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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

旅游涵盖人们离开惯常环境的出行,以及为访客提供服务的相互关联的行业、机构与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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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是人们出于个人、商务或职业目的,离开惯常环境出行所形成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现象。在经济语境中,旅游也指为这些访客提供服务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活动,包括住宿、客运、餐饮、旅行组织、休闲娱乐及文化景点服务。与按单一产品或生产过程界定的行业不同,旅游主要依据消费发生的情境和目的来界定:同一家餐馆、同一列火车或同一座博物馆,既可以服务于访客,也可以服务于当地居民。

旅游将家庭支出与国际贸易、就业、投资、公共基础设施以及自然和文化资源管理联系起来。它可以创造出口收入,支持区域发展,但其收益与成本的分配并不均衡。访客需求既能支持资源保护和当地企业,也可能加剧拥堵、住房压力和环境破坏,并加深对波动较大的市场的依赖。

现代旅游是在交通、收入、工作时间和商业组织方式的变迁中兴起的。因此,对旅游的分析需要借助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环境科学和公共政策等领域的知识。要理解旅游的重要性,就必须区分访客流动与经济价值、直接活动与更广泛的影响,以及商业增长与居民福祉的变化。

旅游的定义、界限与形式

国际统计标准将访客定义为:前往惯常环境以外的主要目的地、停留时间不足一年,且主要目的并非受雇于到访地常住实体的旅行者。旅游就是这些访客所从事的活动。“惯常环境”并不只是以住所为中心、一定半径内的区域,而是涵盖与个人日常生活相关的各个地点。因此,日常通勤通常不属于旅游,即使通勤需要跨越国界也是如此。

访客分为过夜游客和一日游访客,后者有时也称短途游览者。国际邮轮乘客如果上岸停留数小时,却不在到访国过夜,通常被视为该国的一日游访客。相反,居民即使没有跨越国界,只是在本国其他地区度过周末,也可能属于过夜游客。这些区别十分重要,因为交通枢纽、住宿统计和景点客流统计所统计的人群并不相同。

国内旅游是指常住访客在其居住国境内开展的活动。入境旅游是指非常住访客在该国境内开展的活动,出境旅游则是指该国居民到境外开展的旅游活动。国内旅游与入境旅游合称境内旅游;入境旅游与出境旅游合称国际旅游。统计上的核心判断标准是常住地,而非国籍。因此,通常居住在某国的外国公民,也可以参与该国的国内旅游。

旅游并不限于度假。统计标准认可的旅游目的包括休闲娱乐、探亲访友、商务及专业活动、教育培训、保健医疗、购物、宗教活动和过境。因此,朝圣即使不被参与者主要视为休闲活动,也可以属于旅游。商务旅行者即使由雇主而非其家庭支付旅费,也仍然属于访客。

旅游与人口迁移之间的界限,取决于停留时间、惯常环境和雇佣关系,而不是简单地区分出行是为了休闲还是工作。根据标准定义,受雇于目的地常住雇主的季节性工人不属于访客。远程工作者以及将长期停留与旅行结合起来的人,则带来了更为复杂的分类问题。“数字游民”等签证类别本身并不能决定统计时应如何归类。同样,旅游也不等同于酒店与餐饮接待业:这类企业既服务访客,也服务当地居民,而旅游还包括住宿和餐饮服务以外的活动。

旅游及其经济贡献的衡量

旅游统计首先需要区分几个相互关联却不能互相替代的量:入境人次、出游次数、游客人数、过夜数、支出和经济产出。同一个人进行五次国际旅行,可能计为五个入境人次。一次跨越多个国家的旅行,可能在每个到访国家各计一个入境人次。因此,全球入境总人次既不是去重后的旅行人数,也不代表出国旅行者占全球人口的比例。

出入境记录、住户出游调查、住宿调查、企业调查和支付信息提供了相互补充的依据。对于内部未实行系统性边境管制的区域,出入境记录可能遗漏区域内的人员流动。住宿统计可能不包括住在亲友家、第二居所或未登记出租住所的情况。住户调查能够涵盖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但会受到抽样误差和回忆误差的影响。移动定位和交易数据能提供更详尽的信息,却也带来了覆盖范围、代表性和数据隐私方面的问题。

将游客支出与国民经济核算联系起来的核心框架是旅游卫星账户。这一框架通过国际统计合作建立,用于在整体核算体系中识别各类产品和行业中与旅游相关的份额。其重要性在于,避免将酒店或餐饮业的全部产出都视为旅游产出,也避免认为旅游仅由这些行业构成。旅游直接增加值总额衡量的是直接为满足游客消费而创造的增加值;旅游直接国内生产总值还包括相关的产品税净额。

