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学派,通过前瞻性决策、不完全竞争,以及阻碍价格或工资即时调整的摩擦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解释经济波动。其核心命题是,由于并非所有名义价格都会同时调整,支出的变化能够影响产出和就业。因此,即使家庭和企业有目的地作出决策,并且了解政策制度,货币政策仍能在短期内影响实际经济活动。
这一研究取向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当时经济学家试图用明确刻画个体行为和预期的模型来重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此后,它成为中央银行用于分析通货膨胀、经济波动和稳定化政策的模型的重要基础。其研究范围从价格调整和工资决定理论,延伸到大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其中也包括引入金融中介和异质性家庭的模型。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并不是一个单一模型,也不是一套统一的政策主张。早期研究着重探讨经济刚性的微观经济基础;后来的研究则将这些机制整合为定量模型。其结论取决于模型纳入了哪些不完善因素、预期如何形成,以及经济正处于常规波动、金融动荡,还是利率政策受到约束的状态。
思想渊源与历史发展
这一学派的思想起点,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关注的问题:经济为何会持续出现支出不足和就业不足,而不是迅速恢复到资源充分利用的状态?战后的凯恩斯主义分析往往通过总量关系来表述这一问题,包括IS–LM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线。这些框架影响深远,但其行为方程并不总是从家庭和企业明确的跨期选择中推导出来。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埃德蒙·菲尔普斯质疑了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存在可供长期利用的权衡关系这一观点。此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预期和市场出清行为置于宏观经济分析的核心。罗伯特·卢卡斯于1976年提出的卢卡斯批判指出,当政策规则改变时,估计得到的经济关系也可能发生变化,因为人们会相应调整自己的决策。因此,依据历史上稳定的相关关系所作的政策评估,在新的政策制度下未必可靠。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大体接受了明确的行为基础和理性预期的重要性,但不认同市场持续出清足以解释短期经济波动的结论。斯坦利·费希尔和约翰·泰勒关于交错名义合约的研究表明,当合约在不同时间订立时,即使是预期之中的货币扰动,也可能产生实际效应。吉列尔莫·卡尔沃于1983年提出的定价模型,为刻画交错价格调整提供了一种便于分析的方法。乔治·阿克洛夫和珍妮特·耶伦、N.格里高利·曼昆、奥利维耶·布兰查德、清泷信宏等人则研究了微小的调整成本、不完全竞争及相关的不完善因素如何产生显著的总量效应。
“新凯恩斯主义”这一名称最初涵盖的是一项广泛的研究纲领,而非一个标准化的定量分析框架。曼昆和戴维·罗默于1991年出版的两卷本《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汇集了有关名义刚性、市场结构、协调失灵和劳动力市场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日益将这些机制与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中发展起来的跨期最优化和随机建模技术相结合。
马文·古德弗伦德和罗伯特·金于1997年将这种融合称为新新古典综合。理查德·克拉里达、若尔迪·加利和马克·格特勒于1999年对货币政策的论述,以及迈克尔·伍德福德于2003年出版的《利息与价格》,推动了现代分析框架的确立。这一综合保留了一项重要区分:实际因素决定生产能力,而名义调整摩擦使需求和政策能够影响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利用的程度。
