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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 / levant · 地点

黎凡特

黎凡特位于地中海东岸,通过地理、贸易及多元而相互交织的历史,连接西亚、非洲东北部与欧洲东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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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凡特是以地中海东岸为中心的历史地理区域。按现代最常见的用法,它涵盖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但其范围随所讨论的时期和主题而有所不同。较宽泛的定义还可能包括塞浦路斯、土耳其南部部分地区,有时也涵盖邻近地区。黎凡特并非一个单一的政治管辖区;只有先确定采用何种定义,才能界定其边界与人口范围。

黎凡特地处亚洲、非洲与通往欧洲的地中海航路之间,长期以来一直是人口迁徙、商业交流和帝国扩张的通道。这里的考古遗存见证了早期人类的扩散、部分最早的农业聚落、青铜时代的重要城市,以及字母文字的重要发展。这里还有对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具有核心意义的地点。沿海平原、山脉、裂谷与干旱内陆相互毗邻,使相距不远的地方形成了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这一地区在历史上的整体联系,与其说源于持续的政治统一,不如说源于聚落、语言、商业和宗教实践等相互交织的网络。因此,对黎凡特的研究既结合自然地理与考古学、政治史及文化景观分析,也注重区分区域内的相互联系与各民族、各国家各自的历史。

名称、边界与区域概念

英语单词 Levant 经由法语 levant(意为“升起”)传入,源自动词“升起”,其词源最终与拉丁语 levare 有关。这个名称指向初升的太阳,因而用来称呼地中海西部以东的土地。意大利语中的 levante 也有类似的方位含义。该词进入欧洲地理和商业用语时,所指范围往往远比今天通常所说的黎凡特更广。

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欧洲用语中,黎凡特可以泛指地中海东部世界的广大地区,包括其岛屿、港口和贸易腹地。威尼斯、法国和英国商人使用这一名称时,依据的是商业网络,而非固定的地理边界。英国黎凡特公司由较早的贸易企业合并而成,于1592年获颁特许状,其业务遍及奥斯曼帝国境内,超出了如今最常被称为黎凡特的地区。因此,文献中提到的“黎凡特贸易”,可能涉及士麦那、君士坦丁堡,或其他不在现代狭义界定范围内的地方。

阿拉伯语中的区域称谓与欧洲的“黎凡特”并不完全对应。Bilād al-Shām 通常译为“叙利亚之地”或“大叙利亚”,历史上指一个涵盖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大部分地区的区域。Al-Shām 也可以指叙利亚,在某些语境下还可专指大马士革。因此,现代叙利亚国家的领土,只占这一范围更广的历史地理区域的一部分。无论是“大叙利亚”还是“黎凡特”,都不应被视为一成不变的行政单位。

考古学著述中常将黎凡特分为北黎凡特和南黎凡特。前者一般包括叙利亚和黎巴嫩,有时延伸至土耳其南部;后者通常包括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两者之间的分界线属于约定俗成,并无普遍一致的定论。考古学家也可能进一步区分沿海、内陆和干草原地带,因为与简单的南北划分相比,生态条件往往更能解释聚落分布与交流活动。

黎凡特与中东、近东或地中海东部的范围有所重叠,但并不等同。中东的范围大得多,通常包括伊朗和阿拉伯半岛等地区。地中海东部是一个海域地理概念,通常涵盖希腊、土耳其和埃及。黎凡特有时也被称为新月沃地的西部;新月沃地是一个范围更广的历史区域,将地中海沿岸的农业地区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连接起来。这些术语各自用于描述不同的地理和历史问题,没有哪一个能在所有情形下替代其他术语。

地貌、地质与通行路线

黎凡特地处地中海沿岸环境与亚洲西南部干旱内陆之间的过渡地带。其西缘由沿海平原组成,其间岬角和山地前缘交错分布。向内陆延伸,大致呈南北走向的山脉与谷地、高原相间排列。再往东,耕地逐渐让位于草原和沙漠,不过,这一过渡带的位置会随降水、土壤、海拔和水源条件而变化。

