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依据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设立、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管理的一项国际机制。它认可各社区视为自身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活态实践、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旨在提高这些遗产的可见度,增进人们对其重要性的认识,并鼓励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对话。列入名录是对某一活态遗产项目的认可,并不意味着该项目在文化上更为优越、具有独一无二的真实性,或由某个国家独占。
名录涵盖表演艺术、节庆活动、口头表达、手工艺、饮食相关实践以及有关自然的知识等多种文化活动形式。它关注的不仅是成品或表演,更是人们维系和传承这些文化活动所依托的社会关系、技能与过程。各国提交申报,相关社区参与申报材料的编制,再由政府间委员会决定是否列入名录。因此,这份名录将社区实践与国家文化政策及国际合作联系起来,同时也不断引发有关代表性、商业化以及官方认可所带来影响的讨论。
历史发展与法律基础
国际社会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最初主要集中于历史建筑、考古遗址和馆藏。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建立了与世界遗产名录相关的制度,其主要对象是文化和自然遗产。尽管这类遗产也可能承载活态传统,但该公约并未提供一个全面的国际框架,用于保护不依附于指定遗产地的口传知识、表演、仪式或手工艺技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逐步探索了其他途径。1989年通过的《关于保护传统文化和民间创作的建议书》涉及识别、保存、传播和保护等方面,但它只是一份建议书,而非具有约束力的条约。1993年启动的“人类活珍宝”计划,鼓励认可掌握卓越传统知识和技能的人。这些举措推动关注重点从收集文化成果,转向支持传承者及维系文化知识生命力所需的条件。
更直接的前身是“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宣布计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1年宣布了19项代表作,2003年宣布了28项,2005年宣布了43项。其中既有文化空间,也有文化表现形式,例如盖莱德口头遗产、杰马夫纳广场文化空间和日本能乐。该计划提升了这些遗产的国际知名度,但“代表作”这一措辞也容易使人联想到卓越的艺术成就,而非后来公约所采纳的、更广泛且以社区为中心的理解。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于2003年10月17日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达到规定的批准数量后,公约于2006年4月20日生效。第16条设立了代表作名录,第31条则规定将此前宣布的代表作纳入其中。2008年,全部90项代表作列入新名录。按照公约常规程序申报的项目,自2009年起开始获准列入。
这一转变意味着宗旨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公约并不谋求对世界各地的传统进行排名,也不试图将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概念用于活态文化实践。相反,公约建立了一个国际框架,用于保护得到相关社区认可的遗产,而提高可见度和促进对话则是代表作名录的特定职能。其法律基础在于缔约国依据国际法所承担的义务,而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拥有某种普遍规管文化生活的权力。
名录认可的内容
《公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自身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实践、观念表达、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类遗产代代相传,并在与环境、历史和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再创造。按照这一定义,变化是活态遗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不必然意味着某种实践已失去价值。
第二条列出了五大领域: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载体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和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与实践;以及传统手工艺。这些类别仅作示例,并非彼此隔绝的门类。一个节庆可能同时涉及音乐、仪式性言辞、食物制作、服饰制作和生态知识。《公约》认可语言作为遗产载体的作用,但代表作名录并不是一份综合性的濒危语言名册。