价格设定与名义刚性的基础
标准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最具代表性的摩擦是名义刚性:当经济状况发生变化时,某些价格或工资无法或不会立即调整。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忽视了获利机会。重新定价可能需要管理层投入精力、与客户沟通、修改合同或更新信息系统。企业也可能不愿先于竞争对手调整价格,尤其是在客户会比较价格或对频繁涨价抱有负面看法的情况下。
垄断竞争是一种常用的市场结构。在这种结构下,每家企业生产一种差异化产品,并面临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与完全竞争企业不同,它可以自行定价,通常在边际成本的基础上加成。如果价格暂时固定,需求增加就可能使扩大生产而非对客户实行配给成为有利可图的选择。这就在支出与产出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而这种联系在不存在摩擦、市场始终出清的模型中并不存在。
两种重要的定价机制在调整时机上有所不同。在卡尔沃定价机制下,每家企业在每一期获准重新设定价格的概率都是固定的。如果不调整价格的概率为 ,那么价格维持不变的预期持续时间就是 期。企业在当期重新定价时,不仅会考虑当前成本,还会考虑在价格可能保持不变的这段时期内,经济状况的预期变化。这种前瞻性决策能够推导出一个便于分析的总量通胀方程。随机出现的价格调整机会是一种建模手段,并非对每家企业定价程序的如实描述。
在菜单成本模型中,企业改变价格需要付出成本,因此会自行选择何时调整才值得。这使得价格调整具有状态依赖性:较大的冲击可能促使许多企业同时重新定价。胡利奥·罗滕贝格于1982年提出的模型提供了另一种方法,将价格调整成本设定为平滑函数。在稳定的零通胀均衡附近,卡尔沃模型与罗滕贝格模型可以得到十分相近的线性化总量方程,但二者的非线性推论及其解释未必一致。
重新定价给企业自身带来的成本即使很小,有时也可能产生很大的总量效应,因为企业不会将自身定价决策对整个经济需求的影响纳入考量。这是一种外部性,不过具体的放大效应取决于市场结构及其他假设。实际刚性,即使企业期望的相对价格或工资对经济活动反应较弱的特征,可以进一步强化名义黏性。其例子包括可变的期望加成、企业专用投入以及工资设定安排。名义刚性涉及以货币单位计量的调整;实际刚性则涉及相对价格或实际激励的调整。两者在分析上是不同的概念。
标准模型及其均衡方程
最简单的现代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包含进行最优化决策的家庭、差异化产品生产者、名义价格刚性以及货币当局。家庭在跨期框架下选择消费、储蓄和劳动供给。企业雇用生产要素,并在调整摩擦的约束下制定价格。这些选择必须在一般均衡中彼此相容。基准模型通常不考虑资本积累、财务困境、家庭之间的差异和政府支出,以单独考察货币传导机制。
在稳态附近,家庭的消费选择与商品市场均衡共同导出一个前瞻性需求方程:
其中, 为产出缺口,以弹性价格下的产出(即自然产出)为基准衡量; 为名义短期利率; 为下一期的通胀率; 表示以当前信息为条件的预期。参数 决定跨期替代的程度。自然利率 是与弹性价格下的资源配置相一致的实际利率。实际利率高于这一基准时,会促使家庭推迟支出,从而降低当前需求。
最优交错定价行为导出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
参数 为家庭的贴现因子, 刻画通胀对经济活动的反应程度, 则表示成本推动型冲击。从更根本的层面看,通胀取决于预期通胀和实际边际成本。要将边际成本表示为产出缺口的函数,需要对技术、偏好和劳动力市场结构作出假设。在采用线性生产技术和弹性工资的常见卡尔沃定价设定下,
其中, 为劳动供给弹性的倒数。其他生产安排和工资设定方式会改变这一表达式。
模型通过加入政策规则形成闭合系统,通常采用利率反应函数:
常数 和 分别表示稳态实际利率和通胀目标。各系数描述政策的反应程度,而 为货币政策冲击。实际用于估计的模型往往还包含利率平滑机制和其他变量。
这些方程是局部近似,而非普遍适用的行为定律。它们说明了预期为何重要:当前支出取决于对未来经济活动和实际利率的预期,而当前通胀取决于对未来通胀的预期。它们也区分了自然产出与社会有效率的产出。如果在价格具有弹性时,垄断加成或其他扭曲仍然存在,那么消除产出缺口并不一定能消除影响福利的低效率。
