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M模型是宏观经济学中的一种分析框架,用于解释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均衡如何共同决定总产出和利率。其名称由IS与LM组合而成:前者通常解释为“投资—储蓄”,后者指“流动性偏好—货币供给”。在标准形式下,该模型描述的是短期内的封闭经济,其中价格水平固定,而生产可以随需求变化而调整。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于1936年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后,该模型成为阐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主要方式之一。它说明了为什么经济可能在低于充分就业的产出水平上达到均衡,以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影响支出、产出和融资条件。模型中两条相交的曲线还清楚地表明,政策效果取决于家庭行为、投资对利率的敏感程度、货币需求以及货币当局的操作机制。
IS–LM是一个简化的分析模型,而非对经济运行的完整描述。它有意限制了对价格、预期、银行业和国际交易的讨论。尽管如此,模型所揭示的机制对于理解需求管理、利率引起的挤出效应、流动性陷阱,以及从传统凯恩斯主义分析向当代货币模型的演变,仍然十分重要。
历史发展与思想背景
IS–LM 模型起源于围绕大萧条成因以及失业是否可能长期持续的争论。凯恩斯质疑这样一种观点:灵活变动的利率能够可靠地协调储蓄与投资,使经济实现充分就业。在他的分析中,计划支出可能不足以购买充分就业水平下的全部产出,而利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持有货币的偏好,并非仅由储蓄供给与投资资金需求决定。
约翰·希克斯在其1937年的论文《凯恩斯先生与“古典学派”:一种解释的尝试》中,提出了早期最广为人知的图形解释。希克斯用一条投资—储蓄曲线和一条最初标为 LL 的货币均衡曲线来表示均衡。他的表述将凯恩斯的部分论点转化为收入与利率之间的联立关系。在围绕《通论》的早期讨论中,詹姆斯·米德和罗伊·哈罗德等经济学家也提出了相关解释。因此,这一人们熟悉的框架,是经济学界为使凯恩斯的推理便于进行形式化分析而共同探索的产物,而不是凭借一张图就创立了一套全新的理论。
此后,阿尔文·汉森推动了这一模型在美国经济学教学与政策讨论中的普及。他的《货币理论与财政政策》于1949年出版,随后又于1953年出版了《凯恩斯学说指南》。汉森对模型的阐释及其被战后教科书采纳,促成了“希克斯—汉森模型”这一别称的流行。在战后的新古典综合体系中,IS–LM 用于解释短期需求的决定,而其他问题则仍采用较为传统的价格与资源配置分析。
这一模型与凯恩斯本人著作之间的关系,始终存在不同解读。它抓住了支出与流动性偏好之间的相互作用,但其标准的静态表述对根本不确定性、预期变化,以及短期与长期金融决策之间的区别关注有限。希克斯后来也强调,使用这种均衡框架存在诸多限制。这些限定十分重要,因为一种便于课堂教学的表述,未必能完整重现其思想来源著作的内容。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IS–LM 成为讨论稳定化政策与经济周期的通用分析语言。不同观点可以通过对曲线斜率、货币需求的稳定性,或投资对利率的敏感程度作出不同假设来表达。此后,预期理论、通货膨胀分析和货币政策操作方面的发展,削弱了它作为前沿研究模型的地位,但它在初级和中级宏观经济学中仍占有重要位置。
变量、核算与短期假设
标准模型以实际产出或收入 为横轴,以利率 为纵轴。产出通常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而价格水平 则用于将名义货币余额 换算为实际货币余额 。财政变量包括政府购买 和税收 。最简单的版本将这些政策变量、名义货币存量和价格水平视为外生给定。
对于封闭经济,支出恒等式为
其中, 为消费, 为投资。在国民经济核算中,这一恒等式在交易发生后总是成立,其中也计入了任何非意愿的存货积累。商品市场均衡则要求满足更强的条件:企业的产出等于计划支出。如果意愿购买量低于产量,未售出的商品就会积压,企业可能因此减少产出。如果意愿购买量超过产量,存货就会减少,企业可能因此扩大生产。IS曲线描述的正是不存在这种调整压力时的各种组合。