列入名录的对象是一个“项目”,其范围由申报材料界定。项目可以是某项有名称的表演传统、一套技能、一种社会制度,或一组实践。例如,一件编织织物的文化意义,可能在于纤维的处理、纹样知识、学徒传承、仪式用途以及制作者之间的关系。织物作为物质文化仍具有意义,但列入名录所着重关注的是与之相关的活态知识和活动。
与饮食有关的入选项目尤其清楚地说明了这一区别。2010年列入名录的“法国美食大餐”,关注的是围绕重要场合形成的习俗性社会实践,而不是对法国菜肴的排名。同样于2010年列入名录的“墨西哥传统美食——古老而延续至今的社区文化,米却肯范例”,将农业实践、烹饪技艺、仪式和集体参与联系在一起。“地中海饮食”也涵盖知识、技能、仪式和社交形式,而不仅仅是一套营养建议。
《公约》还划定了规范性界限:只有符合现有国际人权文书、各社区、群体及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要求,以及可持续发展要求的遗产,才会被纳入考虑。因此,社区的认可是必要条件,但仅凭这一点,并不能使所有传承下来的实践都具备入选资格。与此同时,入选资格也不以历史极为悠久、拥有文字记录、始终以完全相同的形式不间断地展演,或对单一历史起源存在普遍共识为前提。
机构与申报程序
《公约》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由各缔约国组成的缔约国大会,通常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由24个缔约国的代表组成,任期四年,负责管理列入名录的相关机制,通常每年召开一次会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为这些机构提供支持,处理文件,并维护公开档案,供公众查阅申报材料及相关决定。
申报由缔约国提交,而非由个别实践者或协会直接提交。各国的具体安排有所不同:政府部门、专业遗产机构、研究机构、地方当局和社区组织都可能参与其中。申报准备工作通常包括确定申报项目及其传承者,说明项目在当代的功能,记录其面临的威胁和保护措施,记录社区的参与及同意情况,并证明该项目已列入适当的国家级清单。
既定的列入名录框架要求审查以下方面:申报项目是否符合《公约》的定义;列入名录是否有助于提高可见度、增进认识和促进对话;保护措施是否充分;相关社区是否广泛参与,并在自由、事先知情的情况下表示同意;以及该项目是否已列入依据《公约》建立和维护的清单。具体表格和《操作指南》会定期修订。这些要求使申报材料有别于宣传性介绍:申报档案必须说明活态遗产如何在现实中存续,以及相关人群如何参与其中。
秘书处检查所提交档案的完整性。评审机构对申报项目进行审查,并向委员会提出建议。其成员包括未在委员会任职的缔约国的专家,以及经认证的非政府组织的代表。这一安排将政府与公民社会的专业知识引入技术评审,但最终决定权仍属于这一政府间机构。
委员会可以决定将项目列入名录、将申报材料退回以补充信息,或不予列入。退回申报并不等于认定该传统缺乏文化价值,而是针对申报材料是否充分满足适用要求作出的处理。同样,不予列入的决定也不妨碍社区实践或认同自身的遗产。这一程序是在条约框架内评估所提交的档案,而非对文化重要性作出普遍适用的裁断。
每年的处理能力以及有关优先次序的规则,也会影响哪些档案能够获得审查。在这些安排中,多国联合申报,以及以往列入项目较少的国家提交的申报,曾得到特别考虑。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列入名录项目的分布视为衡量不同社会遗产数量或丰富程度的尺度。这种分布还反映了各国对《公约》的参与程度、行政资源、申报策略,以及评审工作的实际能力限制。
社区参与、同意与代表性
社区的认同是《公约》的核心,但“社区”并不被限定为某一种法律组织形式。它可以指表演者、手工艺人、居民、宗教活动参与者、职业群体,也可以指分散于多个地域的关系网络。成员身份可以相互重叠:一个人可能同时属于村落协会、行业行会,以及范围更广的语言或宗教社区。因此,确定相关传承群体时,需要关注实际参与情况,而不能简单地将某项传统归属于某个国家的全体国民。
《公约》第十五条要求缔约国努力确保社区、群体及有关个人尽可能广泛地参与保护工作,并积极参与相关管理。在申报过程中,社区参与应从筹备阶段就开始,而不是等到申报材料写成后才进行。实践者可以协助界定遗产项目,说明知识的传承方式,识别面临的威胁,选择优先保护事项,并确定哪些内容适宜公开。
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既涉及拟议的申报,也涉及遗产的呈现方式。签署文件可以作为同意的证据,但其背后的过程同样重要:参与者需要了解列入名录的目的,并有切实表达意见的机会。社区会议、视听形式的声明以及集体议事程序的记录,都有助于证明这种参与。单一机构的认可,并不一定能证明所有相关群体都已得到征询。
当社区内部获取权力和资源的机会不平等时,代表性问题就可能变得复杂。资深表演者可能代表某项传统发言,但这项传统的日常传承却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女性、年轻实践者,或较少受到公众关注的从业者。原住民族可能保有不同于政府所承认行政架构的习惯性制度。移民社区和散居群体可能在申报筹备所在地之外延续相关实践。在这些情况下,代表的遴选就成为一个实质性问题,而非例行手续。