货币稳定政策、承诺与福利
新凯恩斯主义分析通过实际利率和预期来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当中央银行提高政策利率,而价格未能充分调整时,预期实际利率可能上升。家庭于是推迟部分消费,企业面临的需求减弱,通胀压力随之下降。经济的整体反应取决于预期的政策路径,而不仅仅取决于当期政策利率的变化。
一个重要推论是泰勒原则,它与约翰·泰勒于1993年提出的政策规则有关。在最简单的设定中,面对通胀的持续上升,名义利率的上调幅度必须超过通胀的上升幅度,才能使实际利率也随之上升。被动的政策反应可能使通胀和经济活动出现自我实现的波动。不过,均衡具有唯一性的确切条件取决于完整的政策规则、财政制度以及模型结构。系数约束 并不是一条可以脱离这些因素而普遍适用的定理。
政策目标可以从家庭福利中推导出来,而不必将其设定为对稳定性的任意偏好。在一个经过恰当界定的稳态附近,基本模型中的福利损失通常可近似表示为
通胀之所以带来成本,部分原因在于交错进行的价格调整会造成相对价格的离散。原本相似的企业收取不同价格,导致生产和劳动配置缺乏效率。产出波动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使经济活动偏离有效率的水平。权重 与结构参数有关;存在额外扭曲时,相关目标和损失函数也会变得更加复杂。
在一个限制条件较强的基准情形中,如果不存在成本推动型扰动,且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与自然状态下的资源配置一致,那么稳定通胀也就能稳定与福利相关的产出缺口。布兰查德和加利将这种一致性称为“神圣巧合”。当工资加成发生变化、实际工资存在刚性,或其他扭曲导致稳定目标之间产生冲突时,这种巧合通常不再成立。此时,供给扰动可能迫使政策制定者在更高的通胀与更大幅度的经济活动下滑之间作出取舍。
承诺与相机抉择之间的区别同样重要。对未来政策作出的可信承诺,可以影响当下的预期,并改善当前的经济表现。但逐期作出决策的政策制定者,之后可能更愿意放弃这一承诺。因此,承诺条件下的政策解往往具有历史依赖性:适当的政策部分取决于过去的扰动和先前作出的承诺。这些结论为讨论通货膨胀目标制、政策可信度和中央银行独立性提供了分析基础,但并不意味着仅靠制度安排就能保证实现最优结果。
财政政策与有效利率下限
财政政策的效果取决于公共支出和税收如何与名义刚性、家庭行为及货币政策相互作用。在代表性家庭模型中,政府购买增加会占用原本可用于私人消费或投资的资源。通过当前或未来的税收筹资,可能减少家庭财富并增加劳动供给。与此同时,当需求不足且价格存在黏性时,增加公共支出可以提高产出,而不只是挤占私人支出。
由此产生的财政乘数并非固定不变的结构性常数。它会随着支出的持续性与构成、税收的调整方式、经济开放程度以及中央银行的反应而变化。如果货币政策在财政扩张后大幅提高利率,私人需求就可能受到挤出。如果货币政策配合财政扩张,对产出的影响则可能更大。在比较乘数时,还必须区分衡量即时效应的当期乘数与跨数年计量的累积乘数。
名义利率的有效利率下限改变了这种相互作用。现金的存在及其他制度性特征限制了政策利率降至负值的幅度,但实际下限不一定等于零。如果自然实际利率降至足够低的负值,中央银行可能无法将名义利率降到足够低的水平。此时,预期的通货紧缩会推高实际利率,压低需求,并可能进一步加剧经济下行。这一机制将流动性陷阱的一种重要形式加以形式化。
当利率下限构成约束时,政府支出可以提高产出和通胀预期。在名义利率不变的情况下,更高的预期通胀会降低实际利率,从而也可能支持私人支出。在一些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这会使支出乘数大于一。这一结果有其适用条件:约束持续时间较短、未来税收发生变化、市场预期货币政策将更早收紧,或家庭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都可能显著改变乘数的大小。支出发生的时点与利率受约束时期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
前瞻性指引通过对未来利率作出承诺来发挥作用。标准模型可能预测,提前很久宣布的政策调整会产生大得不合情理的影响,这一结果被称为前瞻性指引之谜。有限的规划期限、不完全的可信度、不完全信息以及家庭异质性,都可以减弱这种效应。量化宽松若要产生超出其所传递的未来利率信号之外的影响,就需要资产之间的不完全替代性或中介机构受到约束等额外机制。在无摩擦的基准模型中,交换风险调整后收益相同的资产,未必会改变私人支出。
