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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 ghassulian-culture

加苏勒文化

加苏勒文化是黎凡特南部铜石并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以壁画、专业铜器制作、农业村落及多样葬俗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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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苏勒文化是分布于黎凡特南部的一种考古学文化,主要属于公元前五千纪至前四千纪初的铜石并用时代晚期,亦称铜器时代晚期。其名称源于图莱拉特·加苏勒,即位于今约旦境内、死海东北方的一处聚落。加苏勒文化的社群兼营农耕、畜牧与专业手工业,包括精巧的铜器制作,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陶器、壁画和丧葬传统。这个名称指的是物质文化上的共同特征,而非有历史文献记载的某个族群、语言群体或政治国家。

定义、年代与分布

加苏勒文化的年代界限因地区和分类标准而异。许多论述将其主要发展阶段大致定在公元前4500年至前3800—前3700年之间,但较宽泛的定义则将其延续时间进一步推至公元前四千纪。个别聚落的年代并不一定涵盖该文化延续的全部时段。

加苏勒文化遗存遍布黎凡特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包括约旦河谷、死海周边地区、沿海平原和内盖夫北部。其中,图莱拉特·加苏勒和贝尔谢巴盆地是尤为重要的集中分布区。建筑、陶器、金属加工和丧葬习俗方面的地区差异,使考古学家得以在铜石并用时代晚期更广泛的文化格局中区分出不同的地方传统。

因此,“加苏勒文化”在学术研究中并非含义完全统一的标签。狭义上,它可以指与命名遗址遗存相似的物质文化;广义上,则可涵盖这一时期黎凡特南部相互联系的社群。考古遗存的相似性表明这些社群之间存在交流和共同实践,但仅凭这些相似性,并不能证明它们属于同一族群或受中央集权政府统治。

发现与考古证据

宗座圣经学院于1929年开始在图莱拉特·加苏勒开展发掘。发掘揭露了历次聚落遗存、居住建筑、陶器组合和彩绘灰泥,这些发现成为界定该文化的关键依据。

其他重要发现使人们对这一文化的认识不再局限于命名遗址。贝尔谢巴附近的聚落,包括比尔·萨法迪和阿布·马塔尔,出土了地下空间、居住遗迹以及铜器生产的证据。沿海平原的墓葬洞穴则揭示了某些丧葬习俗,而这些习俗在不同聚落中的考古可见程度并不相同。

1961年,人们在死海以西的一处洞穴中发现了米什马尔河谷窖藏,其中包含400余件器物,主要为铜器。虽然发现地点不在聚落内,这批窖藏仍是了解黎凡特南部铜石并用时代金属加工技术及其礼仪用途的重要资料。

对这些发现的解释高度依赖考古语境。住宅、作坊、墓葬及隐蔽储藏处出土的器物提供了不同类型的证据,不能仅凭外观推断其功能。

聚落与生计

加苏勒文化的聚落主要是农业村落,而非城市。在图莱拉特·加苏勒,建筑通常采用直线式平面、土坯墙和石砌基础。房间、庭院、储藏设施与作业区组成家庭院落,并在连续的居住过程中反复重建。

在贝尔谢巴地区,一些社群在松软的地层中开凿地下室和通道。其用途以及与地面建筑之间的关系随时间而变化,因此不应将它们全部视为同一种住宅形式。

当地生计以谷物、豆类和家畜为基础。小麦和大麦是重要作物,绵羊、山羊、牛和猪所占的比重则因当地条件而异。储藏和加工设施表明,农业生产在家庭和聚落两个层面上都有组织。

橄榄及其他果实资源的证据,为探讨园艺栽培的发展提供了资料。不过,果实遗存的存在并不总能证明当地已对相关植物实现充分驯化栽培,或发展出集约化果园农业。同样,灌溉的普及程度也必须根据各地情况加以评估,不能假定约旦河谷的所有聚落都实行灌溉。