参与也会影响记录工作。有些知识具有神圣性,仅限于特定入门者掌握,或不宜不受限制地传播。《公约》明确承认,有必要尊重那些规范遗产特定方面获取方式的习惯做法。因此,提高可见度并不等于全面公开。申报材料可以阐明某项实践的社会意义,而无须公布每一份仪式文本、每一种技艺,或每一处限制进入的地点。
这些原则体现了“为社区保护遗产”与“同社区一道保护遗产”之间的区别。研究人员、官员和文化机构可以提供资金、技术援助或记录支持,但无法取代那些通过持续参与赋予遗产项目活态特征的人。因此,列入名录后,社区参与仍然重要,包括在修订保护计划或提出遗产新用途时。
保护、传承与后续跟进
根据《公约》,保护是指旨在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续力的各项措施,包括确认、建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和振兴。其目的不是将某项文化实践凝固在一种所谓的原初形态,而是维持必要的条件,使传承人能够继续实践、诠释和传承这项遗产。
传承可以通过家庭、学徒制、社团、宗教机构、节庆、工作坊或正规教育进行。一项手工艺传统可能需要工具、原材料、工作空间,以及足以维持熟练工匠生计的市场需求。一项口头传统可能需要为讲述者和听众提供相聚的机会,而且相聚的情境须能让其语言和表达惯例继续发挥意义。一项时令仪式则可能依赖于使用某片土地的机会,或依赖于赋予其举行时间以实际意义的农事活动。
因此,保护计划的范围可以远远超出对表演活动的记录。它们可以支持学徒培养、改善工作条件、维护公共空间、便利材料获取,或为年轻实践者创造向资深传承人学习的机会。博物馆、档案馆和大学可以协助建档与研究,但记录本身无法再现学习某项文化实践所依托的社会关系。同样,公开展示或许能提高公众的认知,却未必能维持全年所需、但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日常劳作。
传统手工艺的保护体现了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年长的手艺人可能仍掌握着某项技艺,但当地某种木材、纤维或染料的供应却变得不稳定。即使公众兴趣依然浓厚,环境变化、监管措施、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和市场竞争仍可能影响其存续力。因此,有效的措施必须兼顾技艺知识与其应用所处的生态、经济条件之间的关系。
列入名录意味着承担后续责任,并不代表保护工作已经完成。缔约国须按照《公约》的报告机制,定期提交有关《公约》实施情况及入选项目状况的报告。这些报告涉及存续力、保护措施、机构支持和社区参与等事项。需要关注的问题包括:学习活动是否仍在继续,传承人能否在可接受的条件下开展实践,以及是否出现了新的压力。
获得认可并不意味着自动获得资助。《公约》设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和国际援助程序,但列入名录与获得资助是两个不同的过程。一个社区可能因入选而获得更多关注,却仍然缺乏教学场所或培养学徒所需的资源。反过来,未列入名录的文化实践也可以受益于国家级清单、社区倡议或国际合作。《公约》规定的保护责任涵盖更广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不仅限于列入国际名录的项目。
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其他遗产机制的关系
代表作名录是2003年《公约》设立的三项主要国际机制之一。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针对的是存续能力受到威胁、保护工作需要特别关注的项目。它的侧重点不同于代表作名录所着重的提高可见度、增进认识和促进对话。被列为急需保护的遗产,并不意味着其文化价值较低;列入代表作名录,也不能证明某个项目不存在任何威胁。
《公约》第18条规定了另一项机制:优秀保护实践名册。该名册遴选最能体现《公约》原则和目标的计划、项目及活动。代表作名录列出的是遗产项目,而优秀保护实践名册着重展示的是保护遗产的方法。其目的是鼓励交流有益经验,并根据不同情境加以借鉴运用,而不是再建立一份传统文化目录。
《世界遗产名录》依据另一部公约,即1972年《公约》运作。其列入对象是文化和自然遗产地,评估时采用突出普遍价值、完整性以及在适用情况下的真实性等概念。代表作名录并不以同一套体系评估活态文化实践。一处古迹与相关仪式可能具有相互关联的文化意义,但二者的申报程序、评审标准和保护问题并不能混为一谈。
这种区别并非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之间的简单对立。节庆可能需要在历史广场上举行;手工艺可能依赖作坊和工具;有关自然的知识可能融于文化景观之中。反过来,世界遗产地的维护也可能依赖持续传承的习俗实践。这些不同机制使遗产的不同层面得以在行政管理中受到关注,即便这些层面在日常生活中密不可分。
代表作名录也不同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文献遗产或创意城市的认定机制。档案可以保存表演活动的记录,城市网络则可以支持文化政策与交流。它们的宗旨,都不同于依据2003年《公约》对社区所传承遗产项目的认可。公众常用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这一说法,可能掩盖这些制度上的区别。