模型的一项核心假设是,企业可以改变产出,而不立即改变总体价格水平。这通常被理解为一种短期近似,其依据是存在闲置产能、工资黏性、价格黏性,或这些因素的某种组合。模型本身并不确定闲置产能的规模,也不包含一套完整的劳动力市场机制来决定就业、工资或潜在产出。因此,IS–LM模型中的均衡不一定是充分就业均衡,模型也不能说明需求引起的产出变化能够持续多久。
利率的度量尤其需要谨慎。投资决策主要取决于预期实际借款成本,而货币需求通常取决于持有货币所放弃的名义收益。两者之间的近似关系为
其中, 为预期实际利率, 表示通货膨胀预期。初级分析往往假定预期通货膨胀率为零或保持不变,从而可以用同一条利率轴兼顾这两种用途。如果预期发生变化,这种简化就可能产生误导:名义利率不变的同时,实际借款成本仍可能上升。
模型对金融部门的处理也高度简化。传统表述往往只区分货币和一种付息债券,忽略不同期限、借款人和金融工具之间的差异,也不单独考虑贷款利差、违约概率和银行资本约束。这些省略使模型易于分析,但也意味着,不能直接把模型中的单一利率理解为家庭、企业和政府所面临的所有利率。
IS曲线与支出决定
IS曲线表示计划支出等于产出时,产出与利率的各种组合。一种常见的设定是
其中,,。这里, 是自发消费, 是相对于可支配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 表示当前利率以外的投资决定因素, 则衡量投资对该利率的敏感程度。在预期通胀率固定的情况下,使用 而不另设实际利率,只是将一个常数项并入自发投资。
将上述关系代入商品市场均衡条件,可得
令 ,方程可写为
或等价地写为
负斜率反映了一种支出传导机制:利率上升会减少计划投资,直接降低产出,随后收入下降又会使消费减少。利率下降则产生相反的作用。即使最简单的方程将所有对利率的敏感性都归于投资,对利率敏感的住房和耐用消费品购买也可以纳入同一逻辑。
曲线的陡峭程度取决于行为参数。当纵轴表示利率时,其斜率为 。 越大,IS曲线越平坦,因为相对较小的利率变动就能引起较大的支出变化。在这一设定中,消费倾向越高,曲线也越平坦,因为最初的支出变化会引发一连串幅度更大的收入和消费变化。反之,如果投资对利率不敏感,就需要利率大幅变动,才能抵消给定的产出变化。
当基础支出关系不变、利率发生变化时,就会出现沿IS曲线的移动。当给定利率下的支出发生变化时,则会出现IS曲线的位移。政府购买增加、定额税减少、预期盈利能力改善或自发消费增强,都会使IS曲线向右移动。如果各收入水平下的意愿储蓄增加,而其他支出分项没有增加,IS曲线就会向左移动。在实行比例税的情况下,,每次收入增加都有一部分被征税,因此支出乘数变为 。这说明了自动稳定器如何抑制波动。
“投资—储蓄”这一名称也源于同一核算结构。将私人储蓄定义为 ,政府储蓄定义为 。商品市场均衡意味着
因此,在封闭经济中,包括政府储蓄在内的国内总储蓄等于投资。只有在政府预算平衡时,私人储蓄才等于投资。因此,IS并不意味着某个独立固定的家庭储蓄存量会机械地决定投资。
LM曲线与货币市场均衡
LM曲线描述了使实际货币余额的意愿持有量等于其供给量的产出与名义利率组合。其一般形式为
通常假定,货币需求随收入增加而上升,随利率上升而下降。收入增加会带来更多交易,从而提高对支付手段的需求。当货币本身不付息或利息很低时,其他资产的收益率上升会提高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从而降低货币余额的意愿持有量。在存在计息存款的现代经济中,更准确地说,相关的机会成本是货币类资产与其替代资产之间的收益率之差。
采用线性形式,可以明确展示这一机制:
其中, 衡量货币需求对收入的敏感程度, 衡量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货币市场均衡于是要求
在实际货币余额供给固定的情况下,曲线向右上方倾斜。随着产出增加,交易性货币需求上升。利率必须上升,促使人们充分减少货币持有量,以维持货币市场均衡。这是一种均衡关系,并不是说产出增加会机械地促使中央银行提高政策利率。
这一调整过程可以通过资产交易来说明。在某一收入和利率水平下,如果货币的意愿持有量超过现有数量,资产持有者就会试图出售债券以获取货币。但从整体来看,他们仅靠彼此交易现有资产,并不能增加货币余额总量。相反,债券价格会下跌,收益率会上升,直到货币余额的意愿持有量与供给量相符。货币持有量过多则会产生相反的压力。这一简化机制将货币市场与计息资产的定价联系起来。