直接效应必须与间接效应和诱发效应区分开来。游客购买酒店服务,直接支持酒店的经营活动;酒店向洗衣服务商和食品供应商采购,产生间接效应;从这些活动中获得收入的劳动者进行消费,则产生诱发效应。经济影响模型可以估算这些更广泛的关联,但其结果取决于对进口、闲置产能、住户支出和挤出效应的假设。这些估算结果并不等同于直接计量的旅游国内生产总值。

即使是简单的经营指标,也需要谨慎解读。酒店入住率可表示为

Occupancy rate=room-nights soldroom-nights available×100.\text{Occupancy rate}=\frac{\text{room-nights sold}}{\text{room-nights available}}\times100.

入住率上升可能意味着需求增强、接待能力下降,或两者兼有。同样,名义收入增长可能反映的是通货膨胀,而非游客数量增加。比较不同目的地时,需要注意汇率、物价水平、旅行时长,以及统计是否包含国际旅客运输。没有任何单一指标能够充分反映旅游的规模、盈利能力、环境负担及其对居民福祉的贡献。

历史发展

出于商贸、宗教礼拜、教育、健康和休闲目的的旅行,远早于现代旅游业的出现。在古希腊,宗教节庆和体育竞赛吸引人们出行;罗马帝国则以道路、港口、客栈和供上层阶级使用的宅邸为旅行提供支持。中世纪的朝圣活动维系了通往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等目的地的路线,以及沿线和目的地周边的住宿与服务。这些活动与旅游有着相似之处,但旅行仍受到费用、安全、交通速度和社会地位的制约。

自17世纪起,壮游成为欧洲富裕家庭、尤其是英国贵族家庭的一项重要教育惯例。游历法国和意大利的长期旅程,将语言学习、社交往来、收藏活动,以及对古典文明和文艺复兴艺术的接触融为一体。此后,温泉城镇和海滨度假地围绕健康、社交和时尚消费等观念发展起来。巴斯和布赖顿的例子表明,医疗功效的宣传、上层阶级的青睐与城市配套设施投资,可以共同促成旅游目的地的形成。

19世纪的铁路改变了旅行的成本与组织方式。更快的速度和定时运行的班次,使短途游览、海滨度假和更大规模的住宿接待成为可能。1841年,托马斯·库克组织了一次与禁酒运动有关的铁路短途旅行,从莱斯特前往拉夫堡;他此后开展的业务推动了团队旅游和旅行中介服务的制度化。蒸汽船拓展了长途客运,而旅行指南、标准化票券和旅行社则减少了前往陌生地方旅行时的不确定性。

大众旅游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迅速扩张。家庭收入提高、带薪休假日益普及、私家车保有量增加,以及包机服务和包价度假的发展,使更多人能够进行休闲旅行。随着北欧家庭购买包含航班、接送和住宿的组合产品,地中海沿岸旅游目的地迅速发展。对机场、公路、供水系统和度假区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往往与私人投资兴建酒店同步进行。

20世纪末,一些主要市场放松了对航空业的管制,低成本航空公司和计算机预订系统兴起,酒店及旅游经营企业的业务也日益全球化。随后,互联网推动旅游信息搜索和预订转向数字平台,在线评价也改变了声誉的形成方式。旅游业的扩张在地理上并不均衡:政治限制、收入不平等、签证制度和基础设施,仍然决定着人们能否参与旅游。因此,旅游发展的历史既是旅行机会不断扩大的过程,也是不同群体之间显著差异持续存在的过程:有能力出游的人、受雇为游客提供服务的人,以及受到旅游目的地开发影响却无法分享其收益的人,彼此处境依然悬殊。

地理、目的地与空间集聚

旅游取决于客源地、交通路线与目的地之间的关系。大型客源市场通常兼具人口众多、可支配收入充足、交通便利以及允许出行的制度环境等条件。目的地则通过景观、气候、文化遗产、商业服务、人际联系和交通可达性等因素的组合来吸引游客。因此,一处地点的吸引力取决于它与其他地区的关系:海滩在全球范围内或许并不稀缺,但如果能以低廉的交通成本连接到一个拥有大量人口、且人们渴望冬日阳光的市场,就可能格外具有吸引力。

