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伊努人是一个原住民族,其历史家园涵盖北海道、库页岛、千岛群岛及日本列岛北部的邻近地区。如今,大多数阿伊努人居住在日本,尤其是北海道,但其他地方也有阿伊努社群和具有阿伊努血统的人。他们的历史是在与日本、东北亚及北太平洋各社会的持续交往中发展起来的,后来又被纳入不断扩张的日本和俄罗斯国家版图。
阿伊努身份认同与其独特的语言、各地传统、同祖居地的联系,以及遭受同化和歧视的共同经历密切相关。这种身份认同并不以会说阿伊努语、举行特定仪式或具备某种规定的外貌特征为前提。2008年,日本通过国会决议,正式承认阿伊努人为原住民族,并于2019年将这一认定明确写入国家法律。
阿伊努人的历史包括长途贸易、以渔猎为基础的经济活动、农业、艺术创作以及丰富的口头文学。当代阿伊努人的生活涵盖文化复兴、语言教育、政治组织活动以及对日本社会更广泛的参与。与此同时,围绕文化诠释与传承的权威、接触和取回祖先遗骸的权利、历史呈现方式,以及文化认可与原住民族权利之间的关系,仍存在有待解决的问题。
名称、家园与人口
在阿伊努语中,aynu 意为“人”或“人类”。在宗教叙事中,这个词可用来区分人类与 kamuy,后者是拥有超凡力量的存在。英语通常以“Ainu”同时指称阿伊努人及其语言。Ainu Mosir 常被译为“人类之地”,在地理、文化和政治语境中都有使用;其含义取决于具体语境,并非指一片具有固定历史边界的单一领土。
历史上的阿伊努社群生活在多种不同的环境中。北海道既有盛产鲑鱼的河谷,也有沿海聚落、森林和农耕地区。库页岛的阿伊努社群参与了连接该岛、黑龙江下游地区与北海道的交往网络。千岛群岛则孕育了向堪察加方向延伸的海洋经济。地域差异影响着语言、服饰、饮食、仪式以及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因此,“北海道阿伊努人”“库页岛阿伊努人”和“千岛阿伊努人”指的是宽泛的历史群体,并不意味着这些群体在文化上可以等同视之。
早期日本文献经常使用 Ezo 或 Emishi 等称谓,两者通常均写作“虾夷”。这些称谓的含义随时代而变化,不能一概直接等同于现代的阿伊努人。尤其是 Emishi,它指的是本州东北部的一些人群,其语言和文化归属未必一致。同样,“Ezo”既可指北方人群,也可指某个地理区域,还可指日本当局按其自身分类方式界定的人群。若将这些称谓所指的所有人都认定为阿伊努人,就会抹去重要的时代和地域差别。
目前没有一项全面且得到普遍认可的阿伊努人口统计。日本全国人口普查并未对阿伊努人进行完整的族别人口统计。北海道的调查采用了行政调查和以社群为基础的调查方法,无法识别所有具有阿伊努血统的人。北海道政府2017年的一项调查确认,道内约有12,300名阿伊努居民,但这一数字并不是对全日本阿伊努总人口的估计。调查所涉社群以外的人、居住在其他地方的人,以及选择不披露自身血统的人,都未必被纳入其中。
人口数字也受到历史上的歧视、族际通婚、迁徙以及自我认同选择的影响。一些家庭曾为避免偏见而隐瞒阿伊努血统,而后代有时又重新认同这一血统。当代阿伊努社群包括城市居民、具有混合血统的人,以及与祖辈社群联系程度各不相同的个人。族群性所涉及的身份认同,不能仅以官方登记、家世血缘,或是否参与公众可见的文化活动来界定。
考古背景与阿伊努文化的形成
研究者通过考古学、历史文献、语言学、口述资料和生物学证据,探究阿伊努社会的起源。这些证据各自回答不同的问题。考古遗存能够揭示聚落、技术、交流和饮食的变化,却不能直接说明留下这些遗存的每一群体的族群身份或语言。因此,不应将现代阿伊努人的身份认同原封不动地投射到遥远的史前时代。
