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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 宏观经济与政策 / balance-of-payments

国际收支

国际收支记录一个经济体与非居民之间的交易,涵盖国际贸易、收入、转移和金融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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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收支是一种统计报表,系统记录一个经济体的居民与非居民在特定时期内发生的交易,统计期通常为一个季度或一年。它涵盖货物和服务的交换、跨境取得的收入、转移,以及金融资产和负债交易。尽管名称中有“收支”二字,它并不只是记录跨越国境的资金流动:交易可能涉及信贷、实物支付,或不伴随即时现金支付的会计分录。

国际收支是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框架之一,因为它将国内生产和支出与国际借贷及投资联系起来。其各组成部分有助于解释一个经济体如何为进口融资、从国外获取收入、积累对外资产,以及如何受到国际融资条件变化的影响。从会计角度看,完整的国际收支账户总是平衡的;通常所说的“逆差”和“顺差”指的是特定组成部分或分析性分组的差额,而不是总账收支不平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国际标准将国际收支账户划分为经常账户、资本账户和金融账户。这些流量账户与记录对外资产和负债存量的国际投资头寸密切相关,也与更广泛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紧密相连。

经济领土、居民身份与交易边界

国际收支统计的根本区分在于居民与非居民,而非本国公民与外国人。居民身份取决于机构单位的主要经济利益中心。一般而言,一个人在某经济体内拥有或打算拥有主要住所至少一年,即成为该经济体的居民,但某些特定情形除外。企业通常被认定为其开展实质性经济活动并被确认为机构单位所在地的居民。因此,在境内经营的外资工厂通常属于居民企业,而其境外母公司则属于非居民。

经济领土通常包括一国政府管辖的领土,以及该国在境外的领土飞地,例如使馆。使馆属于其所代表政府的经济领土,而非驻在经济体的经济领土。国际组织不被视为其办事机构所在经济体的居民。这些约定确保相关账户遵循一致的经济边界,而不仅仅依据自然地理范围进行记录。

对于在国际间流动的人群,特殊的居民身份规则十分重要。出国留学的学生通常仍保留其原属经济体的居民身份,即使学习时间超过一年也是如此;赴国外接受治疗的患者也适用类似例外。相比之下,如果一个人将主要家庭居所及经济利益转移到另一经济体,其居民身份通常也会随之改变。因此,居民移民向境外家庭汇出的款项可能被记为跨境转移,但移民在居民身份改变时转移自身资产,本身并不构成交易。与此相关的统计重新分类不纳入国际收支。

交易边界也不同于海关边界。货物通常在经济所有权发生变更时记录,而不是仅因其进出港口就予以记录。如果境内企业将材料运往境外加工,但仍保留其所有权,则加工费记为服务;这些材料的跨境流动并不自动构成货物出口和进口。反过来,居民贸易商也可能在一个境外经济体购买货物,再将其转售至另一个境外经济体,而货物从未进入该贸易商所属经济体的领土。这种活动称为转手买卖,仍会影响居民经济体的对外账户。

这些原则使国际收支与国民经济核算及国民账户体系保持一致,也解释了为什么海关贸易总额、跨境银行支付和国际收支交易虽彼此相关,却是不可相互替代的统计指标。

复式记账与平衡的含义

国际收支采用复式记账:每笔交易都会产生两笔金额相等的分录。货物出口若即时收到货款,就会增加出口收入,并使银行存款等金融资产发生相应变动。若延期付款,对应项目则是一项贸易信贷债权。赠送货物既要记入货物项目,也要记入一笔相抵的转移项目。这种结构使没有货币收付的交易也能得到记录。

在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中,出口、应收收入和应收转移记为贷方,进口、应付收入和应付转移记为借方。金融账户采用一种不同但相关的列报惯例:列示金融资产净获得额和负债净发生额。金融账户差额为前者减去后者。因此,金融账户差额为正,表示对世界其他地区净贷出;差额为负,则表示从世界其他地区净借入。这一惯例不同于以往的列报方式,后者通常将资本净流入列为正的融资项目。

设 CACA 表示经常账户差额,KAKA 表示资本账户差额,FAFA 表示金融账户差额。在一套完整且内部一致的观测数据中,

CA+KA=FA.CA+KA=FA.

实际统计体系通过不同来源采集等式两边的数据,因此两者很少完全吻合。将净误差与遗漏定义为

NEO=FA−(CA+KA),NEO=FA-(CA+KA),

则公布的会计恒等式为

CA+KA−FA+NEO=0.CA+KA-FA+NEO=0.

