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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 / euphrates · 地点

幼发拉底河

幼发拉底河是亚洲西南部的重要河流,孕育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至今仍是区域农业、能源及跨国水资源关系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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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发拉底河是亚洲西南部的主要河流之一,发源于土耳其东部高地,流经叙利亚和伊拉克。从最远的源头算起,全长约2,800公里,在伊拉克南部库尔奈附近与底格里斯河汇合,形成阿拉伯河,最终注入波斯湾。这两条河流共同构成了美索不达米亚历史核心地带的地理骨架,世界上最早的一批城市、国家和大规模灌溉系统便在这里兴起。

这条河流连接着差异鲜明的自然环境:白雪覆盖的山地、半干旱高地、沙漠河谷,以及伊拉克南部低平的冲积平原和沼泽。河流的天然径流大多来自流域北部较湿润的地区,而用水需求则主要集中在下游干旱的农业区。这种地理上的不均衡,使幼发拉底河既成为聚落发展的基础,也成为国家间水资源谈判的焦点。

数千年来,幼发拉底河的河道不断变迁,河水被引入运河,其洪泛平原也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屡经改造。自20世纪以来,大型水坝和灌溉工程改变了河流的季节性流量、泥沙输移和水生环境。因此,要理解今天的幼发拉底河,既应将其视为一个天然水系,也应将其视为一个由水库、拦河闸、运河、农田和湿地构成、受到高度人工调控的网络。

源头、河道与流域

幼发拉底河干流始于土耳其东部凯班附近的卡拉苏河与穆拉特河交汇处。卡拉苏河汇集埃尔祖鲁姆周边高地的来水,而流程更长的穆拉特河则发源于更偏东的凡湖以北山区。两河均汇集高海拔地区的径流,这些地区冬季寒冷,季节性积雪丰厚。幼发拉底河的长度取决于将哪条源流计入,以及如何测量蜿蜒的河道;整个河流系统的长度通常记为约2,800公里。

河流从凯班一带出发,切穿托罗斯山脉东部的崎岖山地。上游沿途分布着谷坡陡峭的河谷和峡谷,如今其中许多已成为水库。随后,河流总体向南和西南流淌,继而在古代渡口卡尔凯美什附近转向叙利亚边境。从山地到高原的过渡对这条河的地理格局至关重要:大部分径流形成于这一过渡地带的上游,而再往南,随着周围环境日益干旱,河流成为一条水源相对充足的狭长走廊。

在叙利亚境内,幼发拉底河向东南流经北部高原,随后经过拉卡和代尔祖尔。其在叙利亚的主要支流为拜利赫河和哈布尔河,均从北方或东北方汇入。这些支流系统涵盖的地区,既有泉水和地下水补给,也有季节性径流补给。它们在历史上对聚落发展的重要性,超过了它们对幼发拉底河总流量的贡献。较小的干河谷在降雨后偶有水流,但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没有任何汇入干流的支流在规模上能与土耳其境内的源流相比。

河流在加伊姆附近进入伊拉克,沿西部沙漠走廊流向阿奈、哈迪塞、希特和拉马迪。在费卢杰附近,它与底格里斯河相互接近,但两河仍各自流淌,仅通过人工水道相连,并未在此自然交汇。再往下游,幼发拉底河分流进入多条河道、运河和分汊河道,这些水道与希拉、库法、塞马沃和纳西里耶周边的农业区紧密相连。河流在最终与底格里斯河汇合之前,其末段与南部沼泽地之间存在水流交换。

幼发拉底河流域的估算面积通常约为440,000平方公里,但由于边界划定方式以及对外围沙漠汇水区的处理不同,已发表的总面积数据也有所差异。在水文意义上具有重要作用的流域范围几乎全部位于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某些划界方案也将沙特阿拉伯和约旦境内少量边缘地区纳入其中。仅凭流域面积很难判断各地对河流的供水贡献:大片沙漠几乎不产生持续径流,而面积相对较小的山区却提供了河流的大部分水量。