国际旅游具有很强的区域性。距离较短可以减少金钱成本、旅行时间和不确定性,而相邻国家之间往往拥有相互衔接的交通系统,彼此在文化上也较为熟悉。欧洲密集的国界和交通网络,使其在有记录的国际游客到访人次中占据较大份额。同样的统计方式也意味着,穿越多个欧洲国家所产生的国际游客到访人次,会多于在美国或中国这样的大国内部行进相似距离所产生的人次。因此,国际排名并未将国内旅游或休闲出行纳入同等口径的衡量之中。

目的地存在于多个地理尺度上。一个国家可以作为单一目的地进行营销,但旅游活动往往集中在特定的城市、海岸、岛屿、山谷或历史文化街区。机场、邮轮码头和交通走廊将游客引向某些地方,同时使其绕过其他地方。这种集聚可以通过专业化供应商、熟练劳动力、信息交流以及种类丰富且相互补充的旅游吸引物,形成集聚经济。它也可能加剧对土地、劳动力和公共服务的竞争。

联合国旅游统计记录显示,国际游客到访量从1950年的约2500万人次增长到2019年的约15亿人次。这些数字反映的是跨境过夜旅行的长期增长,而不是游客的实际人数。国内旅游仍然具有基础性地位,在许多国家,其出游人次超过入境旅游。在国际比较中,国内旅游的规模不那么显眼,因为各国的调查体系不同,而且不存在可作为统一计数节点的过境事件。

旅游的地理格局会随着交通连通性、偏好和政治条件的变化而改变。一条新航线可能让原本处于边缘位置的目的地具备商业可行性;一场安全危机则可能将需求引向替代目的地。气候也塑造着旅游的季节性地理格局,包括夏季滨海旅游、冬季运动和野生动物观赏季。将游客引导至到访较少地区的举措,可能减轻成熟景点的压力,但也可能使开发扩展到行政管理能力有限或生态系统脆弱的地区。因此,空间上的分散并不必然意味着总体影响更小。

需求、动机与游客行为

旅游需求源于动机、资源、时间与可选机会的相互作用。休息、寻求新鲜感、维系社会关系、追求地位、学习、宗教信仰以及商务事务,都可能成为出行的动机。一次旅行也可能兼具多种目的:会议参与者可能延长停留时间以休闲娱乐,探亲者也可能付费参加观光游览。休闲、商务、探亲访友等类别是实用的统计分类,却无法完整反映个人的旅行体验。

收入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但其影响因产品和人群而异。可支配收入增加,可能会提高出游频率、延长出行距离、提升住宿档次,或增加体验类消费。需求收入弹性衡量的是收入发生一定百分比变化时,需求相应变化的百分比。旅游需求常被认为对收入变化较为敏感,但没有一个统一的弹性值适用于所有旅行。就近探亲、必要的商务出行与奢华探险旅行,对家庭经济状况变化的反应各不相同。

旅行价格所涵盖的,不只是广告中标示的交通票价和客房价格。旅行者还需承担当地交通、餐饮、保险、门票、签证等费用,以及旅途所耗时间的价值。汇率变动可能改变某一目的地相对于其他目的地的价格吸引力,但合同、定价惯例和进口投入品可能使这种影响延后或减弱。旅行者可以通过更换目的地、缩短行程、选择更便宜的住宿或降低出游频率来应对。国内游与出境游能否相互替代,取决于两者可提供的体验有多相近。

时间尤为重要,因为旅游意味着暂时脱离日常生活。学校校历、带薪休假、宗教节日和工作安排使旅游需求集中在相近时段,形成明显的季节性高峰。有学龄儿童的家庭,其出行日期可能受到限制,即使其他时段价格更低,也难以选择。退休旅行者或日程灵活的人,则更容易利用淡季优惠。无障碍需求、照护责任、语言及证件要求,也会带来额外限制,而这些并非仅靠收入就能反映。

旅游决策还受到信息不对称与预期的影响。人们往往在能够亲身体验度假产品的品质之前就已购买,而天气、服务或拥挤程度可能与预期不同。品牌声誉、他人推荐、照片和评价有助于减少不确定性,但也可能只呈现目的地的某些方面。行为经济学研究框架效应、损失厌恶和折扣的显著性等因素如何影响决策。例如,一张廉价机票所带来的“捡了便宜”的感觉,可能占据旅行者的注意力,即便整个行程的总费用实际上高出许多。