因此,在资本账户差额为零且不存在统计差异的情况下,经常账户逆差为20,对应的金融账户差额就是 −20-20。该经济体可能获得价值10的国外资产,同时新增30的负债。虽然交易总额更大,但净借入额为20。

交易通常按市场价格计值,并在经济价值产生、交换、转移或消灭时记录。权责发生制会计意味着,例如,利息应在其逐步产生时记录,而不是仅在支付时才记录。外币交易按交易发生时的适用汇率折算为记账货币。

因此,声称某国存在“国际收支逆差”时,需要说明其具体含义。这可能指经常账户逆差,也可能指剔除储备交易和某些融资项目后计算的分析性差额。如果总体差额是在计入官方储备融资之前确定的,那么逆差可以通过出售储备资产或其他融资方式弥补。完整的账户仍然保持平衡;分析所关注的是哪些交易产生了融资需求,以及哪些交易满足了这些需求。

经常账户:货物、服务、收入与转移

经常账户包括货物、服务、初次收入和二次收入。它记录的是与国民收入和支出之间关系有关的经济往来,而非金融工具本身的交易。货物和服务差额只是其中一部分。如果服务出口、投资收入或转移收入足够大,一个经济体即使存在商品贸易逆差,也可能实现经常账户顺差。

货物包括一般商品及某些其他交易项目,其中包括非货币黄金。货物进出口通常按出口经济体关境处的离岸价格计价。越过该地点之后发生的国际运费和保险费,酌情计入服务。海关进口数据往往按到岸价格(含成本、保险费和运费)统计,因此,统计编制人员必须先作调整,再将其纳入对外账户。服务涵盖运输、旅行、建筑、金融服务、电信、计算机服务以及知识产权使用费等活动。旅行类别记录访客购买的货物和服务,并不限于以休闲为目的的旅游业活动。

初次收入记录提供劳动、金融资源及某些非生产资产所获得的报酬。雇员报酬包括作为某一经济体居民、但受雇于另一经济体居民企业的劳动者所取得的收入。投资收入包括利息、股息,以及归属于直接投资者的再投资收益。再投资收益尤为重要:即使没有分派股息,境外附属企业的留存利润也可能形成向其境外所有者支付的一笔收入,以及一笔与之对应的投资交易。与某些金融中介机构有关的利息须作调整,以区分投资收入和以隐含方式收费的金融服务。

二次收入涵盖经常转移,即一方提供经济价值,却未获得具有相应经济价值的项目作为回报的交易。例如,居民住户与非居民住户之间的个人转移、部分国际援助,以及某些税款和社会福利。个人转移的范围比移民劳动者寄回的现金更广。作为补充概念的个人汇款,将个人转移与相关口径的雇员报酬和住户资本转移相结合,具体取决于所采用的统计定义。因此,使用已公布的汇款数据时,需要留意其涵盖范围。

经常账户可表示为

CA=(X−M)+PI+SI,CA=(X-M)+PI+SI,

其中,X−MX-M 为货物和服务净出口,PIPI 为初次收入净额,SISI 为二次收入净额。大宗商品价格、国际利率、旅行需求或住户转移的变化,可能对这些组成部分产生不同影响。经济衰退期间进口骤降所带来的经常账户改善,与出口增强或投资收入增加所带来的改善,具有不同的经济含义。

资本账户与金融账户

在现代国际统计中,资本账户具有严格而狭窄的技术含义,记录资本转移以及非生产非金融资产的取得或处置。资本转移包括经双方协议减免的债务,以及与购置固定资产相关的投资补助。相关非生产资产包括某些可转让合同、租约、许可证和营销资产。资本账户的规模通常远小于金融账户。不过,在日常讨论中,“资本流动”或“资本账户自由化”往往泛指跨境金融交易,而非这一统计类别。

金融账户按五大功能类别记录对外金融资产和负债的交易:直接投资、证券投资、金融衍生工具(储备资产中的金融衍生工具除外)和雇员股票期权、其他投资,以及储备资产。这些类别不仅区分金融工具,也区分经济关系。与发行企业无关联的境外投资者持有的公司债券,通常归入证券投资;而具有直接投资关系的企业之间符合条件的债权,则可能归入直接投资。

外国直接投资体现了投资者对另一经济体居民企业的持久利益,以及对该企业相当程度的影响力。国际统计标准将拥有至少10%的表决权作为判定直接投资关系的操作性门槛。直接投资包括符合条件的股权、再投资收益和公司间债务。它不一定意味着新建工厂:收购现有企业或调整企业集团内部的所有权结构,也可能形成统计记录中的大规模流量。

