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景观是指其特征体现了人与环境长期互动关系的地域。它不仅包括建筑、田地、道路等可见要素,也包括人们利用和理解地方的实践、知识、记忆与信仰。这一概念在人文地理学、考古学和文化遗产保护中具有重要地位。从广义的地理学角度看,它可以用来描述普通的郊区、农业区或工业区;在国际遗产实践中,它也用于指称因具有特定文化意义而获得认可的景观。
范围与基本特征
文化景观并不是在自然风景中简单添加人工物体。其独特性产生于环境条件、技术、生计方式、制度和文化价值观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一片山坡梯田就融合了地形、水资源管理、建造技术、土地权属格局以及世代相传的农耕劳动。
文化景观的组成要素可以包括:
- **物质构筑物:**聚落、建筑、梯田、墙体、交通线路、运河及工业遗存。
- **空间格局:**田界、聚落布局、耕地与非耕地之间的关系,以及各地点之间的联系。
- **经人为管理的生态要素:**果园、牧场、林地、园林,以及依靠特定土地利用方式维持的生境。
- **文化关联:**神圣意义、习惯权利、地名、历史记忆和艺术表现。
- **延续至今的活动:**农耕、捕鱼、季节性放牧、朝圣、节庆和手工艺生产。
这些要素存在于不同的空间尺度上。一座经过设计的园林可以构成文化景观,一条包含城镇、农业系统和交通网络的河谷也同样可以。因此,景观边界部分取决于所研究的问题或所保护的价值,而不一定总是沿着明显的自然边缘划定。
文化景观不一定风景如画、历史悠久,也不一定受到官方保护。工业区、郊区开发地带和受冲突影响的景观,都可以借助这一概念加以研究。文化意义也不以大规模的物质改造为前提:一座山或一片森林,可以因习惯性利用、神圣关联或口头传统而具有深远意义。
概念的发展
欧洲地理学传统逐渐形成了将景观看作区域历史和生活方式之体现的观念。20世纪初,地理学家日益关注聚落、耕作和其他活动如何改造环境,使之形成可辨识的区域形态。
美国地理学家卡尔·索尔在1925年的论文《景观形态学》中,对这一概念作出了影响深远的阐述。他将文化景观看作文化群体作用于自然景观的结果。这一研究取向推动学者细致考察物质要素、历史演变,以及作物、技术和聚落营建方式的传播。
后来的研究拓展了这一思路,也对其提出批评。将“文化”视为一种统一的力量,可能掩盖社会内部的差异,并忽视个体能动性、经济体系和政治权力。自20世纪后期起,文化地理学家越来越多地将景观同时视为表征和物质环境来研究:地方不仅被建造,也被诠释、描绘、争夺和规管。
这种拓展后的理解使劳动、性别、殖民主义、产权和土地获取机会的不平等受到关注。它也对自然与文化之间的截然划分提出质疑,尤其是在某些地方观念中,人类生活与其他生物及环境过程并非以同样的方式被区分开来。
形成与变化
文化景观往往由长期累积的行动形成,不一定出自单一规划。其面貌可能保留多个历史时期的痕迹:古老的路线可以影响现代街道的走向,早期田界也可能在后来的开发中留存下来。这种延续现象通常被称为历史层积。
塑造文化景观的过程有多种,彼此相互作用:
**环境适应。**地形、土壤、水资源可用量和气候影响土地利用,而人类活动又会改变这些条件。例如,灌溉系统重新分配水资源,并支撑特定的聚落格局,但也需要持续维护,以及组织用水的制度。
**生产与技术。**农业、采矿、制造业和运输活动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土地与基础设施布局。技术变革可能改变这些布局,同时又使较早的要素留存下来。
**社会组织。**所有权、继承制度、习惯性土地权属和集体管理影响土地的划分与利用。因此,相似的环境也可能形成截然不同的景观。
**象征性实践。**宗教仪式、纪念活动和艺术惯例能够影响路线、植物配置、建筑和景观视野。景观可能围绕某些地点组织起来,而这些地点的重要性仅凭外观并不明显。
**交流与流动。**贸易和迁徙带来新的作物、建筑方法和聚落形式。因此,看似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景观,也可能体现了与外界长期联系的历史。
变化是这一概念的内在组成部分。正常运作的农业景观依赖持续不断的劳动,而弃耕可能导致梯田损坏、灌溉网络消失或植被演替。反过来,要将景观维持在选定的某一历史状态,也可能需要大量持续的人为干预。
世界遗产实践中的文化景观
1992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将文化景观纳入《世界遗产公约》的实施体系,明确承认“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在这一框架下,拟申报为世界遗产的文化景观,必须证明其具有突出普遍价值,并满足适用的保护和管理要求。因此,与地理学中的一般用法相比,这一术语在该制度语境中的适用范围更具选择性。
世界遗产框架将文化景观分为三大类。
有明确界定、经有意设计和创造的景观
