知识是公开的;另一些知识则可能受到入门仪式、亲属关系、时令或守护职责的限制。数字化能够改善保存和获取条件,却也可能使这些限制难以维持。传统的知识产权法未必能充分应对这些情况,因为其规则往往以可明确认定的创作者、独创性和有限的保护期限为依据。社群规约和专门的法律安排回应了其中一些问题,但如何在不压制内部异议的前提下保护文化权威,仍是制度层面反复面临的挑战。
文化产业、全球市场与数字平台
文化多样性具有经济层面,因为文化表达不仅通过家庭、社区和公共机构传播,也通过市场流通。出版、音乐、电影、广播电视和游戏都需要将创意劳动、资金、技术基础设施与发行渠道结合起来。一部作品既可以作为商品交易,也可以承载语言、历史或象征意义。这种双重属性解释了为什么文化政策的讨论既不能简化为普通的消费者选择问题,也不能仅仅归结为遗产保护。
文化生产往往前期成本高,而增加复制品或通过数字渠道发行的成本相对较低。因此,为电影、录音作品或图书筹资,与生产许多普通商品所需的融资有所不同。规模庞大的语言市场、成熟的发行网络以及广告预算,可以形成小型生产者难以企及的优势。各国政府通过公共广播电视、补助、税收措施、制作扶持和内容要求等方式作出回应。法国对视听作品制作的支持和加拿大的广播电视政策,体现了不同制度为在引进外来内容的同时维系本土文化表达所作的努力。
全球交流既能扩大接触文化内容的机会,也可能使关注度更加集中。受众可以接触到来自一些以往国际发行渠道有限地区的电影、电视节目和音乐。韩国流行音乐和电视节目表明,文化的国际传播并不只是从传统的西方生产中心流向世界其他地区。然而,仅凭少数产业在国际上的成功,几乎无法判断小语种出版机构、地方表演传统,或缺乏渠道与有影响力的中介建立联系的创作者处于何种境况。
数字平台降低了部分作品发布门槛,同时也引入了新的筛选机制。搜索排名、推荐系统、内容审核规则、授权协议和界面设计,都会影响用户接触到哪些文化表达。内容库庞大并不等于接触到的内容多样:用户在技术上或许能够访问数千部作品,推荐系统却可能反复将其注意力引向其中有限的一部分。平台集中化还会影响议价能力、收入分配,以及公共部门获取有关内容传播情况的有效信息的能力。
数字鸿沟不仅涉及网络连接,也涉及创作资源、技能和语言支持。人工智能带来了更多问题,因为用于训练系统的材料对不同语言和文化的覆盖程度不均,可能导致系统在不同语言上的表现存在差异,并延续占主导地位的分类方式或刻板印象。翻译技术可以扩大获取文化内容的机会,但其成效因可用数据、主题和语言特征而异。因此,评估数字文化多样性需要分别考察几个环节:谁能够创作、哪些内容得以提供、这些内容如何被发现、受众实际接触到什么,以及谁获得了经济回报或机构认可。
衡量、不平等与持续的争论
文化多样性无法用单一且普遍适用的指标来衡量。研究者可以统计语言数量、识别宗教归属、划分艺术门类,或考察文化参与的分布状况。每种方法所反映的对象各不相同。一座使用多种语言的城市可能存在严重的群体隔离,而一个规模较小的机构却可能促进少数几个群体之间的深入交流。因此,类别的数量、各类别的相对规模及其相互关系,需要分别考察。
一些人口学研究使用分化指数:
其中, 是被划入类别 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既定分类下,这一指数表示独立抽取的两个人属于不同类别的概率。人口在各类别之间分布得越均匀,指数就越高。它并不衡量类别之间的文化距离、人们表达自身归属的自由程度,也不衡量所统计的类别边界在政治上的重要性。
因此,分类方式至关重要。人口普查可能允许填写一个或多个答案,可能区分祖源与当前认同,也可能采用在历次普查之间有所变化的类别。即便日常文化实践没有发生相应变化,问题措辞的差异也可能改变填报结果所呈现的分布。详细数据可以揭示排斥现象,但收集敏感信息也会引发数据隐私方面的担忧。即使表格中不含姓名,人数较少的群体中的个人仍可能被识别出来;为行政管理目的设立的类别,也可能获得超出其最初用途的社会含义。
对于多样性会带来经济增长、冲突、创造力或信任下降的说法,需要谨慎解读。研究必须将多样性与不平等、迁移历史、群体隔离、制度质量及资源获取机会等相关因素区分开来。全国平均值可能掩盖社区层面发生的过程,而相关性并不能确立因果关系。多元化团队或许能够接触更广泛的信息,但能否利用这些信息,取决于沟通方式、权力结构、任务设计以及处理分歧的方式。仅凭多样性本身,既不能推断它普遍有益,也不能断言它必然引发冲突。
另一项争论涉及群体延续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承认不同文化可以抵制排斥,但官方分类也可能将社群描绘得比实际情况更加同质化。保护某种传统,可能与那些希望重新诠释这一传统、将其与其他实践相结合,或不再参与其中的人的意愿发生冲突。因此,有关文化多样性的证据,在揭示具体机会与限制时最具参考价值:谁的文化表达能够获得资源,谁的语言可以在公共机构中使用,谁掌握代表和呈现群体的权力,以及人们能否在不受歧视的情况下参与、表达异议并改变自身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