企业、分销与市场组织

旅游经济是由相互补充的服务构成的网络,而非单一的生产链。住宿、交通、景点、餐饮、导游、预订中介和公共设施共同塑造游客体验。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降低其他环节的价值:不可靠的交通可能影响一场原本成功的活动,而糟糕的卫生条件则可能损害一处本来颇具吸引力的度假胜地。由于这些服务由不同的企业和公共机构提供,各方的激励机制又不相同,协调起来十分困难。

住宿设施种类繁多,从国际品牌酒店、综合度假村,到家庭旅馆、露营地、青年旅舍和私人出租住所,不一而足。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品牌使用权可以彼此分离。例如,房地产投资者拥有酒店建筑,另一家公司根据管理合同负责运营,第三家公司则授权使用其品牌。这些安排以不同方式分配资金需求和经营风险。小型独立企业与大型集团并存,因为旅游需求既看重标准化服务的可靠性,也重视独具特色的当地体验。

旅游经营商将各项服务组合成旅游套餐,旅行社和在线中介则分销由其他供应商提供的产品。一些企业实行纵向一体化,将航空公司、住宿业务和分销渠道整合起来,以协调服务供给能力并确保客源。另一些企业则专注于细分业务。数字化的在线交易市场扩大了获取可售资源和使用比价工具的渠道,但产品能否获得曝光,越来越取决于排名系统、佣金、广告支出和平台规则。

平台市场可能呈现出网络效应:预订服务平台收录的住宿设施越多,对旅行者就越有吸引力;吸引的旅行者越多,对住宿设施经营者也就越有吸引力。用户评价和积累的交易记录会进一步巩固这种优势。竞争方面的隐忧包括对少数中介的依赖、定价限制,以及难以将信誉从一个平台转移到另一个平台。与此同时,数字化分销也能降低小型供应商进入市场的成本,让过去难以接触国际客户的经营者获得机会。

许多旅游企业出售的是具有时效性的服务容量。未售出的酒店客房或航班座位,在相应的住宿日期或航班起飞时间过后,便无法留待日后出售。高昂的固定成本和不确定的需求促使企业采用收益管理,针对不同客群和时段调整价格及预订条件。提前购买折扣、不可退款价格、最低入住晚数要求,以及价格较高但变更条件灵活的票价,反映了顾客需求和提前作出承诺意愿的差异。这些做法有助于提高服务容量的利用率,却也使价格更难比较。因此,包价旅游保障、退款义务、清晰的信息披露,以及供应商破产时的应对安排,都在旅游市场的组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交通与旅游基础设施

交通决定了游客能够到达哪些目的地、能够停留多久,以及目的地能够吸引哪些细分市场的游客。航空对于长途国际旅游和海岛旅游尤为重要,而铁路、公路、渡轮和长途客车则支撑着区域旅游和国内旅游。衡量交通条件,不能只看距离,还要看广义出行成本:票价、旅途时间、换乘、可靠性、无障碍条件以及行政手续要求,共同决定了抵达目的地所需付出的时间、金钱和精力。

航空服务依赖于机场、航权、航空公司航线网络,以及足以维持商业运营的需求。枢纽机场能够连接那些客流不足以支撑直达航班的地方,而点对点的低成本航线则可能在特定城市与度假目的地之间形成集中的客流。季节性旅游目的地面临运力和接待能力的配置难题:航站楼和酒店可能在几个月内十分拥挤,而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却利用不足。公共部门对机场或航线的支持可以改善交通连通性,但其经济效果取决于由此新增的出行量、公共支出成本、替代交通方式,以及对其他地方经济活动的挤出效应。

铁路可以通过连接城市中心、减轻部分往返机场的交通负担,以及将目的地纳入更广泛的行程安排来支持旅游业。在某些中短途线路上,高铁与航空的竞争优势最为明显;在这些线路上,全程出行时间比最高运行速度更重要。公路旅游的空间分布更分散,行程也更灵活,但需要停车设施、安全的道路、加油或充电基础设施,以及交通拥堵管理。在农村地区,公共交通不足可能使人们能否参与旅游取决于是否有汽车可用。

邮轮旅游将交通、住宿、餐饮和娱乐整合为一种产品。邮轮公司可以调整船舶在不同目的地之间的部署,并与多个港口协商,而乘客通常只在岸上停留一天中的部分时间。由于住宿和许多餐食是在船上购买的,其经济收益的分配方式与在陆地住宿的旅游有所不同。港口收费、岸上游览、零售消费、物资补给和就业共同决定了当地的收益。即使全年游客总量看似适中,大批乘客集中下船仍可能在短时间内带来巨大压力。