季节性径流与从山区到沙漠的水量平衡

在实施大规模水流调控之前,幼发拉底河的洪水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冬季的降水以积雪的形式储存在安纳托利亚东部高地,春季气温回升后,这部分蓄水随融雪释放。河流流量通常从3月开始上升,4月和5月达到峰值,随后在夏季逐渐下降。降雨可能加剧春季涨水,也可能引发较短暂的洪峰,但融雪才是决定全年水文过程线形态的主要因素。最低流量通常出现在夏末和秋季,此时降雨有限,积雪储量也已基本消耗殆尽。

对土耳其与叙利亚边境附近多年平均径流量的历史估算往往在每年300亿立方米左右,相当于平均流量约为每秒950立方米。这些数字反映的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状况,而非恒定不变的水量。年径流量的波动相当大,如果将不同水文站、不同时期或水坝开发不同阶段的测量结果混在一起比较,就容易产生误导。同样,也不能假定在上游边境测得的河水会原封不动地流抵伊拉克南部。

下游的水量收支涉及多种水量损失与交换。蒸发会带走河道中的水分,水面广阔的水库尤其如此。农业取水将水输送到田间,其中一部分被作物耗用或经土壤蒸发,一部分下渗,还有一部分通过排水沟渠或地下水回归河流。城镇与工业用水也会改变水流的时间分配和水质。在干旱的中下游流域,当地降雨的贡献通常远小于上游来水。因此,水系中某一地区的耗水可能显著影响数百公里之外的可用水量。

水库将部分春季洪水蓄存起来,待之后用于灌溉和发电,由此改变了径流的季节性分布。这可以减轻洪灾,并提高旱季供水的可靠性,但具体效果取决于调度规则、水库水位以及相互竞争的用水需求。水力发电放水可能造成较短时段的流量波动,而水库蓄水则可能暂时减少下游流量。因此,水流调控只是重新分配了水量在时间上的分布,并不能消除长期来水量和耗水量所施加的限制。

流域内的干旱可能涉及若干相互关联的过程:冬季降水不足、山区积雪减少、异常温暖的天气,以及较高的农业用水需求。气候变化通过增加蒸发需求,以及改变降雪、降雨和融雪时间之间的平衡,进一步加大了压力。区域预测普遍表明,气温将上升,水资源压力也将加剧,不过,不同模型和情景对未来径流量的估算有所差异。如果不区分气候条件、水库调度、取水以及地下水补给变化各自的影响,就不能将一次低流量事件归因于单一原因。

洪泛平原的发育与河道变迁

幼发拉底河上游和下游的地貌环境截然不同。在土耳其东部,构造抬升与河流下切形成了狭窄的河谷、基岩河段以及多级河流阶地。这些阶地保存了昔日河流水位,以及地壳抬升、气候与泥沙供给之间关系变化的证据。再往下游,尤其是在流经叙利亚高原的地段,河流交替穿过较为狭窄的河段和较宽阔的谷底,后者分布着洪泛平原沉积物和废弃河道。

在伊拉克南部,河流进入一片坡降极小的平原,这片平原由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及相关水道沉积的泥沙堆积而成。细砂、粉砂和黏土构成了广泛分布的冲积物。地表看似近乎平坦,但微小的高程差异就会显著影响排水与聚落分布。反复发生的漫岸洪水在河道两侧堆筑起天然堤,而距离河道较远的洼地则接纳更细的沉积物,可能形成季节性淹水的盆地或永久性沼泽。

经过漫长岁月,随着泥沙沿河床和河岸不断淤积,河道可能逐渐高出邻近的洪泛洼地。此时,洪水期的一次决口就可能使水流转向地势更低的路径。这类河流改道,连同河道的逐渐迁移和人工运河的开凿,一再改变了幼发拉底河下游的地理面貌。因此,一座古城遗址如今与最近河道的位置关系,可能与该城有人居住时大不相同。

重建这些变化,不能仅仅将古地名与现代地图上的地点相对应。考古学家和地貌学家会综合利用沉积物岩芯、埋藏河道的痕迹、卫星影像、高程测量数据,以及已确定年代的聚落遗址。古代运河的形态可能与天然河道相似,后来的水道也可能沿用更早的河道。南部平原尤其难以解读,因为人类的水利工程活动已延续数千年,而泥沙沉积又掩埋了许多早期地表。看似海岸线的遗迹,也反映了海洋影响、河流沉积和湿地发育的共同作用,而非陆地简单、均匀地向波斯湾推进的结果。