北海道的史前文化发展序列与本州大部分地区不同。漫长的绳文时代结束后,北海道的各个社群延续着通常被归为续绳文文化的传统,时间大致从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延续至公元第一个千年。在日本更南方的大部分地区,稻作农业以及与弥生时代相关的社会形态早已发展起来。这种差异并不意味着北海道与外界隔绝:物品、作物、技术和人口不断跨越津轻海峡,并通过北方海上网络流动。
擦文文化的年代通常被定为约公元7至13世纪,在阐释阿伊努文化形成的研究中尤为重要。擦文文化聚落中可见半地穴式房屋,以及制陶、种植、捕鱼、狩猎和与更南方社会进行交换的活动。大致同一时期,鄂霍次克文化分布于鄂霍次克海沿岸,包括北海道北部和东部。其社群高度依赖海洋资源,并与萨哈林岛及东北亚大陆地区保持联系。
阿伊努文化是在上述人群及其邻近群体共同经历的转变中逐渐形成的,而非源于某一次突发事件。考古学家通常认为,后世阿伊努物质文化中可辨识的特征,出现在13世纪前后的数百年间。这些变化包括更多地使用输入的铁器和漆器、本地陶器生产的衰落,以及新的聚落形态和仪式模式的出现。源自擦文文化的社群与关联于鄂霍次克文化传统的人群之间的互动,促进了区域多样性的形成,但具体过程仍有待研究。
遗传学研究发现,阿伊努人群与日本列岛古代居民之间存在联系,同时也发现了他们与东北亚人群接触的证据。这些发现涉及祖源和人群历史,并不能据此从生物学上界定谁属于阿伊努人。早期种族分类曾将阿伊努人描述为孤立的“高加索人种”遗存,这种解释已不为当代研究所接受。必须综合考虑文化延续、人口迁移、通婚和历史变迁,而不能将遗传祖源等同于语言、文化或集体认同。
贸易、地方权力与早期国家扩张
在近代国家实行直接管治之前,阿伊努社群已是广泛商业网络的一部分。他们提供鱼干、海产品、兽皮、羽毛及其他北方物产,换取铁器、稻米、纺织品、漆器和酒类。货物在北海道、库页岛、千岛群岛、本州北部及黑龙江流域之间流通。一些物品传入阿伊努社会后,获得了仪式上的意义:日本漆器、刀剑及其他贵重物品,不只是进口的日用器具,也可能成为彰显地位的财物。
政治权力通常存在于地方或区域层面,而非集中于一个统一的阿伊努国家。首领代表聚落,组织贸易,调解争端,并与外来者交涉。各社群可以结成联盟,但领导方式因形势和地域而异。这种政治组织形式并不妨碍各社群联合抵抗,也不意味着他们没有领地观念、制度,或规范资源使用的规则。日本人的记述往往以自身的行政分类来理解阿伊努人的权力结构,而这些分类并不完全符合当地的实际安排。
自十五世纪起,日本人的聚落和商贸势力开始在北海道南部扩张,当时这一地区通常被称为虾夷地。1457年与胡奢麻尹有关的冲突,成为阿伊努社群与日益崛起的蛎崎氏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蛎崎氏的继承者松前氏领主于1604年获得德川政权认可,享有控制对阿伊努贸易的特权。与通常依靠征收稻米赋税的领地不同,松前藩更依赖于经营北方贸易及维系与阿伊努社群的关系。
1669至1672年间由沙牟奢允领导的冲突,起于阿伊努各群体之间的争端,并在与松前藩不平等的商业关系下进一步激化。战事蔓延至北海道部分地区,但松前军最终获胜,沙牟奢允则于1669年在谈判期间被杀。冲突结束后,松前藩的影响力得到加强。1789年,国后—目梨地区在商业渔业经营所伴随的强制压迫下,再次爆发起义。事后,三十七名阿伊努人被处决。
十八至十九世纪期间,商人越来越多地依据通常称为“场所制度”的安排,承包经营各个渔区。阿伊努劳动力成为商业渔业的支柱,有时被迫劳动,致使劳动者与其社群分离,传统生计活动也受到扰乱。俄国的扩张又增添了一重因素:自1799年起,德川幕府在不同时期将虾夷地的部分或全部地区置于直接管辖之下。随着勘察、驻军和行政干预不断推进,阿伊努人的家园越来越被视为国家之间的战略边疆,各社群自主交涉的空间也随之收窄。