证券投资主要包括不属于直接投资和储备资产的股权证券与债务证券。其他投资包括贷款、通货和存款、贸易信贷,以及其他特定债权和负债。金融衍生工具单独列示,因为其价值取决于某种基础工具、价格或指数,而且其交易并不总能解释为传统意义上的借贷。外汇储备资产是货币当局可随时动用并控制的对外资产,用于国际收支融资、干预外汇市场及相关用途。其范围包括货币黄金、符合条件的外币债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以及持有的特别提款权。

通过交易增加储备资产,记为金融资产的取得。这并不必然对应经常账户的交易:储备积累可能伴随着私人部门借款、证券投资流入或其他金融交易。同样,经常账户逆差也不一定要通过消耗储备来融资;私人部门新增负债,或出售此前取得的国外资产,也可以提供融资。因此,要理解金融账户,就必须考察对外资产负债表的两端,而不能把每一笔逆差都等同于新增外债。

国际投资头寸与估值变动

国际投资头寸记录居民在某一特定日期持有的对外金融资产和负债的价值。国际收支记录一段时期内的流量,国际投资头寸则记录存量。将两者结合起来,可以看出一个经济体的对外财富变动究竟源于交易、资产价格或汇率变动,还是核销、重新分类等其他变化。对外资产与负债之差,即为净国际投资头寸。

若以 NIIPNIIP 表示这一净头寸,则可用以下简化公式衔接期初与期末头寸:

NIIPt=NIIPt−1+FAt+Vt+Ot,NIIP_t=NIIP_{t-1}+FA_t+V_t+O_t,

其中,FAtFA_t 为金融账户交易净额,VtV_t 为估值变动净额,OtO_t 表示其他数量变化。估值变动不属于国际收支交易。本币升值后,外币债务折合本币的价值下降,会使计量所得的净头寸改善,但并不意味着债务得到偿还。同样,即使居民没有增购任何股份,外国股票市价上涨也会使对外资产增加。

资产和负债的总额可能与净额同样重要。两个经济体的对外净负债可能都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0%,但其脆弱性却可能大不相同。一个经济体的资产可能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0%,负债相当于50%;另一个经济体的资产则可能相当于300%,负债相当于320%。后者面临的交易对手风险、汇率风险和市场重新定价风险要大得多。如果资产与负债在期限、币种或流动性方面存在差异,净额不大并不意味着金融风险较小。

负债的构成也很重要。股权类负债使外国投资者分担经营风险,而债务通常意味着必须履行合同约定的支付义务。如果境外贷款人撤回资金,短期外币债务可能带来再融资压力。银行可能在境外借款,同时持有本币计价的贷款资产,从而产生货币错配,即使整个经济体的总体头寸看起来仍在可控范围内。按部门细分数据,将政府、中央银行、吸收存款机构和其他居民部门区分开来,可以揭示全国汇总数据所掩盖的风险敞口。

因此,经常账户累计余额通常并不等于一个经济体的对外净财富,资本账户交易、统计误差和估值变动都会造成两者之间的差异。例如,美国长期以来的情况表明,一国的净投资收益余额可能与仅凭其对外净头寸所作的简单判断不同。资产与负债的收益率差异、金融工具构成以及估值效应,都可能使收入流量与其背后的存量关系出现偏离。

储蓄、投资与国内部门收支差额

经常账户在国内收入与支出中有其对应关系。从GDP的支出恒等式出发,

Y=C+G+I+X−M,Y=C+G+I+X-M,

其中,CC 表示私人最终消费,GG 表示政府最终消费,II 表示资本形成总额。加上来自国外的初次收入净额和经常转移净额,就得到国民可支配总收入。国民储蓄等于这一可支配收入减去私人和政府最终消费。因此,

CA=S−I.CA=S-I.

这一恒等式采用定义口径一致的储蓄总额和投资总额,也可以采用扣除固定资本消耗后相应的净额指标。

因此,经常账户顺差意味着国民储蓄超过国内投资;逆差则意味着国内投资超过国民储蓄。这是一种会计关系,而不是完整的因果理论。逆差可能源于生产性投资激增、家庭储蓄下降、政府赤字或出口收入减少。因此,同样的收支差额可能伴随着截然不同的经济状况。再加上资本账户差额,就得到资本账户核算中的经济体净贷出或净借入;在计量口径一致时,这与金融账户差额相对应。

将经济体划分为不同部门,可以得到另一个有用的表达式。如果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收支差额均按一致的经常账户口径定义,则有:

CA=(Sp−Ip)+(Sg−Ig).CA=(S_p-I_p)+(S_g-I_g).