劳动力市场、工资与实际刚性
劳动力市场分析是早期新凯恩斯主义研究的核心,不过,最简单的现代模型通过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和家庭劳动供给来刻画就业。这种简化能够解释工作时数的变化,但本身无法解释非自愿失业、求职、职位空缺或劳动者之间持续存在的差异。因此,更复杂的模型会将工资决定过程与劳动者和岗位的匹配过程区分开来。
效率工资理论解释了企业为何可能自愿支付高于劳动力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较高的工资可以减少人员流失、改善招聘效果,或者在难以观察员工努力程度时抑制偷懒行为。卡尔·夏皮罗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于1984年提出的模型表明,失业有助于维持努力工作的激励:当另找一份工作很困难时,失去工作的代价就会很高。这一机制的基础是信息不对称和监督能力的局限,而非名义工资合约。因此,即使货币计价的价格可以灵活调整,它仍可能产生实际工资刚性。
名义工资黏性则提供了另一种机制。劳动者或工会可能只会隔一段时间重新设定工资,而企业则根据需求调整就业。克里斯托弗·埃尔塞格、戴尔·亨德森和安德鲁·莱文于2000年提出的框架,将交错工资设定与交错价格设定结合起来。在这类模型中,仅稳定商品价格通胀,通常无法同时有效地稳定工资离散程度和就业。货币政策需要应对多种扭曲,而适当的权衡取决于工资和价格调整的灵活程度。
搜寻与匹配模型赋予失业和职位空缺明确的作用。企业承担招聘成本,失业劳动者寻找工作,成功匹配则产生一份通过工资决定过程加以分配的剩余。招聘取决于预期未来利润,因此,需求扰动可能先使职位空缺减少,然后才充分体现为就业减少。将这些机制纳入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就能把货币扰动与岗位创造、岗位消失以及测得的劳动力市场紧张程度联系起来。工资调整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一次冲击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招聘带来的预期剩余。
劳动力市场制度可以改变这些反应。集体谈判、失业救济、合约期限和用工安排都会影响外部选择、工资调整与招聘激励。仅凭名义刚性,无法推断这些因素的影响。增强工资保险作用的机制,也可能改变就业对冲击的反应;而在总量数据中看似僵化的工资,则可能部分反映了就业人员构成的变化。
这些区别对于解读产出缺口十分重要。产出下降可能源于人均工作时数减少、就业人数减少、劳动参与率下降,或生产率降低。将这些调整途径合并处理的模型,可能产生相似的总产出变动,却意味着不同的福利成本和不同的政策反应。
金融中介与开放经济扩展
基本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通常用一种无风险债券来刻画储蓄和借贷。这种抽象处理使银行、借贷利差、违约以及金融中介资本都无法在模型中发挥实质作用。引入金融摩擦的模型则区分政策利率与家庭和企业面临的融资条件。因此,即使政策利率保持不变,信贷和支出也可能大幅收缩。
本·伯南克、马克·格特勒和西蒙·吉尔克里斯特提出的金融加速器机制,将借贷成本与借款人的财务状况联系起来。当借款人的净资产下降时,借贷双方之间的利益冲突会产生更严重的影响,外部融资溢价随之上升。投资疲弱会抑制经济活动,并可能进一步损害借款人的资产负债表。抵押品约束形成了一种相关的放大机制:资产价值下降会削弱借贷能力,进而可能迫使借款人削减支出或出售资产。
另一些模型则将约束置于金融中介本身。亏损会侵蚀金融中介的资本,限制其资产负债表扩张,并推高贷款利差。这类机制在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尤为受到重视。它们有助于解释信贷条件变化为何会产生仅包含政策利率的模型无法捕捉的影响。它们也为研究最后贷款人操作、资产购买和宏观审慎政策提供了框架,不过,各种工具的有效性取决于模型所刻画的具体摩擦。
开放经济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引入了国外需求、进口商品、国际资产市场和汇率。货币贬值可以提高出口竞争力,同时也会使进口消费品和生产投入品变得更加昂贵。其影响取决于计价货币以及汇率传递程度。企业若以买方货币固定出口价格,所引起的短期支出反应,就会不同于以本国货币固定价格的情形。