殖民、同化与法律承认
1868年的明治维新标志着国家管控进入了一个决定性的新阶段。1869年,日本政府将虾夷地改称“北海道”,并设立北海道开拓使。大规模移民、农业开发、道路建设以及新的行政机构,改变了土地和资源的获取与使用方式。阿伊努人被纳入日本的户籍登记体系,同时受到一系列政策的约束;这些政策将他们与新迁入的移民区别对待,并力图使其同化。
对狩猎和捕鱼的限制削弱了阿伊努人原有的生计,尤其是在当地经济和仪式活动依赖鲑鱼捕捞与猎鹿的地区。土地日益通过官方制度加以分类和分配,而这些制度并不平等承认阿伊努人依习惯形成的土地占有。政策还针对一些外显的文化习俗,包括女性文身和男性佩戴耳环。学校教育扩大了日语的使用,而在歧视以及要求遵从日本社会规范的压力下,阿伊努语的代际传承逐渐衰弱。
1899年的《北海道旧土人保护法》将福利与农业方面的规定同同化主义理念结合在一起。其官方用语将阿伊努人归类为“旧土人”,意指他们已被纳入国民整体,却又保留了单独的行政身份。土地配给旨在使受配者成为农民,但这一制度并未归还各社群赖以生存的广阔渔猎和采集领地。教育安排以及获取适宜耕作土地方面的不平等,非但未能消除他们的不利处境,反而使其进一步加深。
国际边界的变动也导致阿伊努社群流离迁徙。根据1875年的《圣彼得堡条约》,俄国获得了整个千岛群岛,而日本则放弃了对库页岛的领土主张。许多库页岛阿伊努人自行迁往或被迁至北海道,包括对雁地区。1884年,千岛群岛北部的阿伊努人被迁往色丹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对库页岛南部及千岛群岛的控制引发了进一步的人口迁徙,包括库页岛阿伊努人迁往日本。这些迁徙使各地区的社群四散分离,并加速了语言的流失。
战后,阿伊努人的组织积极争取改善生活条件,并要求其身份获得承认。1997年,《阿伊努文化振兴法》取代了1899年的法律,确立了以文化振兴为核心的新框架。同年,札幌地方法院在二风谷水坝案的判决中承认阿伊努人为原住民族,并认定国家在考虑其文化利益方面存在缺失,但已经建成的水坝并未被拆除。
2008年,日本国会通过决议,承认阿伊努人的原住民族身份。2019年的阿伊努政策立法明确承认阿伊努人为原住民族,禁止歧视,并为地方举措设立支持措施。其条款包括便利出于特定文化目的使用森林资源和捕捞鲑鱼的程序。这些措施并不构成对集体土地所有权或自治权的全面承认;文化承认与可依法主张的原住民族权利范围,仍是不同的法律问题。
语言、口头文学与语言复兴
阿伊努语通常被归为孤立语言:迄今尚未有人证明它与其他语系存在亲缘关系,并使大多数学者信服。历史上的阿伊努语变体通常分为北海道、萨哈林和千岛三支,各支内部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各地语言的记录详略不一,千岛诸变体的资料尤为不足。如今的教学和语言复兴活动大多以北海道阿伊努语为基础,不过萨哈林阿伊努语的记录也很重要。
阿伊努语的语法结构与日语有很大不同。它主要采用中心语后置的结构,动词通常位于其论元之后,并使用词缀及其他语法手段来表达人称和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在一些重要句式中,还会出现并合现象,即类似名词的成分与动词构成紧密的语法单位。各方言的语音系统有所不同;许多北海道变体通常被描述为具有五个元音,且允许辅音出现在音节末尾。这些音节末辅音,也是普通日语书写规范必须经过调整才能准确表示阿伊努语的原因之一。
历史上,阿伊努语没有普遍使用的本土文字系统。现代文本采用拉丁字母、经过调整的片假名,或两者并用。小号片假名可以表示日语正字法通常不加区分的音节末辅音。地名也保存了大量语言资料。意为“河流”的 pet,以及意为“溪流”或“河流”的 nay 等成分,出现在北海道的许多地名中,不过,后来的日语写法和发音变化可能掩盖了这些地名原本的形式与含义。