这类景观是有意设计的产物,通常包括为审美目的营建的园林和公园,有时与宗教建筑或其他纪念性建筑相联系。
设计并不会消除环境过程或后续变化。植物生长与更替、水资源管理和日常维护,始终是其历史和保护工作的一部分。
有机演进的景观
这类景观最初源于某种社会、经济、行政或宗教目的,并在与自然环境的互动中发展而成。它们分为两个子类:
- **残遗景观,又称化石景观:**演进过程已在过去某个时期终止,但重要的识别性特征仍然可见。
- **持续性景观:**仍然发挥着活跃的社会作用,通常与传统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其演进过程仍在继续,同时保留着早期发展的证据。
农业梯田和牧业地区是持续性景观的常见实例,不过,具体分类取决于各地独有的历史和现状。
关联性文化景观
这类景观获得认可,主要是因为其自然要素具有强烈的宗教、艺术或文化关联。其物质文化证据可能很少,甚至完全不存在。
新西兰的汤加里罗国家公园于1993年成为首个依据修订后的文化景观标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地,认可了其山岳对毛利人的文化和宗教意义。这个例子说明,文化重要性不能仅凭建筑或其他人工构筑要素的密度来衡量。
与其他遗产类别的关系
世界遗产中的文化景观并不等同于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双重遗产同时符合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列入标准,而文化景观则可以依据文化标准列入名录,同时包含重要的生态要素。
同样,认定某地为文化景观,并不意味着其中每一项要素都在历史上保持不变,或具有同等重要性。评估所关注的是承载其遗产价值的属性及相互关系。
实例与阐释
菲律宾科迪勒拉山水稻梯田体现了农业工程、山地环境、社区组织和持续耕作之间的关系。其重要性既在于可见的梯田,也在于仍然运作的整体系统。
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以西湖为中心,展现了自然要素与园林、寺庙、堤道以及诗画传统之间的互动。其文化重要性也包括一种理想化的景观意象对其他地区园林设计的影响。
威尔士的布莱纳文工业景观表明,文化景观并不限于乡村美景或宗教关联。矿山、炼铁厂、交通设施和工人聚落,可以共同记录历史上相互联系的生产体系。
这些实例呈现了景观意义的不同形式。无论是圣山、经设计的公园,还是农业地区,都不能仅凭单一的视觉品质标准或人为改造程度得到充分理解。
研究与记录
文化景观研究综合运用有关物质形态、历史发展、现今利用和社会意义的证据。常见方法包括:
- 对建筑、植被、土地利用和空间关系开展实地调查。
- 分析历史地图、地籍档案、照片和文字记载。
- 通过考古调查研究地表已不可见的遗存。
- 通过访谈和参与式制图记录地方知识与习惯性利用方式。
-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比较空间信息并追踪变化。
不同资料能够揭示一个地方的不同侧面。官方地图可能记载了土地权属边界,却遗漏季节性利用或神圣关联。口述资料可能揭示档案中未曾记录的意义,而物质证据则能揭示现存文献未曾描述的活动。
生态评估也可能十分重要。长期形成的土地利用方式可能维持生境,并有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但具有文化意义并不自动意味着环境上的可持续性。
保护、规划与价值争议
保护通常关注维系景观的各种关系,而不只是单个古迹。对于仍在运作的农业景观,如果只保护建筑,却不维持供水系统、通行路线、相关技能和可持续的生计,可能只能暂时保住其外观。因此,包括知识与实践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能是景观得以延续的关键。
管理工作还必须应对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生产变化和旅游业带来的压力。气候变化可能改变水资源可用量、植被、火灾发生规律,以及既有实践所依赖的条件。
一个核心难题,是判断哪些变化与景观的重要价值相容。将一个地方严格冻结在某一时点的状态,可能违背其作为持续性景观的特征;而不受限制的变化,又可能破坏使其独具特色的要素和实践。
景观价值的认定也具有选择性。不同群体可能将同一地方视为生计来源、神圣环境、祖传领地或观光胜地。遗产阐释可能突出精英阶层的设计或国家认同,却较少呈现劳动者、流离失所者或依习惯使用土地的人群。因此,景观评估既要区分有据可查的物质特征与有关意义的主张,也要考察哪些人的视角得到了体现。
官方认定本身并不能解决所有权、使用权或管理权问题。有效保护依赖法律安排、机构职责、资源投入,以及那些以自身活动维系景观的人们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