现代大坝拦截了大量原本向下游输送的物质,阻断了泥沙输移。洪峰减小也进一步限制了漫岸沉积。这些变化影响着河道形态的维持、河岸侵蚀、水库库容,以及洪泛平原和湿地的泥沙补给。其后果并非处处相同:在某些受调控河段,含沙量较低的水流仍具有输沙能力,因而可能冲刷河床;另一些河段则可能因流速下降而出现泥沙淤积。工程构筑物、疏浚和引水又会改变这些响应,使当今河流的形态成为既有地质条件与持续管理共同作用的产物。

早期定居、灌溉与城市的兴起

幼发拉底河流域留存的证据,展现了定居生活发展的几个不同阶段。在河流中上游,人们在降水、野生谷物和河流资源足以支撑早期定居生活的地带聚居。叙利亚的阿布胡赖拉等遗址,保存了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期人类从狩猎采集转向农耕的重要证据。后来的新石器时代社群以不同方式结合雨养农业、畜牧业与地方水资源管理;流域各地的农业并非都循着同一条以灌溉为基础的路径起源。

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当地的降水通常不足以保障稳定的谷物种植。因此,引河水灌溉和维护渠道成为农业扩张的关键。公元前六千纪和五千纪,与欧贝德文化相关的社群逐渐遍布南部冲积平原。这里土壤肥沃,但除河流水系外,几乎没有其他可靠的农作物水源,灌溉因而为聚落提供了支撑。除种植业外,捕鱼、采集芦苇、饲养牲畜和交换活动也一直占据重要地位。

公元前四千纪,乌鲁克在受幼发拉底河影响的低地上发展为一座重要的城市。随着城市扩张,行政管理日益复杂,专业化生产和大型建筑工程不断发展,早期文字也开始出现。河道和运河便于人们在平原上运输粮食、建筑材料及其他大宗货物。水资源管理促进了城市发展,但它只是诸多因素之一:贸易、制度组织、政治竞争,以及城市与周边乡村腹地的关系,也共同塑造了早期城市社会。

苏美尔各城邦依赖耕地,而耕地的生产力取决于能否利用灌溉渠道及其维护状况。公元前三千纪的文献记录了田地、灌溉劳役、农产品交纳以及领土争端。拉伽什与温马之间的冲突,就是灌溉地区围绕边界和高产土地展开竞争的突出例证。这些证据表明,水利设施与法律、劳役义务和政治权力紧密相连,但并不能据此认定,灌溉必然会催生某种统一模式的中央集权国家。

幼发拉底河也是连接南方城市与叙利亚北部、安纳托利亚的通道。公元前三千纪建立于幼发拉底河中游的马里,在这一交流网络中占据战略要地。其公元前18世纪的王宫档案,揭示了当时的外交、贸易、运输以及沿河聚落管理状况。在下游,巴比伦沿幼发拉底河发展起来,河流成为其城市布局、物资供应体系和宏伟建筑景观的组成部分。这些城市表明,幼发拉底河在历史上的作用远不止为农田供水:它还影响着交通路线、行政辖区的组织,以及不同生态区域之间的联系。

帝国边界、商业与文化意义

这条河的英语名称经由希腊语和拉丁语形式演变而来,现代土耳其语称其为 Fırat,阿拉伯语则称其为 Al-Furāt。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献中使用的河名,苏美尔语通常转写为 Buranun,阿卡德语则转写为 Purattu。这些名称彼此相关,却各有历史渊源,反映出这条河横跨多种语言传统。尽管具体河道、聚落和政治边界不断变迁,人们始终将其视为同一条河流。

对古代国家而言,幼发拉底河既是通道,也是阻碍。船只顺流运输重货,比陆上商队更有效率;逆流航行则更为费力,且取决于船型、牵引方式和当地条件。渡口与浅滩使往来交通集中于特定的过河地点。位于安纳托利亚与叙利亚交界地带附近的卡尔基米什尤为重要,因为它将河运与东西向陆路连接起来。控制这类地点的战略意义,可能比控制漫长而人烟稀少的河段更大。