阿伊努人的口头传统包括英雄史诗、以神灵或动物口吻讲述的叙事、散文故事、歌曲和仪式用语。相关术语因地区而异:yukar 通常与史诗吟诵联系在一起,而在北海道的许多传统中,kamuy yukar 和 uwepeker 等名称则用于区分重要的叙事体裁。表演者运用节奏、反复、程式化表达和叙事视角的转换。这些作品不仅用于娱乐,也记录了人类、非人存在、地方与社群之间的关系。
知里幸惠编译了神灵叙事,辑成《阿伊努神谣集》(Ainu Shin’yōshū),于她去世后的1923年出版。她的作品为以印刷形式传播的阿伊努语文学奠定了基础。她的弟弟、语言学家知里真志保对阿伊努语的语言描写作出了重大贡献;萱野茂则记录了词汇、叙事和日常生活知识,并协助推动社群语言教学。
阿伊努语已处于极度濒危状态,作为第一语言的流利传承已基本中断。尽管如此,语言复兴工作仍通过社群课堂、广播课程、词典、录音、大学课程、儿童读物和教材,以及网络资源等形式持续开展。使用者人数的估计各不相同,因为日常会话能力、对仪式用语的了解,以及作为第二语言掌握的熟练程度,并不能等同视之。教学中还需要就方言、拼写规范,以及存档语料与当代使用之间的关系作出选择。
生计、聚落与社会关系
历史上,阿伊努人会根据当地生态环境和参与交换的条件,结合多种经济活动来维持生计。在北海道的许多河流水系中,鲑鱼尤为重要。人们在鲑鱼季节性洄游时捕捞,随后加工、晒干,储存起来以备过冬。鹿、熊、小型哺乳动物、水禽和海洋动物也为人们提供食物和材料。各社群还采集可食用植物、坚果、浆果、根茎及药用资源。“狩猎采集者”这一称谓只能概括这种多样性的一部分,因为种植和商业交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农业活动因时期和地区而异。一些社群种植粟及其他作物,从外部输入的稻米则作为食物和仪式用品而具有特殊价值。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的生计方式不同于北海道内陆,反映了当地的海洋环境,以及与北方邻近族群的联系。有关季节周期、动物习性、天气、食物保存和出行路线的知识,通过劳作、故事讲述和直接传授代代相传。这些传统知识具有实用性,其传承和运用有着社会组织基础,并非一套一成不变的古老学问。
聚落通常称为 kotan,多建在便于交通和获取生活资源的河流、河口或海岸附近。北海道的房屋称为 cise,一般采用木构架,以当地可得的植物材料铺设屋顶或围筑墙壁。屋内布局具有社会和宗教意义。炉塘是家庭日常生活的中心,而特定的窗户及仪式物品的摆放,则体现了人与神圣世界之间的关系。仓房、晾晒设施和户外仪式建筑共同构成了更广阔的生活空间。
住户是生产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单位,同时也是更广泛的亲属关系、合作和相互义务网络的一部分。世系传承与仪式归属可能遵循不同的脉络,具体安排也因地区而异。在许多关于北海道社群的记述中,男性和女性的归属分别涉及不同的世袭关系与禁忌。婚姻习俗不能简化为一条适用于所有阿伊努群体的统一规则。住户内部的合作也超出了狭义的血缘关系范围。
劳动分工往往依性别和年龄有所区分,但具体职责取决于地方条件和实际情形。男性通常承担大规模狩猎活动,女性则在食物加工、植物采集、纺织品制作,以及歌曲和故事的传承中发挥核心作用。物质生产能力和仪式知识都可能带来社会地位。殖民时期的渔业以及后来的雇佣劳动,通过调动劳工、限制资源获取,并使住户更加依赖外部市场,改变了这些分工安排。
