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是一种构建经济体量化模型的框架,用于描述家庭、企业和公共机构在不确定性下随时间推移而展开的互动。这类模型将行为方程、技术与制度约束,以及确保各市场相互一致的条件结合起来。它们广泛应用于宏观经济学,用于研究经济波动、解读宏观总量数据,以及比较不同政策安排的影响。
这一名称的每个部分都指明了一项核心特征。动态意味着当前决策取决于过去形成的状态和对未来状况的预期。随机意味着经济会受到不确定扰动的影响。一般均衡意味着不同市场中的决策是共同决定的,而不是孤立分析的。例如,借贷成本的变化可能同时影响消费、投资、工资、价格、政府收入和国际交易。
DSGE 指的是一类模型,而非单一的经济行为理论。早期模型着重于技术和竞争性市场;后来的模型则纳入了价格黏性、金融约束、失业、家庭异质性,以及偏离完全信息假设的预期形成方式。这类模型的独特追求,是在保持整个经济体系内部一致性的同时,将宏观总量结果与明确的决策问题联系起来。
思想渊源与历史发展
DSGE建模的理论基础融合了一般均衡理论、跨期选择、随机过程以及对经济周期的定量分析。早期均衡理论阐明了价格如何协调各个市场中的决策。增长理论则为资本积累和长期生产提供了分析框架,其中尤以索洛—斯旺模型以及弗兰克·拉姆齐、戴维·卡斯和特亚林·库普曼斯等人提出的最优增长模型为代表。现代DSGE分析将这些要素整合到持续受到不确定事件冲击的经济体系中。
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影响来自罗伯特·卢卡斯于1976年提出的卢卡斯批判。卢卡斯指出,在某一政策制度下估计出的统计关系,在政策规则改变后未必仍然稳定,因为家庭和企业会调整自身的决策与预期。例如,不能想当然地把通货膨胀与产出之间的历史关系视为政策制定者可以任意选择的政策组合。DSGE模型通过分别设定偏好、技术、约束条件和政策规则来应对这一问题。这样做旨在区分深层行为参数与依赖于政策环境的均衡关系,不过,这些被认为更深层的参数是否稳定,仍是一个有待实证检验的问题。
另一个理论基础是理性预期。这一概念由约翰·穆斯于1961年提出,并在20世纪70年代被引入宏观经济学。在这一假设下,经济主体的预测与模型的概率规律及可用信息相一致。这并不意味着主体具有完全预见能力:未预料到的扰动仍会造成预测误差。它所约束的是,个体决策中所假定的预期与这些决策共同形成的经济运行结果之间,不能存在系统性的不一致。
芬恩·基德兰德与爱德华·普雷斯科特于1982年发表的论文《建设时滞与总量波动》,成为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里程碑。他们的模型考察了技术扰动、跨期替代和资本积累如何在竞争性经济中引发波动。其定量研究策略强调依据长期数据和微观经济研究来选定参数,再将模拟得到的经济周期统计量与实际观测值进行比较。这项研究奠定了此后DSGE研究所采用的计算框架的主要基础。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将不完全竞争和名义刚性纳入了类似的最优化框架。胡利奥·罗滕贝格与迈克尔·伍德福德在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以及随后劳伦斯·克里斯蒂亚诺、马丁·艾肯鲍姆和查尔斯·埃文斯,以及弗兰克·斯梅茨和拉斐尔·沃特斯等人建立并估计的中等规模模型,推动了这一方法在货币经济研究中的确立。斯梅茨与沃特斯分别于2003年和2007年发表了颇具影响力的欧元区模型和美国模型。此后,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推动了对银行业、金融放大机制、家庭资产负债表以及非线性经济衰退的研究。
基准经济的结构
基本的 DSGE 模型从家庭对消费、劳动和储蓄的选择出发。代表性家庭可能以最大化预期终身效用为目标:
其中, 表示消费, 表示工作时数, 为贴现因子, 为偏好参数。当 时,消费项按 处理。这一效用函数刻画了消费与闲暇之间的权衡;其他设定则会引入习惯形成、耐用品,或将风险厌恶与跨期替代区分开来的偏好。
在一个存在资本但没有政府的封闭经济中,简化的家庭预算约束为
这里, 为投资, 为实际工资, 为资本租赁回报率, 为分配给家庭的利润, 为折旧率。当期可用的资本源自此前的投资。因此,家庭不能将当期消费与未来消费视为彼此独立的决策。适当的偿付能力条件和横截条件排除了无限期依赖未清偿债务的融资方案。
一个核心的最优性条件是消费欧拉方程。若 为在 时点已知的实际总回报率, 表示消费的边际效用,则有
该方程表明,放弃当期一单位消费所付出的效用成本,等于将其用于投资后获得的预期贴现效用收益。当回报存在风险时,回报与未来边际效用之间的相互关系至关重要:即使一种资产的平均收益相对较低,只要它在不利状态下的收益特别高,也可能具有较高价值。另一个期内最优性条件则将劳动供给与实际工资联系起来。
企业通过生产函数将资本和劳动结合起来,常见形式为
这是一种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变量 代表全要素生产率。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要素价格等于其边际产出。企业拥有市场势力时,定价则取决于边际成本之上的加成。投资调整成本、可变的资本利用率以及部门专用投入,都可能改变生产端的设定。
均衡要求个体决策彼此相容。在最简单的封闭经济中,商品市场的均衡条件为 ;若存在政府购买,则变为 。劳动供给量必须等于劳动雇用量,资产头寸也必须满足各类资产的总供给约束。因此,均衡是一组决策规则、价格、资源配置和概率规律,而不只是一个价格向量。代表性家庭是一种使模型便于分析的处理方式,并不意味着现实中的家庭具有相同的收入或处境。
名义刚性与货币政策传导
价格完全灵活的竞争模型在解释名义政策利率变动为何会影响实际经济活动方面,能力有限。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引入了垄断竞争以及价格或工资调整的约束。企业生产差异化产品,并拥有一定的市场势力,但并非总能立即重新定价。因此,在所有名义价格完成调整之前,支出变化就可能改变产出和就业。
一种广泛使用的设定是卡尔沃定价,其名称源于吉列尔莫·卡尔沃于1983年提出的研究成果。在每一期,企业都有固定概率 可以重新定价,且这一概率与距上次调价的时间无关。价格保持不变的平均持续时间为 期。因此,在季度模型中, 意味着价格保持不变的预期持续时间为四个季度。重新定价的企业会考虑未来的预期需求和成本,因为其设定的价格可能在若干期内持续有效。另一种与罗滕伯格相关的设定则不强调调价机会稀少,而是假定价格调整需要付出成本。
在零通胀稳态附近,模型的一个基本版本可推导出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
其中, 为通货膨胀率, 为产出缺口, 衡量通胀对经济闲置程度的敏感度, 为成本推动型扰动。理论上的直接关系通常存在于通胀与实际边际成本之间;要用产出缺口来表达这一关系,还需要额外的假设。这里的缺口通常指实际产出相对于模型所界定的灵活价格配置下产出的差距,而不能直接理解为相对于统计趋势的产出偏离。
家庭的支出决策可推导出一个前瞻性的需求方程:
其中, 为名义政策利率, 为与灵活价格配置相一致的自然实际利率。预期实际利率相对于自然利率越高,就越会促使家庭推迟支出。因此,在这一模型中,对未来政策的预期十分重要,而非只有当前利率决定需求。
一条简单的货币政策规则使这一系统完整:
其中各变量均以相对于其稳态值的偏离来衡量。这是泰勒规则的平滑版本,该规则得名于约翰·泰勒1993年提出的形式。在标准设定下,对通胀作出足够强的政策反应,有助于形成唯一的稳定均衡,不过具体条件取决于完整模型及财政安排。为再现数据中观察到的滞后反应,模型通常还会加入工资黏性、消费习惯和投资调整成本。这些扩展使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比三方程基准模型更为丰富。