国际金融安排同样重要。完全的跨国风险分担、不完全的资产市场、外币债务和借贷约束,会使汇率、消费与对外收支之间呈现不同的关系。吉列尔莫·卡尔沃的研究,以及莫里斯·奥布斯特费尔德和肯尼斯·罗格夫的研究,为具有名义刚性的开放经济分析提供了重要基础;后续研究则进一步构建了适用于小型开放经济体和货币联盟的政策模型。
在货币联盟内,各成员经济体采用共同的名义政策利率,但其自然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可能不同。因此,它们的实际利率可能朝着加剧经济不稳定的方向分化。各国特有的财政状况、工资调整以及跨境风险分担因而变得尤为重要。这些扩展表明,从只有一个代表性借款人的封闭经济模型中得出的结论,未必能原封不动地适用于融入国际体系的经济体。
实证证据与量化应用
实证评估在多个层面展开:个体价格与工资、总量层面的通胀关系、对已识别政策冲击的反应,以及完整结构模型的表现。这些不同形式的证据回答的是不同问题。观察到价格调整不频繁,可以支持名义刚性的存在,但仅凭这一点,并不能确定货币扰动会使产出变化多少。
微观价格数据显示,不同产品和部门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马克·比尔斯和彼得·克莱诺在2004年对美国消费价格的研究发现,价格调整的频率高于此前一些宏观经济模型校准所作的假设。中村惠美和约恩·斯坦松在2008年的研究表明,将常规价格变动与临时促销及商品替换区分开来十分重要。临时折扣对总量调整的影响,可能不同于常规价格的持久性调整。无论是单一的平均价格持续时间,还是单一的调整机制,都无法很好地刻画所有部门。
估计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还面临其他困难。未来通胀预期无法直接观测,而边际成本和自然产出基准则必须通过测量或推断获得。研究中采用过调查、预测模型、劳动收入份额以及统计方法估算的产出缺口,但这些方法各有局限。加利和格特勒在1999年的研究采用了一种混合设定,将前瞻性定价与后顾性成分相结合。这类模型能够拟合通胀的持续性,但如何解释结果,取决于这种持续性究竟来自指数化调整、预期、冲击,还是测量误差。
中等规模结构模型加入了匹配宏观总量动态所需的特征,通常包括消费习惯持续性、投资调整成本、可变的资本利用率、工资黏性以及具有持续性的扰动。劳伦斯·克里斯蒂亚诺、马丁·艾肯鲍姆和查尔斯·埃文斯在2005年的模型中考察了经济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弗兰克·斯梅茨和拉斐尔·沃特斯于2003年建立的欧元区模型,以及2007年建立的美国模型,推动了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体系的贝叶斯估计在政策分析中的应用。
贝叶斯估计将观测数据的似然与参数的先验分布相结合。它允许对结构特征和不可观测冲击进行联合估计,但拟合良好并不保证每一种机制都得到了正确识别。刚性程度、冲击持续性和预期形成方式的不同组合,可能产生相似的宏观总量变动。因此,模型主要估计数据集以外的证据,也有助于识别。
因此,中央银行会将模型与预测、部门信息及其他实证方法结合使用。结构模型能够明确呈现假设,并支持反事实分析;简约式证据则可以在不接受整个模型体系的前提下,检验特定预测。评估时还会区分有条件的政策情景与无条件预测:在其中一项任务上取得成功,并不自动意味着在另一项任务上也能成功。
家庭异质性与其他预期形成方式
代表性家庭假设忽略了家庭在财富、收入风险、借贷约束和支出行为上的差异。然而,面对收入损失,持有大量流动资产的家庭与不得不立即削减消费的家庭,其反应可能截然不同。这些差异是异质性主体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的核心,此类模型通常简称为 HANK 模型。这一框架将家庭无法充分分担风险的状况与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中的名义刚性结合起来。
格雷格·卡普兰、本杰明·莫尔和乔瓦尼·维奥兰特于2018年发表的货币政策分析,提出了一套颇具影响力的定量模型。他们的模型区分了可以随时用于支出的流动资产,以及调整成本较高的非流动资产。一个家庭可能拥有可观的住房或退休资产,却几乎没有可随时用于支出的财富。因此,仅凭测得的净资产,无法判断家庭对可支配收入变化的敏感程度。