当代阿伊努人与日本其他居民一样,从事广泛而多样的职业,包括渔业、农业、林业、旅游业、手工艺生产、专业技术工作及城市服务业。传统生计对于理解历史和开展文化实践仍然十分重要,但它们既不能概括每一个阿伊努住户的生活,也不应成为判定其文化是否“正宗”的标准。
卡姆伊、仪式及与非人世界的关系
阿伊努宗教传统通过人与卡姆伊(kamuy)之间的关系来理解世界的诸多方面。这个词常被译为“神”或“精灵”,但这两个译法都无法涵盖其全部含义。动物、火、水域、天气、工具以及其他存在或现象,都可能具有力量和自主行动的能力。各地区、各家庭的习俗有所不同,相关知识通过仪式、口头叙事、观察和参与来传承,而非依靠一部统一的经典。
在许多叙述中,来自卡姆伊领域的存在会以可见的形态进入人类世界。因此,动物不仅可能被视为猎物,也可能被视为来访者,其身体为人类提供食物和材料。妥善对待它们、奉上供品并表达感激,有助于维系互惠关系。这并不意味着每次与动物相遇时都要遵循相同的仪式。物种、具体情境和地方传统,共同决定了应当采取的行为。
炉灶神通常被称为 Ape-huci-kamuy,在家庭宗教生活中占据核心地位。炉灶将家庭活动与人类世界之外的沟通联系起来。仪式中可能使用 inaw,即附有刨花的雕制木质供奉棒,也可能使用通常称为 ikupasuy 的装饰木棒献酒。这些器物的形制、摆放位置和使用方式,取决于仪式所面向的神灵及其目的。娴熟的言辞,以及对各种关系及其应有礼法的了解,与器物本身同样重要。
伊奥曼特常被称为送熊仪式,是最广为人知的阿伊努仪式之一。在有文献记录的北海道仪式中,人们先饲养一只幼熊,之后在仪式中将其杀死,同时祈祷、献供、设宴,并将熊的灵魂送回神界。这一仪式表达了对强大存在的款待与互惠之意。它并不代表阿伊努宗教的全部,各社群的举行方式也不尽相同。其他送灵仪式则以不同的动物或存在为对象;历史证据也表明,与熊有关的习俗属于欧亚大陆北部更广泛的文化背景。
宗教生活还包括围绕捕鱼、狩猎、疾病、出行、死亡和社群福祉展开的祈祷。丧葬习俗和对来世的理解各有差异,与日本佛教、基督教及其他传统的接触又带来了进一步变化。一些习俗因限制措施、经济动荡或社群生活的变化而衰落;另一些则在家庭内部延续,或重新在公开场合举行。
现代仪式活动可能融合代代相传的知识、重新发掘的档案资料,以及当代实践者所作的决定。面向游客的公开表演与为社群自身需要而举行的仪式,形式上可能相似,社会意义却未必相同。其意义取决于由谁组织、由谁参与,以及参与者认为这一活动会带来哪些义务。
服饰、工艺、音乐与表演
阿伊努人的物质文化既体现了对当地资源的利用,也反映了远距离交流的影响。依地区和时代的不同,服饰可用织成的韧皮纤维布、兽皮、鱼皮或外来布料制作。Attus 是一种用榆树等树木的内皮纤维织成的布料,尤以北海道的传统著称。制作这种布料需要剥取并处理树皮、分离纤维、纺线和织造。后来,通过贸易获得的棉布成为制作服装和贴布装饰的重要材料。
袍服的领口、袖口、衣襟、下摆、肩部等部位常饰有精细的几何纹样。刺绣和贴布装饰采用曲线形和尖角形图案,其排列方式因制作者、地域及传统而异。morew 和 ay-us 等术语指的是广受讨论的纹样类型,但若把每一种图案都视为具有单一普遍含义的固定符号,就会过度简化现有证据。装饰可以体现世代传承的技法、家族联系、个人技艺以及不断变化的艺术偏好。
历史上,文身是许多阿伊努女性的重要习俗,尤其常见于嘴部周围以及手部或手臂。纹样往往经过一段时间逐步完成,并可能与成年、社会身份及宗教观念相关。日本当局多次限制这一习俗,最终使其不再成为普遍的代际传承惯例。男性的胡须与女性的文身成为外界描绘阿伊努人时突出的特征,而阿伊努社会生活更广泛的多样性却往往因此受到忽视。
木工制品包括日用器具、托盘、刀柄、仪式用具和建筑构件。北海道纪念品市场上常见的木雕熊,主要属于二十世纪商业工艺发展的产物,并非某种古老家庭手工艺原封不动的遗存。这一区别并不意味着它缺乏文化意义:艺术家调整雕刻技艺以适应新市场,并在经济条件变化的过程中借此谋生。当代创作者也从事版画、雕塑、纺织艺术及综合媒材创作。