不确定性、均衡计算与动态响应
DSGE模型的随机部分规定了会出现哪些扰动,以及这些扰动如何演变。一种常见的生产率过程是
其中,,而 是条件均值为零的新息。其他过程则用来刻画政府支出、投资效率、偏好、加成率、国外需求或货币政策。对扰动的经济含义的解释,必须以它所进入的方程为依据。定价方程中一个未得到解释的残差,本身并不能直接证明某种特定的制度变化。
模型区分了前定状态变量与前瞻性选择。已安装的资本和未偿债务是典型的状态变量;消费和资产价格则可以在新信息到来时调整。均衡决策规则将当前状态和新信息映射为当期选择及下一期的状态。这种递归表示使研究者能够模拟经济运行数千期,或计算某一特定事件如何随时间推移而传导。
大多数中等规模模型都采用近似方法求解。研究者首先计算确定性稳态,或将增长中的经济转换为围绕平衡增长路径的平稳变量,然后对均衡条件作局部近似。一阶线性化通常以相对于稳态的百分比偏离来表示,将非线性系统转化为易于求解的线性理性预期问题。奥利维耶·布兰查德和查尔斯·卡恩在1980年的分析中,将不稳定根与前瞻性变量的数量联系起来,提出了判定此类系统解的存在性和唯一性的重要条件。
一阶近似有一个重要局限:在标准假设下,它具有确定性等价性质。尽管实际发生的冲击会引起波动,条件均值决策规则却无法反映冲击方差对行为的影响。二阶及更高阶方法能够刻画预防性储蓄、经风险调整的平均结果,以及某些风险溢价效应。投影法在更广的状态空间内近似决策规则,而不只是在某一点附近进行近似。对于借贷约束或利率下限有时会生效的模型,可能需要采用分段线性算法或其他非线性算法。
冲激响应函数描述模型变量如何对某一给定的新息作出响应。其解释取决于冲击的大小、持续性、所含信息,以及对未来政策反应的假设。一次性的货币政策收紧,不同于利率将在未来数年维持较高水平的消息。在非线性模型中,响应还可能取决于初始条件和冲击方向。预测误差方差分解将特定预测期内的波动归因于模型中的各类冲击;历史分解则在给定估计模型及冲击设定的条件下,重构过去的变动。这些计算呈现的是模型内部对数据的解释,而非经过独立验证的因果历程。
校准、估计与实证识别
DSGE模型通过校准、统计估计或两者结合的方式与实证证据相联系。校准利用外部证据或选定的实证目标来设定参数。例如,可以选择一个季度贴现因子,使其隐含的平均实际收益率处于合理水平;折旧率的设定则可以参考投资和资本存量数据。在一个采用对数效用、实际总回报率恒定的简单经济体中,意味着季度收益率接近,即约为1%,按复利计算的年收益率约为4.1%。经济增长、风险、税收以及不同的偏好设定都会改变这一计算结果。
校准在早期实际经济周期研究中尤为突出。研究者利用各种统计矩来评估模型,例如消费相对于产出的波动程度、劳动工时的周期性,以及投资、生产率和产出之间的相关性。这些比较仍有价值,但匹配少数统计矩并不能证明,所提出的机制是唯一得到证据支持的机制。不同机制可能产生相似的宏观统计特征,而能够匹配无条件波动特征的模型,也可能无法再现经济对某一特定扰动的响应。
基于似然的估计通过状态空间表示,将模型与观测到的时间序列联系起来。线性化后的解可以写为
其中,包含潜在状态,包含观测变量,表示测量误差。卡尔曼滤波器在线性高斯情形下计算似然,同时更新对不可观测状态的估计。非线性或非高斯模型可能需要采用其他滤波方法。测量方程的设定十分重要:模型中的人均劳动工时变量不能与就业总人数互换,模型中的消费也未必与公布的支出数据中的每一个组成部分相对应。
贝叶斯推断将这一似然与参数的先验分布相结合。由于DSGE模型的似然函数可能十分复杂,参数空间也可能很大,因此后验模拟得到了广泛应用。先验分布可以纳入微观经济证据,或排除不合理的参数区域;但当宏观数据对某个参数提供的信息很少时,后验结论可能对先验分布较为敏感。后验可信区间描述的是在给定模型、先验分布和数据处理方式条件下的不确定性。