在价格水平不变的情况下,货币供给增加会使LM曲线向下或向右移动:每一产出水平都对应着更低的均衡利率。在名义货币量不变的情况下,价格水平上升会减少实际货币余额,使LM曲线向上或向左移动。如果对流动性的偏好增强,使每一收入和利率水平下的货币余额意愿持有量都增加,也会产生类似的紧缩效应。
货币总量指标的选择至关重要。基础货币、银行准备金、通货和广义存款货币并不是可以互换的概念。商业银行通过放贷创造存款,准备金与存款之间并不存在机械固定的倍数关系。因此,传统LM曲线的构建假定,可以将某个相关的货币数量视为给定;它并未提供关于存款货币创造或中央银行政策实施的完整理论。如果中央银行转而固定短期利率,结算余额的供给通常就会相应调整,以维持该利率目标,此时就需要用不同的政策设定来使模型闭合。
联立均衡与比较静态分析
IS曲线与LM曲线的交点确定了同时满足两个均衡条件的组合 。任何一条曲线都不能单独决定经济的最终状态。仅有商品市场均衡条件,会存在多种可能的产出与利率组合;仅有货币市场均衡条件也是如此。两条曲线的交点体现了一种有限的联立一般均衡分析思路:一个总量市场中的决策会影响另一个市场的状况,但许多其他市场和价格仍未纳入模型。
对于线性方程组,将实际货币余额定义为 。两个方程为
求解可得
以及
在通常的参数约束下,分母为正,均衡唯一。这些方程表明,自主性支出增加会同时提高产出和利率,而实际货币余额增加则会提高产出并降低利率。
下面用一个数值例子说明这种联立调整。假设
且
这里, 以百分点计量,其他各量均采用相互一致的示例单位。IS方程变为
而LM方程变为
两条曲线交点处的数值约为 和 。将其代入两个方程,即可确认计划支出等于产出,意愿持有的货币余额等于给定的货币供给量。
现在将政府购买增加20。IS方程变为 ,而LM方程保持不变。新的均衡约为 和 。产出增加约28.6,因此政府购买乘数约为1.43。如果利率保持不变,简单支出乘数则为 ,产出将增加100。两者之间的差异反映了均衡利率上升所引起的投资减少。
这些计算属于比较静态分析:它们比较外部变化发生前后的均衡,却不能确定调整路径、达到新交点所需的时间,也不能说明过渡期间预期是否发生变化。要作出动态解释,还需要补充方程。例如,可以设定产出随超额需求而调整,利率随超额货币需求而调整。这样的过程能否收敛,取决于具体设定的调整规则和调整速度,而不只是取决于交点是否存在。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其相互作用
当扩张性财政政策使给定利率下的计划需求增加时,IS曲线就会向右移动。在基本模型中,政府购买的增加直接计入支出,而一次总付税的降低最初只通过家庭将新增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的那一部分来影响消费。在货币存量不变的情况下,产出增加会提高货币需求,进而推高均衡利率。融资成本上升随后会抑制对利率敏感的私人支出,部分抵消最初的刺激作用。这种抵消作用称为利率挤出效应。
在线性模型中,政府购买的财政乘数为
相应的一次总付税乘数为
这些表达式说明,这两个乘数都不是普遍适用的常数。投资对利率越敏感、收入对货币需求的影响越强,或者LM曲线越陡峭,货币方面的反馈对财政扩张的抵消作用就越大。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越大,产出增加所伴随的利率升幅就越小。
货币扩张则通过另一条作用链条发挥影响。实际货币余额增加会使LM曲线向下移动,降低初始产出水平下的利率。借贷成本下降会刺激计划投资及其他对利率敏感的支出,从而提高产出。在线性模型中,
这是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简化表述。实际的传导过程还可能涉及汇率、资产价格、预期以及银行信贷条件,而基本图示并未对这些因素分别建模。
因此,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至关重要。如果货币当局配合财政扩张,提供足够的货币以保持利率不变,传统的利率挤出渠道就不再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模型中的政府购买乘数会恢复为 。反之,如果中央银行为应对财政扩张而提高政策利率,财政扩张对产出的影响就会减弱。因此,同样的财政措施在不同的货币政策制度下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