公元前一千纪,亚述和巴比伦统治者将幼发拉底河沿岸的聚落纳入更庞大的帝国体系。此后,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将这条沿河走廊与远超美索不达米亚范围的广大领土联系起来。亚历山大征战之后,希腊化时代的统治者在沿河地区建立或发展聚落,其中包括西岸的杜拉欧罗波斯。当地留存的建筑和绘画体现了多种宗教传统,见证了这座与军事、商业网络相连的边境城镇所具有的文化多样性。

在罗马帝国时期,幼发拉底河经常成为区分罗马控制区与帕提亚、以及后来的萨珊王朝疆域的战略参照线。但它从未在全程构成一条固定不变的边界。军队会渡河作战,附属王国占据着邻近地区,帝国的控制范围也时而扩张、时而收缩。泽乌格玛成为罗马重要的渡河地点和驻军中心。城中的马赛克与出土建筑也表明,这里不仅是一道防御边界,更是多条交通路线交汇、财富汇聚之地。

这条河在宗教和文学上也具有重要意义。《创世记》将幼发拉底河列为与伊甸园有关的四条河流之一,《圣经》的其他篇章也将其用作地理和象征意义上的边界。伊斯兰教传统同样提及 Al-Furāt。在伊斯兰历史上,680年发生于卡尔巴拉的事件,使获取水源这一主题在什叶派的纪念传统中占据了格外重要的地位;卡尔巴拉周边的水系与幼发拉底河相连。这些意义形成于特定的文本与历史传统之中,应将其与对河流自然状况的描述,以及将古代叙事与某一条现代河道对应起来的尝试区分开来。

农业、运河与盐度问题

灌溉仍是幼发拉底河最主要的经济功能之一。在流域中上游,河水为平原和阶地上的作物提供灌溉水源;若无这些水源,作物便只能依靠不稳定的降雨。越往下游,农业就越依赖有调控的引水。小麦、大麦、棉花、蔬菜和饲料作物在流域不同地区各占重要地位,而椰枣种植则与伊拉克的灌溉农业景观密切相连。种植结构随气候、土壤、市场条件、基础设施和供水可靠性的不同而变化。

河水通过干渠、支渠、分水渠和田间渠道组成的分级渠系输送到农田。拦河闸将河流水位抬高至足以依靠重力引水的高度;在地形条件或河流水位过低、无法自流供水的地方,则用水泵提水。欣迪耶拦河闸于1913年建成现代形态,是调控伊拉克中部幼发拉底河水分配的一项重要工程。拉马迪水利系统及其与哈巴尼亚湖相连的设施发挥着蓄水和洪水管理作用,而萨尔萨尔水利系统则通过人工输水工程,将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水资源管理联系起来。

下游流域农业面临的主要制约,不只是水量不足,还在于供水、排水与盐度之间的相互作用。灌溉水中含有溶解盐。植物吸收水分,土壤蒸发又带走更多水分,大部分盐分却留在土壤中。除非有足够的水穿过根区并排出,否则盐分就会积累。在地势平坦的伊拉克平原,自然排水不畅、地下水位较浅,还会进一步促使含盐地下水上升,进入耕作土层。

历史证据表明,盐渍化曾影响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部分地区;在解读农业记录时,转向种植耐盐性更强的大麦,一直是一项受到重视的现象。不过,古代土壤退化的规模及其发生时间,仍有待研究。不能将作物选择或聚落分布的变化一概归因于盐度;政治动荡、河道变迁、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变化也都发挥了作用。现代土壤与排水研究能够更直接地揭示其内在机制,而仅凭古代文献,则难以确定各个历史时期盐渍化的具体程度。

灌溉效率也需要谨慎界定。从渠道渗出的水,并不一定就流失到流域之外:其中一部分可能补给含水层,或在下游重新汇入河流。反过来,如果减少渠道渗漏所节省的水被用于扩大灌溉面积,那么下游供水量未必会增加。农业排水可能使部分引走的水量重新回流,但也可能携带更高浓度的盐分、养分或其他污染物。因此,评价灌溉不能只看引水量,还必须考虑耗水量、回流水、水质以及用水者所处的位置。