异质性改变了政策的传导方式。降息会影响跨期替代,但也会改变就业收入、企业利润、利息收入、债务偿付额和资产估值。通过劳动收入产生的间接效应,可能比鼓励家庭在不同时期之间调整消费的直接效应更为重要。总体反应取决于哪些家庭获得了额外收入,以及这些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因此,再分配是传导机制的一部分,而不只是稳定政策带来的另一项后果。
预期是另一个研究活跃的领域。理性预期要求人们的主观判断与模型的概率结构相一致,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够确定未来会发生什么冲击。尽管如此,传统模型在具体运用这一假设时,往往假定经济主体对经济运行有相当充分的了解,并对政策有共同的理解。相比之下,不完全信息模型允许家庭或企业观察带有噪声的信号、低频更新信息,或对经济状况持有不同看法。
N.格雷戈里·曼昆和里卡多·赖斯于2002年提出的黏性信息模型,强调的是信息更新不频繁,而非调整价格的机会不频繁。其他方法则引入学习、注意力有限、规划期限有限,或各种形式的有限理性。这些修正可能改变通货膨胀的持续性,并削弱关于遥远未来的政策公告所产生的影响。对这些方法的实证检验,利用了家庭和企业调查、预期修正,以及受访者对研究者所提供信息的反应。
异质性也使福利分析变得更加复杂。一项改善总体经济稳定性指标的政策,可能对借款人、储蓄者、劳动者和资产持有者产生不同影响。因此,评估政策时需要明确设定社会福利权重和保险安排。HANK 模型保留了名义刚性这一新凯恩斯主义的典型机制,同时拓展了总量政策发挥作用所依赖的收入与财富分配渠道以及资产负债表渠道。
批评、适用边界与未决问题
一项主要批评涉及对名义刚性的实证解释。卡尔沃定价便于分析,但它假定企业获得价格调整机会的概率与自身经济状况无关。状态依赖型定价模型允许较大的冲击触发迅速调整,从而可能改变货币非中性的程度。策略互补性、生产网络以及调整成本的异质性,可以使总体层面的持续性重新增强,但由此得到的预测必须用细致的价格数据来检验,而不能仅为重现总体经济表现而强行设定。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处理扰动。估计模型往往需要引入多个持续性冲击,分别作用于偏好、加成率、投资效率、技术和政策。这些冲击可以概括模型遗漏的影响因素,改善拟合效果,但其结构性解释并不总是唯一的。例如,“加成率冲击”可能吸收竞争、税收、生产成本的变化,或模型其他部分的缺陷。将经济波动分解为各种具名冲击,只有在这些冲击能通过可信的约束条件或独立证据得到识别时,才具有相应的信息价值。
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无金融摩擦模型的局限,但并不构成对所有新凯恩斯主义机制的一次统一检验。危机前已有模型纳入信贷摩擦,但许多实际用于预测的模型只赋予其有限的作用。此后的挑战是,如何将金融困境、违约、偶尔起约束作用的限制条件和非线性动态纳入模型,同时避免模型变得难以处理或出现弱识别问题。围绕稳定稳态进行的线性近似,尤其不适合刻画某些危机机制。
新冠疫情冲击后的通货膨胀,使部门性瓶颈、财政转移支付、需求结构变化,以及供给约束与总支出的相互作用再次受到关注。单一的总量菲利普斯曲线无法充分描述能源、商品、住房和服务之间相对价格的变化。多部门模型研究投入关联和不均衡的产能约束如何传导这些扰动。这类模型还区分一次性的相对价格调整与持续的普遍通胀过程,同时允许两者通过工资和预期相互影响。
其他分歧涉及这一框架的涵盖范围。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批评它经常依赖均衡最优化分析,以及它对货币和根本不确定性的处理方式。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更强调实际冲击,并对某些假定的调整摩擦提出质疑。在新凯恩斯主义研究内部,围绕预期形成、经济闲置程度的衡量、趋势通胀,以及货币与财政制度如何共同决定价格水平,仍然存在分歧。
这些争论针对的是具体机制和实证主张,而非某个得到普遍认可的单一模型。当前研究正在检验价格调整如何随通胀体制变化、家庭分布特征如何改变政策传导,以及金融网络和生产网络如何传播冲击。每一项扩展都会改变哪些观测结果能够用来区分有关经济波动的相互竞争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