这里最显著的构造特征是死海转换断层,这是一个调节阿拉伯板块与西奈次级板块之间相对运动的大型断层系统。它从亚喀巴湾向北延伸,穿过阿拉巴谷地、死海盆地和约旦河谷,继续进入黎巴嫩和叙利亚。其以走滑为主的运动促成了狭长凹地及相伴高地的形成。1202年和1759年等年份发生的历史性破坏性地震表明,构造灾害始终是聚落选址与建筑施工需要重视的因素。

约旦河沿着这条构造廊道的一部分流淌,途经淡水湖加利利海,最终注入盐度极高的死海。死海岸线位于海平面以下430多米处,且仍在持续下降。死海盆地是一个内流流域:水流没有通往海洋的出口,主要通过蒸发流失。因此,提及死海水面海拔时,必须注明对应日期,不能将其视为固定不变的数值。

黎巴嫩山脉在黎巴嫩海岸后方陡然隆起,最高峰索达山海拔达3,088米。贝卡谷地将其与前黎巴嫩山脉分隔开来。更南面的黑门山海拔达2,814米。这些高地阻挡并抬升来自地中海的湿润气流,使较高海拔地区在冬季形成积雪,同时影响水系和交通。广泛分布的石灰岩地层孕育了喀斯特地貌、洞穴、泉水和地下水循环。包括豪兰和戈兰部分地区在内的玄武岩地带,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火山景观,局部土壤肥沃。

地形一再使人员与货物流动集中于数量有限的通道。霍姆斯山口穿越山地屏障,将叙利亚内陆与地中海连接起来。耶斯列谷地连接着黎凡特南部的沿海与内陆路线。贝卡谷地构成一条纵向通道,而约旦河谷虽提供了通行路线,却也存在陡峭的崖壁和难以穿越的地段。贝鲁特、海法和拉塔基亚等港口将海上网络与这些内陆通道衔接起来。这些路线有助于解释某些城镇为何具有战略地位,但地理条件并不能独自决定它们的兴衰:政治安全、税收、航运技术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的变化,都曾多次改变区域交通的流向。

气候、水资源与生态差异

黎凡特大部分地区呈现地中海式的季节变化:冬季凉爽或温和、降水较多,夏季炎热干燥。按照柯本气候分类,沿海及高地的广大区域属于地中海气候,而更深入内陆及偏南的地区则以草原和沙漠气候为主。这一地区横向跨度虽不大,却因海拔、距海远近及山地屏障而存在鲜明的气候差异。

大部分降水集中在约10月至次年4月,通常与地中海低压系统及其锋面有关。夏季受副热带大气环流影响,普遍干燥。迎风山坡的年降水量可超过1,000毫米,而约旦河谷部分地区及内陆沙漠地区则不足100毫米。主要高地以东有明显的雨影。由于年际降雨量变化很大,能够稳定开展雨养农业的地区与耕作条件较不稳定的地区之间,并非以一条固定界线分隔,而是存在一片宽阔且不断变动的过渡地带。

水资源的可获得性不仅取决于降雨总量。石灰岩含水层储存冬季补给的水,并通过泉水排出,在旱季维系聚落生活和农业生产。奥龙特斯河、利塔尼河和约旦河是区域内的重要河流;若按较宽泛的黎凡特范围界定,穿过叙利亚东部的幼发拉底河也包括在内。许多较小的水道属于季节性干河谷,长期干涸,却可能在强烈暴风雨后出现危险的洪水。山地积雪及其融化也为泉水流量和地下水补给提供了水源。

人类干预已显著改变了这些水文系统。河流改道、灌溉取水、地下水抽取及水库建设,都会改变下游径流的时间分布和水量。死海水位下降,既反映了入流水量减少,也与工业用水和蒸发有关。沿海含水层的过度开采可能加剧咸水入侵,而污水、农业径流及工业污染物则会影响水质。跨境流域的存在,使水资源管理既是地方性的技术问题,也是国际议题。

黎凡特处于地中海、草原、沙漠和山地等生态环境的交汇处。原生植被包括常绿栎林、松林、灌丛、草地及耐旱灌木。雪松仅在少数山地林分中存续,尤以黎巴嫩为代表。约旦河谷及邻近地区也是欧亚大陆与非洲之间一条重要候鸟迁徙通道的组成部分。