识别所关注的是,不同的参数值或机制是否意味着可以区分的观测结果。价格黏性、工资黏性、习惯形成和调整成本可能产生相互重叠的模式,使各自贡献难以得到精确估计。随机奇异性是另一个问题:如果模型中的独立新息过少,就可能意味着观测序列之间存在某些精确关系,而实际数据却不满足这些关系。加入具有经济学依据的额外扰动、引入测量误差,或减少观测变量,都可以应对这一问题,但每种做法都会改变模型的解释。因此,实证评估还包括样本外预测、敏感性分析、与限制较少的统计模型进行比较,以及对照家庭或企业层面的证据进行检验。
政策分析与机构应用
DSGE模型尤其适合回答条件性问题:如果发生某种特定冲击、政策规则发生变化,或者已宣布的措施只是临时措施而非永久措施,通胀和产出将如何演变?由于家庭和企业会对预期的未来状况作出反应,政策实验必须同时明确当下的干预措施及其预期的后续安排。一次事先未被预料到、仅持续一个季度的税收调整,与提前数年宣布的永久性改革并不等同。
在货币政策分析中,模型用于比较利率规则、通胀目标、沟通策略以及稳定经济时的权衡。前瞻性指引通过影响预期的未来实际利率,进而影响当期支出。一些代表性主体模型表明,对遥远未来利率作出的承诺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这一结果通常被称为“前瞻性指引之谜”。有关有限规划期、未来政策不确定性、信息不完全以及家庭借贷约束的研究,探讨了为何这些影响可能较小,或通过不同方式传导。
对于财政政策而言,政府的跨期预算约束至关重要。增加政府购买最终必须伴随税收增加、其他领域支出减少、债务调整,或其他符合模型设定的融资方式。因此,财政乘数并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参数:它会随政策工具、融资方式、货币政策反应、经济中的闲置程度以及家庭获得信贷的能力而变化。李嘉图等价可能在严格的条件下成立,包括家庭具有足够强的前瞻性,以及税收安排适当。借贷约束、有限寿命、扭曲性税收和再分配都可能使这一结果无法成立。
福利分析依据模型所体现的偏好来评估政策。在某些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环境中,二阶近似可以推导出一个损失函数,其中包含通胀波动以及产出相对于某一适当基准的偏离。但各项权重,乃至应当关注哪些稳定目标,都取决于模型中的扭曲与假设。相对于价格灵活条件下产出水平的产出缺口,并不一定等于相对于社会有效配置的产出缺口。当家庭之间存在差异时,福利比较还取决于谁获得收入、谁缴纳税款,以及谁承担通胀和就业风险,从而将政策评估与福利经济学联系起来。
各国中央银行和国际机构已开发出DSGE模型,并将其纳入更广泛的分析体系。例如,欧洲中央银行的新欧元区整体模型、英格兰银行的COMPASS框架,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球一体化货币与财政模型。机构采用DSGE模型,并不意味着其完全依赖这类模型的预测:它们通常会将此类模型与时间序列工具、部门分析、调查信息和专家判断结合使用。这类模型的独特作用在于系统组织各项假设,构建内部一致的情景,同时揭示结果如何依赖于行为方程和政策安排。
金融摩擦、异质性主体与国际联系
金融领域的扩展偏离了无摩擦的基准设定;在这一基准设定中,融资安排对实际资源配置几乎没有独立影响。在存在信息不对称、合约执行不充分或监督成本高昂等情形时,借款人可能需要支付外部融资溢价,其高低取决于自身的净值。在本·伯南克、马克·格特勒和西蒙·吉尔克里斯特提出的金融加速器机制中,负向冲击会降低借款人的净值、推高融资成本、压低投资,并进一步削弱资产负债表状况。他们对这一机制具有重要影响的定量研究发表于1999年。