列入名录并不会自动产生知识产权效力。它不会赋予某个国家或社区对一项传统的专有权,不会使世代相传的表达形式因此获得著作权,也不具有商标或地理标志的功能。特定名称、产品、录音录像或设计可能受到其他法律制度的保护,但这种保护并非仅仅因为列入名录而产生。《公约》承认社区等主体与遗产之间的联系,但并不裁断涉及商业控制权或历史起源的每一个问题。
地理范围与列入项目示例
名录中各项目的核心活动差异显著,体现了其涵盖范围之广。摩洛哥的杰马夫纳广场文化空间于2008年从此前的代表作计划转入名录,其核心是一个供人们讲述故事、演奏音乐、开展表演和进行社会交往的场所。其意义不能仅归结为广场的物质形态。列入名录的对象是赋予这一空间活力的活动与人际关系,这也说明了为何保护活态遗产可能需要同时关注实践者及其活动场所。
同样于2008年转入名录的昆曲,则体现了表演、剧目、声腔技巧、身段与训练的另一种组合方式。阿根廷和乌拉圭联合申报、于2009年列入名录的探戈,将音乐和舞蹈与拉普拉塔河两岸的社会生活场景联系起来。这类项目认可的是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实践,并不意味着当今某一个机构或某一种标准化表演就能涵盖其全部文化意义。
有关自然与时间的知识构成了另一组例子。中国的二十四节气于2016年列入名录,涉及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季节变化知识及相关实践,将历法安排与农业、环境观察及社区生活联系起来。2020年列入名录的太极拳是一种通过传授延续的传统身体实践,也涉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环境;列入名录并不等于对其特定健康功效主张作出医学认证。
多国联合申报尤其清楚地表明,活态遗产不一定局限于单一国家的边界之内。鹰猎于2010年通过多国联合申报首次列入名录,此后随着更多国家加入,项目范围也随之扩展。地中海饮食最初于2010年作为西班牙、希腊、意大利和摩洛哥的项目列入名录,随后于2013年扩展至塞浦路斯、克罗地亚和葡萄牙。这类扩展能够认可相关实践更广泛的分布,同时要求参与国记录本国的相关社区及其保护承诺。
另一些项目突出的是社会关系,而不是某种独立的艺术门类。2020年列入名录的芬兰桑拿文化,包括相关知识、惯常行为以及桑拿浴的社会意义。2022年列入名录的法国法棍面包制作技艺与知识,强调的是面包师的技能及相关实践,而不是赋予每一条法棍面包遗产地位。2024年列入名录的“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涵盖围绕春节开展的各项活动,包括家庭和社区的庆祝习俗,以及相关知识的传承。
这些例子也说明,解读列入名录的项目时,应以申报文件所记载的范围为依据。简短的名称必然有所取舍。申报材料中未提及的社区也可能存在相关实践,而同一参与国内部的不同变体之间也可能有很大差异。名录所呈现的地理范围,记录的是具体申报档案涉及的国家与社区;它既不是文化分布的完整地图,也不是将各项传统排他性地划归不同国家的依据。
认可、商业化与持续的争论
列入国际名录可以增加媒体关注,推动研究,提升实践者的社会地位,并促使公共部门投入资源。它也可能影响旅游业、文化活动的策划和市场推广。这些影响并不一致。备受瞩目的节庆可能迅速吸引游客,而公众较难接触到的知识体系,则可能主要通过教育、记录或更有力的机构支持获得认可。
商业活动与遗产保护并非天然对立。手工艺人、表演者和食品生产者往往依赖经营收入,而有保障的生计有助于实现代际传承。当商业需求破坏相关实践的社会情境,或使收益流向传承者之外的群体时,问题便会出现。为频繁向游客展示而改编的表演,可能失去其在传统场合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特征;手工制品需求的增长,也可能催生替代品,使掌握技艺的实践者难以获得相应的经济回报。
官方认可也可能推动标准化。申报材料要求对遗产作出边界明确的描述,但活态传统往往包含相互竞争的叙述、地方变体、即兴创作,以及不断变化的参与形式。一旦某个版本在宣传或行政管理中占据突出地位,它就可能被视为权威形式。这可能使那些与官方描述不完全吻合的实践处于不利地位。公约强调遗产在不断再创造,这有助于避免将申报材料视为一成不变的脚本。
另一项争论涉及国际合作与国家文化声望之间的关系。国家是正式的申报主体,但许多传统通过迁徙、贸易、宗教网络和共同历史跨境流传。公众讨论有时将列入名录视为某项遗产专属于某国、起源于该国的证明,尽管申报程序并不作出此类认定。多国联合申报可以承认共同遗产,但无法消除围绕名称、历史叙述或代表性问题的所有分歧。
名录中项目的分布也反映出行政能力的不均衡。准备申报需要持续协调、专业记录、翻译,以及对国际程序的熟悉和参与。难以获取这些资源的社区,即使其遗产充满活力或面临威胁,也可能仍然较少受到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能力建设工作和程序上的优先安排,回应了这种失衡的部分问题,但入选项目的数量,仍不足以可靠地衡量一国的文化多样性或遗产保护成效。
因此,评估名录的影响不能只统计入选项目或游客数量。相关依据还包括学徒的学习机会、必要场所和材料的可获得性、实践者对决策的影响力,以及经济收益的分配情况。人类学和民族志研究能够记录宣传统计所忽略的变化,包括权威关系的转变、接触和参与受到限制,或意义发生改变。长期观察尤为重要,因为可见度的提升与存续能力的增强,可能同步发生,也可能各自发展,或彼此产生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