长期的耕作、放牧、伐木、火灾及城市化,已使大部分地区的植被覆盖发生变化。因此,梯田、果园和人工管护的林地是当地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仅将其视为对某种原本静态不变的环境所施加的扰动。区域气温上升,以及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干旱和极端高温风险变化,进一步加重了水资源和生态系统的压力,而这些系统早已承受着高强度的利用。

人类扩散、栽培与早期村落

黎凡特地处连接非洲与欧亚大陆的通道沿线,又拥有洞穴、湖滨沉积层及其他有利于考古遗存保存的环境,因此保留了极为悠久的人类活动记录。这些记录并不意味着这里曾存在一条始终畅通的迁徙走廊:气候、海岸线和栖息环境的变化,一再改变人类迁移的可能性。尽管如此,该地区仍是研究早期人类扩散的关键区域。

约旦河谷附近的乌贝迪亚等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记录了约150万年前早期人族成员在此活动的证据。年代较晚的遗址则保存了与尼安德特人及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有关的证据。斯虎尔和卡夫泽出土的化石,是非洲以外早期智人存在的重要证据;塔邦、凯巴拉和阿穆德的发现,则为尼安德特人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解读这些记录时,测年方法、遗址形成过程,以及化石与工具之间的关联仍至关重要;相似的石器工业并不一定对应同一人群。

更新世晚期,各群体与当地动植物的关系日益密切,对其利用也更加集约。纳图夫文化通常被断代为距今约15,000至11,700年,其特征包括规模可观的聚落、磨制石器、镰刃构件,以及对野生谷物的利用。艾因马拉哈和海约尼姆等遗址表明,在以完全驯化的动植物为基础的农业体系出现之前,就可能已有相对定居的群体。不过,不同聚落之间,以及同一聚落的不同时期,人口流动程度仍有差异。

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涉及几项相互关联但各不相同的变化:植物栽培、植物驯化、动物管理、更持久的定居,以及新的社会和仪式实践。这些变化并非在所有地方同时发生。在始于约公元前第十千纪的前陶新石器时代,各群体开始栽培谷物和豆类;在随后的数千年间,驯养的绵羊和山羊变得日益重要。耶利哥的早期塔楼和围墙,以及今约旦境内艾因加扎勒的大型聚落和石膏塑像,展现了当时集体营建与象征性活动的规模。

这些变化的成因仍是研究课题。包括新仙女木寒冷期在内的气候变化影响了资源,但认为气候恶化会自动催生农业的简单模型并不足以解释这一过程。当地环境、人口分布与流动模式、长期积累的植物知识以及社会关系,都发挥了作用。尤其需要区分的是,对形态上仍属野生的谷物进行栽培,与种植已经完全驯化的类型,并不是一回事。

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铜石并用时代,制陶、畜牧、铜加工以及不断扩大的交换网络,使生计方式更加多样。黎凡特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可以独占农业“发明地”的地位,而在于这里保存了详尽证据,揭示了同样涉及西南亚邻近地区的一系列转变。

青铜时代的城市、字母文字与古典帝国

公元前第三千纪和第二千纪,黎凡特分布着由城市和较小聚落组成的网络,与埃及、安纳托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及地中海诸岛相互联系。叙利亚北部的埃勃拉和幼发拉底河畔的马里留存了大量档案,为了解当时的行政、外交与交流提供了线索。沿海与内陆各王国在语言和政治组织上各有不同,“迦南”这一名称主要指黎凡特南部的部分地区,而非该地区的所有社会。

青铜时代晚期,埃及与赫梯的势力在叙利亚及邻近地区交汇。公元前14世纪的阿马尔奈书信大多以阿卡德语楔形文字书写,记录了埃及统治者与黎凡特各城市统治者之间的往来。约在公元前12世纪初被毁的乌加里特,也留下了一批极为丰富的档案。其中既有以楔形字母文字书写的文本,也有多语外交与商业活动的证据。公元前1200年前后的动荡对各城市、贸易和政治结构的影响并不一致,不能将其简单归结为一次入侵或全面崩溃。