这一关系是讨论“双赤字”的基础,即政府赤字与经常账户逆差同时出现的情况。但它并不能确立一对一的因果联系。预算赤字扩大,可能被私人储蓄增加、私人投资减少、汇率调整或收入变化所抵消。反过来,如果私人投资超出私人储蓄的幅度足够大,即使一国政府存在盈余,经常账户仍可能出现逆差。

跨期分析将对外借贷视为在不同时期之间转移资源的方式。一个经济体在收入暂时不足时,可以通过借款来平滑消费。另一个经济体则可能吸引国外资金,用于发展基础设施或提高生产能力。人口老龄化的经济体可能会动用此前积累的国外资产。这些可能性说明,无论是经常账户逆差还是顺差,本身都不能证明经济成功或失败。需要关注的问题包括:收支差额由什么驱动、融资结构如何,以及未来收入能否支撑对外偿付义务。

因此,对债务可持续性的评估不能只看经常账户差额占GDP的比率,还要考虑经济增长、融资成本、期限结构、出口能力、储备缓冲以及债务的计价货币。会计恒等式确立了约束条件,但仅凭这些恒等式,既无法确定适当的对外收支差额,也无法判断其背后的资源配置是否有效率。

汇率调整、融资压力与危机

外部失衡可以通过支出、相对价格、收入或融资条件的变化得到调整。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对本国资产的需求减弱可能导致本币贬值,从而改变进口商品的本币价格和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在固定汇率安排下,货币当局则可能通过买入或卖出储备资产来维持既定平价。其后果取决于货币操作、资本流动程度、合同和私人部门的预期,而非仅由汇率制度决定。

货币贬值不一定会立即改善贸易差额。现有合同可能锁定交易数量,而以本币计价的进口价格却会上升。随着时间推移,消费者和生产者可能转而更多使用本国产品,外国买家也可能购买更多出口商品。马歇尔—勒纳条件的标准简化形式指出,如果出口需求弹性与进口需求弹性的绝对值之和大于一,货币贬值就会使原本平衡的贸易账户转为顺差。这一结论取决于有关价格传导和供给反应的假设。贸易差额先恶化、后改善的现象通常称为J曲线,但这并非普遍存在的实证规律。

在汇率固定且金融流动受限的情况下,储备流失可能制约国内需求和信贷。按照经典的金本位制理论,黄金外流会收紧货币条件并压低价格,从而有助于恢复竞争力。历史上实际发生的调整还涉及利率变化、国际借贷、失业以及制度层面的决策。现代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冲销操作抵消储备交易对国内货币状况的影响,至少能在一段时间内如此。尽管如此,持续的压力仍可能迫使当局调整政策或改变其汇率承诺。

金融危机表明,不能仅从贸易角度解读国际收支。当外部融资急剧收缩,迫使支出、资产出售、储备或债务安排迅速调整时,就会发生资本流入骤停。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凸显了短期外币借款和国内金融体系薄弱环节所带来的风险。当借款人的收入以本币计价、债务却以外币计价时,本币贬值会推高其债务的本币价值,并可能加剧财务困境。

不可能三角揭示了固定汇率、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与独立的货币政策三者之间的矛盾:一般而言,三者无法同时维持。国际收支融资压力使这一约束显现出来。在货币联盟内部,由于各成员没有各自独立的汇率,调整机制有所不同。要理解外部赤字如何获得融资以及如何得到纠正,跨境金融流动、共同的货币机构、国内价格和财政状况就成为关键因素。

统计编制、差异与难以处理的交易

国际收支统计综合了多个数据系统的信息,而非出自单一账簿。海关记录提供货物贸易信息;企业调查涵盖服务、直接投资和跨境收入;银行报表提供金融交易和头寸数据;政府账户记录官方转移和借款。证券数据、税收征管资料、旅行调查及国际交易对手方统计也可作为补充来源。统计编制人员在汇编账户之前,需要协调各来源在分类、居民身份、估值、记录时间和覆盖范围等方面的差异。