水坝、水库与发电

20世纪下半叶,大型水坝的建设改变了幼发拉底河的面貌。在土耳其,凯班大坝于1974年投入运行,在源头支流汇合处附近形成了一座大型水库。卡拉卡亚大坝随后于20世纪80年代投入运行,而1992年竣工的阿塔图尔克大坝则成为该河最大的蓄水工程。此后,比雷吉克大坝和卡尔卡默什大坝相继建成,使梯级开发向下游延伸至叙利亚边境一带。这些设施共同实现了对河流落差的逐级利用,用于电力生产,并大幅增强了对各季节下泄水量的调控能力。

阿塔图尔克大坝是东南安纳托利亚工程的核心组成部分,该工程通常以其土耳其语名称的首字母缩写GAP为人所知。整个工程涵盖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大流域,包括灌溉、能源及区域发展基础设施。阿塔图尔克水库总库容约为490亿立方米,配套电站的装机容量为2,400兆瓦。经尚勒乌尔法隧洞输送的水用于哈兰平原的灌溉。库容和发电装机容量反映的是不同功能:前者衡量能够储存的水量,后者则衡量在规定运行条件下的最大发电功率。

在叙利亚,1973年竣工的塔布卡大坝在拉卡上游形成了阿萨德湖。该坝的设计用途包括水力发电、灌溉和流量调节。下游规模较小的复兴大坝协助调节下泄流量,而位于阿萨德湖上游的提什林大坝则于20世纪90年代末增添了一处水电设施。阿萨德湖也是生活供水的重要水源。由于兼具多种用途,水库水位和下泄流量的决策会同时影响电力生产、灌溉供水以及供水系统的运行。

伊拉克在幼发拉底河上的主要大型水坝是哈迪塞大坝,其电站于20世纪80年代投入运行。下游的拦河闸和节制闸用于向各条渠道和河汊分配水量,而非主要用于高水头水力发电。蓄水坝与引水拦河闸之间的区别十分重要:前者能够大幅调整季节之间或年份之间的水量分配,后者则主要控制特定河段内的水位和水量分配。

水库建设也带来了社会、考古和环境方面的代价。水库蓄水淹没了聚落、农田、河流栖息地和历史遗址。配合凯班、塔布卡和比雷吉克工程开展的考古发掘,在淹没前抢救出大量考古资料,其中包括在泽乌格玛的发现。搬迁改变了当地社区获取土地和维持生计的条件,水库则改变了渔业、泥沙输移和当地岸边环境。水电是一种可再生能源,但实际发电量仍取决于入库流量、运行水头、维护状况,以及为其他用途预留的水量。因此,电站的装机容量并不能保证其在干旱期间持续维持相应出力。

河流生境、沼泽与水质

幼发拉底河孕育了一系列不同的生境,而非单一、均质的河流生态系统。寒冷、流速较快的源头水域,与温暖的低地河道、水库岸带、灌溉排水渠网及芦苇沼泽各不相同。在条件适宜的河岸,沿岸乔木和灌木为动物提供隐蔽场所;回水区和季节性淹水区则为鱼类提供觅食与育幼的生境。在流经沙漠的河段,这条狭窄的湿润地带聚集着众多动植物,与周围的干旱地貌形成鲜明对比。

这一水系的特色动物包括幼发拉底鳖(Rafetus euphraticus),其分布范围涵盖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原生鱼类包括大型鲤科鱼类,如大口魮(Luciobarbus esocinus)。这些物种的生态需求各不相同,但生境破碎化、水流状况改变、捕捞压力以及水质恶化都可能影响水生生物群落。水库可能有利于适应静水环境的物种,却会削弱流水生境的连通性。放流增殖和外来物种引入还可能进一步改变群落组成。

伊拉克南部的美索不达米亚沼泽依赖底格里斯河来水、幼发拉底河来水、分流河道的水流以及地方管理等多种因素的复杂配合。其中,哈马尔沼泽与幼发拉底河下游的联系尤为密切。广阔的芦苇荡、浅水开阔水域和季节性淹水地带,为鱼类、水鸟以及沼泽居民的生计提供了支撑。水牛饲养、捕鱼、芦苇采收和舟船运输,历来都是这一湿地经济的组成部分。这些沼泽还位于欧亚大陆与非洲之间候鸟迁徙路线的重要节点上。