铁器时代,与腓尼基人相关的沿海城市,包括推罗、西顿和比布鲁斯,建立了广泛的海上联系。腓尼基字母文字影响了希腊文字,并通过后续传播影响了许多后世的字母体系。这一过程建立在更早的字母文字传统之上,不应被描述为文字本身的创立。在内陆,阿拉米诸王国逐渐崛起,以色列王国和犹大王国则成为黎凡特南部政治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亚述、巴比伦和阿契美尼德波斯的统治将该地区的大部分纳入了更庞大的帝国体系。

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30年代的征服,开启了马其顿和希腊政治主导的新阶段。塞琉古王朝与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争夺黎凡特领土,安条克等城市成为重要的行政和希腊语文化中心。在这些变化发生的同时,当地的语言、宗教传统与制度仍然延续。因此,希腊化社会既非清一色的希腊社会,其文化也并非一成不变。

罗马的扩张最终促成了公元前64年叙利亚行省的设立,不过相邻地区的行政组织和地位此后屡有变化。在罗马帝国统治下,道路、港口、城市和农业庄园将黎凡特与规模大得多的地中海经济体系连接起来。犹太人反抗罗马统治的起义,尤其是公元66—73年和132—135年的起义,给黎凡特南部带来了严重破坏,并导致政治格局重组。

古代晚期,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统治着这片基督教影响日益增强的地区。朝圣活动、修道院、教堂和神学院将耶路撒冷、安条克及众多较小的中心联系起来,而犹太人、撒马利亚人及其他社群也继续塑造着当地社会。

伊斯兰、十字军、马穆鲁克与奥斯曼时期

拜占庭帝国与萨珊帝国长期交战之后,阿拉伯穆斯林军队于630年代至640年代初征服了黎凡特的大部分地区。636年的雅尔穆克战役,是拜占庭对该地区大部分领土的军事控制走向瓦解的决定性一役。政治上的征服并未立即带来语言或宗教的全面转变。基督徒群体依然人数众多,在新制度逐步形成的同时,承袭自历代政权的行政惯例也继续沿用。

大马士革成为倭马亚王朝的首都,该王朝的统治时间为661年至750年。大马士革大清真寺,以及于691至692年间竣工的耶路撒冷圆顶清真寺,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历史建筑。阿拉伯语在行政、公共铭文和学术文化生活中的地位日益提升。阿拔斯王朝将其主要统治中心设于伊拉克之后,黎凡特仍具有重要的商业和战略地位,但政治权力日益在地方王朝和相互竞争的帝国势力之间转移。

十字军东征于1099年攻占耶路撒冷后,带来了新的国家格局。拉丁基督教的公国和王国占据了部分沿海与内陆地区,通过战争、外交和贸易,与穆斯林统治的领土及当地基督徒社群发生互动。萨拉丁于1187年在哈丁战役中获胜,随后收复了耶路撒冷。此后,马穆鲁克消灭了十字军在大陆上剩余的主要据点,并于1291年攻陷阿卡。这些事件改变了主权归属和聚落格局,却并未在两个内部同质的宗教人群之间形成简单或永久的分界。

马穆鲁克的统治将黎凡特与埃及紧密联系起来。道路、邮驿体系、驻军、宗教捐产和商旅设施,为行政管理与朝觐提供了支持。大马士革是前往麦加的朝觐队伍的重要集结地。包括14世纪黑死病在内的流行疫病扰乱了人口与经济活动,而区域内的农业和贸易格局也随时间推移而变化。

奥斯曼帝国于1516至1517年击败马穆鲁克,此后统治黎凡特的大部分地区,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奥斯曼当局将该地区划分为多个省和辖区,其边界屡有变动。大马士革、阿勒颇、的黎波里、西顿,以及后来的贝鲁特,曾在不同时期充当省级行政中心。城市精英、村落社群、游牧群体和宗教捐产机构共同参与了这一政治秩序;它既依托中央制度运作,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地方协商。

19世纪的改革改变了税收、征兵、土地登记和地方行政制度。轮船及新的交通线路加强了沿海地区与欧洲市场的联系。1860年黎巴嫩山和大马士革发生暴力冲突后,黎巴嫩山于1861年设立了特别行政体制。与此同时,学校、印刷业、新闻业和文学活动的发展,推动了通常称为“纳赫达”的阿拉伯文化复兴运动,其网络将黎凡特各城市与埃及及海外社群联系起来。