该模型还可以区分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财政当局直接影响政府购买和税收,而货币当局可以选择控制货币数量或设定利率目标。一般而言,在缺乏协调的情况下,任何一种工具都无法同时独立地将产出和利率固定在各自的目标水平。此外,标准框架并不追踪政府公共债务的动态变化、未来的纳税义务,或主权借贷成本可能发生的变化。涉及债务可持续性或李嘉图等价的论证,需要对跨期预算和家庭预期作出额外假设。IS–LM模型揭示的是一种短期需求机制,而不是对财政融资的全面评估。
流动性陷阱、极限情形与通货紧缩
流动性陷阱是指增加货币余额对相关利率和支出几乎没有影响的状态。在传统分析中,当利率降至足够低的水平时,货币与短期债券成为高度可替代的资产,LM 曲线因而趋于水平。投资者愿意持有更多货币,而不是通过竞购债券使其收益率大幅下降。此时,货币扩张可能只会改变资产组合的构成,而无法显著降低借贷成本。
在线性模型中,随着 不断增大,模型可以在局部近似描述这一状态。货币对产出的影响为:
当 变得非常大时,这一影响趋近于零。与此同时,政府购买乘数趋近于 。财政扩张提高产出,却几乎不推高利率,因为货币需求能够吸收相应的交易需求变化,而无须收益率大幅调整。完全水平的 LM 曲线是一种理想化的极限情形,并不意味着货币需求在任何低利率水平下都必然呈现这种形态。
现代所说的有效利率下限与此密切相关,但二者并不相同。现金的存在限制了短期名义利率能够降至多低,不过,现金储存、保险及制度性成本使一些经济体得以实行小幅为负的政策利率。在严重衰退期间,名义利率下限可能使货币当局无法将实际利率降至足够低的水平。如果预期通胀率下降,即便名义利率保持不变,实际利率 也会上升,从而进一步削弱投资和消费。
相反的货币极限情形出现在货币需求对利率完全缺乏弹性时。当 时,货币市场均衡条件简化为:
因此,LM 曲线是垂直的。此时,财政扩张只会推高利率,而不会增加产出,因为在该模型中,对利率敏感的私人支出被完全挤出。另一种极限情形是投资对利率不敏感:如果 ,IS 曲线便是垂直的,常规货币扩张无法通过投资渠道提高产出。这些情形揭示了政策结论所依赖的假设,而不是说明某个经济体永远属于某一类别。
2007—2009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人们重新关注低利率环境与传导机制受阻的问题。然而,仅凭一条平坦的 LM 曲线,无法解释信贷损失、金融中介功能受损或贷款利差剧烈变化所起的作用。它也不意味着所有形式的货币政策都无效。量化宽松中的资产购买可以影响较长期限的收益率和风险溢价,而前瞻性指引可以影响对未来利率的预期。分析这些渠道需要引入更丰富的金融结构。
超出固定价格模型的范围后,物价下跌的影响也并非单向的。在名义货币量不变的情况下,通货紧缩会增加实际货币余额,使 LM 曲线向外移动。但与此同时,它也可能加重实际债务负担,削弱借款人的资产负债表,并通过物价进一步下跌的预期推高实际利率。这些影响可能抵消、甚至逆转实际余额机制的扩张作用。
开放经济扩展与汇率制度
最初的IS–LM模型是一个不涉及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封闭经济模型。开放经济版本在计划支出中加入了净出口:
其中, 表示实际汇率, 表示外国收入。国内收入增加时,进口随之上升,因此净出口通常会下降。实际贬值可以增加对本国产品的需求,但其效果取决于贸易对价格变化的反应程度、计价方式、生产网络以及合同调整的时点。
最著名的扩展是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由罗伯特·蒙代尔和马库斯·弗莱明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研究中发展而来。它将国内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与国际资本流动结合起来。在小型经济体、资本完全流动以及预期汇率固定这些尤其严格的假设下,国内利率与世界利率紧密挂钩。在更一般的情况下,预期汇率变动和风险溢价也会影响国内外收益率之间的关系。
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扩张通常会在最初压低国内利率。资本外流和投资组合调整会给本币带来贬值压力,而贬值可以增加净出口。在教科书所设定的资本完全流动情形下,汇率渠道会强化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相比之下,财政扩张会产生利率上行压力,吸引资本流入,并使本币升值。由此造成的净出口下降可能抵消最初的需求增长;在严格的极限情形下,财政扩张不会提高均衡产出。