旅游业还依赖于并不作为旅游吸引物推广的基础设施,包括供水、污水处理、电力、电信、应急服务和固体废物处理系统。高峰期的需求可能远远超过当地常住人口的需要。这些系统的资金筹措涉及由谁付费、由谁受益的问题。为旅游业建设的基础设施可能改善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务,但用途单一或选址不当的项目,也可能留下高昂的维护负担。因此,评估需要开展成本收益分析,将全生命周期成本、环境影响、公共资金的其他用途,以及季节性高峰需求与全年需求之间的差异纳入考量。

就业、技能与工作条件

旅游业带动住宿、餐饮、交通运输、景点、分销及相关供应企业的就业。由于这些活动分布在不同的统计行业中,“旅游就业”的估算结果取决于所用方法。将旅游特征行业的全部从业人员计入,与仅估算由游客需求带动的就业,所得总数并不相同。直接就业也必须与通过模型估算的间接就业和诱发就业区分开来。

许多旅游活动要求从业人员在消费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提供服务。客房需要清洁,餐食需要制作,乘客需要协助,游客需要引导。这为具有不同正规学历和资格的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同时也带来了对语言能力、技术技能、管理、数字营销及专业知识的需求。因此,不能简单地将旅游业对劳动力市场的贡献归为低技能就业或高技能就业。家庭旅馆、航空公司、博物馆和会展中心的职业构成存在显著差异。

季节性使旅游就业呈现出独特的模式。企业可能为夏季度假地、滑雪季、节庆活动或邮轮运营招聘临时员工,并在淡季缩减人员。劳动者可能面临工时不稳定、收入中断和培训机会有限等问题。与此同时,雇主则面临反复招聘的成本,以及经验丰富的员工短缺。兼做多份工作以及在不同季节性目的地之间流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彼此分离的劳动力市场连接起来,但这些安排也取决于住房、交通、移民规定和家庭状况。

在许多经济体中,旅游业对青年劳动者、女性、移民和小企业经营者具有特殊意义。然而,某些群体在就业中占有一定比例,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收入、稳定合同或高级职位方面享有平等机会。非正规就业可以为人们参与创收活动提供入口,但也可能使其获得的法律保障和社会保护受到限制。工资水平受劳资协商安排、生产率、小费惯例、执法情况以及其他就业机会的影响。笼统地认为旅游就业一概能赋权于劳动者,或一概具有剥削性,都会掩盖这些差异。

培训和人力资本既影响服务质量,也影响劳动者的流动性。语言教育、食品安全、技术维护、导游资格和管理技能都能改善工作表现,但如果企业预期受过培训的员工会离职,就可能减少相关投入。在发展兴旺的旅游目的地,即使需求强劲,住房短缺也可能造成招聘困难。自动化改变的是工作任务,而不是彻底消除对服务的需求:自助入住可以减少常规办理工作,但维护、无障碍支持、冲突化解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仍然重要。因此,评估旅游就业不仅要看岗位数量,还要考察工时、收入、就业保障、职业发展和工作条件。

发展、贸易与收益分配

入境旅游使目的地能够向非居民出售服务,而无须将其中大部分服务输送到国外。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消费者来到服务的生产地。访客支出可以带来外汇收入,支持当地企业,并为食品、手工艺品、交通运输和文化服务创造市场。在国内市场狭小、地处偏远或自然资源基础有限,导致其他出口机会受限的地方,旅游业可能尤为重要。

在国际收支中,旅行项目按照统计惯例,记录非居民在到访期间购买的商品和服务。它并不等同于旅游支出:国际旅客运输通常单独记录,而旅行项目也涵盖不属于旅游访客的旅行者的某些支出。因此,将旅游视为出口时,需要谨慎把握统计口径。考察一国的访客收入时,还应一并考虑本国居民在境外的支出,以及为旅游企业提供商品和服务所需的进口。

访客支出给当地带来的收益,取决于国内增加值、所有权归属、税收以及与供应商的联系。进口食品、燃料、设备和管理服务,以及向境外汇出的利润,都会减少留在国内的收益份额。这些资金外流通常被称为“漏损”,但进口并不必然意味着发展失败:进口品可能是必要投入,也可能比本地替代品更便宜。从发展的角度看,关键在于是否加强了切实可行的本地产业联系、技能培养和商业机会,而不是每一笔采购是否都留在目的地内部。