抵押约束提供了一条相关但不同的传导渠道。在清泷信宏和约翰·穆尔于1997年提出的信贷周期模型中,资产既可作为生产投入,也可充当抵押品。资产价格下跌会收紧借款限额,迫使借款人削减支出或出售资产,从而可能导致价格进一步下跌。纳入银行的DSGE模型还会区分存款融资、银行净值、贷款定价和资本要求。这些区分对于研究宏观审慎政策十分重要,不过,模型必须明确刻画相关制度与机构,才能将其结果解读为有关这些制度与机构的证据。
家庭异质性既会改变宏观经济的动态变化,也会改变分配分析。在代表性主体模型中,所有家庭的消费和储蓄决策都由一个家庭概括。在异质性主体模型中,家庭在劳动收入、财富、就业状态或资产获取渠道等方面存在差异。他们可能面临无法通过保险化解的收入风险和借款限制,并在条件允许时积累预防性储蓄。佩尔·克鲁塞尔和安东尼·史密斯于1998年的研究,展示了如何对既存在总量不确定性、又存在个体财富分布差异的经济体进行计算。
异质性主体新凯恩斯主义模型通常简称为HANK,将这些家庭分布与名义刚性结合起来。在这类模型中,货币政策不仅通过跨期替代影响消费,还通过就业收入、利息收支以及资产价值变动发挥作用。流动性财富较少的家庭,即使持有非流动性资产,也可能对暂时性的收入增加作出强烈反应。因此,边际消费倾向的分布成为传导机制的核心。这一分布本身也会随时间演变,并构成宏观状态的一部分,从而大幅增加计算需求。
开放经济DSGE模型加入了进口消费品与投入品、国外资产、国际风险分担以及汇率决定机制。政策效果取决于企业以何种货币定价、汇率传递程度以及外部融资的可得性。在货币联盟中,成员经济体实行共同的货币政策,但仍可能保有不同的财政体系、金融状况和生产结构。多部门模型引入投入产出联系和部门特定的定价机制;面向气候问题的模型则可将排放、能源使用与投资联系起来。在每一种扩展中,相关机制都源于新增的约束和市场结构,而非仅仅源于DSGE这一标签。
解读、局限与持续研究
DSGE建模能够保证核算的一致性,并明确呈现假设与结果之间的对应关系,但这些特点并不能保证模型提供的解释符合经验事实。最优化可能建立在不切实际的信息或决策假设之上;只有在模型明确刻画了相关机制的情况下,市场出清方程才能与失业或配给现象并存。一个在形式上自洽的模型,仍可能遗漏对所研究问题最为重要的制度或行为。
预期是争论的主要领域之一。理性预期提供了一个具有严格约束的均衡基准,但现实中的家庭和企业可能面临信息不完全、意见分歧、注意力有限,或对经济结构认识不足等问题。纳入有限理性、适应性学习、含噪声信号或基于调查的预期的模型,旨在研究这些偏离理性预期的情形。这些替代设定也需要各自的约束:如果以不受约束的预测行为取代理性预期,整个框架就可能难以识别或评估。调查证据有助于区分人们对通胀、收入和政策的看法与拟合模型所隐含的预期。
总量冲击的识别是另一个长期存在的局限。例如,模型可能将经济收缩归因于“风险溢价冲击”,却没有解释这一扰动背后的制度性事件。高度灵活的冲击过程可以改善拟合效果,却也可能削弱底层机制的解释作用。外部工具变量、自然实验、行政记录数据和微观经济估计可以提供额外约束,但将估计结果从一个人群或政策环境移用于另一个人群或政策环境时,需要谨慎。历史分解尤其容易受到模型所允许的扰动集合的影响。
重大扰动暴露了局部近似和体制稳定假设的局限。金融危机可能涉及违约、资产贱卖、机构倒闭以及具有约束力的融资限制;突如其来的停摆则可能给生产和接触密集型消费施加物理限制。围绕常态条件进行线性化并估计的模型,未必能够充分刻画这些状态。非线性方法、显式违约机制、细化的部门划分和体制转换设定可以弥补特定缺陷,但也会带来额外的计算与识别难题。提高复杂程度并不一定能提升预测准确性,也不一定能让相互竞争的机制更容易区分。
因此,模型评估取决于模型的用途。小型模型可以阐明某一理论传导渠道,而规模更大的估计模型则可能用于预测或机构的情景分析。得出政策结论时,需要关注参数不确定性、未来冲击的不确定性,以及模型结构的不确定性。比较不同的模型设定,可以揭示哪些结果依赖于某种特定摩擦或预期假设。持续开展的研究将总量模型与家庭和企业数据相结合,为异质性主体经济开发更快速的求解方法,并探究在远离稳态时,预期、生产网络和金融约束如何相互作用。