手工业生产与原料流通是农业之外的补充。各社群参与连接不同生态区的交换网络,使特定村落附近无法获取的材料得以在整个区域内流通。

陶器与专业手工业

加苏勒文化的典型陶器包括碗、罐、搅乳器形容器以及带高足底座的容器。其中一种辨识度很高的器形是“角杯”,即逐渐收尖的圆锥形容器,其确切功能至今仍有争议。不同地区的陶器组合中,彩绘、刻划和附加堆塑等装饰手法以不同方式搭配使用。

石器加工、骨器加工、珠饰制作及与纺织有关的活动也是经济生活的组成部分。玄武岩容器以及其他用非本地材料制成的器物提供了交换活动的证据,不过,流通距离和流通机制各不相同。

铜器制作

加苏勒文化的冶金学特点之一,是相对简单的工具与工艺复杂的器物并存。生产中既使用较纯的铜,也使用含有相当数量其他元素的铜,尤其是含砷和锑的铜。

一些复杂器物采用失蜡铸造制作:先将蜡模包入铸型,再以熔融金属取代蜡模。米什马尔河谷窖藏中包括权杖头、仪仗标和冠状器物,其精巧造型表明,它们的用途可能超出了普通农业劳动或家务活动的范围。其确切含义仍不明确。

聚落中发现的金属加工证据表明,至少部分生产工序是在当地社群内部完成的。成分和制造技术的差异,显示出不同的生产传统与供应网络。铜器并未取代石器:燧石工具在整个时期始终不可或缺。

壁画与仪式

图莱拉特·加苏勒的壁画是黎凡特南部铜石并用时代视觉艺术最著名的实例之一。这些壁画绘于抹灰表面,内容包括几何图案、醒目的星状图案,以及包含人物和建筑或礼仪元素的构图。

这些壁画展现了娴熟的表面处理技术和有意识的画面组织。某些构图被解释为行列或礼仪场景。然而,由于没有文字说明,对具体神祇、神话、祭司制度或天文体系的辨认仍属推测。

有关仪式的证据还包括形制特殊的容器、雕像、特殊埋藏物,以及被解释为圣所的建筑。恩盖迪的铜石并用时代圣所经常与米什马尔河谷窖藏一并讨论。有学者提出窖藏与该圣所有关,但这些器物并非发现于圣所内,两者之间的联系也尚未得到证实。

丧葬习俗与社会组织

各地的丧葬习俗差异显著。在一些地区,死者先被埋葬,或以其他方式任其遗体腐解,之后再将选取的骨骼转移到二次葬地点。陶制藏骨所是墓葬洞穴中尤具特色的发现,有些形似小型建筑,有些则饰有人体特征。

二次葬表明,对死者的处置可能涉及多个阶段和集体使用的空间。但仅凭这一点,无法推知当时存在某种统一的祖先观念或来世信仰。

专业手工业、精巧的仪式用品,以及建筑和堆积之间的差异,引发了有关社会分化的讨论。这些特征表明,社会成员的角色有所分化,获取某些技能或物品的机会也并不平等。但现有证据尚不足以确证,当时存在统一的加苏勒国家、世袭王权,或可与后来美索不达米亚有文献记载的制度相提并论的区域行政体系。

转型与青铜时代早期

公元前四千纪晚期,加苏勒文化形态逐渐被青铜时代早期的聚落体系和物质文化传统取代。许多铜石并用时代遗址被废弃,聚落位置、陶器类型组合和丧葬习俗也发生了变化。

这一转变在黎凡特南部各地未必同时发生,具体过程也未必相同。环境压力、交换网络变化、人口迁移以及内部社会重组,都曾被视为可能的因素。尚无任何单一解释能够确切说明所有地区的发展序列。

在发生重大断裂的同时,农业、手工业知识以及人口历史的某些方面仍保持着延续性。因此,具有典型识别特征的加苏勒文化器物消失,并不应自动等同于制造这些器物的所有社群都已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