外国直接投资可以带来资本、国际分销渠道和管理经验,但也可能造成对外部企业的依赖,或使度假区的经营活动与周边社区脱节。本国所有权同样不能保证收益得到广泛分配,因为土地和企业可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旅游业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取决于谁拥有资产、谁获得就业机会、公共收入如何使用,以及旅游开发是否推高了未参与者的住房或生活成本。

评估经济影响的论断,需要设定一个反事实情景。用于旅游业的劳动力、土地和公共资金可能另有用途,访客支出也可能挤出居民消费或其他访客的消费。在接待能力已充分利用的时期,新增需求可能主要推高价格,而非增加产出;在存在失业的时期,同样的需求则可能调动原本闲置的资源。因此,除总收入外,机会成本、进口依赖、拥挤以及环境资源耗损也同样重要。评估旅游主导型发展,最准确的方式是考察经济生产结构和福利分配的变化,而不是简单地对访客支出作倍数推算。

文化、遗产与社区关系

旅游既依赖地方的意义,也会改变这些意义。游客通过选择性的呈现,接触建筑、景观、表演、饮食习俗、宗教实践和日常社会生活。营销、旅游指南、博物馆和游览线路将某些事物确定为旅游吸引物,同时让其他事物置于游客的视野之外。因此,旅游目的地不只是被发现的,也是在商业、政府和社区的决策中得到诠释与组织的。

旅游可以通过门票收入、捐赠、税收和政治支持,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资金。历史建筑可以改作博物馆、住宿设施或文化场所,从而获得可持续的用途。手工艺和表演也可以获得新的受众和市场。然而,为适应商业需求而作出的调整,可能改变所用材料、活动时间安排、文化含义,或有权代表某项传统的人选。这些变化并不必然使某种文化实践失去真实性:活态文化始终在演变。核心问题在于控制权、同意、来源与贡献的认可,以及收益分配。

与礼拜、原住民身份认同、丧葬、苦难或集体记忆有关的场所,面临着特殊的挑战。一个地方可能既是旅游景点,又是仍在使用的宗教或社区空间。摄影、出入路线、着装要求和参观时间都可能成为协商的议题。与战场、旧监狱、灾难遗址或纪念场所相关的旅游,通常被称为“黑暗旅游”,它引出了如何诠释这些场所,以及如何平衡教育、纪念与娱乐的问题。

列入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可以提高一处遗产地的知名度,但列入名录是一种保护机制,并不保证旅游业的成功或资金的获得。关注度的提高可能带来资源和更有力的保护,同时也可能增加游客数量和商业压力。具体影响取决于管理能力、周边土地利用、基础设施以及居民的参与。如果主要将遗产保护视为维护面向游客展示的形象,那么以古迹为中心的保护方式就可能忽视当地鲜活的社区。

社区的反应很少是完全一致的。居民可能欢迎旅游带来的收入和服务改善,同时反对噪声、拥挤、出入受限,或日常生活所需的商店被取代。房主、租户、经营者、劳动者以及夜生活区域附近的居民,对同一个旅游经济体可能有不同的感受。因此,社区参与不能仅限于征询某一个代表性群体的意见。产权、习惯性的通行与使用权、文化权威和决策权等问题,决定了谁能够影响旅游发展。文化交流可以富有意义,但这种交流发生在财富、流动能力、语言和制度影响力并不平等的关系之中。

环境影响与气候关系

旅游活动消耗土地、水、能源、材料和生态空间。建设活动可能导致栖息地破碎化、改变海岸线,并加大湿地或山地环境承受的压力。运营过程中的影响包括污水、固体废物、噪声、用水以及对野生动物的干扰。这些影响的程度因地点和季节而异:同样的用水量,在水资源丰富的城市和易受干旱影响的岛屿上,尤其是在用水高峰期,会产生不同的后果。

许多影响属于外部性,因为其成本并未完全体现在游客支付的价格中。酒店及其住客可能并不承担地下水耗竭或未经处理的污水排放所造成的全部生态成本。另一方面,旅游收入可以支持保护区建设、栖息地修复,以及采用其他土地利用方式来替代破坏环境的做法。门票、特许经营和导游业务可以为保护野生动物和景观提供经济激励,但保护成效取决于执法、当地居民的权利以及收入分配情况。

旅游通过交通、住宿、餐饮、建设及相关供应链促成气候变化。航空对长途旅行的影响尤为显著;其气候效应既包括二氧化碳的影响,也包括高空排放带来的其他效应。对旅游总体环境足迹的估算,会因核算范围仅涵盖直接运营,还是涵盖基于消费核算的更广泛供应链而有所不同。因此,进行比较时必须明确核算边界,而不能将所有已公布的百分比都视为对同一指标的测量。