国家形成与政治地理格局的变迁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斯曼统治的瓦解改变了黎凡特的政治地理格局。战时饥荒、军事征用、人口流离失所和暴力使多个地区遭受深重苦难。英国领导的军队及其盟军占领了奥斯曼领土,而战时达成的外交协议和彼此冲突的政治承诺则影响了随后的谈判。1916年的《赛克斯—皮科协定》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因素,但最终划定的边界并非只是对该文件的直接落实。

战后,法国获得了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委任统治权,英国则获得了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并在约旦河以东另设行政体制。大黎巴嫩于1920年宣告成立。法国还在其委任统治下的叙利亚境内设立了若干行政区,后来又加以重组。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制度将这些领土置于外部管理之下,而非立即给予独立;当地政治运动则对这一制度的机构设置和边界划分提出了挑战。

外约旦在埃米尔阿卜杜拉的领导下逐步发展,并于1946年独立。黎巴嫩于1943年宣布独立,法国军队于1946年最终撤出叙利亚,标志着法国在当地军事存在的结束。这些转变确立了获得国际承认的国家,却没有抹去跨越国界的既有城市、商业、家族和语言联系。现代叙利亚、黎巴嫩和约旦的国家疆域,也并非对奥斯曼时期省级行政区划的简单沿袭。

在巴勒斯坦,英国统治时期伴随着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运动和犹太复国主义民族运动的发展,以及围绕移民、土地和政治权力日益加剧的冲突。1947年,联合国大会建议将巴勒斯坦分为阿拉伯国和犹太国,并对耶路撒冷实行特殊的国际安排。1948年,委任统治结束,以色列宣布独立,战争也随之而来。大量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或成为难民。根据1949年停战线形成的格局,约旦河西岸由约旦控制,加沙地带则由埃及管理。

1967年战争后,以色列占领了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以及埃及的西奈半岛。此后的条约、协议和行政变更,使各地形成了不同的安排。埃及与以色列于1979年签署和平条约,约旦与以色列则于1994年签署和平条约。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奥斯陆进程促成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成立,但最终地位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这些历史意味着,若将所有边界一概而论,就无法恰当地呈现黎凡特的政治地理格局。国际边界、停战线、占领状况、有争议的领土主张,以及处于不同行政控制之下的地区,都需要分别说明。黎凡特仍是一个地理和历史概念;这一名称本身既不代表对主权问题的立场,也不意味着主张建立政治联盟。

语言、宗教社群与文化联系

阿拉伯语是黎凡特大部分地区使用最广泛的语言。黎凡特阿拉伯语指的是一组彼此相关的口语变体,而非单一、统一的方言。城市、乡村与游牧社群之间,以及南北各地之间,口语各有差异。现代标准阿拉伯语用于正式书面和口头交流,包括许多教育、广播和行政场合,而日常交谈通常使用当地的语言变体。

该地区的语言史有着层层积淀。阿拉米语在公元前一千纪广泛传播,在希腊语以及后来的阿拉伯语普及之后,仍保持着重要地位。阿拉米语以若干现代变体和礼仪语言的形式延续至今,不过,如今的使用人口已远少于古代。叙利亚语是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种文学和礼仪语言形式。希伯来语历来在犹太人的宗教与文学生活中居于核心地位,后来发展为现代日常用语,并成为以色列的主要官方语言。在不同地域界定下的黎凡特,各社群也使用库尔德语、亚美尼亚语、土耳其语及其他语言。

宗教多样性反映了历史上接连发生的变迁,而不是一幅始终不变的多元拼图。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社群,包括这两大类别内部的不同传统,与德鲁兹人、犹太人、撒马利亚人及众多基督教社群共同生活。黎凡特的基督教包括希腊正教、叙利亚正教、亚美尼亚使徒教会、马龙派、默尔基特希腊礼天主教、拉丁礼天主教和新教等传统。宗教归属可能与语言、家族网络、地域出身及政治机构相互交织,但这些关系并无统一模式。