每种数据来源都有局限。海关数据记录的是货物实际进出境的情况,并不一定反映所有权的变更。银行支付报表可能记录了一笔结算,却未揭示其背后的经济交易,也可能遗漏通过离岸账户结算的交易。企业调查可能遗漏小型企业,或错误划分企业之间的关系。证券通过多层托管机构持有时,可能难以确定最终持有者的居民身份。数字服务、经由平台开展的商业活动以及家庭的跨境活动,也带来了额外的计量难题。

净误差与遗漏衡量的是独立编制的各组成部分之间未能调和的差额。持续存在的差额可能提示交易遗漏、记录时间差异或系统性报告问题,但并不能说明其成因。它并不是对非法资金外流或资本外逃的直接衡量。例如,一笔出口在某个季度入账,而相应的金融债权在下一季度才入账,即使不存在任何隐瞒的交易,也会产生统计差异。差额较小也不能保证统计准确,因为不同的误差可能相互抵消。

复杂的跨国企业结构所产生的影响尤为重大。跨国企业可以将知识产权、资金管理职能和特殊目的实体设在不同于其主要生产或用工所在地的经济体。特殊目的实体可能仅有少量雇员,却记录着规模巨大的对外资产和负债。所有权结构重组可能大幅改变统计中的投资头寸和收入流量。转让定价和知识产权所有权的配置,也会影响统计中利润、服务和投资收入的地域分布。

因此,统计人员越来越多地在总体数据之外,补充有关机构设立目的、最终投资经济体及过境资金的信息。全球价值链使数据解读更加复杂,因为出口总额中可能包含大量进口投入品。国际收支中的贸易统计衡量的是交易,而不是国外最终需求中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增加值贸易分析回答的是另一个问题,是对国际收支等对外账户的补充,而非替代。

因此,随着更全面的调查、年度财务报表和改进后的分类资料陆续可用,已公布的估计值也会相应修订。季度数据侧重及时性,后续的年度修订和基准修订则提高数据的完整性。解读数据时,需要关注修订政策、季节性调整、时间序列中的断点,以及所报告的金融流量究竟是总额、净额,还是经过估值调整的数值。

历史发展与国际协调

早期的对外账户分析源于围绕贸易、金银和国家财富的争论。重商主义学者往往强调商品贸易顺差和贵金属积累,不过,历史上的相关论述远比这一概括所呈现的更加多样。18世纪,大卫·休谟提出的价格—铸币流动理论解释了黄金流动与国内价格如何通过相互作用,限制贸易失衡长期持续。随着国际借贷、航运、保险和投资收入的扩展,单凭商品贸易已越来越难以充分描述一个经济体的对外经济关系。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际联盟推动了可供比较的国际收支统计的发展。大萧条前后的货币动荡和国际融资问题,使人们更加重视口径一致的对外账户。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统计标准化方面承担起核心职责。其第一版《国际收支手册》于1948年出版。此后的各版手册不断回应国际投资扩张、金融工具变化,以及加强与国民经济核算衔接的需要。

2009年出版的第六版明确将国际投资头寸纳入书名和核算框架,加强了流量与头寸之间的衔接,并进一步明确了居民身份、加工货物、金融工具和跨国企业活动的处理方法。第七版于2025年与更新后的国际国民经济核算框架一同发布。新标准的发布并不意味着所有经济体都会立即采用;实施新标准需要调整调查、报送系统、历史数据序列和机构工作程序。

国际协调十分重要,因为原则上,每一笔已记录的交易都应在另一个经济体的账户中有相应记录。除少量概念层面的复杂情况外,全球经常账户余额之和应为零,因为一个经济体的出口就是另一个经济体的进口,向境外应付的收入就是其他经济体应收的收入。实际上,由于覆盖范围、记录时间、估值和分类存在差异,全球汇总数据会出现统计差额。双边数据比较有助于发现不一致之处,但保密限制和报送系统差异使数据核对与协调更加复杂。

对外失衡也会通过其对需求、汇率、融资条件和金融稳定的影响,进入国际政策讨论。双边贸易逆差并不等于一个经济体的整体经常账户逆差:一国可以从某个贸易伙伴进口,同时从其他经济体获得收入或取得顺差。仅凭账户上的失衡,也不能断定存在某种特定的政策扭曲。因此,IMF的监督工作及相关国际评估会考察人口结构、财政状况、投资机会、对大宗商品的依赖程度、金融结构以及其他影响因素。

随着经济关系不断变化,统计工作面临的持续挑战是保持账户在国际上的可比性。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跨国所有权结构、新型金融工具,以及规模扩大、联系加深的跨境资产负债关系,都要求开展细致的统计计量,同时保留对居民身份、交易、收入、融资和估值的核心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