气候变化也会影响旅游。积雪条件的可靠性下降,可能缩短滑雪季,或增加对人工造雪的依赖,而人工造雪本身也需要消耗水和能源。高温、野火、干旱、海岸侵蚀、珊瑚白化和海平面上升可能损害旅游景点与基础设施,或改变人们偏好的出游季节。适应措施可能包括调整营业时间安排、改善建筑性能、修复生态系统或迁移基础设施,但这些措施在不同目的地的可行性差异很大。某些资源,例如珊瑚礁或历史悠久的沿海街区,并不能简单地迁往别处。

环境管理区分效率与绝对影响。酒店可以降低每客夜的能耗,但其总排放量仍可能因规模扩大或接待更多住客而上升。同样,将游客分散到更多地点,可能缓解某一拥挤地点的压力,却增加其他地方的交通和土地利用影响。因此,可持续旅游关注的是游客活动、环境限度以及社会经济条件之间的长期关系,而不是某种特定的小规模旅游产品标签。可信的评估应采用可衡量的结果,明确界定核算边界,并关注各种取舍,而不是认定冠以“自然旅游”“本地”或“生态”等描述就意味着影响较低。

治理、监管与过度旅游

旅游治理涉及不同的行政辖区和政策领域。国家层面的主管部门影响签证、航空协定、投资、劳动标准、税收和环境监管。地方各级政府负责土地利用、公共空间、交通、许可审批、环境卫生和目的地服务。目的地管理组织可能负责协调推广及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合作,但其法定权限和资金来源各不相同。负责吸引游客的机构,不一定也负责住房、保护工作或居民福祉。

公共干预旨在解决协调问题和市场失灵。目的地的声誉、安全的街道、得到维护的景观以及可靠的基础设施,能让企业共同受益,但单个企业可能缺乏为这些事项出资的动力。对当地供应商而言,旅游推广可能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尽管其收益分配并不均衡。监管还涉及消费者保护、安全、环境损害,以及稀缺公共空间或遗产空间的使用。如果推广部门以游客增长为绩效目标,而相关服务机构却要承担由此产生的成本,就可能出现协调不力的问题。

税费有多种形式,包括住宿税费、机场收费、公园门票、邮轮旅客费和一般消费税。税费负担的归属取决于竞争状况及需求对价格变化的敏感程度:经营者可能自行承担部分税费,也可能将其转嫁给游客。相关收入可以用于基础设施或保护工作,但专款专用和资金分配规则决定了游客密集的街区能否获得相应资源。如果收费相对于需求仍然偏低,或者敏感地点受到严格的物理容量限制,仅靠收费未必能控制拥挤。

过度旅游是指游客活动的密集程度或旅游相关变化,对居民、环境或游客体验造成不可接受影响的情况。它并不存在统一的数字界定标准。即使全年游客总量不大,一条空间狭窄的历史街道也可能在数小时内不堪重负;而一座大城市如果客流分布合理、服务充足,也能够接待大量游客。短期出租、夜间娱乐活动、邮轮到港、旅游大巴通行以及集中的一日游,会带来不同的压力,因此需要依据不同的证据来判断。

管理措施包括分时入场、预约、限制车辆或住宿设施、分区管制、出租登记、游客路线引导,以及保护居住空间或神圣场所。环境容纳量有助于识别物理或生态限制,但社会可接受程度会因群体和情境而变化。限制措施也会产生分配效应:稀缺的入场名额可能使能够提早规划或支付更高费用的人更为有利,而限制住宿设施则可能使现有经营者免受竞争。因此,有效的评估应区分减少影响与单纯减少游客人数,并考察措施对居民、劳动者、企业及游览机会的影响。

冲击、危机与韧性

旅游容易受到各种干扰的影响,因为旅游出行通常并非必需,又依赖相互关联的系统,而且需要提前作出安排和承诺。经济衰退会压缩家庭和企业的旅行预算;冲突与安全局势恶化会改变出行路线和人们对目的地的看法;自然灾害会破坏基础设施;流行病则可能限制人员流动。即使目的地并未直接受到影响,当旅行者认为其所在的更大区域存在风险,或关键交通连接中断时,也可能出现行程取消的情况。