阿伊努音乐包括独唱、集体表演、舞蹈和器乐传统。mukkuri 是一种小型口簧琴,借助簧舌振动发声,演奏者通过口腔和呼吸调节其共鸣。tonkori 是一种拨弦乐器,与萨哈林阿伊努人的传统尤为密切,如今在文化复兴活动和当代表演中占有重要地位。传统舞蹈可以表现动物、劳动、集体庆祝活动和仪式动作。
2009年,“阿伊努传统舞蹈”被列入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社群内的传承保护协会在保存和展演这些传统曲目与舞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阿伊努音乐家和艺术家也创作新作品,将传承下来的形式与其他艺术类型相结合。文化遗产传承与艺术创新是相互交融的活动,而非彼此排斥的类别。
社群机构、博物馆与代表权
阿伊努人组织在推动政策从外部主导的“保护”转向社会承认与社群自主开展文化活动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北海道阿伊努协会创立于1946年,此后数十年间曾名为北海道乌塔利协会,直到2009年才恢复现名。其工作涵盖福利、教育、文化保护,以及在政策讨论中代表阿伊努人发声。其他组织则在地方层面开展活动,或围绕特定议题展开工作,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够涵盖所有阿伊努人的立场与经历。
政治参与也推动了国家机构对阿伊努历史的关注。萱野茂于1994年至1998年担任日本参议院议员,并在议会活动中使用阿伊努语。阿伊努民族文化财团于1997年在新的文化振兴制度框架下成立,支持语言教学、文化项目和公众教育。这类机构将社群倡议与政府资助衔接起来,同时也带来一些实际问题:由谁决定优先事项,以及如何让资源惠及不同社群。
博物馆已成为呈现阿伊努人形象的重要场所。二风谷、白老等地的地方机构保存着器物、录音及历史知识。位于白老的民族共生象征空间Upopoy于2020年7月开放,是集展览、表演、研究和文化传承于一体的重要国家级中心,其中设有国立阿伊努民族博物馆及公园。博物馆展陈越来越多地将阿伊努人呈现为当代社会的参与者,而不只是逝去时代的居民。不过,展览内容的选择必然意味着对各地历史、个人经历和不同诠释有所取舍。
科研馆藏也带来了另一类责任。自19世纪末起,大学及其他机构收集了阿伊努人的遗骸和随葬品,其中一些收集行为并未征得社群同意。这些馆藏曾被用于体质人类学和种族研究。如今,遗骸与随葬品的归还工作涉及身份确认、来源与流传记录、后代与社群的意愿、妥善安葬,以及由谁有权批准进一步研究等问题。Upopoy附属的一处慰灵设施安置着尚未归还给特定社群或家族的遗骸。
历史文献也在得到重新审视。传教士约翰·巴切勒撰写了颇具影响力的语言学和民族志著作,语言学家金田一京助则通过与阿伊努语使用者合作,记录了口头文学。这些记录保存了珍贵的信息,但在解读时,需要留意翻译问题、采集者的预设,以及提供知识的阿伊努人所作的贡献。当代学术研究越来越注重具名的讲述者、教师、手工艺人及社群研究者,而不再将他们视为匿名的资料来源。
数字档案、由社群掌控的录音、学校教材和合作展览扩大了人们接触相关资料的机会,同时也引出了有关知识产权和文化决定权的问题。获准持有某份录音或某件器物,并不自动意味着可以复制、商业化利用或向公众开放。相关决定可能取决于家族关系、仪式禁忌、采集时的具体情况,以及收藏机构与其所藏文化遗产所属人群之间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