20世纪后期,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排水工程、人为改道引水以及入流减少,使大部分沼泽地区遭到严重破坏。2003年后重新引水淹灌,使相当大面积的沼泽得以恢复,但恢复程度因供水量、盐度及当地基础设施状况而异。2016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将部分沼泽地区以及乌尔、乌鲁克和埃里都的考古遗址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名录。这一认定体现了湿地环境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并不意味着整个流域都被纳入保护地范围。

当河流流量下降而污染物仍持续输入时,水质通常会更难维持。农业排水带入盐分和营养物质,未经充分处理的城镇生活污水或工业废水则带入其他污染物。高温和缓慢的水流还可能使某些生物与化学状况进一步恶化。在阿拉伯河,淡水入流减少与潮汐及咸水入侵相互作用,不过这一河口水域也接纳底格里斯河来水和来自伊朗的支流来水。因此,那里发生的变化不能仅归因于幼发拉底河。河流保护既要关注流抵下游生境的淡水数量,也要关注这些水的质量及其到达时间。

跨境协议与当代水资源管理

幼发拉底河是一条国际河流,主要的上游蓄水设施位于土耳其,中游流经叙利亚,下游则承担着伊拉克重要的用水需求。这些不同的地理位置形成了不同的利益诉求。上游水库既能调控下泄流量,也为灌溉和发电提供了条件;下游用水方则依赖跨境来水的时间、水量和水质。底格里斯河使局势更为复杂:两条河流通过伊拉克的水利基础设施存在部分连通,有时在谈判中被一并考虑,但具体协议又对两者加以区分。

早在规模最大的现代工程兴建之前,双边安排就已逐步形成。土耳其与伊拉克于1946年签订的条约中,包含了有关水资源研究与合作的条款。1980年,两国成立了联合技术委员会,叙利亚于1983年加入。技术磋商涉及水文、开发规划和用水需求,但未能促成一项全面的三国水量分配条约。各方分歧不仅涉及水量,也涉及应采用何种方法计算需求、评估土地适宜性,以及界定两个流域之间的关系。

土耳其与叙利亚于1987年签署的一项议定书规定,在达成最终水量分配方案之前,土叙边界处按全年计算的平均流量应超过每秒500立方米;若某月平均流量低于每秒500立方米,则须在次月补足差额。按这一流量计算,全年水量约为158亿立方米。1990年叙利亚与伊拉克签订的一项协议规定,从土耳其进入叙利亚的幼发拉底河来水,伊拉克分得58%,叙利亚分得42%。这两项安排分别适用于不同的边界,并不构成一项统一、全面的流域条约。

水库蓄水不时凸显这些安排的敏感性。20世纪70年代,阿萨德湖与凯班水库蓄水时,下游国家深感忧虑,叙利亚与伊拉克更于1975年爆发严重争端。1990年1月,阿塔图尔克水库初期蓄水期间,土耳其暂时中断幼发拉底河下泄水流,也引发了下游国家的反对。这些事件表明,无论长期水量分配比例如何,事先通报、共享测量数据以及商定运行规程都具有重要意义。

2010年代,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冲突破坏了供水及水利基础设施,扰乱了维护工作,并使水坝和泵站陷于各方争夺的地区。这些问题又与干旱、电力短缺和农业用水需求相互交织。评估其影响时,需要区分实际水资源短缺与水处理、输水、供电或取水环节的故障和障碍。即便河中仍有水,某个社区也可能陷入供水危机。

当代水资源管理面临的问题包括:如何协调干旱期间的调度,测量实际取水量和回归水量,维护大坝安全,以及保留流向下游湿地的水量。国际水法提供了公平合理利用、防止造成重大跨境损害等理念,但要将其付诸实践,不仅需要就法律解释达成一致,也需要就事实取得共识。水文监测尤为关键:积雪状况、水库蓄水量、河流流量、地下水交换和盐度各自反映了这一系统的不同方面,任何单一测量结果都不足以确定可供所有用水方使用的水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