新冠疫情显示了这种脆弱性的严重程度。2020年,边境管制、卫生防疫限制、服务暂停以及行为变化扰乱了旅行活动,国际游客到访人次较2019年下降了70%以上。这一冲击同时波及航空公司、住宿服务商、旅游景点、非正规就业者和供应商企业。一些市场的国内旅游较早复苏,但并非所有地方都能以此完全替代国际需求,小型经济体和以外国游客为主要客源的目的地尤其如此。

旅游企业通常固定成本较高,且服务产出难以储存,因此收入骤降会造成严重的财务影响。行程取消时,已收取的订金和预付款还会带来额外的偿付义务。退款纠纷可能沿着旅行者、中介、航空公司和住宿服务商构成的链条蔓延。因此,在企业的长期盈利能力尚不明朗之前,就可能出现流动性困难。资金储备不足、债务负担沉重或依赖单一市场的企业尤其容易受到冲击。

政府应对重大旅游业冲击的措施包括工资补贴、补助金、延期纳税、信用担保以及对交通运输运营商的援助。这些措施的设计决定了支持能否在惠及大型企业的同时,也覆盖季节性劳动者、非正规经营者和自雇服务提供者。救助可以保全经营能力,但也会引出受助资格、财政成本以及商业模式能否持续维持等问题。危机救助与长期结构调整针对的是不同问题,两者的优先事项不一定相同。

旅游韧性是指目的地和企业为应对干扰作好准备、维持基本功能、适应变化并恢复的能力。拓展多元客源市场、改善应急协调、保有财务缓冲以及保护关键基础设施,都可以降低特定的脆弱性。然而,旅游业内部的多元化并不能消除其对人员流动本身的依赖。即使某个目的地的客源遍及多个海外市场,当全球性事件导致所有国际旅行中断时,它仍可能遭受重创。对复苏指标的解读也需要谨慎:游客到访人次恢复的同时,仍可能出现企业倒闭、劳动力流失、债务累积或服务质量下降。复苏速度与复苏收益如何分配,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研究方法与尚待解决的问题

旅游研究具有跨学科性质,因为其研究对象涉及人员流动、消费、生产、地方与社会互动。经济学家考察需求、定价、就业、贸易与福利;地理学家研究空间流动、旅游目的地的变化以及人与环境的关系;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分析人与人的接触、身份认同、劳动与表征。历史研究追溯制度与旅行实践的演变,规划学和环境科学则考察基础设施、土地利用、保护以及资源限度。

理查德·巴特勒于1980年提出的旅游地生命周期模型,是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发展模型。该模型描述了旅游地可能经历的阶段:从探索、参与,到发展、巩固、停滞,再到随后的衰退或复兴。这一模型有助于系统梳理投资、所有权、市场和环境压力等问题,但它并非具有普遍预测能力的定律。同一目的地可能同时拥有处于不同阶段的多种旅游产品,也可能遭遇突发冲击,或沿着受监管措施和交通变化影响的路径发展。

一个主要的方法论问题是因果关系。旅游业增长的地方,也可能同时受益于基础设施改善、制度健全、汇率变化或更广泛的经济增长。游客到访量与收入之间存在简单的相关关系,并不能证明旅游业的独立影响。研究者利用面板数据、自然实验、政策变化及其他统计方法来构建反事实情境。每种方法都依赖一定的假设,例如,用于比较的目的地是否具有相似的潜在变化趋势,或者某项交通变化是否通过旅游以外的渠道影响了结果。

数字数据增强了观察流动与行为的能力。预订记录、网络搜索、评论、卫星影像、移动设备位置数据和支付交易记录,可以揭示季节性、出行路线、拥堵状况和游客消费。然而,某个平台的用户未必能代表所有游客。数据获取可能受到商业限制,分类方式可能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改变,自动生成的记录也可能将居民误归为游客,或产生重复观测。将这些数据源与官方调查相结合时,需要重视抽样、定义和数据治理,而不能假定数据集越大就越能消除不确定性。

若干实质性问题仍未解决,包括:旅游目的地如何在维持生计的同时减少环境压力的绝对总量;住房和公共空间成本应如何在旅游活动与其他城市变化之间归因;以及游客消费带来的收益如何随时间推移而分配。与统计游客到访量相比,衡量福祉、生态状况、文化延续和就业保障更为困难。商业模式、远程工作、平台型住宿和气候条件的变化,又进一步增加了长期比较的复杂性。研究日益将旅游业的表现视为一组经济、社会与环境结果,并强调这些结果之间的关系需要通过研究加以查明,而非事先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