耶路撒冷拥有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地,其他城市和自然景观也承载着重要的朝圣传统。教堂、清真寺、犹太会堂、修道院、圣祠和墓地,保存着人们长期在此定居的历史见证。一些圣地曾先后由多个社群使用,或被不同社群以不同方式使用。不能仅凭一座建筑目前的用途,或其某一时期的建筑形态,来判断这些场所的意义。

共同的文化习俗超越了宗教界限。以面包、橄榄油、豆类、蔬菜、酸奶和谷物为基础的饮食,反映了彼此相连的农业与城市发展历史。音乐传统、口头故事、刺绣、民居建筑和时令庆典也同样跨越边界传播,同时保留着地方特色。这些相似之处并不意味着黎凡特的文化整齐划一,而且许多习俗也见于更广阔的地中海和中东地区。

移民进一步拓展了这些联系。自19世纪末起,来自奥斯曼帝国叙利亚地区的移民在美洲、西非及其他地方建立了社群。后来的移民、难民流动和劳动力迁移,又形成了更多联系网络。在奥斯曼帝国的一些港口城市,历史上的“黎凡特人”这一称谓还形成了较为狭义的用法,特指已在当地扎根的欧洲裔家族。这一用法应与更广义的地理修饰语“黎凡特的”加以区分。

农业、城市、交流与景观保护

历史上,黎凡特的经济生活兼有雨养农业、灌溉农业、畜牧业、制造业和贸易。许多内陆平原适宜种植小麦和大麦,而橄榄、葡萄及其他木本作物则成为地中海丘陵和山坡的典型作物。梯田既能保持土壤,也让陡坡得以耕种。城市周边的灌溉园地,包括大马士革周围的古塔地区,供应水果和蔬菜,并在城市市场附近形成了集约农业区。

畜牧业通过季节性迁徙、牲畜买卖、运输,以及谷物、羊毛和乳制品的交换,将旱地与农耕地区联系起来。流动人口与定居人口之间的关系既有合作,也有冲突,并随着国家权力、税收、土地权属和降雨状况而变化。因此,“荒漠”与“农耕地”之间看似分明的界线,也是社会与经济交往的接合地带。十九至二十世纪,鼓励定居的政策和机械化耕作的扩展改变了这些关系。

城市既是行政中心、市场和手工业生产场所,也是长途交流网络中的节点。阿勒颇将地中海贸易与安纳托利亚、美索不达米亚连接起来;大马士革汇集了内陆贸易、制造业和朝觐活动;贝鲁特则在十九世纪作为港口显著扩张。耶路撒冷兼有宗教机构、区域贸易和行政管理职能。随着蒸汽航运、公路和铁路重塑交通格局,这些城市的功能也随之变化。汉志铁路于1908年从大马士革通至麦地那,体现了交通运输、国家权力与朝觐活动之间的密切联系。

该地区各地的现代经济差异显著。服务业、制造业、建筑业、农业、侨汇和旅游业在各个国家和地区所占的比重各不相同。港口、机场、工业区和大都市劳动力市场将黎凡特接入全球网络,而政治边界与冲突则可能切断历史悠久的区域联系。城市的快速扩张侵占了农业用地,增加了住房和用水需求,并给交通和环境卫生系统带来压力。在未明确地域范围和时间之前,不能简单地将各国统计数据相加,便据此界定一个“黎凡特经济体”。

该地区的建筑与考古遗产包括史前遗址、古代城市、宗教建筑、乡土村落、农业梯田和现代城市街区。获得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认可的遗产地包括比布鲁斯、巴勒贝克、佩特拉、大马士革古城,以及耶路撒冷古城及其城墙。这些遗产地的意义不仅在于单体古迹,也在于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聚落格局和景观。

遗产保护面临武装冲突、非法发掘、无序建设、疏于维护和环境恶化所造成的破坏。考古调查、档案记录、卫星影像和地理信息系统可用于记录变化,并指导对受威胁地点的记录工作。重建则涉及一系列独特问题,包括留存的历史建筑实体、考古证据、流离失所的居民、所有权,以及历史街区的持续使用。仅保留宏伟建筑的立面,并不能保存赋予黎凡特城市或景观以历史意义的社会关系与空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