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政策逻辑则有所不同。当金融市场压力可能推动汇率偏离盯住水平时,货币当局必须进行干预,以维持盯住汇率。吸引资本流入的财政扩张可能带来外汇储备积累和货币扩张,从而进一步推动产出增长。试图独立实施货币扩张则会产生贬值压力;为维持盯住汇率而进行的干预,会抵消此前的货币增量。这些结果体现了不可能三角: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和独立的货币政策无法同时实现。
上述结果依赖于严格的假设。资本管制、资产之间的不完全替代性、国家风险以及预期贬值幅度的变化,都会削弱这种简单的利率约束。外币债务可能使贬值产生紧缩效应,因为贬值会加重以本币衡量的债务负担。贸易差额的反应也可能较为缓慢,因为进口价格的变化先于进口数量的调整。
有时,模型还会增加一条表示外部均衡的曲线,形成IS–LM–BP图,其中BP指国际收支。这条曲线的斜率反映了贸易流动和资本流动对收入及利率变化的反应。不应将这一框架理解为国际收支核算有时会不平衡:按照核算定义,账户始终是平衡的。这里的外部均衡条件,指的是经常账户交易、资本流动和储备变动的一种特定组合,这种组合须与所假定的汇率安排相容。
价格、预期与当代模型设计
允许价格水平变动,就能将IS–LM模型与总需求—总供给框架衔接起来。在名义货币存量固定的情况下,价格水平上升会减少实际货币余额,使LM曲线向上移动,并降低均衡产出。对不同价格水平重复这一分析,便可描绘出一条向下倾斜的总需求曲线。随后,还需要引入总供给关系,才能共同确定产出和价格。这一扩展与原来的固定价格模型有所不同:在资源闲置时能够大幅提高产出的扩张,在接近生产能力上限时,可能主要带来价格上涨。
解释通货膨胀还需要考虑工资设定、价格设定与预期。战后模型常将需求分析与菲利普斯曲线结合起来,把通货膨胀与劳动力市场压力或产出缺口联系起来。这种结合可以用来考察需求扩张如何影响通货膨胀,但其结果取决于预期通胀率是否调整,以及潜在产出如何确定。仅凭传统的两条曲线图,无法解释持续通货膨胀、供给冲击或长期经济增长。
另一个变化涉及货币政策工具。当代中央银行通常通过调控短期名义利率来实施政策,而不是宣布广义货币总量的固定变动路径。在IS–MP框架中,传统的LM曲线被货币政策曲线取代。盯住利率会形成一条位于所选利率水平上的水平线,而对通货膨胀和产出作出反应的规则,则可能形成斜率不同的曲线。泰勒规则源于约翰·泰勒于1993年提出的表述,是系统性利率反应规则的一个著名例子。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存量会在货币政策操作框架的约束下,随货币需求和金融机构的行为进行内生调整。
预期的引入带来了更深层次的改变。一个简单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需求方程可以写为
其中, 为产出缺口, 表示以时点 的信息为条件形成的预期, 是一个与偏好有关的参数, 为自然实际利率。与静态IS曲线不同,这一关系将当前支出与预期的未来经济活动,以及实际政策利率与自然利率之间的差距联系起来。它与一个前瞻性的通胀方程及一条政策规则共同构成一个基本的货币模型。
理性预期理论的发展,以及罗伯特·卢卡斯于1976年提出的针对政策评估的卢卡斯批判,对采用假定在不同政策体制下保持不变的行为关系提出了挑战。当人们意识到政策规则已经改变时,消费、投资和工资设定行为也可能随之变化。因此,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从明确刻画的家庭和企业决策、跨期约束及预期中推导出许多关系。这类模型也引入了自身的简化假设,并非只是原有图形模型的更详细版本。
金融领域的异质性仍是另一个重要区别。由于市场感知的信用风险或中介机构的融资成本上升,中央银行政策利率下降的同时,企业贷款利率却可能上升。即便观测到的平均利率没有大幅变化,信贷可得性也可能收缩,尤其是在抵押品价值下降或银行资本状况恶化时。通过区分政策利率与借款利率、引入信贷约束,或追踪各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扩展模型便能刻画这些机制。在这些情境下,传统IS–LM曲线的交点最好被理解为一个受限的基准,以此识别引入更多市场、预期和制度安排所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